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
- 刘章才
- 22097字
- 2021-10-11 18:41:09
绪论
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
南·布罗代尔[1]
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负载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糖一样，茶叶流传的背后也隐藏着一部文化交流史。
——季羡林[2]
一 选题缘起
饮食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云：“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3]深刻揭示了饮食的重要性，西方亦有类似表述，“Bread is the staff of life”，同样凝练地指出了饮食的不可或缺。此外，《礼记·礼运》中也提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4]。将“饮食”置于“男女”之前，年代稍晚的告子看法相类，认为“食色，性也”[5]，同样将“食”置于首位，这或许均源于人类首先需要饮食以维持个体生命，继而才可能繁衍生息，从而维持群体的延续。
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重视饮食的重要性。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作为人类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在其经典名著《古代社会》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给以划分：中级蒙昧社会开端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取；高级蒙昧社会肇始于弓箭的发明；低级野蛮社会发轫于制陶技术的始创；东半球的中级野蛮社会初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则肇端于使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农业植物以及采用土坯和石头等材料进行建筑；高级野蛮社会则开始于冶铁术的发明与铁器的使用等。概而观之，摩尔根的划分标准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食物原料的发现和饮食器具的发明，其对饮食的重视无须赘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著述赞誉颇多，其中或许蕴含着关于饮食对人类社会重要性的赞许与认同，恩格斯在其《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曾予以系统总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6]。凝练而深刻地指出了物质生活是人类各项活动的基础，并且将“吃、喝”即饮食置于首位。
饮食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是历史发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饮食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无可替代，围绕着其获取、生产、分配与消费，人类的各项活动渐次展开，“食物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在历史的长河中波澜壮阔地流动，推动人类生活、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向前移动”[7]，饮食自然而然地成为构建历史的重要因素，故“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被认为是食物史”[8]，就此而言，饮食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与认识历史的独特视角。具体到世界史研究而言，饮食的全球性跨地域流动意义颇为深远，布罗代尔在论及“大历史”时极具深意地指出：“极而言之，假若有位对中国和印度有兴趣的历史学家相信在16世纪远东支配着贵金属的流通，因而支配着全世界的经济生活的节奏，他会马上指出，远东的胡椒和香料贸易有些不稳定的年代，其时间几乎完全与佛罗伦萨的困难年代相吻合。这种贸易从脆弱的葡萄牙人手里滑脱，被在印度洋和巽他海峡长期客居的狡猾的摩尔商人攫取，然后又落入印度的商旅之手，最后转到高地亚洲和中国。甚至探索这样一个简单的题目，也会使我们周游世界。”[9]布罗代尔认为胡椒和香料的流动即构建与折射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很大程度上因为饮食关联着人群的流动、贸易网络、文化传播、社会权力体系等诸多问题，进而言之即世界宏观历史进程。
从上述意义可以看出，传统饮品茶叶作为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就实用功能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优质水比较少的中国，从民族保健的角度来看，茶是绝对的必需品”[10]。茶成为中国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对于增强中国人的体质、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就社会功能而言，茶在和谐人伦关系中担当着类似于“润滑油”与“黏合剂”的重要角色，以茶敦亲、以茶为媒、以茶敬客、以茶睦邻、以茶会友均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甚广，茶在家庭生活中可以序长幼、明人伦，在婚姻礼仪中既象征着爱情的坚贞不渝又昭示着子孙的枝繁叶茂，茶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表达敬意、和睦关系、传递友情的作用；就精神层面而言，茶是综合性精神文化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比如茶与佛教密切关联，“茶禅一味”既指出了饮茶与参禅在修行方法上的一致性，又概括了茶与禅内理的契合与相融，再如士人将饮茶与诗书画相结合，清风、朗月、松涛、竹影、溪流、茶人融为一体，心物交融，物与心化，天地宇宙、人与自然呈现出和谐统一的意蕴；就政治功用而言，茶还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凭借，茶对于强化民族联系、促进民族交流、维护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功用之外，茶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也不容忽视，它在中西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西交流源远流长，丝绸、陶瓷、茶叶大致前后相继，从中担当了关键角色，学界对丝绸与瓷器从中发挥的作用多有关注，而对茶的研究则尚显薄弱。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东西方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饮茶相关资讯通过梯山航海而来的传教士与商人等跨文化传播媒介传入西方，茶叶贸易从无到有日益发展，尤其是到了18世纪，茶逐渐成为中西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商品。荷兰人最早开创了中西茶贸易而且较早地接触了饮茶，甚至养成了饮茶习惯，英国人紧随其后、亦步亦趋。17世纪上半叶，茶刚刚输入英国时[11]，其影响还较为有限，但在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波折的被接受过程之后，它在英国完成了从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的转变，至18世纪后期，茶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地改变了各阶层英国人的生活习惯，在这一基础之上，英国社会于19世纪发展出以下午茶为中心的红茶文化，茶文化对于英国而言堪称具有标签性意义。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指出：“没有任何东西像茶一样对英国影响如此深远，它对过去一百年英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12]而这一生活习惯的转变，折射出的是英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变迁，诚如著名学者西德尼·明茨所言：“一位英国工人喝下第一杯加了糖的热茶，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告了整个社会的转变，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重整。”[13]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本土化与产生的影响值得给以学术关注。
