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校学术资本的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节 高校学术资本的概念
一 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认为：“资本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的资本品，它是另一种不同的生产要素。资本品和初级生产要素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投入，同时又是经济社会的一种产出。”[1]可以看出，萨缪尔森对“资本”的界定仅限于有形之物，但他指出了“资本”的根本属性——能够带来价值增殖。事实上，能为价值带来增殖的不仅限于物质资本。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自此，资本开始冲破传统束缚向广义扩展，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语言资本等资本形式，相继引起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探索者的关注。
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认为：“要揭开资本的神秘面纱，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一词最初的潜在含义。最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家畜一直是额外财富的重要来源。圈养家畜的成本十分低廉；家畜可以活动，能够从有危险的地方转移开，并且容易计算数量。但最重要的是，家畜能够通过把价值较低的物质转化成一批价值较高的产品（包括牛奶、皮革、羊毛、肉和燃料），来调动其他行业，进而创造出剩余价值。家畜还可以繁殖。这样，‘资本’这个词开始同时具有两个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2]分析索托关于资本起源的研究，可以看出，物质存在是资本的载体，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则是资本的神秘之源。换言之，不具有创造剩余价值潜能的物质存在，不属于资本的范畴，然而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表现出来。按照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说法，“资本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货物或物质，而在于价值”[3]。众所皆知，价值是无形的，而潜能也是无形的，因此归根结底，资本的实质是一种无形的客观存在。它所依附的载体既可以是有形的物品，也可以是无形的网络关系、知识、声望、权力等。这给我们提出资本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汉语语境中，资本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学术语的解释（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之外，还具有以下含义：①经营工商业的本钱。譬如，宋代何薳在《春渚纪闻·苏刘互谑》中提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②从事工作的条件。譬如，徐特立在《韬奋的事业与精神》中提到：“他在一年中收到读者两万多封信，其反映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给他以最丰富的具体材料，经过分析就成了他指导群众的资本或科学”；③指牟取利益的凭借。魏巍在《东方》第四部第十五章提到，“我看人活一辈子，不能像小家雀似地，给自己造一个小窝窝就算了事；更不是积累点资本，好爬上去出人头地”；④犹言守本分。《醒世姻缘》第四一回中提到：“媒婆来往提说，这魏才因侯小槐为人资本，家事也好，主意定了许他。”黄肃秋校注：“资本，这里作笃实、朴厚、诚恳解”等。[4]深入分析这些解释，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亦即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与索托、萨伊等人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强调资本是一种（无形的）价值。资本作为“经营工商业的本钱”，只是资本的一种货物化的表现形式，就《汉语大词典》所提供的例证来看，由于偶然错把别人偷来的赃物作为抵押，导致店铺的资本全部亏损耗尽。资本作为“从事工作的条件”，其涵盖更为广泛，资本的实质是关于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的知识信息，而非其载体的两万多封信件；资本作为“牟取利益的凭借”，同样涵盖广泛，这里的资本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人力的、智力的、权力的、关系的，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资本明显带有贬义成分，积累资本的主要目的在于“爬上去出人头地”，应当说，这与作者的身份和当时的创作环境密切相关，作者魏巍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其描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出版于特定的历史时代（1978年）；从资本作为“犹言守本分”这一解释来看，资本一词则完全是褒义的了。因此，抛开感情色彩，站在更为客观中立的立场来看，资本的多样性在汉语语境中是被普遍认可的。
如果承认资本具有多样性这一命题，那么不同的个体和组织应当具有以一个资本类型为主的状态。换句话说，尽管资本的类型多种多样，但是某一资本类型会成为某一个体或组织的主要资本，并以此来对外讨价还价。譬如从个体层面而言，企业家的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物质资本，政治家的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政治资本，社交家的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社会资本等；从组织层面而言，工厂企业的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物质资本，政党组织的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政治资本，中介组织的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社会资本等。如果说上述命题能够成立，那么无论是学者教授，还是大学组织，其主要资本类型应当是学术资本。事实上，早在中世纪时期，大学与外界讨价还价的主要砝码，既非富可敌国的物质资源，也非外部获得的政治权力，而是对当时宗教信仰（神学）、市民需求（文科、法学、医学）等起着重要作用的学术资源。
