2.2　城市更新与城市更新决策相关研究综述

在现有中英文文献中，城市更新与城市更新决策相关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英文文献与中文文献体现的历史时期、研究背景、研究内容与研究热点等有较大的差异。为了便于梳理清楚，本节对英文文献与中文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进行阐述。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掘文献的内部结构与相关主题之间的关系，作者使用了文献研究工具软件Citespace III。

2.2.1　英文文献综述

（1）相关英文文献概况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以“Urban Renewal”“Urban Regeneration”“Urban Redevelopment”“Urban Rehabilitation”“Urban Revitalization”等词作为关键词和主题词，在多个英文文献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搜索出1 704篇高水平英文期刊论文。从检索结果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城市更新的学术研究，主要起步于“二战”之后，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成为热点研究领域。

应用Citespace III软件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城市更新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方向分布广泛，如图2.1所示。最常见的领域除了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之外，还有环境科学与生态（Environmental Sciences&Ecology）、地理学（Geography）、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规划与发展（Planning&Development）等，也部分涉及了商学与经济学（Business&Economics）、治理与法律（Government&Law）、历史（History）、交通学（Transportation）以及工程学（Engineering）等。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工程学和交通学等技术性极强的学科较为独立之外，城市更新研究涉及的各个学科方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形成了清晰紧密的网络，并集中在社会科学这一大领域之中。

利用Citespace III对上述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词中的所有文字进行词组共现分析，结果如图2.2所示。

可以看出目前“城市更新”方向在英文高水平期刊论文中的术语表达有“Urban Redevelopment”“Urban Renewal”以及“Urban Regeneration”，均具备极高的中心性，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Urban Regeneration”“Urban Renewal”次之。在上述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是“Urban Redevelopment”，从字面上可以理解其含义为城市再开发。该词组主要与“城市（Cities）”“地理（Geography）”与“城市发展/开发（Urban Development）”直接共现，其倾向于城市土地的再利用以实现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Urban Renewal”成为城市更新中最广泛使用的词组，源于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二战”后毁坏城区的重建活动，以及大规模的贫民窟清理。该词组主要与“拆除（Demolition）”“政治（Politics）”等共现，表明这时的城市更新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过程中伴随着建筑的大规模拆除重建，是一种剧烈的城市更新方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Urban Regeneration”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方式，并成为学界主流。该词组主要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城市政策（Urban Policy）”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等共现，表明与“Urban Redevelopment”与“Urban Renewal”相比，“Urban Regeneration”代表的是一种综合、多维度的城市更新视角和方式，旨在解决当代城市普遍面临的多方面问题，提升城市的经济、物质、社会及生态环境。

（2）研究脉络与热点

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共引关系分析，筛选出对城市更新与城市更新决策的研究有重大影响的英文文献，如表2.1所示。

基于对大量英文文献的研究，可以概括出西方国家对城市更新及城市更新决策研究的脉络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热点。

①贫民窟清理与大规模推倒重建的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领域的早期文献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开始逐渐产生。这一时期，英美国家对城市更新的主要手段是对城市片区采取整体大规模推倒重建的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当时最为热门的贫民窟清理问题的探讨；其二是基于当时的认知对城市更新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与反思。大规模地推倒重建贫民窟，并没有将搬迁者的心理健康成本以及原有社区破坏产生的其他社会成本加以考虑，仅仅注重物质层面的更新，这种模式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46]。Lashly以“Berman v.Parker”这一社区为例，认为在合乎法律的前提下政府对该社区的大量私有财产进行了剥夺，使贫民窟清理这一行为附上了人权剥夺和社会歧视的内涵^[47]。Johnstone认为城市更新是通过政府执行或援助之下的城市再开发、修复、保护与再利用，政府应该全权承担起防止城市萎缩（Urban Blight）的责任^[48]。Anderson则从城市更新的资金角度出发，进一步剖析当时城市更新带来的问题，提出应当废除不合理的城市更新政策^[49]。

②城市更新的多样性与文化特性

对于20世纪中期大规模的推倒重建，实践逐渐证明其对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增长并无明显的益处。因此，西方国家将城市更新的视角更多转向了“人”的活动与感受。最初提出该观点也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Jacobs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Jacobs对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和经济考虑的城市规划思想，包括“城市功用的多样性”以及“基本功用的混合”^[23]。Jacobs的城市多样性思想，是后来城市更新研究领域的一大理论基础。从社会学角度对城市更新进行研究的还有Wilson，他尖锐抨击了因现代城市中心的社会转型而失去多样性^[50]。Hirsch以1940至1960年的芝加哥为例，批评了当代的城市更新法律框架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的丧失，使弱势种族被驱逐^[51]。

