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路径^（1）

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用全国10.27%的水资源滋养着全国24.14%的人口^（2），少数民族众多，古往今来，黄河治理都是安民兴邦的大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打赢黄河流域省份脱贫攻坚战、解决好流域人民群众水资源利用问题迫在眉睫。因此，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实体经济是新时代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实体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体现了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水平。纵览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实体经济比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稳定性都比较强，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会陷入产业空心化、经济发展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等发展困境。发达的实体经济是最稳定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孵化器，在经济体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支撑作用。

因此，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核心。为此，必须清晰地了解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以此作为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的基本事实依据。

在理论学理层面，实体经济是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在现代经济词典中，实体经济被定义为由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运行过程组合形成的经济系统，而虚拟经济是通过非商品和服务的产生、流通、交易等环节形成的经济系统。国内学术界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概念也有一些定义，代表性观点有如下几类：成思危（2003）将虚拟经济定义为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即将金融体系作为主要依托的所有虚拟资本的循环活动；刘骏民（2009）认为，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都是虚拟经济；刘志彪（2015）则从参与资本循环的媒介入手来区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当某一经济活动的媒介特征被当作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时，就是实体经济，否则就是虚拟经济。

在实证研究层面，黄群慧（2017）从产业角度将实体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3）：第一个层次实体经济用R₀表示，是制造业，R₀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是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次实体经济用R₁表示，包括R₀、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R₁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层次实体经济用R₂表示，包括R₁、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R₂是实体经济的整体内容，是广义的实体经济。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构成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构成全部国民经济。按照这一划分，从在全国的占比角度，本书测算了黄河流域实体经济2000—2016年的整体与结构化发展趋势，具体如表3-1所示。

从表3-1中和图3-1中可以看出，2000—2017年，黄河流域实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方面显著性特征。

第一，在黄河流域实体经济整体发展方面：一是在整体规模方面，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有所增长，基本保持稳定。按照以R₂为代表的广义实体经济测算，2000年黄河流域在全国的占比为24.83%，而2017年则为26.68%，微增了不足两个百分点，基本保持稳定。二是在整体发展趋势方面，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形趋势。按照以R₂为代表的广义实体经济测算，黄河流域在全国的占比从2000年的24.83%上升到2005年的26.46%和2010年的27.64%，又下降到2017年的26.68%，表现出先较快增长进而稳定并有所下降的趋势。三是在发展的结构性方面，按照以R₀为代表的狭义实体经济测算，即制造业，黄河流域实现了稳定而显著的持续增长，2000年黄河流域在全国的占比为20.29%，而2016年则为28.16%，增长了将近8个百分点，增长十分显著。而且，从增长趋势来看，黄河流域制造业的增长持续而稳定，但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有下降趋势。按照以R₁为代表的主体实体经济测算，即第一次产业与第二次产业，表现出与广义实体经济基本一致的发展趋势，即整体有所增长，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形趋势。从2000年的25.75%增长到2017年27.85%，微增了超过两个百分点，基本保持稳定，同时，从2000年的25.75%上升到2005年的28.05%和2010年的29.40%，又下降到2017年的27.85%，同样表现出先较快增长进而稳定并有所下降的趋势。四是在实体经济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方面，黄河流域以R₁表示的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发展超过以R₀为代表的制造业以及以R₂为代表的广义实体经济，其中，制造业实现了较快增长。2000年R₀、R₁、R₂的全国占比分别为20.29%、25.75%、24.83%，2016年R₀、R₁、R₂的全国占比分别为28.16%、27.96%、26.83%，2017年R₁、R₂的全国占比分别为27.85%、26.68%。