对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为中西交流史中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来自中国的茶文化丰富了英国人的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饮食结构与饮食规律，提高了社会文明，产生了广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本研究能够丰富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本研究也有利于全面把握中西交流，学界已有的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明显畸轻畸重，“西学东渐”研究汗牛充栋，“东学西渐”研究明显薄弱，加强茶文化在英国传播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中西文化交流。就英国史研究而言，近年来明显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研究领域由政治经济向社会文化不断拓展，但英国茶文化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足够关注，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茶文化既是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政治、经济、中英关系等诸多方面密切相关，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拓展英国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可以丰富与深化已有的英国史研究。
就现实意义而言，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化的认识，能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当今时代，人类正处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历史新时期，深刻认识全球化进程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课题。通过解读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跨地域文化交流，认识一种普通商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底蕴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助于丰富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为处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时代的中国如何选择提供历史的借镜。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更趋频繁，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其地位与作用越发凸显，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14]，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5]。本书围绕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本土化深入探讨，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探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不仅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而且可以借此窥探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路径，为今日及以后中国文化“走出去”乃至“走进去”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概念界定
本书的研究主题为英国茶文化，茶文化为其中的重要概念。茶文化的英文为tea culture，但在英语中该词实际上极少使用[16]，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茶文化是一个汉语文化圈的词汇[17]，无论是在学术书籍还是通俗读物中，甚至日常语言中均极为常见，但实际所指颇有差异，需要对其含义予以探讨与界定。
尽管中国先民使用茶叶的历史源远流长，出现茶文化的概念却是晚近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概念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产物。就目前使用状况而言，“茶文化”一词含义较为模糊，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其避而不谈，只是在研究工作中直接使用，茶文化与“茶学”“茶艺”“茶道”“茶史”“茶科学”等概念时常纠缠不清，研究内容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从‘大文化’观点出发，认为一切由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均称为文化，认为茶文化的含义应包括茶业的物质生产、流通活动和人类各种方式饮茶的精神内涵，包含了有关茶领域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茶文化是以茶为题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更有学者认为，茶文化应该是在研究茶和茶的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18]。概念认知的歧异既与对“文化”认识不同有关，也与茶涉及面较广密不可分。这一问题影响到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所以有学者对“茶文化”的概念予以认真辨析。
王玲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指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茶的生长、培植、制作、化学成分、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地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的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19]具体而言，茶文化包含的内容有哪些？王玲教授认为，“它包括茶艺、茶道、茶的礼仪、精神以及在各阶层人民中的表现和与茶有关的众多文化的现象”。该观点澄清了茶科学与茶文化的界限，指出了茶文化研究的内容与范围，而且对茶文化的特点予以具体阐释，认为茶文化“第一，它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是二者巧妙的组合。第二，中国茶文化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又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着内容，它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20]。
王玲的观点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可其茶文化要研究“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看法，并进一步予以丰富和发展。比如刘勤晋认为，“茶文化，就是人类在发展、生产、利用茶的过程中以茶为载体表达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称”[21]。茶文化的领域包括“围绕茶及利用它的人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均属于茶文化的范畴”[22]。归纳而言，认为茶文化作为文化现象具有四个特性，即社会性、群众性、民族性与区域性，与此同时，认为茶文化的精神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物质与精神的结合、高雅与通俗的结合、功能与审美的结合、实用与娱乐的结合。[23]
可以看出，上述关于茶文化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用于认识英国茶文化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便如此，已有学术积累仍然对本项研究具有重要启示：研究英国茶文化须关注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的特性，研究茶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同时，结合饮食人类学已然形成的学科传统，“人类学家通过食物在某一个特殊人群或族群的获取、生产、制作、消耗等饮食系统来观察、描述、分析、阐释与食物系统相关联的认知系统、生态系统，以及在更大背景下与包括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联系与关系”[24]。所以，本研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本土化以及茶文化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
三 研究现状