学术资本对于大学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和社会学系知名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士、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大学的存在依赖于维持其学术资本。”[5]事实上，早在1979年，布迪厄在其专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便提到了“学术资本”的概念，并指出：“学术资本是由家庭文化传递和学校文化传递联合作用的必然产品，其生产能力依赖于从家庭中直接继承的文化资本总量，其测量依赖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6]布迪厄之后，学术资本很快被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学者所研究。21世纪初，伴随“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引入，学术资本作为研究对象也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7]但是，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学术资本”这一概念的内涵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亟须要从学理层面对其正本清源。
我们拟从以下视角展开对学术资本的概念分析：首先，基于学术史的研究视角，分析不同学者对于学术资本的相关研究和界定，试图寻找出不同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基本共性；其次，比较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学术资本这三个相近概念，从包含范围和知识程度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再次，比较学术资本、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这三个概念，试图从价值取向不同的视角将三者区分开来；最后，综合多视角的比较分析，得出学术资本和高校学术资本的内涵与外延。
二 基于学术史的概念分析：个体学术资本与组织学术资本
如果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分析学术资本的研究理路，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学者们最早关注的是个体学术资本的研究，而后又逐步延伸到组织学术资本的研究。
（一）关于个体学术资本的相关研究
从布迪厄最早关于学术资本的界定中不难看出，他主要是从个体层面对学术资本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的。尽管说后来的学者沿着布迪厄的思路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但是由于视角不同、理解各异，因此对于学术资本概念的界定也有较大不同。事实上，即使布迪厄本人在其后续研究中，对学术资本概念也进行了不同解读。譬如布迪厄对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在“布迪厄研讨班”（1987至1988学年的整个冬季的时间）上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时认为：“所谓学术资本，就是指与那些控制着各种再生产手段的权力相联系的资本。”[8]可见，布迪厄此处的学术资本概念，已经突破了先前家庭和学校的界限，包括与控制各种教育再生产手段的权力相联系的诸多内容。
英国学者马修·艾迪从学生个体尤其是从研究生个体的角度，对学术资本展开研究。他认为学术资本是研究生谋取社会职位的一个基本条件。研究生可以将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化为三种类型的学术资本：出版物，教学经验和一个可行的、志同道合的学者网络关系。[9]从艾迪关于学术资本的外延界定，可以看出研究学术成果（出版物）、教学水平（教学经验）是学术资本最为重要的两种基本类型。而艾迪将学界已经公认的、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网络关系——也纳入了学术资本的范畴，确实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艾迪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社会资本的概念已经产生了二十多年。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不难看出，艾迪所界定的这种网络关系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学者网络关系”（network of like-minded scholars）。换言之，这种网络关系区别于商业关系、政治关系等，是一种“学术人”的网络关系。毫无疑问，研究生在同行学界中的被熟识度和认可度（学术声望）、网络关系的大小（社会资本存量多少），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着其能否谋取到适当社会职位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推理没有疏漏的话，我们又可以将艾迪的“志同道合的学者网络关系”置换成“基于学术声望的社会资本”。而在同行学者内部，学术声望的获得，又与个人出版物的数量、质量，以及与教学经验的水平等密切相关。
2005年，美国伊利诺伊教育研究委员会（IERC）利用2002—2003年伊利诺伊州的教师数据，由布拉德福德·怀特（Bradford R.White）、珍妮佛·普雷斯利（Jennifer B.Presley）和凯伦·迪安杰利斯（Karen J.DeAngelis）撰写了《提升等级：缩小伊利诺伊教师学术资本的差距》的研究报告。文中从五个方面界定了“教师学术资本指数”（Index of Teacher Academic Capital，ITAC）的概念。研究报告指出，教师学术资本是促进学生学术获得的有益贡献者，尤其是对于促进伊利诺伊贫困学校的发展，效果是显著的。报告所列出的“教师学术资本指数”的五个指标体系包括：①该校教师大学入学考试（ACT）综合成绩的平均值；②该校教师大学入学考试英文成绩的平均值；③该校教师首次参加伊利诺伊基本技能测试时没有通过的百分比；④该校教师持有应急或临时证书上岗的百分比；⑤该校教师本科毕业院校排名所得分数的平均值。[10]可以看出，教师学术资本的测量主要包括教师的知识水平，也包括毕业院校的声望等因素。
伴随学术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个体学术资本的测量，也由单纯的按照接受学校教育年限，发展到个人著述的层次和数量、教学经验的积累总量、专业网络的广度和强度、学术交流的层次和频率等，这些因素又可以概括为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两个方面。以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等为代表的学术成就作为资本是不难理解的，而声望作为一种资本也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认同。大卫·科伯甚至认为，“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中，声望就是金钱”。[11]事实上，声望无论是对于大学组织而言，还是对于学者个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本形式。从资本转换的视角来看，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作为资本，不但与个人收入密切相关，能够增加经济资本；而且也会扩大个人社会网络交际的范围，从而增加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学术资本也会影响到子女或学生的学术资本再生产，从而增加亲缘（子女）或学缘（学生）的学术资本。