第二，在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结构方面：一是黄河流域各省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而且这一差异呈继续扩大的趋势。2000年实体经济实力最弱的青海和宁夏，R₂在全国的占比仅同为0.27%，而实体经济实力最强的山东，R₂在全国的占比为8.69%，相差接近8.5个百分点，三省区差距巨大。2017年三省区R₂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0.31%、0.41%、8.92%，相差依然超过8.5个百分点，考虑到全国占比巨大的基数差距，在绝对差距方面，黄河流域各省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二是黄河流域各省份实体经济发展呈显著的四个梯度，并且结构基本稳定。其中，实体经济实力最强的梯度是山东，其R₂占全国的比重，2000年与2017年分别为8.69%与8.92%；第二梯度是河南和四川，2000年两个省R₂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43%和4.17%，2017年两个省R₂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39%和4.30%；第三梯度是陕西、内蒙古和山西，2000年三个省份R₂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8%、1.52%和1.69%，2017年三个省份R₂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67%、1.97%和1.82%；第四梯度是甘肃、宁夏和青海，2000年三个省份R₂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01%、0.27%、0.27%，2017年三个省份R₂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0.90%、0.41%、0.31%。从整体来看，四个梯度结构基本稳定。三是一些省份的某些产业呈显著变化趋势。山东、河南、四川以R₀表示的制造业显著上升，在全国的占比从2000年的9.37%、3.89%、2.44%显著上升到2016年的13.43%、6.98%、3.52%。与之相反的是，山西以R₀表示的制造业有较明显的下降，在全国的占比从2000年的1.21%下降到2016年的0.64%。四是黄河流域各省份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路径。内蒙古、陕西表现出实体经济各层次协同增长、共同推动实体经济整体发展的显著特征，其中内蒙古R₀、R₁、R₂2000年的全国占比分别为0.82%、1.50%、1.52%，2016年的全国占比分别为1.12%、2.56%、2.44%，2017年R₁、R₂的全国占比分别为1.93%、1.97%；陕西R₀、R₁、R₂2000年的全国占比分别为1.20%、1.67%、1.78%，2016年的全国占比分别为1.54%、2.81%、2.55%，2017年R₁、R₂的全国占比分别为3.02%、2.67%。山东、河南、四川则表现出以制造业显著增长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特征。其余省份则表现出整体平稳发展的特征。

第三，在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与虚拟经济发展关系方面：整体来看，黄河流域虚拟经济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21.85%到2017年的22.27%，基本保持稳定，且低于实体经济占全国的比重。从分省份的情况来看，各省份虚拟经济发展情况差异不大，除了山东虚拟经济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其余省份均有所上升或基本保持不变。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性事实，可以得到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情况的五个基本结论。

结论一：在整体增长特征方面，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占全国比重基本稳定，但是在全国持续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考虑到全国占比巨大的基数差距，在绝对差距方面，黄河流域实体经济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显著扩大。这说明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先进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总体下降。

结论二：在产业结构特征方面，从黄河流域内部实体经济各层次结构来看，包含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实体经济主体部分发展相对领先，以制造业为内涵的狭义实体经济发展较为迅速，而第三产业内部的实体经济部分发展相对滞后。

结论三：在区域结构特征方面，一是黄河流域各省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而且这一差异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二是黄河流域各省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划分，呈现为四个梯度，且梯度结构基本稳定。

结论四：在空间结构特征方面，实体经济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初步的梯度空间特征。第一梯度的山东位于黄河流域东部；第二梯度的河南和四川，以及第三梯度的陕西、内蒙古和山西，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和西部；甘肃、宁夏与青海等第四梯度的省份位于黄河流域西部。

结论五：在虚实关系特征方面，黄河流域虚拟经济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于实体经济。

