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美学成为我国美学领域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理论形态与生长点，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事实证明，生态美学是我国新时期美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本文试图全面地论述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总结其成绩，指出其问题，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某种勾画。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讲的生态美学研究，包括新时期出现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等方面的研究。它们尽管名目有异，但总体上都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相互之间是互补与共在的，共同构成了我国新时期生态审美研究这道亮丽的风景。

一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生态美学的产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1894年，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8]这就说明，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科学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现代工业革命中的负面因素唯科技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污染愈来愈加严重，已经直接威胁到数亿人民的安危与生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与资源代价。我国领导人曾说，资本主义国家200年间陆续发生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年间集中发生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与环境问题逐步引起国家领导层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近年又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设目标，成为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形势下，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为指导的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各种生态理论，就必然地成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美学的发展，不仅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而且，其深化发展也需要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与强大的动力。

在我国，由于美学学科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因而，一直引起学术界与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广泛关注与爱好。一百余年来，我国先后产生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蔡仪、蒋孔阳、李泽厚等一批具有独特丰采的著名美学家，其富有生命力的丰硕成果不断滋养着一代代学人，直至今天。但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理论形态的某些局限性愈来愈加呈现出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生的、直至今天仍具有巨大影响的实践美学来说，在其具有深厚理论积累的前提下就暴露出明显的理论弊端。具体表现为，在哲学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局限于机械的认识论。实践论美学的主要代表就曾多次表明其美学思想是以认识论为指导的，较多地关注审美的认识功能，因而相对忽视了更深刻地揭示人的生存状况与价值的意义；在美学理论本身，过分地强调了审美是一种“自然的人化”，而相对忽视对象，特别是自然本身的价值，表现出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在美学研究的对象上，固守西方古典美学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传统命题，将非常重要的“自然”排除在审美之外。这是既往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失误之一；在自然美的问题上，受黑格尔轻视自然美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祛魅”论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无视自然美特有的价值以及自然在审美中特有的地位；在思维方式上，实践美学总体上没有完全摆脱启蒙主义以来主客、身心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总之，实践美学总体上是一种以“人化”为其核心概念的，忽视“生态维度”，并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美学形态。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说已经一定程度地落后于时代。对这种美学形态的改造与超越已成为历史的要求。生态美学的提出就是对实践美学的一种改造与超越，是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时代需要。

同时，生态美学的提出，也是全球化语境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的新的形势，在实际生活中，交通的便捷、网络通讯的发展也大大地拉近了国与国、人与人的距离。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成为一个国家能否以其特有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标志。我国有着5000多年悠久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历久不衰、彪炳于世的独具风采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骄傲。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包括生态审美观的生态智慧是一种独特的财富与文化遗产。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家的“道法自然” “万物齐一”，佛家的“万物一体”“普度众生”等思想，都是极为珍贵的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早已引起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与借鉴。因此，加强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中国形态的生态理论的建设，有利于在世界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为21世纪中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回顾和总结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我们可将其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萌芽期，从1987年到2000年。

我国学术界第一次与生态美学有关的，是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对“文艺生态学”的介绍。该词典从文艺学和生态观相结合的角度对“文艺生态学”进行了界定，指出“文艺生态学则是研究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其他各种因素同文学进行交互作用的科学”，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共生关系”，是“人类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背景和条件”[59]。第一篇题名为“生态美学”的文章，是1992年由之翻译的俄国曼科夫斯卡亚所写《国外生态美学》一文，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和12期。该文译自俄国《哲学科学》第2期。作者较为详尽地介绍和评述了欧美正在兴起的生态美学（实际是环境美学），主要介绍了瑟帕玛与卡尔松等人的生态美学观，认为这种生态美学“已远远超出了就艺术中的自然问题进行传统研究的范围”,“生态美学从概念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文章也指出了生态美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1994年，李欣复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此文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文章论述了生态美学的产生、基本原则及发展前景。在论述生态美学的产生时，文章指出，生态美学“是伴随着生态危机所激发起的全球环保和绿色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构成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和精神文化生产生态三大层次系统”，并指出生态美学所必须树立的“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自然万物的和谐协调发展”与“建设新的生态文明事业”三大美学观念，以及“道法自然”“返朴归真”与“适度节制”三大原则方法等。在论述生态美学的前途时，文章指出：“作为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生态美学在知识理论内容构成上有自己独特的系统与标准及原则，尽管它目前尚没定型成熟，但其蕴含的科学性、先进性决定了它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我们应该为它的诞生和建设欢呼，与贡献绵薄之力。”这篇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资源论述生态美学问题，其价值与地位非常重要。上述两篇文章的发表，可以看作是我国生态美学研究的萌芽。1999年10月，海南省作协召开了《生态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我国第一个生态文学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反映了我国文学界与学术界高度的生态自觉性。1999年，鲁枢元教授创办《精神生态通讯》，成为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特有阵地。该刊一直延续至今，其重要贡献有目共睹。

