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校学术资本的性质
无论是相对于其他组织的知识资本，还是相对于高校的其他资本形式，高校学术资本都具有自身特点。整体来看，相对于企业知识资本而言，高校学术资本突出表现为“高深”性；相对于高校的其他资本形式而言，高校学术资本突出表现为“知识”性。一般说来，高校学术资本具有以下性质：
一 艰深性和复杂性
与高校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不同，高校学术资本在发展、占有、转化、积累等方面表现得更为艰难。学术资本对高校发展产生的效果，用时更加漫长，学术资本的积累非短时期内可以完成。
第一，高校经济资本可以通过短时期投入而迅速发展起来，无论新建校园、教学大楼，还是图书资料、实验设备等，都概莫如此。1806年，在普法耶拿战争后，普鲁士的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被拿破仑强行关闭。1807年8月，原哈勒大学校长施玛茨带领教师代表团，前往普鲁士东部小城麦莫尔拜谒主持政务的弗列德力克·威廉，请求在柏林重开他们的大学。国王欣然应允，并认为国家应该用智慧的力量来弥补物质资源的损失。[45]1807年9月，威廉三世将原来拨给哈勒大学的所有经费，全部转拨给新建的柏林大学；1809年7月，国王又将他弟弟亨利王子的豪华宫殿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同时拨款15万塔勒作为新建大学经费。在普鲁士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柏林大学的年度拨款迅速攀升，1820年为8万塔勒，1870年达到24.8万塔勒，其中拨付的研究经费1830年为1.5万塔勒，1870年则高达12.5万塔勒。[46]不难看出，在普鲁士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柏林大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积累起来了丰厚的经济资本。相对来说，尽管新建柏林大学在首创者的努力下延揽了诸多名师，但是真正积累起丰厚的学术资本却是要滞后很长时间。经济资本不但可以通过政府拨款而迅速积累，同时还可通过私人财团的资助而建立起来。芝加哥大学初创伊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经由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American Baptist Education Association）、百货商人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商业慈善家查尔斯·哈钦森（Charles L.Hutchinson）等人，尤其是在石油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的大力赞助下，[47]很快积累起来了原始的经济资本，但是其学术资本的积淀却是相对漫长。因此，相对于经济资本，高校学术资本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无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还是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都需要细心培养，不可一蹴而就。高校学术资本可以较为轻易地转化为物质资本，但是物质资本向学术资本转化却要颇费周折，我们更不能像购买物质资本那样来购买学术资本，即使能够买到也很难在近期内发挥作用。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8]，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高校经济资本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可以借助外力来实现的，而高校学术资本只有通过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真正积累起来。
第二，高校社会资本尽管不如经济资本发展和积累方便快捷，但却可以通过卓越校长和管理者的运作，对内施行改制加强内部关系，对外加大宣传扩展外部网络，从而增加社会资本。2007年6月筹建、2012年4月经教育部同意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朱清时校长的带领下，很快施行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理事会治理模式，聘请世界级学术权威组成顾问委员会作为最高咨询机构，提升了学校内部社会资本。同时，南方科大在国内外广造声势，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加盟，与国内外高校、企业、非营利部门等建立了多样联系，从而提升了学校外部社会资本。但是，学校的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以及混合学术资本的发展和积累，无疑还需要很长的路程要走。
第三，高校政治资本的发展和积累无疑与政府部门的关照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倾力扶持，那么高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积累起来大量政治资本。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1949年12月16日召开的政务院第11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任命吴玉章为校长，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培养干部。首届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中革命干部与工人出身的占59.8%，其中外交系学生全体都来自于干部。[49]成立大学的部门不是教育部而是政务院，学校管理者的身份主要不是学者而是党政高层领导，大学培养目标不是人文科技精英而是国家管理干部，学生组成不是基于知识掌握而是基于政治身份等，都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很快积累了自身雄厚的政治资本。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资本发展和积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二 历史性
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各个时期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是不尽相同的，它是一个自然历史生成的过程，学术资本与高校相伴而生。
第一，从知识（显性或隐性）层面来看，新型高深知识的占有会增加学术资本积累，高校就会面临快速发展阶段；反之，旧的高深知识经反复使用会逐渐普及，从而转变成不再高深，甚至是谬误，高校如果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资本则必然面临发展危机。