（二）关于组织学术资本的相关研究
布迪厄从微观层面对学术资本的论述，适用于对任意个体的分析，尤其适用于高等教育中的教师或研究者。德国学者迪特玛·布朗（Dietma Braun）在布迪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将大学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学术资本、教学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所谓学术资本，就是大学教师通过科研活动而取得的资本，一般是指大学教师通过发表科研成果而在研究界赢得的认可和声望。布朗认为，学术资本是大学里最重要的资本，是大学教师用来获取教学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重要条件。大学教授的学术资本不仅有益于大学教师个人的学术声望和事业发展，而且，大学本身也受益于大学教师的学术资本。[12]从布朗的研究不难看出：一方面他尚未完全脱离从微观层面对学术资本的论述，主要关注教师的学术成果和声望，但也开始涉及了组织层面的高校学术资本；另一方面他将大学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将教学排除在学术资本之外，这与德国大学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在德语语境中，学术是指“纯粹知识”的研究，不但与实用缺少关联，而且也与教学相去较远。但是，也并不是每位德国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譬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在德国如果“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师，通常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13]。同理，如果我们说某某大学教学很差劲，事实上也等于宣判了这所大学的学术死刑，即便是这所大学的研究是非常优秀的。美国学者托马斯·萨乔万尼（Thomas J.Sergiovanni）认为，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是学校的主要资本类型。所谓智力资本，就是学校中每个人所拥有的如何与学生分享知识、如何改善学生学习的知识；而“学术资本是一所学校教与学的深层文化的表露，这种文化的仪式、规范、承诺和传统成为激励、支持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框架。当出现对学术成就有强烈而明确的承诺性义务时，学术资本就会显露而增强。而那种学术成就的承诺性义务，是通过严格而可靠的学术工作、教师对学生成功的关注、要求学生努力学习的期望、达到班级预想的成绩并完成所安排的作业等形式表现出来的。”[14]不难看出，就知识层面而言（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不包括师生间情感及道德层面的交往），萨乔万尼认为学术资本要远远高深于智力资本，不仅包括学术工作和成就，而且包含教学活动。事实上，在收费状态下，高校向学生让渡的恰恰主要是作为商品的高深知识。当然，在计划经济非收费状态下，高校向学生让渡的高深知识是由政府来买单的。因此，以高深知识为商品的教学活动理应属于学术资本的范畴。
伴随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拉里·莱斯利（Larry L.Leslie）的著作《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Policies，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和斯劳特、加里·罗兹（Gary Rhoades）的著作《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国家与高等教育》（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Markets，State，and Higher Education）的先后出版，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受到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在批评和质疑声中，也有学者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来研究学术资本的概念。加拿大学者朱莉娅·安东尼娅·伊斯曼认为，学术资本是指学科内部的文化资本价值。这一概念不同于斯劳特和莱斯利将学术资本简单界定为经济范畴内的一种商品，而是强调来自于学科或专业内部的文化价值。[15]伊斯曼关于学术资本的界定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学术资源的外部转换，绝不应该仅理解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商品交换行为，而是应当重视学科内部的学术公平、学术创新、学术自由、学术声望等。换句话说，学术资本转换不应当建立在不利于学术公平，压制学术创新、损害学术自由和降低学术声望的基础上。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学术资本转换时，如果发生“义”和“利”的冲突，那么要重视学科内部的“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古训，同样也适用于大学在学术资本转换中的道德标准。
总结学者关于个体学术资本和组织学术资本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高深知识是学术资本的核心要素。通过高深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形成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是学术资本的表现形式。学术资本在组织内部或与外部发生转换时，要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要能够维护学术公平，利于学术创新，促进学术自由，提高学术声望。
三 基于程度不同的概念分析：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与学术资本
相对源起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本而言，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提出的时间较早，且研究也相对成熟。
（一）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