第二，发展时期，从2000年到2007年。

这一时期，生态美学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生态文艺学、环境美学研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良好态势。2000年12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的生态学》一书。2001年1月，在武汉召开了“21世纪生态与文艺学”学术研讨会。此后，“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1年11月，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西安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此后，分别在贵州、南宁、武汉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届会议。在新时期生态美学的发展中，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02年6月，苏州大学文学院发起召开“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同年12月，江汉大学与武汉大学在武汉联合主办“全国文化生态变迁与文学艺术发展研讨会”。2002年6月，张皓出版了《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古代儒、道、佛、禅的生态审美智慧。2002年11月，袁鼎生等出版《生态审美学》一书，论述了“生态审美场”“生态美”“生态审美效应”与“生态美育”等一系列有关生态审美的问题。2002年6月，曾繁仁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文，提出生态美学是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性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产物，其基本理论内涵是一种生态存在论的美学观，从生态存在论哲学观的角度为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该文被同年《新华文摘》大部分转载。2003年8月，王诺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欧美生态文学》一书，该书是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及此后的研究成果。2003年10月，曾繁仁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一书，全书分“生态美学论”与“当代存在论美学论”两编，收录了作者2001年以来有关生态美学与生态存在论美学14篇论文。2004年5月，武汉大学哲学系陈望衡教授在武汉大学主持召开了“美与当代生活方式”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北京大学彭锋出版《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一书。同年3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海荣的《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一书，该书将当代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结合，在强烈的社会语境中审视生态美学的建设与意义。2005年8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青岛主办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170多名海内外学者参会。会议围绕“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关系，就“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中国生态智慧与生态文化”与“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开放式的研讨与对话。会议论文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环境中的美学与文学》,2006年7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美国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与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联合主编的“环境美学译丛”，先期出版了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和芬兰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同年6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卡尔松的《环境美学》一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滕守尧教授主编的“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之一种。至此，国际上三位著名的当代环境美学家的主要著作均已译介到国内。2006年7月，四川大学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从思想基础、理论建构、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视野等不同角度对西方生态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具有独特的立场与较强的理论价值。2006年7月，鲁枢元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生态批评的空间》，从生态时代、精神生态、生态视野等视角阐发了作者对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一系列新的见解。200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等翻译出版了阿诺德·伯林特教授主编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该书收录了国际上12位颇具影响力的当代美学家有关环境美学的最新成果，内容丰富新颖，颇具理论价值。2007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望衡教授的《环境美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以“环境美学”为书名的论著。2007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曾繁仁近年来的美学论文集《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其中的第三编“生态美学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收录有关生态美学的17篇文章。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指出：“我以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的首创，正好填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叶朗教授于2007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文，指出：“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第三，新的建设时期，从2007年10月开始。