由于茶文化具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的特性，同时英国茶文化研究也关涉中外关系史、英国史、茶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研究者包括中国史学者、世界史学者、茶文化学者，可以说，与本研究相关的成果较为分散。或许缘于学科畛域，研究中交叉重叠甚至是简单重复的现象屡见不鲜，各说各话现象极为常见，进行清晰的梳理绝非易事。有鉴于此，这里只能根据其侧重点予以粗略分类，将相关成果按照学科领域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相关成果；其二，英国史领域的有关成果；其三，茶文化领域的相关成果。
（一）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的外销商品，茶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大致而言，无论是探讨中外关系史的综合性论著还是专攻中外贸易史的著述，对此均多有涉及。
早在19世纪初叶，威廉·密尔本在其《东方的商业》一书的第二卷中即设专门章节探讨中英贸易的概况，对茶叶贸易的数量与种类进行了详细叙述，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25]此外，詹姆斯·马特逊在《中英贸易的现状与展望》[26]、R.M.马丁在《中国政治、商业与社会》[27]中均对茶叶贸易有所提及。以上为成书年代较早的相关著述，其中《东方的商业》一书所列资料颇为翔实，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进入20世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性与研究性著作接连问世。马士的五卷本巨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出版于1926—1929年，堪称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的经典大作，作者尽可能收集第一手档案与原始资料，以编年的形式对1635—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茶叶贸易散布在全书各个章节之中，对后人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原始资料方面的缺失，书中涉及1754年至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内容极为薄弱。[28]1929年，普里查德的《十七、十八世纪中英关系史》一书问世，后来，他又于1936年出版了另一力作《早期中英关系的关键年代》，两书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国会相关档案以及殖民地档案等一手资料，对该时期的中英关系史进行了深入探讨，茶叶贸易作为中英贸易的重要部分受到了相当关注。[29]进入20世纪下半叶，学界对中英茶叶贸易史的关注相对较少[30]，1951年，M.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问世，书中相关内容涉及了茶叶贸易的背景与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最为重要商品之缘由。[31]1992年，伍德鲁夫·D.史密斯在其《平凡中的复杂：茶、糖与帝国主义》一文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茶、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给以探讨，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对茶与糖的需求推动了其在亚洲构建帝国主义体系，在西印度群岛发展奴隶种植园，该文尽管失之于简，但其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均极具启发价值。[32]1994年，罗伯特·加德拉的《收获之山：福建与中国的茶贸易（1757—1937）》问世，作者颇具创造性地将区域史研究与对外经济关系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系统论述了福建的茶叶生产销售状况。[33]1999年，帕特里克·塔克出版了所编辑的丛书《中英贸易：1635—1842》，对研究1635年至1842年中英贸易的重要著作多有收集，前文所述的部分著作也收入其中，这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34]
中国学者有关中英茶贸易的研究也较为深入。就笔者目力所及，1913年，冯国福较早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一文概述了中英茶贸易的基本沿革状况。[35]1935年，张德昌的《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贸易》一文对清代以来的中西沿海贸易进行了探讨，中英贸易得到了相当关注，该文还谈及了饮茶风气对中英茶贸易的推动，但因年代所限未能详加论证。[36]
1949年后，国内学界对于中英关系史较为关注，或许是受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学界研究的重点在于英国的侵华活动，茶贸易问题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状况有所改变。1987年，朱雍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中，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为中心，对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用专门章节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中英贸易，充分肯定了茶叶贸易的重要地位。[37]1993年，庄国土的英文著作《茶叶贸易：十八世纪的中西商务关系》一书出版，对鸦片战争之前一百年的中外经济关系进行了探讨，论述了茶叶、白银与鸦片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指出其对鸦片战争的爆发具有重要影响。[38]1994年，张应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茶叶外销史研究》集中论述了中国茶叶的外贸史，作者从中荷茶贸易肇始入手，以外销茶衰落为结束，梳理了17—19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外销的发展历程，作者在文末难能可贵地指出茶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因为旨趣所在未能深入。[39]1999年，吴建雍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一书出版，其中专门一节对18世纪的中西茶贸易进行了论述。[40]2004年，林齐模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围绕近代茶叶出口衰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41]此外，《历史研究》《农业考古》等各种相关期刊也发表了若干关于中英茶贸易的论文，对中英早期茶贸易问题、马戛尔尼使华与茶的关联、清朝时期的中英茶贸易概况、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加深了学界对中英茶贸易史的研究。[42]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台湾学者陈慈玉的《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堪称茶叶贸易史研究的力作，作者用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近代中国茶业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所发生的嬗变，对近代中国的茶业与世界市场进行了全面分析。[43]
（二）英国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在英国史相关研究中，亦有相当数量的成果对茶给予了一定关注，其中，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多，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则较为薄弱。
1984年，T.德赛出版了著作《东印度公司概述：1599—1857》，作者梳理了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历程，对茶叶贸易给以一定关注，另外，书中对涉及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资料及相关研究给以了系统介绍，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44]1988年，劳娜·韦泽利尔出版了《英国的消费革命与物质文化：1660—1760》一书，对该历史时期英国物质生活的变化给以梳理，其中涉及饮品时对饮茶也给以一定关注。[45]1995年，C.赫伯特的著作《英国社会史》在台北翻译出版，作者注意到了茶叶贸易并简要论及茶在英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46]瓦尔文·詹姆斯于1997年发表了《帝国的嗜好：1600—1800》一文，简要叙述了茶、糖以及烟草在英国被广泛接受的过程。[47]2003年，玛克辛·伯格与伊丽莎白·伊格主编的《18世纪的奢侈：争论、欲望和令人愉悦的商品》中提及了18世纪来自亚洲的一些奢侈品，探讨了这些商品对欧洲的消费革命产生的影响，著者将茶叶也列入其中。[48]2004年，P.M.古尔提和凯文·思威塔吉发表了《英国大西洋世界上的茶、瓷器与糖》一文，在分别简要叙述了英国通过大西洋所进行的茶贸易、瓷器贸易与糖贸易之后，作者指出，这些研究在史学理论方面极具意义，认为借此能够突破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历史研究的局限，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其对全球史研究的关怀与认同。[49]大体看来，上述成果因其旨趣所在，只是在研究中对茶叶问题有所关注。
