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提出生态审美观以及什么是生态审美观？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是不断发展的、革命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基本特性的鼓励下从事当代生态审美观的研究的。国际上有关生态批评的实践可以1962年莱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为其开端，生态诗学则可以追溯到1978年鲁克尔特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文。我国的生态美学研究则以1994年李欣复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为其肇始。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生态美学研究相关专著10部左右，大约有10名左右博士生选择生态审美观或生态批评为论文题目。虽然近年来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发展的较快，但还需要，也希望学术界同行给予更多关注与参与。

我们为什么提出生态审美观？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这一问题，那么，我的回答就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目前，生态问题已经非常紧迫地提到整个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必须给予必要的关注。西方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人类的一种“生态责任”。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作为人文学者不应缺席与沉默。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广大美学工作者的态度。

具体来说，生态审美观的提出适应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现实需要。

首先，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前后，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1972年联合国发布《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问题提到了全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共同课题的高度。我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2004年4月30日，我国学者更加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对于我国来说，环境与资源问题显得更加紧迫。我国以世界9%的土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森林覆盖率不到14%，淡水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也是空前的。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就是“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和文化态度，走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

其次，是为了适应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从主客二分向主体间性以及由人类中心向生态整体转型的需要。19世纪中期，黑格尔逝世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哲学走向终结，开始了西方现代哲学探索之路，逐步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向主体间性，以及由人类中心向生态整体的转型。以尼采的“酒神精神”的提出为开端，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与存在论哲学为标志，其后，德里达提出“去中心”，福柯提出“人的终结”，阿伦·奈斯提出“深生态学”等等，都反映了这一转型的发生与进行。美学是与哲学紧密相连的，哲学的转型必将引起美学的转型。

再次，是为了适应美学与文学自身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发生的由无视生态维度向充分重视生态维度的转型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诗学与环境美学逐步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1984年，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邀请杜夫海纳与帕斯默聚会东京，探讨新的生态伦理学及其与美学的关系，为美学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生态审美观的课题。此后，鲁克尔特在论述生态批评与生态诗学时则指出，对于生态问题“人们必须有所作为”。这是一位人文学者在面对严峻的生态问题现实时对同行的激励，我们也应响应这一激励，在同样严峻的中国生态问题面前“必须有所作为”。

最后，是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压力日益增强，而我国的现代化也需要新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我国人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与必然要求。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代生态智慧是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到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儒家的“民胞物与”思想、佛家的“善待众生”思想等等，都各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并为国际学术界所看重，成为开展国际学术对话的极好领域。正如罗马俱乐部中国分部所说，老子几千年前所提出的“无欲”与“天人合一”,“正是人类正‘道’的基本前提。并且老子的思想提供的价值观念真正切中了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异化的种种问题与要害，正是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良方。”

那么，什么是生态审美观呢？

首先，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生态审美观是1994年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审美观。它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达到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广义的理解，指建立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生态存在论生态审美观。我们主要在广义上理解和阐释生态审美观。

其次，生态审美观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有新的发展。从目前看，生态审美观还不能构成一个新的美学学科分支，而是美学学科在当代新的发展、新的延伸、新的丰富和新的立场。其发展主要表现于如下四点：其一，从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来看，它标志着我国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将由认识论过渡到当代存在论、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我们认为，只有从当代存在论的立场才能理解人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传统认识论的立场无法理解这种一致性的。因为，传统认识论是“主体与客体二分对立”的在世结构，而当代存在论则是“此在与世界”的在世结构，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的关系是人的当下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的统一成为必有之义，从而建构当代的生态人文主义；其二，从美学理论本身来看，它标志着我国美学理论将由无视生态维度、过分强调“人化的自然”过渡到重视并包含生态维度；其三，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看，将从自然的完全“祛魅”过渡到自然的部分“复魅”，也就是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其四，从审美研究的思维方式来看，将从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过渡到消解主客的生态现象学方法。这是一种对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极端私欲的“悬搁”，达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