2007年10月，我国最高决策层与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第一次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论断，并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同时，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这一论断对于我国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建设具有极为重要意义，使之由边缘发展为主流，从而开始了新的建设时期。所谓“新的建设”，应该包括反思总结与建设两个方面。从反思总结来说，我们要回顾从1987年以来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所走过的20年曲折的道路，其成绩与收获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翻译介绍与梳理了中外有关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成果与资料。从国外来说，重要的当代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理论家的成果几乎都作了翻译介绍。从我国自身来说，主要深入发掘梳理了中国古代儒道佛各家的生态审美智慧，对古代、现代与当代某些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态审美智慧与资源也作了初步的研究。其次，召开了10次左右有关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文学学术研讨会，出版了10多部有关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论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理论研究在逐步地走向深入。再次，从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影响来说，由不被理解到逐步得到适度认可。目前从国家社科项目来说，已有5位中青年学者的有关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项目获得批准立项，并正在进行当中。以生态文学、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为题目进行硕士、博士论文研究的研究生有近20名。最后，从队伍建设来说，目前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文学的学者不断扩大。2005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学术研讨会。国内学者出席会议的有150人左右，说明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在这个领域中辛勤耕耘的美学家与文艺学家有李欣复、聂振斌、滕守尧、鲁枢元、徐恒醇、曾永成、张皓、袁鼎生、陈望衡、章海荣、刘恒健等。此外，还涌现了王诺、王晓华、王耘、刘悦笛、彭锋、宋丽丽、韦清琦、张敏、胡志红、刘蓓、程相占、李庆本、盖光、覃新菊、王茜、韩德信、李晓明、邓绍秋等一批中青年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研究者，并已取得初步成果。

二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建设的成绩，需要将其主要成果作一个简要评述，以便回顾总结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我国当今的成果重要集中在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文学三个方面。

在生态美学方面，主要代表作是徐恒醇的《生态美学》，该书是徐恒醇研究员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两次访学德国时，受到德国优良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心理学》一书的影响，并经长期酝酿而写成的一本论著，2000年12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自成体系的生态美学论著，该书的贡献很多：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与超越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的观点。作者指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呈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60]其次是提出建立生态美学的两个理论前提，一个是生态世界观，一个是中国古代的生命意识。关于生态世界观，作者认为，这是与机械世界观相对立的包括有机整体、有序整体与自然整体进化三大思想原则。[61]关于生命意识，作者指出：“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以各种生命系统的相互关联和运动为出发点。因此，人的生命观成为这一考察的理论基点。”[62]其三是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有关“生态美”的核心范畴。作者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生态美首先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它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它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63]在这里，作者强调了生态美学以人的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对象，以参与性及依存性为特点，以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和弦为表征。这些都说明，“生态美”就是一种人的审美的生存之美。其四是进一步阐释了生态美的意义，包括推动现代美学理论的变革、确立健康的生存价值观、有利于克服技术的生态异化、有利于变革不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等。[64]其五是作者以自己的“生态美”的理论具体地对人的生活环境、城市景观与生活方式等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建设与发展的意见，十分难能可贵。

在生态文艺学研究方面，第一部论著是鲁枢元所著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12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鲁枢元教授用他所擅长的特有的散文诗的笔法写就的，具有理论著作少有的可读性，当然也形成了观点的某种含蓄性。该书分上下两卷十四章，上卷带有总论性质，下卷则带有理论的应用性质。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其一是提出了“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65]的主旨；其二是论述了生态文学所赖以产生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作者提出：“我们赞同这样一种提法：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66]他又将这一时代表述为“‘后现代’是生态学时代”[67]，并从审美的角度提出：“走向审美的生态学时代。”其三是该书对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一门完整的生态文艺学，应当面对人类全部的文学艺术活动，并对其作出解释。而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活动之一的文学艺术活动，必然全部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如此，因而都应当归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加以考察研究。”[68]其四是提出了地球是生态系统、自调节的生命体，是地母盖娅，以及有机联系的生命圈、自然的部分复魅、女性自然与艺术的天然同一性、怀乡是对栖息地的眷恋、栖居是作为生态诗学的重要命题等一系列新的观点。其五是提出了著名的生态学三分法：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与精神生态学。[69]其六，提出了艺术家作为自然有机体在自然、家族、社会、文艺土壤中生长的问题；[70]其七，提出生态文艺学批评的内涵：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对于维护自然在整体上的完善、完美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人类目前面临着的即将到来的生态灾难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生态危机的解救要求人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是生态的和审美的；诗与艺术是扎根于自然土壤之内，开花于精神天空的植物；真正的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生态文艺批评把艺术哲学当作乌托邦的精灵；生态文艺批评是一种更看重文艺内涵的文艺批评；生态文艺批评不排斥包括形式批评在内的其他批评类型，其基本原则是“多元共存”，等等。其八，关于自然美的新理解：自然美不是“人化的自然”，它既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人类审美机制中固有的，而有时候又是被个人的意识、经验、心境所强化的，“人与自然是共处一个‘有机团体’之中的”[71]。曾永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是一部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为指导与主线展开论述的生态文艺学论著。诚如作者所说，“文艺的绿色之思，理应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念中吸取智慧，为自己寻求最坚实也最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生态观概括为人本生态观、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及生命观、美学的生态学化、文艺思想中的生态思维等，然后从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文艺生态思维的观念、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文艺活动与生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生态等层面进行论述。作者的立足点是将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提出要“把本来诞生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观念引入文艺研究”，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解，常常将社会性孤立起来，轻视自然对人的实践的基础性制约作用”，又提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是以这个生命生态为基础，并在其中实现的”[72]等观点，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阐释中强化了生态的维度，并力图使之渗透于文艺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这是该书的贡献所在。但因成书较早，该书对国内外最新的生态理论与生态批评、环境美学等成果吸收借鉴不够。