第二，从学术声望的层面来看，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各个时期所拥有的学术声望显然不同。当显性和（或）隐性的学术资本增加，高校快速发展时期，高校声望学术资本会自然增加，反之就会降低。
第三，从交换对象和形式来看，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高校也不尽相同。中世纪大学时期，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直接对象是学生，间接对象是教会组织（培养牧师）和世俗政权（培养律师、医生等），主要通过教学活动来完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直接对象转变为国家，无论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德国大学，还是将科研游离于大学之外的法国大学，这种交换主要依靠政府来买单，交易活动在教学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20世纪以降，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日益复杂多样，从个人到组织，从政府到民间，高校学术资本日益市场化，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成为学术资本交易的“三驾马车”。当高校学术资本交易过度泛化，渐渐演变为以追名逐利为目的，并超出知识和道德的边界时，学术资本主义现象便产生了。
三 非均衡性
所谓非均衡性，主要是指在同一段历史时期内，因高校所处学术位置不同、拥有的学科专业各异，当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换和流通时所实现的价值增殖量的差异性。
第一，就学术位置而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那些处于学术中心地带的大学往往要比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学拥有更加丰厚的学术资本，譬如中世纪时期有“母大学”之称的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与其他“子大学”相比，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总量是不均衡的。用埃里克·古尔德的话来说，就是“一所学校的卓越对另一所学校来说可能就是中等”。[50]就当下中国大学而言，“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院校要比地方普通院校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本。
第二，就学科专业而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因大学所拥有的学科专业不同，导致学术资本拥有量各异，即使在同一大学内部，因各院系所在学科不同，也导致大学内部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那些处于与市场或社会密切联系的学科，往往较为容易将学术转化为资本，从而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本；反之，那些处于与市场或社会较远的学科，因缺乏外部吸引力，往往比较困难将学术转化为资本，从而表现为学术资本困乏。众所皆知，知识的价值在不同时代会伴随人的主观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转变。一门学科知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显学”位置，但在另一段时期内将会退隐，譬如中世纪的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其学术地位逐渐为其他学科所取代。
第三，无论是对于大学个体而言，还是对于学科专业而言，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当超越了一定限度，阻碍了大学或学科发展时，要么旧的大学或学科的统摄地位会遭到取缔，如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被法国政府强行取缔，中世纪的神学地位被德国大学的哲学所取代等；要么就会有新的竞争性大学或学科出现，譬如牛津大学之后出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之后出现耶鲁大学，哲学学位之后出现专业学位等。
尤其是对于学科专业而言，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不但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相对的。譬如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科学和艺术的价值时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和艺术实践之间注定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来自某个时代的一件艺术品创立了一种新技法，或新的透视原则，因此从艺术的意义上就比对这些技法或原则一无所知的艺术品更伟大，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技法仅限于为材料和形式辩护，也就是说，即使不采用这样的技法，也能以达到艺术表现力的方式去选取和构思素材，那么这件艺术品丝毫也谈不上更伟大。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也绝对不会过时的。个人或许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任何人也不能说，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完美性’的作品而‘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51]
四 无形性和依附性
无论是高深知识，还是学术声望都是无形的，因此学术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无论显性高深知识、隐性高深知识，还是基于学术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都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人或物。譬如，显性高深知识所依附的著作、论文、发明、专利等，隐性高深知识所依附于教师身上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等，隐性高深知识所依附于学生身上的学习能力、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等，基于学术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所依附的硕学鸿儒、名师名家、知识精英、创新型人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