二、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

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问题，从流域经济视角进行研究，是现有研究关注的主流和重点。张文合（1990）较早分析了黄河上游经济综合开发，通过对比多种模式区域开放和流域开发，认为田纳西模式和地域生产综合体模式最值得借鉴。随后，国内学者对黄河流域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霍明远等（1999）探讨了黄河经济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北移西进”的重要意义和关键技术；安祥生等（2000）分析了黄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张金良（2019）探讨了黄河—西北内陆河生态经济带的战略布局，分析了面临的“四大问题”并系统地提出了相关水战略及综合修复措施。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对黄河流域的分析与定位更加清晰，任保平等（2019）从宏观层面探讨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和支撑体系构建；陈晓东等（2019）分析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认为全局统筹是关键、生态保护是底线、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内力、人民宜居共享是目标；金凤君（2019）认为要处理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重点是处理好“四大关系”，通过构建“三区七群”协调发展格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从流域经济视角研究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逻辑是，遵从以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为核心的自然地理系统，以及自然地理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基础性作用与传导机制，研究黄河流域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下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学特征。

（一）流域经济的内涵与模式

流域经济是以河流水资源为纽带形成的特殊的区域经济^（4）。围绕河流流域发展的流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历史上，东亚的黄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和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现代，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英国的泰晤士河流域、法国的罗纳河流域、德国的莱茵河流域等也都是重要的流域经济。流域经济是理解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深刻地理解流域经济的构成和作用机理，对于分析和理解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具有关键性意义。理解流域经济的本质内涵需要从流域经济的要素构成、作用机理、本质特征等方面进行。

在要素构成方面，流域经济由自然地理系统和经济系统两大部分构成，其中自然地理系统包括河流及其他自然条件，前者包括河流干流和支流，后者包括流域范围内的土地、自然资源、各种地理形态，如泥沙、植被、光照、湿地等。流域经济的经济系统包括人口、经济主体及其组织形式；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有形产出与无形产出等经济产出。

在作用机理方面，自然地理系统推动经济系统形成与发展的特殊作用机理，是流域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其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为形成流域经济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自然资源。其中最核心的是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规模经济活动都无法离开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充足供给，河流中蕴含的水资源以及河流冲击沉积形成的土地资源，都为大规模生产生活活动提供了自然资源条件。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千米^（5），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4个地貌单元。全流域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2.6%，居全国七大江河第4位，人均水资源量905立方米^（6）。而且，流域自然地理系统所提供的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对于经济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是其他资源所不可替代的资源条件。二是流域的自然地理系统为以低成本内河运输为核心、为推动形成流域范围内的经济系统创造了前提条件。运输条件是区域范围形成经济系统所必需的物流基础条件。以运输与物流条件为基础，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才能够实现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的流通，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的范围和规模与运输条件高度相关。运输规模越大，运输成本越低，区域内部经济分工越深化，区域内部经济联系越紧密，在此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系统规模也越大；反之亦反。运输条件持续性越强，区域内部经济分工与经济联系越稳定，在此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系统越能够持续发展；反之亦反。因此，大规模、低成本、持续便利的运输条件，是区域范围形成大规模经济系统所必需的物流基础条件。三是流域的自然地理系统为以远洋运输为核心、推动形成流域经济系统与其他地区及国际经济系统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即以河流出海口形成的远洋港口为基础，通过远洋贸易方式，带动本流域经济系统与其他地区及国际经济系统的交流合作。

从上文可以看出，流域经济的本质内涵是，以河流流域的自然地理系统为前提，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创造条件，推动流域地理范围内经济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并在与外部经济系统的持续交流中实现流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选择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流域经济对于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黄河为流域内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需的水资源，但是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并不具备典型的流域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黄河并未给流域沿线各地区提供大规模内河运输条件，黄河流域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并不依赖于黄河的内河运输。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远距离大规模水上运输——泛舟之役就发生在黄河，但黄河并没有形成发达的内河航运。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是壶口瀑布的阻碍。在壶口瀑布“旱地行船成本太高”，如果在壶口瀑布建船闸，又极有可能破坏壶口瀑布的自然景观。其次是黄河丰水期和枯水期天然径流量迥异，容易发生时而泛滥、时而断流的情况。最后是黄河下游河段属于峡谷向平原的过渡性河段，河道较为分散，通航条件较差^（7）。二是黄河流域经济聚集区并不主要为黄河沿线所形成，也并非主要依靠黄河流域提供的水资源、土地资源、运输条件等为依托的集聚经济类型。济南、青岛、郑州、呼和浩特、西安、太原、成都、兰州、银川、西宁等黄河流域主要城市，都不是主要依靠流域经济所形成的城市经济。三是黄河流域出海口并非远洋运输港口，并不具备带动黄河流域经济、形成对外贸易与交流的功能。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河口位置不稳定，而今天的黄河入海口于1976年形成。成陆时间晚，加之海水倒灌等因素影响，造成土质贫瘠、盐碱化严重、生态脆弱、农业发展受限，所以人口密度低，难以形成持续的发展驱动力。黄河水量不稳定且含沙量大，下游河床泥沙淤积，加之渤海是浅海，河口海域多滩涂、浅滩，不适合海港建设^（8）。因此，整体来看，河流在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有限。