早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总资产，亦即其全体居民的资产，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第二部分是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要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在论述固定资本时，斯密明确提出，固定资本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16]通过斯密的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学到的有用才能、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等，可以内化于人，转化为人力，从而形成无须经过流通和更换主人的、固定的人力资本。斯密接着分析认为，“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变成的，而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17]我们的追问是，转变为固定人力资本的流动资本是什么？斯密将流动资本划分为商家手里的货币、食品、材料和制成品四种类型（这些都属于有形的物质资本范畴）。毫无疑问，这些流动资本对于人们才能的增进、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是非常必要的，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内含于其中的流动资本应当是知识，没有知识的流动，就不可能转化为固定的人力资本（才能、熟练程度等）。质言之，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本——知识，应当归属于流动资本的范畴。
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出现了许多用古典经济理论所无法阐释的经济增长现象。196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一文，开篇提到：“虽然人们获取有用的技术和知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关于这些技术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类型，关于这种资本实际是周密投资的一种产物，关于这类资本的增长在西方社会里要比常规（非人）资本的增长迅速得多，以及关于这种增长很可能是西方经济制度最出色的特征等，这些事实却并不明显。”[18]舒尔茨在解读经济增长现象时，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藩篱，明确提出了技术和知识是一种资本的论断，从而开启了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
1964年，舒尔茨的同事、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贝克尔出版了《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一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等构成了人力资本。企业可以通过培训，增加人力资本。这种培训可以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并指出：“受过更多教育与具有更高技术的人总是比其他人的收入多”，“即使其他工人被解雇了，受过特殊培训的工人也不会被解雇”。[19]由此可见，人力资本不但包含知识、技能等知识因素，而且还包括健康、体力等身体因素。同时，作为资本的知识和技能，也有了明确的高低之分，专门性的知识技能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经验性的知识技能。换言之，作为资本的专门性知识技能，要高于作为资本的经验性知识技能，其在人力资本中的作用被更加凸显了。
（二）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
伴随人力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知识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源的日益重要，智力资本开始逐步进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视野。相对人力资本的产生，智力资本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人力资本是在解释“经济增长之谜”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经过长期研究，由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提出的，代表着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而智力资本是在两个不同的背景下被提出的，一是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概念中的智力比体力更具有增殖作用，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二是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市场价值远远高出其账面价值，虽然有资本运作的因素在其中，但是企业的无形价值是市场价值增殖的主要原因。因此，人们将这部分资本称为智力资本。这些无形资本主要包括人员的技能、高效的管理、品牌忠诚度等。[20]从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产生背景来看，智力资本因更加强调智力因素而区别于人力资本，这些智力因素要远远超过人力资本中的体力因素。另外，智力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本，在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远远超过了有形资本的作用。因此，如果从涉及的范围来分析，因为智力资本已经将人力资本中的体力部分排除在外，所以智力资本要被人力资本所涵盖。
事实上，早在195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埃文斯公司（Evans & Co.）的财务总管莫里斯·克伦弗尔德（Morris Kronfeld）和海登史东证券公司企业客户部（the Corporate Department of Hayden，Stone & Co.）的亚瑟·罗克（Arthur Rock）在分析高智力公司（highly-talented companies）成功秘诀时就指出，规模大小并非公司成功的决定因素，注重原创性的研发（R&D）是公司制胜的法宝。在文章总结中，他们认为，智力资本是这些公司唯一的、最为重要的成功因素，能够为公司带来“智力增殖”（intellectual premium）。[21]从克伦弗尔德和罗克关于智力资本的早期研究可以看出，这种智力资本所指涉的知识，已经不是传统人力资本所拥有的一般性知识，而是“原创性的研发”，且能够为公司带来价值增殖。换言之，不是原创性的知识，不能够为公司带来价值增殖的知识，这些虽然有可能是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因素，但是已经被排除出智力资本中的知识范畴。所以说，如果从知识的难易程度来看，智力资本所拥有的知识要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所拥有的知识；如果从知识所涵盖的范围来分析，因为智力资本所拥有的知识，只是具有原创性且能带来价值增殖的知识，所以人力资本知识要比智力资本知识更加宽广。