如果说上述研究只是涉及中英茶叶贸易问题，那么较为集中或者具体地研究茶贸易问题的成果亦有一定数量。1958年，W.A.科尔发表了《18世纪走私的趋势》一文，认为18世纪英国的走私贸易对合法贸易构成冲击，走私贸易与合法贸易密切关联，呈现出逆向的发展趋向。[50]1961—1973年，Hoh-cheung与Lorna H.Mui围绕着中英茶贸易发表了多篇论文，其《威廉·皮特与〈减税法案〉的实施：1784—1788》考察了首相威廉·皮特在《减税法案》的出台与实施中所起到的作用，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树立东印度公司对茶叶进口的垄断权[51]；其《〈减税法案〉与1784—1793年的英国茶贸易》论述了《减税法案》对茶叶走私的致命打击[52]；其《1784年前的走私与英国的茶叶贸易》则系统研究了1784年之前的茶叶走私问题，认为它对合法茶贸易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与伦敦的茶叶批发商联合起来，通过并实施了1784年的《减税法案》，这给英国以及欧陆各国的茶叶走私以致命打击。[53]
国内学界的有关研究则较为薄弱，但近年来相关研究数量呈增长趋势。2004年，李斌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近代英国民众休闲生活变迁》中对英国茶文化给以关注，论及了茶在英国休闲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54]2006年，杨静萍的硕士学位论文《17—18世纪中国茶在英国》是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作者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茶输入英国的时间；第二，17、18世纪茶在英国的流传情况；第三，茶在18世纪中后期风靡英国的原因。[55]2008年，贾雯的硕士学位论文《英国茶文化及其影响》主要探讨了英国茶叶贸易史、英国茶文化的内容及其社会影响。[56]2013年，曹颖的硕士学位论文《18世纪下半叶英国茶叶消费研究》主要探讨了英国茶叶消费的起源与增长，茶叶消费增长的原因及茶叶消费的社会影响。[57]总体看来，英国茶文化研究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呈现增长趋势。
（三）茶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
茶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国内外茶学专家对茶本身的研究均比较重视，其中多少也涉及中英茶贸易等问题，与本书相关的成果也有一定数量。1926年，鲍里斯·帕罗维奇·托加舍夫出版了《作为茶的生产者的中国》一书，该书虽重在介绍茶的种植、栽培、采摘、制作等方面的问题，但也谈及了中国茶的外贸情况，其内容较为侧重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茶叶出口情况。[58]1935年，威廉·乌克斯的巨著《茶叶全书》问世，在这部百科全书式著作的上卷第三章中，作者叙述了茶叶输入欧洲的大致过程，在下卷第七章中简要叙述了中英茶贸易的基本情况，对饮茶在英国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有所介绍。[59]
继《茶叶全书》之后，国外学界对于茶的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直到20世纪90年代重新升温。1990年，安东尼·伯格斯出版了《茶书》，该书尽管篇幅有限，但对茶的历史尤其是其在西方的传播史有所涉及，只是较为偏重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概况。[60]角山荣的《茶的世界史》也颇值得关注，该书主要探讨了茶叶如何向西方传播的问题，重在对日本绿茶的世界传播历程进行了梳理，还论述了西方引种茶的历史过程，该著作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产生世界影响者为中国茶而非日本茶，作者未能将日本茶的世界传播还原于世界茶贸易发展以及茶文化世界传播的历史大背景之中，导致书中内容存有一定偏颇之处。[61]简·帕蒂格鲁的《茶手册》亦值得关注，该书第一部分对茶的早期传播状况给以了简要的梳理。[62]生活设计编辑部编著的《英式下午茶》一书从美食的角度对英式下午茶给以介绍，书中也涉及有关茶叶的传播以及英国的红茶文化的内容，对了解当代英国的茶文化及其演变过程具有参考价值。[63]土屋守的《红茶风景》一书对英国红茶文化进行了介绍，尽管其重心在于当代英国茶文化，但部分内容涉及了茶在英国的传播历史。[64]仁田大八的《邂逅英国红茶》一书对英国红茶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红茶文化的特色，对茶叶从东方到西方的传播过程也给以关注。[65]艾瑞丝·麦克法兰与艾瑞·麦克法兰合著的《绿色黄金》一书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介绍了印度阿萨姆茶的生产、贸易以及茶区的生活状况，其中部分内容简要梳理了茶在西方的传播情况。[66]2001年，简·帕蒂格鲁出版了《茶的社会史》，作为英国当代著名的茶文化学者，其著作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简要梳理了17世纪到20世纪茶在英国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尽管该著作属于通俗读物性质，但对后来者的研究仍具有重要启发价值。[67]
与国外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关于茶文化的研究成果数量更多，但多偏重于对中国茶史及茶文化的研究，较少涉足对外茶叶贸易及英国茶文化，专门的对外茶叶贸易及英国茶文化研究则为数更少。民国时期，由于中国茶叶出口严重衰退，国内学界出现了研究茶叶问题的热潮，学者虽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振兴中国茶业的问题，但对茶叶外贸史也给以一定关注。中央银行经济处编著了《华茶对外贸易之回顾与前瞻》一书，简要介绍了茶的种类，回顾了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68]学界发表了系列探讨茶叶外销问题的论文，陈翰笙的《最初中英茶市组织》一文专门对中英茶贸易进行了简略梳理，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69]1949年后，庄晚芳的《中国的茶叶》一书首先对茶叶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其中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的茶史以及茶叶外销情况。[70]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茶文化、茶贸易等问题的研究获得了重要进展。首先，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通史性著述与资料汇编：陈椽的《茶叶通史》为世界上首部系统而全面的茶叶通史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书中对茶叶外销的历史演变有所涉及[71]；庄晚芳则著有《中国茶史散论》一书，简略地对茶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给以了梳理，对外销茶也有所关注[72]；朱自振的著作《茶史初探》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茶史，对茶叶外销史也给以一定关注，因其个人旨趣所在，书中比较偏重于探讨19世纪后期茶叶出口衰落问题[73]。其次，在对外茶叶贸易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论著，陈椽的《中国茶叶外销史》系统研究了中国茶叶外销问题，对中国历代的对外茶贸易进行了梳理，全书采用了大事记与表格相结合的形式，清晰而简洁地勾勒了历代茶叶外销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74]最后，部分学者还对茶叶相关资料与历代茶书给以编辑整理，如陈祖椝与朱自振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吴觉农所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朱自振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阮浩耕、沈冬梅与于良子点校注释的《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杨东甫主编的《中国古代茶学全书》，许嘉璐主编的《中国茶文献集成》等，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75]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该时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相关论文，比如1983年，王加生发表了《中英茶叶贸易史话》一文，对中英茶贸易的历程进行了简短而生动的叙述。[76]1992年，邹瑚发表了《英国早期的饮茶史料——英国人饮茶始于何时？》一文，指出了17世纪初期来到东方的英国人是英国最早的饮茶者。[77]徐克定发表了《英国饮茶轶闻》，叙述了“皇室茶案”、禁茶运动以及饮茶在英国的演变过程。[78]张世均在1992年发表了《中国茶在英国》一文，对茶进入英国社会的历程加以介绍。[79]2003年，郑乃辉发表了《回眸英国茶业发展历程》一文，简要概述了17—20世纪英国茶业发展历程。[80]