再次，生态审美观的具体内涵。对于生态审美观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第一，是生态审美观的文化立场。美国批评家施瓦布说，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这就说明，生态美学观的提出首先是哲学与文化立场的重要转变。所以，有关哲学与文化的范畴成为生态美学观的最重要范畴。当然，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只能举其主要的列出：（1）“生态存在论”——由美国的大卫·雷·格里芬首先提出，针对传统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2）“有机世界观”——由美国环境哲学家J.B.科利考特提出，包含有机整体的内涵，与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相对立；（3）“共生”理论——由挪威的阿伦·奈斯提出，包含人类与自然的相对平等、共生共荣，与人类战胜自然的传统观念相对立；（4）“生态环链理论”——由英国的汤因比与美国的莱切尔·卡逊等提出，包含人类是生态环链之一环以及享有生态环链之相对平等，也是与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理论相对立；（5）“该亚定则”——由英国科学家拉伍洛克提出，将地球比喻为古代神话中的地母“该亚”，包含着敬畏自然与自然是有生命的理念，与传统的掠夺自然理论对立；（6）“复魅”——由大卫·雷·格里芬提出，包含对于自然部分神秘性的恢复与对自然的适度敬畏，与工业革命的完全“祛魅”相对立。

第二，是西方生态美学范畴。西方生态美学范畴主要由海德格尔提出，当然还有一些理论家也作了贡献。其主要内容为：（1）“诗意地栖居”——海氏提出，包含人的审美的生存之意，与工业社会完全凭借技术的栖居相对立；（2）“家园意识”——海氏提出，包含人要回归最本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与生活家园之意，与当代工业社会人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相对；（3）“四方游戏”——海氏提出，包含“天地神人”四方自由平等相处之意，与人类中心相对立；（4）“场所意识”——美国生态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提出，包含人赖以生存的地方以及对其记忆，针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于人的原生态的栖居地的破坏；（5）“参与美学”——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在《环境美学》一书中提出，这是一种环境现象学美学，指出在自然环境审美中人与自然的机缘性关系与意识的构成作用，与以康德为代表的静观的美学相对立，认为静观美学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律背反。

第三，是中国古代生态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智慧，有待我们深入发掘。现举列举几点：（1）“天人合一”观念——《周易》中提出并阐发，包含天与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古代生态观念；（2）“风体诗”——《诗经》之主要文体，《说文》云：“风，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因此，“风体诗”即为反映人之生命律动以及与自然关系的“原生态”之艺术；（3）“比兴”——《诗经》主要艺术创作手法。《说文》云：“比，密也”,“从两大也，两大者，二人也”;“兴”,“兴者，举也，谓两人共举一物”。由此可见，所谓“比兴”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亲密、合作之意，是一种东方式的与自然平等的特有艺术表现手法，后来发展到“比德” “意境”等艺术表现手法；（4）“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后汉何休所言“男女有所怨恨，皆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明中国古代来自民间的艺术特别是民歌主要反映人的生命生存状况，其诗意集中于古代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方面。如“怨诗”“桑间濮上诗”“思夫诗”“怀归诗”“乐诗”等。

第四，是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当代美学以席勒为开端对资本主义开展了审美的批判，这正是美学的重要功能之所在。生态审美观在对现实的审美批判中增加了生态的维度，意义重大。《寂静的春天》对人类使用农药破坏土地与自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19世纪后期所写《白鲸》，也是对人类有意与自然为敌的批判。他以形象的笔触深刻地描写了“披谷德号”船长埃哈伯向一只曾经咬掉他一条腿的名叫莫比·迪克的抹香鲸誓死复仇，并与自然为敌的行动，最后导致人鱼双亡。中国作家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对滥伐森林的声讨，加拿大阿特伍德《羚羊和秧鸡》则是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对人类滥用科技的批判，她以科学狂人秧鸡企图通过生物技术控制人类，最后在自己制造的病毒爆发时造成人类文明和自己的毁灭，从而有力地批判了违背自然规律的严重后果。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0月于北京西山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后以《论生态审美观》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3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