瑞典学者卡尔·埃里克·斯维比（Karl-Erik Sveiby）是最早对智力资本性质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他和同事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展开研究，并于1989年出版了《无形资产负债表》（The Invisible Balance Sheet）一书。斯维比认为，所有的公司都具有三种资本类型：金融的（financial）、个人的（individual）和结构的（structural）。与知识密切相关的专门技能资本（know-how capital）蕴含于后两者之中，包括三个部分：结构资本（structur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管理资本（management capital）。诸如专利、版权、商标、模型、管理系统等专门技能资本，均属于公司内部结构资本的类型；而公司经过长期竞争，在客户心目中形成的声望或形象等专门技能资本，则属于公司外部结构资本的类型。[22]按照斯维比的分析，不但与专门技能密切相关的专利、版权、商标、模型、管理等属于公司智力资本的范畴，而且由专门技能所产生的声望或形象也属于公司智力资本的范畴。这种智力资本二分法，也为前面所论述的学术资本可以划分为学术成就资本和学术声望资本提供了学理支撑。
1997年，《财富》杂志编辑托马斯·斯图亚特汇集多年来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智力资本：组织的新财富》（Intellectual Capital：the New Wealth of Organizations）一书。他认为，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智力资本是每一位成员所掌握的、能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的一切汇总。这些智力材料包括知识、信息、知识产权和经验等，能够用来创造财富。其中，知识作为智力资本，既包括专利、版权及相似产品，也包括信息时代下，数据库、企业内联网（corporate intranets）及大规模战略规划管理等。与这些显性的智力资本相对应的，企业中存在的另外一种智力资本是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按照斯图亚特的说法，这种隐性知识存在于个人、团体和组织之中，相对于可视性智力资本来说难以转化，且需要反复经过口述的方式来传达。[23]斯图亚特关于智力资本的解读，除了能够佐证智力资本知识要比人力资本知识更高，且包含于人力资本知识之中（因为智力资本知识是那些能够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反之那些不能够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则不属于智力资本知识的范畴，譬如较为普通的经验性知识等，但这些知识应当属于人力资本知识），还为我们打开了作为智力资本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二元划分的研究视野。换言之，关于知识可以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研究虽早已有之，但是将隐性知识作为一种智力资本，应当是斯图亚特较早提出的。
如果沿着斯图亚特关于智力资本的分析继续走下去，将以高深知识为特征的学术资本划分为显性学术资本和隐性学术资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解释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诸多现象。譬如，缘何大学作为一种组织不会因互联网教育、谷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oogle）的出现而消失；缘何一段时期国内外“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的研究和实践风生水起，而又渐渐归于平寂等。事实上，无论是互联网教育、谷歌大学，还是一度流行的“慕课”等，只能是作为知识传授的辅助而出现，不可能成为代替传统大学的事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新生事物可以达致显性知识的传递，但是很难做到隐性知识的传授，而且还极易造成学生的学习“仪式化”。这一点英国学者阿什比就曾引用一则美国故事加以说明：“某教授因事不能亲来教室，把最后应讲授的三课教材录了音，吩咐学生仍按时上课听讲。不料，届时他又亲来讲授。这时已照他的吩咐安排，就是说，他那架录音机在播放他的讲话，但座位上却没有学生，只有100架录音机在收录他的讲话。”[24]或许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已经解决了远距离的多元互动，通过视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等，但是技术作为有效教育教学的辅助地位却没有根本改变。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传统的讲授者，可以通过他的语调，他的手势，通过他对思维过程活灵活现的呈现，不经意间把课题之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表露出来。毫无疑问，这种表露只能以口头语言的形式、以讲座的形式才能做到。讲座时的具体情境可以在老师心中唤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不在讲座之中可能是没有办法发现的。在这里，他的思想，他的严肃，他的问难，他的困惑，所有一切都是发乎自然的。一旦讲座被刻意为之，这方面的巨大价值刹那间就会烟消云散。剩下来的就只有装腔作势、巧舌如簧、悲歌叹惋、矫揉造作的客套话与视听效果。一场好的讲座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25]人们接受隐性知识、甚至是隐性和显性混合型知识，都离不开传统的、真实的“师传身授”，都离不开学习者的默会认知、感官领悟、直觉体认、文化熏陶等身临其境的在场。
（三）学术资本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关系
罗马尼亚学者米哈埃拉·科妮莉亚·普瑞梅雷安和西蒙娜·华斯拿治认为：“考虑到学术环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将学术资本看作是智力资本的一个转化实例（a transformed instance）。”[26]解读这句话的意涵，不难看出，学术资本是智力资本转化的一个实例，换言之，学术资本应当包含于智力资本之中。然而，学术资本是处于学术场域这一特定环境中的，而非存在于公司、企业等其他环境之中的。因此，学术资本的学术性是区别于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层面。当然，我们说在学术场域之中，同样也存在着达不到学术资本层级的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譬如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同样也存在维持组织正常运转的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智力和人力资源。由于我们已经对学术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可以看出三者之间在知识程度、涵盖范围的不同。为了更加清晰呈现三者之间的程度关系，还可以从人力资本之“人力”[27]、智力资本之“智力”和学术资本之“学术”三个中英文词义学的比较，来做进一步辨析。