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创新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新兴产业发展就成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方向。而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新经济模式，必须成为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与传统的流域经济在主要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是生产生活等经济活动依赖的要素类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经济中生产生活对传统物质自然资源依赖度高，而新经济发展对数据、人力资本等非传统物质要素有较高的依赖程度。二是生产生活等经济活动对流通的需求发生了重大拓展。传统经济对有形物质的流通和运输高度依赖；而新经济则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产生全面、大规模、实时性的重大需求。因此，新经济发展不仅对低成本物流有较高需求，同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运输等，都可以在内河航运之外提供更为便捷、快速的物流运输条件。三是新经济方式不仅需要传统的远洋运输、对外贸易的开放与交流方式，而且在此基础上更需要信息、产业、资金、投资等各领域，以及全球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条件。

因此，以新经济为关键发展方向，要求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必须超越传统流域经济模式，构建“流域经济+超流域经济”的双元经济模式。

（三）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则遵循

黄河流域九省份包含了除京津冀、东北和新疆等以外的长江以北所有区域，因此，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发展流域经济的含义，而更应从实现北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我国南北差距的战略高度，深刻理解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价值。因此，在生态保护方面，黄河流域是流域概念，在高质量发展方面，黄河流域不仅是流域概念，更具有实现我国北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含义。因此，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绿色发展原则。一是实体经济必须服从于环境资源保护。“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生态保护是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明确责任主体，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二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为环境资源生态保护创造了有利条件。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做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创新制度措施，引导当地群众和企业将生态保护内化为生产生活自觉，形成“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协同发展原则。一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两者在经济运行中虽作用各异，但同样重要，传统经济是骨骼，支撑经济运行；新经济是血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二是黄河流域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存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黄河流域横跨九省份，各地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情况迥异，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的经济基础较好，能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其他省份经济基础较薄弱，仍然需要在传统经济发展中下功夫。三是应当建立和发展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尽管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所不同，但二者并不是相对立的，各有优势，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经济的衰落。新经济的发展以传统经济为基础，传统经济也亟待新经济的改造，应建立两者协同发展的互促机制。

第三，各类型区分类发展原则。黄河流域各省份发展不平衡，并且黄河流域中上游省份大多属于发展落后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实体经济发展缺少内生动力，转型升级乏力。针对黄河流域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遵循“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原则，因地制宜，在不同类型地区实行相应的发展策略。大体上可以将黄河流域划分为四种类型区，即生态涵养区、粮食主产区、城市化地区和贫困地区，对于三江源、祁连山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地区，主要是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的生态产品；对于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以现代农业发展为着力点，发展高品质绿色生态农业；对于区域中心城市而言，应提升城市经济集聚和承载力；贫困地区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切实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居环境。

第四，区域自主差异发展原则。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不同，经济发展也是区域经济特色鲜明、发展差异显著。因此，要鼓励各区域实行差异化的发展策略。黄河上游地区的资源稀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生态脆弱，应该严格控制开发范围和强度，在城镇和产业布局中实行点状发展，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压力。中游地区是资源集中地区，应该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以兰州、西安、太原等省会城市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能源开发利用和分配能力。下游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应坚持集聚集约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扩大郑州、青岛等大型城市规模，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高地。