在环境美学方面，最主要的代表作2007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望衡的《环境美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美学论著，既总结概括了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完备性，是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现将其主要观点概括如下。其一，有关本书的基本内容，作者提出“景观”概念。如果说，艺术美的本体是意境，环境美学的本体就是景观。它们是美的一般本体的具体形态。景观的生成由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的作用。自然、农村、城市是环境美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生态性与人文性、自然性与人工性的矛盾与统一是环境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环境是我们的家，故环境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家园感。在环境美学的视域内，“宜居”进而“乐居”是环境美学的首要功能，“乐游”只能是它的第二功能。环境的功能当然不只是“居”与“游”，环境作为人的生存之本、生命之源，关涉人的一切生活领域，人类改造环境的任何事业都包含有美学的成分，将环境变成景观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在我们的居住环境的建设中，园林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建设园林式的城市和农村是我们居住的最高境界。其二，关于环境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区别。作者指出：“美学研究的重心从艺术转移到自然，其哲学基础由传统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扩展到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生态主义；美学正在走向日常生活并应用于实践。不难预见，环境美学将成为美学研究的鲜血，也势必为人类的实践指出一条通往人与环境的和谐美的道路”,“环境美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扩展，意味着一种新的以环境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的诞生”。[73]其三，关于什么是环境，作者指出：“环境只能是人化的自然。从存在论意义来看，人与环境是同时存在的，没有适宜于人生存的环境，人不能存在；而没有人存在的环境，也就不能称之为环境。”[74]其四，关于环境与艺术的关系，作者不完全同意西方环境美学家将两者严格加以区别的观点，而是主张两者的结合。他说：“因此，环境美学的任务不在于区别艺术与环境，而恰恰在于将艺术与环境结合起来，走环境艺术化或艺术环境化的道路。”[75]其五，作者认为，“家园感是环境美学的基础”,“它侧重的是感性的维度，包括感性观赏和情性的融合”[76]。其六，关于环境美学的视界，作者认为，将自然、农村、城市“这三种环境类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阐述，将是我们获得研究环境美学的一个全新的视界”[77]。其七，关于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两种美学都研究环境，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生态的问题不只是出现在环境之中，生态学作为一种维度，一种理论体系，或者说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它与美学的结合，的确开辟了美学的新局面，但它不能归属于环境美学，这两种美学都有存在的价值，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美学的发展。”[78]其八，关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调，作者从生态的，文化的，伦理的与哲学的四个层面加以阐释。其九，环境美本体是“景观”。所谓“景观”，作者认为“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个是“景”，它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可以感知的物质因素；二是“观”，它指审美主体感受风景时种种主观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与作为对象的种种物质因素相互认同，从而使本为物质性的景物成为主观心理与客观影响相统一的景观。环境之美在景观，景观是环境美的存在方式，也是环境美的本体。[79]其十，关于环境美欣赏，作者认为对环境美的欣赏是多角度感知的综合，同时也是一种整体化的欣赏，不仅五官都要参与，而且还包含某种功利的价值判断。其十一，作者有力地批评了“自然全美论”，认为这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反人本主义观点。那么，什么是自然美呢？作者认为“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使自然之美展现出来，但人类并不是将所有的自然都归结为审美对象，并不是所有的自然都可以被化为审美对象的，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必须是肯定人的生存、生活、人的情感的那部分自然。”[80]其十二，提出“自然至美说”，其原因是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源、美的规律之源、审美创造之源等，其结果是带来美学的哲学基础，研究重点和理论形态的重大变化等。其十三，作者还探讨了农业环境美、园林美与城市环境美等，应是美学理论走向应用于实践的重要尝试，十分可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一书，是另一部环境美学专著。该书是一位具有深厚哲学学养的青年学者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美问题的反思，从一种崭新的角度论述了“自然全美”问题。首先，作者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当代生态理论家有关“自然全美”论述的理论缺陷，那就是产生一种生态科学的联系性与审美的孤立性、独特性的矛盾。他说：“按照这种美学方式，自然物之所以是美的，因为自然物完全是与自身同一的存在，它们是不可重复、不可比较，不服从任何依据既有概念的理解。这种美学方式与生态学家的普遍联系方式刚好相反，因此可以被适当地称之为完全孤立方式。”[81]其次，作者提出了对于“生态美学”建立的怀疑。他说：“如果说生态科学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能够较好地解释自然物的价值的话，它并不容易解释自然物的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很恰当地说有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但很难说有一种新的生态美学。”[82]同时，作者对他的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反思自然的基本观点作了自己的陈述。他说，这种研究让我们对美有了新理解，“审美经验是人生在世的本然经验，审美对象是事物的本然样态，审美中的人与对象关系是一种前真实的（pre-real）肉身关系”,“审美就处于这种解构和建构的张力之中”。[83]那么，什么是“自然全美”呢？作者指出，“自然物之所以是全美的，并不是因为所有自然物都符合同一种形式美，而是因为所有自然物都是同样的不一样的美。就自然物是完全与自身同一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美是不可比较、不可分级、完全平等的”[84]。为此，作者还列举了庄子、禅宗与儒家的有关思想，以及康德、阿多诺、杜夫海纳的有关理论加以论证。作者的论述是独特的，但也不是不存在矛盾。问题在于：“自然全美”这个美学命题本身就是西方环境美学理论家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提出的一个并不正确的命题，因为自然之美只能在其与人的生态审美关系中存在，而不可能“自美”与“全美”。