从汉语词义学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人力一词被界定为“人的劳力；人的力量”，譬如爱惜人力物力，用机械代替人力，非人力所及等。[28]可看出，如果说“人的力量”尚可以包括知识、智力等因素外，“人的劳力”则将知识和智力排除在外；智力一词被界定为“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29]可见，相对于人力的界定，智力的界定已经将身体性的“劳力”排除在外，专指人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术一词被界定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譬如学术界、学术思想、学术团体和钻研学术等。[30]与智力相比，学术已经不是普通的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而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术思想；已经由一般性的知识、经验，上升到需要专门钻研才可获得的高深知识——学术。
同样，在《辞海》编撰中，也可以看出“人力”“智力”和“学术”的这种逻辑关系。查阅《辞海》两种修订版本，除在1979年第三版中出现“人力车”，2009年第六版中出现“人力政策”“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均没有对“人力”一词做出专门解释，因此略而不谈。在《辞海》中，智力被解释为两种含义：①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核心是思维能力。②智谋和力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31]相较于《现代汉语词典》对智力的界定，《辞海》对智力的界定更加突出了较为高层次的知识性，譬如更加强调思维能力等，但是智力最终还是要被“道”所引导，为“道”所驾驭。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作为学问的“道”是要高于“智力”的。与《现代汉语词典》对学术的界定基本相仿，《辞海》将学术界定为：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如：学术论文；学术思想。《旧唐书·杜暹传》：“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32]在这里，作为知识的“学术”要比“智力”更为专门、系统和高深。
由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学术资本”都是西方学者最先发起研究的对象，因此从汉语词义学的角度来分析“人力”“智力”和“学术”尚不能充分地推导出三者的程度关系，所以还要具体分析“human”“intellectual”和“academic”三个英文词汇的意涵。为避免个人理解上的偏差，也为了达致英汉互译中的相对一致性和权威性，我们以英国学者皮尔索尔（Judy Pearsall）等人编撰，由词典编译出版社委员会编译的《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为参考，对三个英文词汇做进一步论证分析。
Human作形容词的“核心词义”是指“（与）人（有关）的，（与）人类（有关）的”，譬如“人体”。“次要词义”有：①（尤指缺点或弱点）显示人的本性的；有人性的，譬如“他们只是凡人（only human），因此总会犯错”；②（指优点）有人性的（如善良、敏感），譬如“政治的人性的一面（the human side of politics）变得更为强大”；③人类的，人属的。Human作名词的词义是指“人”（尤指区别于动物或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因此，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知识”的影子。只是在紧接着对“human capital”的解释中，才出现了“技术”（skills）、“知识”（knowledge）和“经验”（experience）等知识性因素。[33]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释，因何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人力并未被看作是一种资本来进行研究。人力资本作为资本进行研究并融入知识元素，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Intellectual作形容词的“核心词义”是指“智力的，才智的”，譬如“儿童需要激发智力（intellectual stimulation）”。“次要词义”有：①要动脑的，脑力的，譬如“这部电影并不十分难理解，但它却抓住了时代的情绪”。②高智力的，高智商的，譬如“你和你母亲一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Intellectual作名词的词义是指“高智商者，智力发达者”。从Intellectual的英文词语含义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先天遗传的智力成分，很难看出后天获得的知识因素，而且该词典并未列出“intellectual capital”的词条，只是列出了“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并指出知识产权是创造性的结果（the result of creativity），譬如专利（patents）、版权（copyrights）等。[34]这或许可以解释智力资本作为研究对象，在西方世界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时间要比人力资本晚，但是智力资本一经提出，其蕴含的知识元素（专利、版权等）要远远高于人力资本所蕴含的知识元素（技术、知识、经验等）。
Academic作形容词的“核心词义”有两个：①（与）教育和学问（有关）的；学术的，譬如“学术成就”（academic achievement）；②不切实际的；纯理论性的，譬如“辩论基本是纯理论性的（largely academic）”。作为形容词的academic的“次要词义”有：①学校的；学院的；大学的。②（机构，课程）偏重理论的；非技术教育的，不注重实践教育的。③（人）学习型的，学者的。④（艺术形式）传统的（尤指理想化或极其正式的），譬如“传统绘画（academic painting）”。Academic作名词的词义是指“大学教师，学者”。[35]如果我们比较学术资本之“学术”与智力资本之“智力”，可以看出，两者发生的场域是不同的，“学术”是出现在与教育和学问相关的场域，而“智力”则要广泛得多。此外，两者所表达的知识层级亦不同，“学术”偏重于纯理论性的，而“智力”则要相对低一些，侧重于技术、经验等。