城市是否能够拥有足够的活力，也与城市更新是否拥有足够的创造力息息相关。Florida认为城市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有创造力的阶层（Creative Class），并提出城市的创造力指标（Creative Index）^[52]。同时，Peck认为提高城市创造力的政策并不会颠覆原有城市政策的正统性，而是对原有政策的修正与扩展以推动城市文化多样与创新^[53]。

城市文化对于城市而言，不仅仅是城市“名片”，更对城市更新和发展有重要作用。Zukin提出文化是民族的标签和美学，同时也是强大的营销工具，它具有重塑城市空间的力量，也可能在城市的复兴过程中产生新的冲突^[54]。因此，在城市更新之中如何结合城市文化，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亦是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巴塞罗那模式”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55]。

③城市更新的理念与战略

西方的城市更新在吸取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大拆大建的教训，60—70年代转向了国家福利主义色彩的更新方式，政府承担了城市更新的所有义务^[56]。Hartman指出，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脱离了市场的实际需求，不仅加大了政府负担，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居民的问题。到了80年代，人们试图寻找新的城市更新理念与方法解决城市问题，实现真正的城市发展^[57]。Peterson提出有效的城市更新理念和政策既非彻底贯彻个人主义，也非盲目信仰未来的乌托邦幻景（Utopian Vision），而应以真正的实用主义（Pragmatist Tradition）为核心理念^[58]。那个时候，城市更新回归市场，走向了市场开发导向的旧城再发展，其空间尺度也从原有的宗地和社区级别向区域尺度转变^[59]。这一时期城市更新的主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Harvey提出的“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Harvey认为先前城市发展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城市管理主义（Urban Managerialism）对于城市而言是低效率的，而最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就应当像经营企业一样来管理城市^[60]。城市企业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城市高效发展的路径，许多学者也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进行完善和延伸^[61-64]。

随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西方的兴起，这一理念随后也与城市企业主义一同进入了城市更新的领域之中。新自由主义推动经济的发展与重构，而经济的更新（Economic Regeneration）也是城市更新的主要驱动力^[65]。Swyngedouw等提出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与自由化，使一种新的城市更新形式得以产生，即新自由主义城市化（Neoliberal Urbanization）^[66]。Hackworth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城市（Neoliberal City）”理念，以美国数个城市为例，认为新自由主义将是城市未来更新与发展的趋势，这一过程应扩大政府的权力，奉行政府干预政策，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并实行有效的社会福利，而非彻底市场化的企业经营^[67]。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城市化（Neoliberal Urbanism）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并没能成为合格的市场规范者，而是成为资本的代理商，使城市更新里渗透了资本扩张的基因，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取代了原先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理念，这也是城市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进程加快的原因^[68]。

④人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本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从注重狭隘的技术与程序化的空间规划发展为注重多领域沟通与协作的整体更新^[69]。但利益方的广泛参与和政府的积极授权并非行之有效的城市更新合作方式，不能有效处理好参与方之间的关系，城市更新将偏离目标^[70]。可以认为，构成现代城市更新的参与方之间互有影响，足以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Complex Network），这一网络拥有多样性（Multiformity）、封闭性（Closedness）和相互影响（Interdependence）的特征^[71]。基于复杂网络的特征，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Klijn，Koppenjan和Kickert等人建立了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的概念与工具，囊括了战略、管理与行为维度，以解决复杂网络的问题^[72-73]。如今，网络治理作为处理城市更新复杂网络的一种管理模式，已被运用到了城市更新决策的实践之中，并成为一大研究领域^[74-75]。

随着“人本主义”的盛行，城市更新理念的也朝着“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方向发展^[76]。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直到现在，在学界对其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其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平衡发展的概念已成为共识^[77-81]。综合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Hemphill等从经济与就业、资源利用、建筑与土地使用、交通运输、社区利益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评价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82]。Ng建立了生活质量指标（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依据居民的生活品质判断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83]。