在生态文学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成果是2003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学术专著，其《引言》部分对有关生态文学的基本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85]该书明晰地勾勒了从1974年以来欧美生态文学的基本发展历程。第一章主要论述作为生态文学思想基础的欧美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概况。从上古一直到20世纪，从施韦策的“敬畏生命”论、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观”到威斯特灵的“生态人文主义”、辛格的动物解放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正义论”等，几乎涉及与评述了西方近代以来所有重要的生态思想。第二章，生态文学的发展，主要研究了欧洲各个时期生态文学的发展，代表性作家作品。第三章，深入分析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包括“征服、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生态整体观”“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等。本书是我国学者对欧美生态文学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的判断建立在先进的生态观的理论立场之上，基于对大量生态文学与生态理论原著细读。

以上评述的目的在展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9年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中生态美学所取得的骄人成果。但因主要着眼于著作，而且是从本人的一得之见出发，因此难以全面。

三

近20年来我国生态美学研究的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与差距。从理论水平来看，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有关生态审美资源的掌握与研究都还有相当差距。与此相应，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高水平的具有较高理论阐释力，并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论著。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的发掘、整理、研究深度还很不够。因此，在国际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文学学术界，中国学界还没有发出自己引人注目的特有的声音。

一种理论形态是否有其生命力，不是看其名目与提法的新颖别致，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及其成果的水平。生态美学要真正站得住，关键是要拿出高水平的、有理论阐释力的成果。当前，我国生态美学研究的欠缺还表现在，到目前为止，它与我国实际的结合还远远不够。首先，要紧密联系中国现实，结合我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我们中华民族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再就是，如何在生态美学建设中有机地注入中国元素与中国资源。当然，一种理论形态的成立主要是其特有的理论范畴的确立，生态美学的生命力就应表现在它具有与传统美学，或者说与传统艺术美学不同的范畴体系，这方面的探索尽管许多学者都在进行，但尚未取得既具有理论阐释性又具有广泛认同感的成果。从学者队伍来看，尽管近2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研究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但数量不多，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从对外交流的情况看，21世纪以来，在生态美学方面的国际交流对话有了很大进展，不仅召开了2—3次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有学者到国外进行考察、学习，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但总的来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而从学术影响来说，目前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文学在国内学术界仍然遭到更多质疑。这些质疑的存在恰恰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大差距，缺乏更加充分的说服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好在，现在有了良好的文化学术氛围，更有作为国家意识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友好性社会建设目标”的重大决策，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我们的努力要向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中国化的方向前进。