综合比较“人力—智力—学术”这三个词汇的英文含义，亦即“human—intellectual—academic”这三个词汇的含义，从形容词词性上，可以看出“人的—脑力的—学术的”范围层层缩小，而且知识水平层层提升的趋势；同样，从名词词性上，也可以看出“人—高智商者—学者”范围层层缩小，而且知识水平层层提升的趋势。所以，尽管说从词义学的角度分析，中英文关于“人力”“智力”和“学术”的界定，存在着些许差别，但是三者的逻辑层次还是相对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和学术资本形成的基础，是三种资本类型中最基本、最普遍的资本形式；智力资本是学术资本形成的前提，是人力资本达致学术资本的必要环节；学术资本是智力资本的高级表现形式，是三种资本类型中最高端的资本形式。关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学术资本的范围程度和知识程度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图1-1”和“图1-2”来较为形象地表示出来。
图1-1 基于范围程度的比较
图1-2 基于知识程度的比较
四 基于性质不同的概念分析：学术资本、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
相对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学术资本”，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语境中，“学术资本”“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这三个概念更为容易引起诸多歧义和混淆。伴随着“学术资本性”“学术资本转化”和“学术资本炼金术”等概念的提出，以“学术资本”为主题的相关研究和阐释渐趋复杂和多样。
在以“学术资本主义”为研究主流的众多成果中，[36]也有学者从原理层面，对不同概念进行分析、梳理和甄别。譬如，有学者提出，“学术资本转化与学术资本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价值取向和发展外延的概念”“学术资本主义基于营利原则，强调经济价值”，学术资本转化则是创业型大学“利用市场机制与商业文化来推动科学研究由理论形态走向实践形态、缩短学术成果的转化周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术文化真正繁荣的有效途径”[37]。毫无疑问，这里的“学术资本转化”，更加强调的是“学术资本的转化”（academic capital transformation），而非“学术资本化”（academic capitalization）。
事实上，相对于“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是一个不含特殊情感或者价值倾向的中性词。学术资本是众多资本形式中的一种，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相对应。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都具有资本的双重性，学术资本亦然。作为物质资本的金钱，可以为人提供优越的、有尊严的生活，但是也可能导致生活腐化、人性扭曲，甚至把人推向万劫不复；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可以扩大人的社会交往范围，为人带来发展中的诸多利好，但是也可能形成“小圈子”“小团体”，甚至演变为“黑社会”“恶帮”等社会毒瘤。同样，作为学术资本的高科技（高深知识），在为人类带来物质及精神生活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人性疏远，甚至是核战争、物种灭绝等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一言以蔽之，与其他资本形式一样，学术资本本身并没有提前预设的价值取向，其结果的利弊得失，要看这种资本掌握在谁的手中，如何运用等。
Capitalization一词在西语语境中，完全是一个财务层面（financial sense）的术语，是指由资产（assets）到资本的转化行为。它是由动词capitalize演变而来，capitalize的词义主要有三个：①用大写字母书写或印刷；②商业行为中，变卖资产或者变现；③商业行为中，提供运营资本（或资金）。演变为capitalization后，可以解释为“充分利用”“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38]在汉语语境中，无论是《辞海》，还是《现代汉语词典》均没有列出“资本化”这一词条。我们只能够从“资本”和“化”的意涵中，离析出“资本化”的词义。“资本”一词在汉语语境中主要有两层意思：①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生产资料和货币；②比喻谋取利益的凭借。[39]“化”作为后缀词，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40]因此“资本化”实质上是指“牟利化”。这与西语语境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之意是可以相互通约的。应当说“资本化”在中西语境中，并没有明确的贬义成分。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如果加上“学术”，即“学术资本化”，其语义性质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众所皆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41]是在中国社会中传颂已久、并为知识分子所坚守的一条古训。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这种学术观的最好注脚。公器者，顾名思义，公用之器也，人皆不可得而私之，更不可用它来谋取个人私利。此外，资本一词在中文的语境中，除了与牟利密切相关，还与剥削制度密切相连。《辞海》对于“资本”的解释，第一条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作为资本物质载体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当它们为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手段时，才成为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通过物来表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资本的前期形态，通过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直接或间接占有奴隶的剩余产品”。[42]由此来看，“学术资本化”不但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公器”相违背，而且也与社会主义社会所要着力解决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阶级”的发展主流相背离。因此，这一概念作为贬义之词，遭到国内众多学者的批判和否定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分析“学术资本主义”一词的性质，还需要将视野放置到该概念的倡导者——斯劳特和莱斯利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中。