第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原则。通过前文分析可知，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发展迅速，除制造业外的实体经济即工业、现代服务业以及虚拟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应以推动实体经济为目标，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实体经济整体实力，坚持虚实协同发展原则，发挥金融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传动纽带作用，重点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同时要避免经济发展“脱实向虚”，推动黄河流域现代金融发展。

三、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兼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同时，解决黄河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黄河流域大多属于生态脆弱区，在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时要尤为谨慎，要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因此，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绿色发展道路

绿色发展道路的推进，需要构建多元化环境保护机制，建立适宜的利益协调机制，培育高效的绿色产业，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能量，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多元化资源环境保护机制。为建立多元化的资源环保综合治理机制，首先，政府应完善相关资源环保法律法规，重塑地方政府的资源环境保护考核标准，转变资源环境保护意识，从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转变为环保优先，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其次，在地方政府的资源环保模式上，积极探寻环境保护第三方治理的举措，构建适宜的激励及约束机制，激活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环保中的灵活性，弥补政府能力短板；最后，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保障环境组织（NGO）在资源环保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机制，有效推进绿色发展道路。二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绿色发展道路的有效推进，需要合适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保证社会的公平性和权威性。首先，明确政府、市场、公众三者间的合作关系及其彼此的利益诉求，推动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其次，地方政府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元治理的功能，建立相关沟通平台，厘清自身职能与市场的边界，加强政府、市场与公众的沟通能力，提升社会协调能力，逐步扩大政府公信力；最后，敦促利益相关者秉持契约精神且引入外部监管力量，让公平、信任、合作成为绿色发展道路的力量源泉。三是实现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紧密串联，首先，要切实提高传统产业的高效循环和利用，提升其可持续性；其次，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型产业主体，为绿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优势；最后，优化产业结构，营造有益于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为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新经济发展道路

新经济作为不同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其快速发展可以有效抑制实体经济增长回落带来的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新经济势必会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经济的发展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推动新经济技术创新。传统实体经济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技术支持，已逐渐失去竞争力，但在实际中诸多传统产业仍存在极大的新技术应用空间。通过加强新经济技术创新，将高科技技术与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实体产业重新赢得竞争力。二是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和数字化是发展新经济不可或缺的工具，其可以有效地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提供契机，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发展的业务空间。此外，信息化和数字化还可以加强国际交流，为传统产业的改革提供更多机遇，可以更有力地推动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三是新经济人才培养。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以及技术创新的主体，已成为各地区竞争的核心，要想实现黄河流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培养人才工作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多措并举，使人才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主力军。四是发展新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企业在市场激烈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好的商业模式可以有效地整合内外要素，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实现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竞争主体。发展新商业模式，可以有效整合传统产业的资源，提供最优化的发展模式，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供新的契机。

（三）全面开放道路

黄河流域各省份外向化发展状况如表3-2所示。

从表3-2中可以看出，黄河流域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反映出黄河流域外向型发展水平整体严重滞后，其中，河南与四川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十分突出，而内蒙古与宁夏等外向型发展水平持续下降。加工贸易占比反映出黄河流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其中的河南、四川的与陕西表现出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趋势。因此，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走向全面开放道路。