除上述三方面的研究之外，其他研究领域也涉及对英国茶文化的探讨。就海外学界而言，2004年，金·威尔森出版的著作《简·奥斯汀与茶》以作家简·奥斯汀为中心梳理了该时期的茶文化。[81]2008年，朱莉E.福劳默出版的《必要的奢侈：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茶》主要探讨了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茶文化。[82]就国内学界而言，2010年马晓俐出版了《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一书，主要基于文学批评视角探讨了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茶文化。[83]尽管上述著作均属文学研究性质[84]，但对笔者的研究工作极具启发价值。
粗略看来，与本研究有关的学术成果数量可观，但进而观之则不难发现，因为研究旨趣所在或缘于学科畛域，本研究尚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已有研究多为在相关著述中有所提及或涉及，以英国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数量较少，对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这一英国茶文化形成关键时期的考察更有待深入。比如：论者论及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时仅笼统概述，未能从社会结构入手分析其随着时代变迁由社会上层至社会下层的动态传播；英国最终接受茶文化，换言之，其不同于西欧其他国家接受咖啡文化的原因何在，尚无论者予以深入剖析；茶文化在英国如何发生嬗变，即中国茶文化如何演变为英国茶文化，英国茶文化存有怎样的内涵，它对该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界对此尚缺乏深入探析。
其次，就研究视角而言，现有研究涉及英国茶文化时或限于概况介绍，或重在文学批评，基于文化传播视角对英国茶文化进行的历史学研究尚付阙如。具体而言，已有成果多较为笼统，尚未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厘清茶文化在英国传播的基本史实，比如论者在谈及英国茶文化时多对红茶给以特别关注，忽略甚至可能并未意识到英国人最初以饮用绿茶为主，后来转为以饮用红茶为主，遑论探讨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文化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已有研究未能关注茶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与接纳两面的互动关联，更未能深入把握茶文化作为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所发生的碰撞、本土化融合及其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可以说，已有研究尚缺乏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传播关怀。
最后，就资料挖掘而言，已有研究尚留有较大拓展空间。已有成果尽管数量可观，但其中绝大部分为通俗读物或者介绍性文章，相当一部分作者不注明资料来源，人云亦云、简单重复甚至直接抄袭均屡见不鲜，较少使用重要的原始资料，没有充分运用历史上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宗教家、医学家等所留下的原始文献，资料使用与挖掘方面存有较大空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尤其如此，多数论者过于偏重中文资料的使用，对英文原始材料的发掘远远不够，这导致在研究工作中易于出现偏差，损害到其研究结论的可信性。[85]
四 主要内容
本研究的关注对象为英国茶文化，时段为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意在探讨茶文化作为异质文化在英国逐渐传播的过程，进而论析茶文化在英国的本土化，剖析英国茶文化尤其是下午茶的形成及文化内涵，阐释茶文化与英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关联。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前言，包括选题缘起、概念界定、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研究进路五个方面。
第一章，茶在西方的初步传播。茶是中国先民的重要发现之一，茶文化在中国有一逐渐发展与传播的过程，同时也影响到周边国家与地区。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性的跨区域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传教士、商人等跨文化传播媒介将饮茶资讯及实物传至西方，饮茶在西欧逐渐传播。荷兰为中西茶贸易的真正开创者，饮茶最初在荷兰较为流行。
第二章，茶在英国的传播与普及。受到欧陆国家的影响，饮茶在英国逐渐传播，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7世纪中叶至末期为初步接触阶段，该时期饮茶主要限于社会上层，英王室的示范效应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促进了饮茶在社会上层中的传播；18世纪初至后半期为深入传播阶段，该时期饮茶在中产阶级中日渐普及，并且随着其社会影响的扩大，饮茶在英国遭遇文化碰撞，各界人士围绕饮茶功效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展开争论，英国社会对饮茶实现了由片面鼓吹到客观认识的转变，与此同时，茶与同时期传入的咖啡形成竞争，茶之所以能够胜出，与茶和咖啡的不同特性、两者社会普及程度的差异、英国在茶叶与咖啡贸易中的不同地位等因素密不可分，此外，茶与英国传统的酒精类饮品也存有竞争，饮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酒精类饮品的过度泛滥；18世纪末期为饮茶在英国社会的最终普及阶段，该时期饮茶在社会下层中亦传播开来，这既与上述论争促进了英国社会对饮茶的认识有关，更是1784年《减税法案》通过后，茶叶进口量猛增、茶叶价格相应下降的结果。
第三章，饮茶在英国的本土化。饮茶在英国传播的同时经文化重塑而日渐本土化，英国人不仅完成了饮茶以绿茶为主转向以红茶为主的文化选择，而且把中国红茶、西印度群岛蔗糖与传统饮食中的牛奶（乳类）真正结合起来，发展出了英国特色的饮茶方式。该饮茶方式的形成，促进了饮茶在日常饮食中的融入。在此基础之上，英国人除早餐茶与日常饮茶外还发展出了社会中上层的“低茶”（Low Tea）即“下午茶”（Afternoon Tea）与社会下层的“高茶”（High Tea），前者主要包括标准配器、英式饮茶方式、得体的服饰、规范的社会礼仪等方面，后者为饮茶并食用冷肉、鱼、鸡蛋等的“茶晚餐”，两者的区别反映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文化差异。茶文化在英国的本土化不仅体现于外在表现形式，更体现于文化内核的置换，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为中华茶道，其文化内核为“和”，而英国茶文化的标志为下午茶，其文化内核为“礼”，文化内核的置换其背后蕴藏着中英文化的显著差异与不同路向。