他们在研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份额的减少，“为保持或扩大资源，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日益展开对外部资金的竞争，这些资金用来进行与市场有关的研究，包括应用的、商业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标的研究等，不管这些钱是以研究经费和合同的形式、服务合同的形式、与产业和政府合作的形式、技术转让的形式，还是以招收更多的、更高学费的学生的形式”。他们称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为学术资本主义，并反复强调这一变化是实质上的、本质上的、性质上的差异，而不是程度上的不同。[43]总结这些性质上的前后差异（以20世纪80年代为转折点），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首先，专业人员的服务，不再受利他主义为指导，而是逐步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次，专业人员的研究，完全按照市场法则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将学术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再次，教学科研人员参与这种营利性活动，已经从个别参与演变为普遍参与，从个别专业演变为众多专业，甚至改变了公立大学的非营利性；最后，在公立大学内部，越来越少的基金用在教学上，越来越多的基金用在能够为院校赢得外部资金、脱离课堂教学的研究上。换言之，培养人才这一大学最为基本的职能，其地位发生了动摇。真理往前踏进一步，就会演变为谬误。学术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演变最终导致的结果。
由此可见，“学术资本”与“学术资本化”“学术资本主义”是有着截然不同性质的术语。大学如果丢弃了学术资本，也就失去了与外界讨价还价的根基，同样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大学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资本存量，才能够从外部换取更多生存必要的物质资本、政治资本等；大学只有依靠学术资本转化，才能够争取更多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反过来，大学只有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才能够不断积累自身的学术资本，才能够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会去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去支持一所无用的大学。17世纪后半期，在德国流行的取消大学建制的呼声；18世纪末期，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被强行关闭等，都为学术资本的重要性提供了鲜明例证。因此，正如普瑞梅雷安、华斯拿治等学者所提出的：“如果我们讨论学术资本主义，那么我们也需要讨论学术资本。”[44]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批判“资本主义”，就将“资本”否定；不能因为批判“自由主义”，就将“自由”抛弃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批判“学术资本主义”，就否定或抛弃了“学术资本”。质言之，我们研究学术资本的最终目的，旨在强调学术资本之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大学如何才能不断积累自身学术资本，并规避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发生和流行。
五 学术资本、高校学术资本的内涵与外延
综合多视角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所谓学术资本是指在特定学术场域内（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能等高深知识，逐步形成学术成就和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商品的形式与外界（或在组织内部中）进行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殖、提高自身生存和发展竞争力的学术资源总和。与知识的分类相同，高深知识同样可以划分为显性高深知识和隐性高深知识，而学术声望是由显性高深知识、隐性高深知识或者显性与隐性混合高深知识综合形成的，所以就学术资本的外延来看，又可以划分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
高校学术资本的概念，是建立在学术资本概念分析和澄明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组织的高校，是国家和社会中学术资本集结的重要场所，也是研究学术资本的一个主要对象。高校学术资本就是高校通过自身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能等高深知识，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的职能发挥中，形成学术成就和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商品的形式与外界（或在内部中）进行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殖、提高自身生存和发展竞争力的资源总和。与学术资本的外延一样，高校学术资本同样可以划分为高校显性学术资本、高校隐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高校混合学术资本。
相对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而言，学术资本是高校内部最为核心、最为高端的那一部分。学术资本是与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性质截然不同的一个中性词语，其在转化中既可能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因衍生学术资本的出现而产生负面效应。学术资本的道德约束性是区别于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层面，缺失了道德约束性的学术资本转化，极易产生异化的学术资本，从而导致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之所以强调这种道德约束性是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主要是基于高校自身学术资本积累的考量。高校学术资本积累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如果不遵循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在学术资本转化中有违于学术公平和正义，不注重学术传承和创新，损害了学术自由和学术声望，那么高校就会陷入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泥沼。一言以蔽之，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