开放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全面开放发展道路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开启全面开放道路：一是实现双向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实现黄河流域东向与西向的双向开放和双向通道，将黄河流域建设成东西开放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是我国的第二轮改革开放，同时也为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机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迎合历史背景转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满足人民利益诉求，是我国以人为本意志的本质体现。二是实现多维开放，建设海陆空立体式开放通道，实现贸易开放、投资开放、人才开放、信息开放、产业开放。其中，贸易开放是前提，投资开放是形式，人才开放是本质，信息开放是手段，产业开放是基础。只有实现贸易、投资、人才、信息和产业的全面开放，才能实现与国际的全面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这也体现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落地的重要形式和具体举措，能够实现全面开放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衔接。三是实现黄河流域对外开放软件与硬件的对接、联通与一体化。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主要借力于“硬交通”的改进升级和“软交通”的更新换代，以汽车、火车以及高铁等交通设备的不断升级，缩短了双方的空间距离，实现了交通的可达性；以互联网、手机等交流工具为手段的现代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提高了时间的同一性和交流的便利性；通过“硬交通”和“软交通”的持续进步和有效对接，压缩了时空，以速度换距离，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实现全面开放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市场化发展道路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的根本性作用。高水平的市场化发展程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高水平的市场化发展程度作为保障。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从市场化总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6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发展水平，具体如表3-3所示。

从表3-3中可以看出，2016年黄河流域各省份在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市场化总指数排名中，只有山东排名在前10位，河南、四川、陕西排名在20名以前，其余5个省份排名都在20名以后。而且，除陕西、山西、宁夏等省份有明显上升以外，黄河流域大部分省份市场化水平维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

针对黄河流域各省份市场化水平整体发展滞后的事实，全面、整体提升市场化水平是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非国有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黄河流域各省份整体表现不佳，各省份在提升市场化水平中要特别注意这两个方面的建设。同时，由于黄河流域各省份市场化水平在各方面差异明显，黄河流域各省份应当根据自身市场化水平具体情况，确定自身市场化水平建设的重点。例如，山西应当重点推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与产品市场发育；内蒙古应当重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建设；山东、河南应当重视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建设；四川应当重视非国有经济发展与产品市场建设；陕西应当重点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甘肃、青海、宁夏应当以加快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市场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

（五）空间优化道路

空间结构体现了要素空间布局和分配的合理性，空间结构的优化能促进要素的集成和资源的高效配置。黄河流域实体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需在黄河流域内部，分区域建立“点—轴—面”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体系。一是以大都市、都市圈与城市群，以及新经济与现代产业为载体，建设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点”。当前都市圈及城市群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增长极，黄河流域包含的城市群有兰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及山东半岛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既是向西开放的重要支点，又是沟通西南西北、连通亚欧大陆的枢纽，成渝城市群是现代产业的重要培育基地，中原城市群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关中平原城市群是引领西部发展的增长极，山东半岛城市群是黄河流域城市群的龙头和重要开放窗口，以这些城市群为空间结构的“点”，以新经济和现代产业为载体，可为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二是以交通线和沿线中小城市及产业为载体，建设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轴”。交通、产业集群及要素流动是空间结构优化的三个最主要因素，交通网络的构建是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产业集群和要素流动的核心。黄河流域越向西，交通网络密度越低，产业集群和要素流动程度也越低，严重阻碍了知识的跨区域溢出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以交通和沿线城市及产业为载体，形成黄河流域实体经济发展的“轴”，一方面可促进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另一方面加速了知识扩散，是提升要素生产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三是以广大农村地区及当地特色经济为载体，建设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面”。城乡“二元结构”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但农村也极具经济发展的潜力，以当地特色产业为支撑，加速发展农村经济，在推动黄河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可推动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优化实体经济的城乡结构，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不同“点”“轴”上扩展发展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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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高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许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2）　王毅鑫，王慧敏，刘钢，等。生态优先视域下资源诅咒空间分异分析——以黄河流域为例[J].软科学，2019，33（1）：50-55.

（3）　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7（9）：5-24.

（4）　覃成林。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与开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7.

（5）　流域是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一般都指地面集水区。

（6）　王毅鑫，王慧敏，刘钢，等。生态优先视域下资源诅咒空间分异分析——以黄河流域为例[J].软科学，2019，33（1）：50-55.

（7）　王晨帆。新时期黄河航运发展浅析[J].甘肃科技，2014，30（11）：9-11.

（8）　宋守旺。黄河三角洲保护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J].环境与发展，2019，31（1）：18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