第四章，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英国人在养成饮茶习惯的同时，中英茶贸易获得迅猛发展，茶叶销售成为英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托马斯·川宁、玛丽·图克与汤姆斯·立顿均为该行业的重要代表人物。饮茶还推动了英国的陶瓷器进口，刺激了英国陶瓷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方面。随着茶叶进口的发展与茶叶消费的增长，茶叶市场中掺假造假问题日益严重，议会数次颁布法令予以治理，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由于饮茶在欧陆远没有在英国普及，欧陆进口的茶叶大量被走私到英国，英国议会于1784年通过了《减税法案》，大幅降低茶税同时征收窗税弥补财政损失，该法案致使茶叶走私无利可图，维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欧陆国家的茶叶贸易受到沉重打击，由此奠定了英国在中西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第五章，茶与英国大众文化。饮茶在英国的传播普及，使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除了就餐与下午茶时饮茶之外，英国人日常也频频饮茶，饮茶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社交与娱乐之中，比如日常待客、举办舞会、游览休闲茶园均与饮茶密切关联，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日常习俗。英国作家将茶赞誉为“缪斯之友”，英国出现了相当数量与饮茶有关的文学作品，埃德蒙·沃勒尔（Edmund Waller）、内厄姆·塔特（Nahum Tate）、彼得·莫妥（Peter Anthony Motteux）、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等，或在诗歌中对饮茶大加赞美，或生动地展示了茶文化的若干方面；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简·奥斯汀（Jane Auste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在其小说中均涉及茶文化，饮茶场景频频出现，体现出了茶文化在英国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影响。饮茶与陶瓷、绘画亦密切关联，英国的陶瓷茶具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而且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呈现出中西文化杂陈与融合的特色，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小希曼（Enoch Seeman the Younger）、托马斯·尤文思（Thomas Uwins）等画家在社会题材的画作之中屡屡呈现饮茶场景，这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而且揭示了英国茶文化的若干重要内容。
第六章，茶与英国对外关系。饮茶对英国人而言极其重要，茶作为商品堪称中英贸易的关键所在，它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极为深远，英国先后派遣卡斯卡特使团（未能抵达）、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维系并发展茶叶贸易为其重要任务之一，而鸦片战争的背后也潜藏着茶贸易的影响。欧洲的饮茶习俗影响到北美殖民地，英国因为英法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而采取了在北美增税（包括茶税）的政策，此举最终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由此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英国人的饮茶方式意味着茶与糖的密切关联，茶叶消费促进了中印英三角贸易的发展，加深了英国对印度与锡兰的殖民控制，蔗糖消费与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则成为大西洋三角贸易的重要动力，可以说，英式饮茶促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构建。
结语。英国茶文化是奠基于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既是国际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英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经过接触、碰撞与融合的复杂过程，英国最终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改造，茶文化在英国的植根也与社会文化乃至经济、政治均密切关联。茶文化在英国的本土化及其影响不仅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意义，而且折射出文化交流与经济、政治乃至外交的复杂关联，借此不仅可以丰富对文化传播的认识，而且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乃至“走进去”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 研究进路
饮食为日常习见之物，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不然，“作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饮食文化在功能上、表象上对人类的生存和演变做了最为‘形而下’的表述、表达和表演，同时，其中也包含着深邃的‘形而上’的哲理、学理和道理”[86]。饮食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且其交流传播对世界历史的构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季羡林先生曾对此给以论述，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是生活在文化交流中，在非常习见的东西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部非常复杂、十分曲折的文化交流的历史。”[87]而“文化交流，能提高彼此的精神文化水平和物质文化水平，是互补互利的。这一点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没有再争辩的必要”[88]。先生还身体力行，其洋洋洒洒70余万言的《糖史》为“作者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89]，先生认为，“像蔗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先生呕心沥血钩沉爬梳，不仅勾勒了蔗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史，而且其研究还颇具深意地蕴含着“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这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90]茶与蔗糖一样为常见之物，它作为中国的传统饮品最终融摄于英国文化传统，不仅成为英国人不可或缺的日常消费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而且被凝结为具有标签意义的文化符号，折射出“一部世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91]。但是，在认识茶这一平常之物在英国的传播其重要意义的同时，更需对文化交流进行深入探析，把握文化跨地域植根的内在机理，认识异质文化如何被重新阐释、建构并实现文化利用，因为要使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一方面必须广泛搜集狭义的、广义的文化内容在两国之间如何交流，另一方面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追究文化的影响是否和如何在对方的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92]。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力图从资料出发以期研究的深入。前文对已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尽管看似成果丰硕，实则多与本研究仅有所关联，以英国茶文化为主题的研究为数较少且多属通俗性著述。本研究尽可能搜集相关资料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探讨，利用国内外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以及JSTOR、PQDD、EEBO、ECCO、NCCO、谷歌数字图书馆等电子资源库，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一手英文资料、相关论文以及电子图书。大致而言，本研究使用的资料主要分为四类。
首先为历史时期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宗教家、医学家等所留下的原始英文文献，如署名“好心人”的《妇女抵制咖啡呼吁书》（1674）、署名“一位医师”的《论茶的使用与滥用》（1725）、约翰·卫斯理的《给朋友的一封信：关于茶》（1748）、匿名作者的《茶、咖啡与巧克力》（1790）、威廉·密尔本的《东方的商业》（1813）、罗伯特·马丁的《英国茶贸易简史》（1832）、“一位波士顿人”的《茶会的特质》（1835）、伊莱扎·钱德尔的《现代社会的礼貌：礼仪书》（1892）等。
其次为相关资料汇编，如吴觉农所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与朱自振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朱自振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叶羽主编的《茶书集成》、严中平等所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李文治编著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欧内斯特·莫斯纳与伊恩·辛普森·罗斯编著的《亚当·斯密通信集》、弗朗西斯·德雷克所编的《茶叶：1773年运往北美殖民地茶叶相关信件与文件集》等。
