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双循环”与产业网络的重构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网络的关键枢纽，并且被期待在其发展与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28]。中国政府也明确意识到这一责任并就此专门提出了倡议，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指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深度参与了全球产业网络并在其中承担了重要功能，但不同于小国经济，给定它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国内消费市场，中国在大多数基础产业上都只能实行不完全国际分工，即无论其产品是净出口还是净进口，都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国内生产能力，而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也为这种布局提供了基础支撑。从“产品空间”的理论视角来看，相对丰富的产业生态不仅增加了产业升级的路径，也有助于分散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市场风险，从而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从全球产业网络安全的视角来看，这种“双循环”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它保证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关键产业部门不会由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中断而崩溃，从而能够为全球产业链的修复和维护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点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

基于全球产业网络的视角，“双循环”格局具有两重含义：第一，国内的大部分产业链条应该以国内消费为最终归宿；第二，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平衡运行的产品和服务，其关键产业链条应该位于国内，并且国外环节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考虑到当前极为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这种产业链布局对于一个巨型经济体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已经有研究注意到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给全球化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29]。不过，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产业网络布局目标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给定中国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位置，它要求相当规模的产业网络重构，包括诸多既有产业链的断裂、转向以及新的产业链的形成。这种产业网络重构绝非企业重新寻找合作伙伴那么简单，而是会在经济运行的许多领域带来巨大影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新的制度转型。

在对上述产业网络重构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不能够将它简单地看作国际经济循环的“碎片化”或者“区域化”。正如本章一再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因而并不适用基于小国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国本身的产业能力和市场规模足以支持绝大多数的完整产业链条高效运行。事实上，正如本章第二节所提及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区域经济建立的许多国际产业链是由于地方市场分割而无法进行跨地区经济合作背景下的次优选择。类似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能力的提升，许多国际产业链条如果转到国内可能会有更高的效率，但由于路径依赖而难以调整。因此，“双循环”布局实际上为国内产业链的整合与效率提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此外，产业链的含义绝不仅仅是其中的参与企业，而且包括了相关交易的管理、协调以及相应的各种服务。这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金融部门的作用，它不仅为产业链的运行提供资金保障，而且提供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支持，同时融资结构等金融因素对于企业行为和产业链的形态也有重要影响[30]。这些“软件”因素经常被忽视，但对于产业链的形成和高效运作极为关键，并且也经常是国内企业的弱项。因此在对我们企业技术能力保持自信的基础上，需要确保国内主导企业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对于产业链进行协调，而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商业、金融、法律等环境建设则是政府需要着力提高的方面。

与产业网络重构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技术与产品创新。全球产业网络是中国企业获取最新技术与市场信息的重要渠道，其特殊意义在于，很多时候创新并非单个企业可以独立完成，而是需要上下游企业的配合和市场的验证，另外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强的激励。类似于“产品空间”理论对于产业升级的阐释，创新通常也是渐进的，如果产业网络重构后企业脱离了技术与市场的国际前沿，其创新概率将大大降低。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也可能偏离国际主流方向。尽管对于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很难给出简单的优劣判断，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国民经济的“二元化”倾向，即类似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时拥有高效率的出口部门和低效率的国内部门[31]。这种效率上的二元结构不仅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很容易通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产泡沫的产生。为此在“双循环”背景下我们需要做更多努力来引导企业创新，这其中金融部门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研究显示不仅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会影响产品质量水平[32]，而且金融机构还会影响技术与产品创新的方向[33]。

在宏观层面上，“双循环”布局要求摆脱出口导向，尤其是加工贸易导向的增长模式，提高消费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从产业网络调节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换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消费扩张与产业链重组之间的宏观协调。一方面，将服务于国际市场的产业链条转换为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产业链条需要一个过程，而在其中相关企业的收入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中这些企业的收入是支撑国内消费的重要部分，因此如果缺乏有效协调，这种产业链条的重组很可能会导致经济紧缩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当时苏联经济体在转型中遭遇的困境。摆脱困境的一种方法是中国经济转轨采用的“增量改革”策略，但是与启动改革的时候相比，当前的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不仅缺乏明确的消费增长点，而且也不再享有充足的剩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通过进一步改革为国内企业找到产品输出领域，并且配合以较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为产业网络的重构提供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收入增长动力的来源。目前中国国民收入还远未达到合意水平，保持经济增速是非常必要的。众所周知，即使不考虑递增报酬带来的内生增长效应，在到达均衡增长率之前，高储蓄率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基于全球产业网络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中，企业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构成了国民储蓄的一部分，它不仅贡献于当期的产出，而且会带来未来的收入[34]。但是在国内消费主导的运行模式中，消费、储蓄与合意投资之间的复杂关系则重新呈现[35]，并且由于通过出口关联的国际宏观政策锚变量的作用下降，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控也变得更为困难，需要相关机制的一系列转变[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