2.2.2　中文文献综述

（1）相关中文文献概况

作者在大量阅读城市更新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对中文期刊论文的检索主要基于CNKI数据库，以“城市更新”“旧城更新”“旧城改造”“都市更新”等城市更新相关词语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筛选出201篇中文期刊论文，进行仔细分析。从中文期刊文章的发表趋势上可以看出，国内对于城市更新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有了较多的学者予以关注。与国外趋势类似，到了2004年以后，我国城市更新与城市更新决策的研究热度大大提升，但论文的数量仍远远不及英文文献。中文期刊年论文发表量如图2.3所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研究热度大大提升，研究脉络也逐渐明确，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和不同层面对城市更新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研究分类：国外城市更新经验借鉴、国内城市更新的经验总结、城市更新决策、历史文化、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少量的投融资和地理经济方面的研究。

（2）研究脉络与热点

①国外城市更新经验借鉴

国外城市更新经验借鉴主要指的是对国外城市更新理念、方法、政策总结及其启示相关研究。在众多国家中，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以及美国是研究的热点。阳建强分析和探究了西方现代城市更新运动的思想渊源和实施机制，总结发现西方现代城市更新运动的发展是一个由以大规模拆除重建为主、目标单一、内容狭窄的城市更新和贫民窟清理，转向以谨慎渐进式改建为主、目标广泛、内容丰富的社区邻里更新的发展过程^[33]。李艳玲则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城市更新各阶段特点^[84]。随着城市发展，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也不断发展，叶南客和李芸通过研究国外城市更新历史和经验，认为城市更新是城市生态管理的新形式、新内容^[36]。在分析国外城市更新经验的同时，程大林和张京祥基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探究其对国内城市更新发展的指导意义^[85]。董奇和戴晓玲则对英国“文化引导”型城市更新的案例进行研究^[86]。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城市更新成为近年来国内研究的热点之一，李和平和惠小朋以英国城市更新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城市更新历程中资本循环积累的轨迹^[87]。

②国内城市更新的经验总结

对国内城市更新的经验总结与研究从2000年前后开始慢慢出现，主要针对国内城市更新理念、方法、规划、政策总结及其经验进行相关研究。耿宏兵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更新的特点：城市更新动力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同时也暴露了诸如改建方式单一、规划失控、与新区开发缺乏有机结合等新矛盾^[88]。朱荣远以20世纪深圳罗湖旧城区的城市更新为例，在深刻分析旧城改造过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机构、开发商、社会公众和城市规划师在旧城更新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89]。天津市的城市更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规划先行，新区开发与老城改造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注重改善低收入群众住房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更新效果^[90]。

③城市更新决策

对城市更新的决策研究，是我国城市更新研究中最为热门与成果最多的领域。在我国城市更新问题及模式方面，阳建强和吴明伟提出了我国城市更新应注重规划，并选择合适的模式^[91]。陈劲松阐述了中国城市更新、重建的市场模式^[92]。严华鸣以上海新天地为例，利用增长联盟与城市政体等理论工具探讨了我国实施“公私合营”的城市更新模式的利弊^[93]。万勇提出建立“科学规划、协调发展”的旧城更新调谐机制^[94]。

在城市更新决策机制的研究方面，主流观点是政府在城市更新中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部分学者是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角度看待城市更新管理制度问题^[95]。从宏观管理角度，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决策体制是城市更新中政府干预失灵的根源^[96]。黄文炜和魏清泉则针对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在城市更新中的行为措施进行分析，以挖掘制度问题^[97]。在城市更新决策的研究中，张更立认为城市更新的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包容、开放的决策机制框架，一个多方参与、凝聚共识的决策过程，一个协调的、合作的实施机制^[98]。姜杰等认为城市更新中必须推动第三方评估制度，促使城市政府完成自身的职能重新定位^[99]。王桢桢在研究中表示期望通过利益共同体模式来解决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制度管理困境^[100]。少数学者对城市更新的决策做了深入探讨，顾哲和侯青提出城市更新决策过程应注重多元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声张^[101]。

④历史文化

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指的是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吴良镛与方可均对现行的大规模改造方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阐述了北京旧城改造中应在保护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有机更新”^[102]。范文兵针对上海里弄改造的重重矛盾，提出应在保存和发扬其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更新^[103]。边宝莲认为城市更新中采取保护与发展并举理念才能延续历史文脉，使城市具有生命力^[104]。李映涛和马志韬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探究历史原真性保护与城市更新中历史地段开发的价值和运用的关系^[105]。洪祎丹和华晨以杭州“运河天地”历史街区为例，研究其更新发展模式，针对不同文化类型导向的更新策略进行时效性分析^[106]。

从本节的综述可以发现，我国对城市更新的研究虽然涉及了诸多领域，但对可持续城市更新这一国外研究的热门鲜有涉及，更少有对如何实现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