再次为世界史与茶文化研究著述，世界史相关著述如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劳娜·韦泽利尔的《英国的消费行为与物质文化》，J.C.德鲁蒙德与安妮·威尔布里厄姆的《英国人的食物：五个世纪的英国饮食史》，蒋孟引的《英国史》、钱乘旦与许洁明的《英国通史》、王觉非的《近代英国史》、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茶文化相关著述如简·帕蒂格鲁的《茶的社会史》、马克曼·艾利斯主编的《十八世纪英国的茶与茶桌》、阿格尼斯·雷普利尔的《茶思》、吴觉农的《茶经述评》、马晓俐的《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等。
最后为相关理论著述，如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陈启能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彭兆荣的《饮食人类学》、王铭铭的《心与物游》、西德尼·明茨的《甜与权力：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周鸿铎的《文化传播学通论》等。
除上述四类资料之外，本研究还收集了历史时期相关诗歌、小说、油画、茶具等著述和图片予以补充，比如彼得·摩特维斯的《茶诗》（1712）、署名“写作高手”的《茶之赞诗：敬献给英国女士们》（1736）、拜伦的《唐璜》、杰弗雷·乔臾的《坎特伯雷故事》、狄更斯的《皮克威克外传》、威廉·荷加斯的版画《烟花女子哈洛德堕落记》、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英格兰皇家纹章共济会茶壶的照片等。
在尽可能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甄别、翻译、考证与解读工作，意在清晰地梳理历史事实，同时，本项研究也力图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
首先，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力图将历史学与茶文化研究相结合，以期更为深入地阐释相关问题，比如本研究中涉及多种茶类，而且其中还涉及茶叶本身的历史变迁，只有将茶文化研究与历史学相结合才能更清晰地予以认识，再如解读英国的饮茶偏好由绿茶转为红茶，既需要认识二者茶性的差异，又需要分析英国最终选择红茶的历史文化背景，再如剖析英国社会关于饮茶的争论，既需要分析医学界有关饮茶功效即饮茶对身体有益还是有害的探讨，认识英国人对饮茶功效的理解，也需要把握社会活动家关于饮茶的经济社会影响的不同看法，正是两者的交错共振引发了英国社会关于饮茶的激烈争论。
其次，本研究力图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已有研究框架与文化传播学相关理论的结合，探讨茶文化传播同样涉及茶叶贸易，但重心并不在于贸易数据的分析，而主要偏重于对茶叶贸易的文化传播意义进行探讨，或者说，需要基于文化交流史研究框架予以认识，本研究还吸收借鉴了文化传播学相关成果，把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于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把握，梳理其传播脉络，剖析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碰撞与融合过程，分析其随着传播而发生的变异，比较中英茶文化的本质差异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最后，本研究吸收借鉴了饮食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就实质而言，本研究具有文化交流史与饮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性质，吸收饮食文化研究相关成果为其中应有之义，饮食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侧重“食物的传记与世界过程”，这与本研究颇为契合，其代表人物为埃里克·沃尔夫与西德尼·明茨，他们“强调将某一个地方社会的研究纳入国家乃至全球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过程中去，强调地区与地区的联系，通过对食物的生产、运销与消费过程的了解，展现其背后复杂的人群流动、贸易网络及社会权力结构”[93]，其研究主旨不仅契合历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潮流，并且对本项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比如认识茶在英国的传播即需要探讨咖啡与茶在英国所构成的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英国最终选择饮茶而欧陆则倾向于选择咖啡，这不仅受到两者加工工艺、泡制方法的影响，背后更隐藏着茶与咖啡两种商品背后的贸易体系的作用。
概而言之，本项研究拟在搜集解读史料基础之上，采用文化交流史研究基本框架，借鉴文化传播学与饮食人类学等相关方法理论，将历史学与茶文化研究相结合，基于全球视野，在把握当时世界历史大势即奠基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观照跨区域文化交流中传播与接纳两个方面，深入把握作为异质文化的茶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接触、碰撞与最终实现的文化融合。具体而言，即以时间为主线梳理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围绕茶文化如何传播到英国、茶文化如何被接受并进行本土化改造、最终形成的以红茶为特色的英国茶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异、中英茶文化存有怎样的本质差异以及英国茶文化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存有怎样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考察。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8页。
[2] 蔡德贵：《构筑中西交流的学术桥梁——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3]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081页。
[4]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5]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7] 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8] 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10] 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1] 茶叶输入英国的准确时间目前尚难以断定，不同研究者看法不一。张德昌在1935年时即指出，“英国商人做茶贸易系在17世纪后半叶，但英国喝茶的风气却早就开通”，没有言明其具体时间。陈椽系统探讨茶叶外销史时认为是在崇祯十年即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广州运走茶叶50斤。张应龙则指出，关于英国人饮茶或购茶的确切记述为1615年，英国人威克汉（Wickham）此时从日本写信，请别人帮助购买茶叶，但延至1645年时茶叶才得以输入英国本土。肖致治、徐方平的观点大致与张应龙相类，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615年开始经营茶叶，不过当时是由日本进口。杨静萍则认为，茶叶进入英国的最早时间为1657年，当时有少量茶叶由荷兰人输入英国。国内学界看法不一，海外学者亦莫衷一是：托马斯·肖特在18世纪早期即指出，茶进入英国为詹姆士一世时期即1603年至1625年。威廉·乌克斯则认为，饮茶现象出现在英国本土为1651年之前。安东尼·伯格斯认为，伦敦、阿姆斯特丹与巴黎等地早在1635年即开始饮茶。卢卡斯则提出，较为流行的看法为茶在1666年从荷兰引进，实则并不成立。综而观之，目前难以断定准确年份，所以笔者使用了较为笼统的说法：茶叶输入英国的时间为17世纪上半叶。详见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1期；陈椽《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7页；张应龙《中国茶叶外销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1994年；杨静萍《十七、十八世纪中国茶在英国》，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6年；[英]E.V.卢卡斯《卢卡斯散文选》，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Thomas Short，A Dissertation upon Tea，London，1730；William.H.Ukers，All about Tea，New York：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1935；Anthony Burgess，The Book of Tea，Paris：Flammarion，1990.