我们要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争取有新的突破。我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是在前段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综合提高。主要是从当代生态美学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哲学与文学背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生态美学建设所凭借的主要东西方资源，生态美学基本范畴，以及生态美学对中西方作品的解读等方面，对现有的中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尽量的综合、消化与吸收；第二方面，努力探索确立生态美学特有的审美范畴，主要是确立最基本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以及其他有关的审美范畴，从而论证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与传统美学的区别，及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是努力将中西方有关生态审美智慧交融在一起，进行生态美学范畴建设的思考。例如，将中国古代“生生之谓易”的生态审美智慧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结合；将生态美学的特有对象与中国古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观念相结合；将生态现象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心斋”“坐忘”等特有的审美体验观念相结合；将生态审美本性论与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美学相结合；将“天人合一”与“四方游戏”相结合；将中国古代的“宜居”之说与“诗意的栖居”相结合；将中国古代的“归乡主题”与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结合；将气韵说、境界说与“参与美学”结合；将“比兴”之说与生态想象结合；将中国古代生态“时令”观念与实践与生态审美实践相结合，等等。通过以上努力，努力建设比较新颖，又具有中西交融特征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

同时，要探索运用新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最重要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我们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必须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其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等重要的理论视角来认识、探讨当今生态问题的最根本的经济与社会动因，探讨生态问题的出现、解决与一定社会制度的必要联系。由此，进一步明确生态审美观进一步确立的经济社会根基。其二，应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之为生态审美观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生活的19世纪中期，尽管还处于工业革命的最兴盛时期，“人类中心主义”占据着压倒的优势，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以其深邃的唯物辩证思维来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对于自然与人的双重的无限制的掠夺，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以及人的“异化”。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生态美学观的重要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

其次是坚持当代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存在论的生态哲学观。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并坚持以当代生态哲学为指导的崭新的美学观。所谓“当代生态哲学”，内容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等多种不同的生态哲学派别。“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坚持人对自然的绝对控制，只不过在此前提下主张有所节制；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观又过分强调自然万物的绝对价值、自然与人的绝对平等，其结果必然导致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对立。我们坚持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论”的更加全面与更具包容性的生态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类相对价值与自然相对价值的统一。这样的生态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哲学，是当代的“生态人文主义”。只有在这样的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生态美学建设才能走上科学健康的轨道。

最后是坚持“后现代”的反思与超越的方法。生态美学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新的美学观念。所谓“后现代”语境，就是说生态美学是“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的产物。因此，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就应坚持“后现代”理论所必具的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基本品格。从现在看来，所谓“后现代”有“解构”与“建构”两种内涵，当然，其基本品格都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但“解构”的“后现代”更侧重在批判与打碎，而“建构”的“后现代”则更侧重在扬弃与建设。生态美学就是一种以扬弃与建设为其基本品格的美学形态。对现代社会成果、哲学与美学理论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肯定其成绩，但又结合新的时代进行超越与发展，继承原有价值体系的合理因素，建设新的思想与话语体系。在哲学观上克服机械认识论，实现由传统认识论到当代存在论的转型；在研究对象上，克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观念，将包含自然与人的“生态系统”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克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运用当代现象学方法，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静观”论审美观，适当借鉴当代“参与美学”；在美学观念上，充分揭示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人的本性的表现，从而明确提出“生态审美本性论”；在美学内涵上，与传统的“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相对，提出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家园意识、场所意识、诗意地栖居等一系列崭新的美学观念；在理论特性上，适度超越传统美学对审美“无功利”的过分夸大，强调生态美学的实践特性，将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教育与生态审美实践提到突出的位置。

总之，尽管生态美学迄今还不具备构成一个独立学科的条件，但它却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美学理论形态。我们相信，它一定会愈走愈远，愈走愈加完备。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