[12] [英]艾瑞丝·麦克法兰、艾瑞·麦克法兰：《绿色黄金》，杨书玲、沈桂凤译，（台北）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05年版，第147页。
[13] 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1985，p.214.
[1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html。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16] 笔者就tea culture检索了在线牛津词典与在线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检索结果中出现tea culture仅一次，其来源为1842年出版的刊物Penny Cycl，出现该词的句子为“The tea-culture in Assam”，意思为阿萨姆的茶文化抑或茶种植，因为缺乏语境，所以难以判断其具体含义。笔者检索JSTOR数据库，仅两篇论文标题中出现了“tea culture”，其中仅一篇为“茶文化”之意，即克里斯汀·M.E.古斯的《评〈日本茶文化：艺术、历史与实践〉》（Christine M.E.Guth，“Review：Japanese Tea Culture：Art，History，Practice”），发表于《日本文化志丛》（Monumenta Nipponica ）59卷第1期（2004年春）。笔者检索大不列颠图书馆馆藏，输入“tea culture”获得结果为31条，但没有一篇在标题中直接出现词汇“tea culture”。
[17] 笔者在中国知网输入“茶文化”检索篇名，出现结果超过了9000条；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输入“茶文化”进行检索，出现结果约92000条（截止日期：2019年2月9日）。
[18] 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9] 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2页。
[20] 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4—15页。
[21] 刘勤晋：《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2] 刘勤晋：《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3] 刘勤晋：《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24] 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2页。
[25] William Milburn，Oriental Commerce，London：Black，Parry ＆ Co.，1813.
[26] James Ma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36.
[27] R.M.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London：James Madden，1847.
[28] N.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1929.
[29] E.H.Pritchard，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Urbana：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29；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Washington：Pullman，1936.
[30] 在这一时期，学界有关东印度公司的研究相对较多，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关于茶贸易的内容，笔者将这方面的研究放到了第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31] Michael Greenbery，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32] Woodruff D.Smith，“Complications of the Commonplace：Tea，Sugar and Imperialism”，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3，No.2，1992.
[33] Robert Gardella，Harvesting Mountains：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175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34] Patrick Tuck，Britain &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New York：Routledge，2000.
[35] 冯国福：《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三号（1913年）。
[36] 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1期。
[37] 朱雍：《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
[38] Zhuang Guotu，Tea，Silver，Opium and War：The International Tea Trade and Western Commercial Expansion into China in 1740-1840，Xiamen：Xiamen Univertiy Press，l993.另见庄国土的《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与《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上）（下）》（《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第4期）等论文，作者系统总结了该时期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
[39] 张应龙：《中国茶叶外销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1994年。
[40] 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吴建雍还撰有《18世纪的中西贸易》（《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清前期中国与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与《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等论文，其核心思想基本上已经包含在上述著作之内。
[41] 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
[42] 较为重要的论文包括：萧致治、徐方平：《中英早期茶叶贸易》，《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郭卫东：《十八世纪的茶叶贸易与中英交流》，《中西文化研究》（澳门）总第15期；兰日旭：《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的因素分析》，《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兰日旭：《浅析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贸易的双面影响》，《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兰日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陶德臣：《英使马戛尔尼与茶》，《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陶德臣：《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苏全有：《论清代中英茶叶贸易》，《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张燕清：《略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起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孙云、张稚秀：《茶之西行》，《茶叶科学技术》2004年第4期。
[43]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2年版。
[44] Tripta Desai，The East India Company：A Brief Survey from 1599-1857，New Delhi：Kanak Publications，1984.
[45] Lorna Weatherill，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1660-176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
[46] [英]C.赫伯特：《英国社会史》，贾士蘅译，台湾编译馆1995年版。
[47] Walvin James，“A Taste of Empire，1600-1800”，History Today，Vol.47，No.1，January 1997.
[48] Maxine Berg，Elizabeth Eger，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Debates，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Hampshire：Palgrave，2003.
[49] P.M.Guerty，Kevin Switaj，“Tea，Porcelain，and Sugar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OAH Magazine of History，Vol.18，No.3，April 2004.
[50] W.A.Cole，“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Smuggling”，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0，No.3，1958.
[51] Hoh-cheung，Lorna H.Mui，“William Pitt an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mmutation Act，1784-1788”，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76，No.300，July 1961.
[52] Hoh-cheung，Lorna H.Mui，“The Commutation Act and the Tea Trade in Britain，1784-1793”，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16，No.2，1963.
[53] Hoh-cheung，Lorna H.Mui，“Smuggling and the British Tea Trade before 1784”，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1，October 1968.
[54] 李斌：《近代英国民众休闲生活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4年。
[55] 杨静萍：《17—18世纪中国茶在英国》，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6年。
[56] 贾雯：《英国茶文化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
[57] 曹颖：《18世纪下半叶英国茶叶消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3年。
[58] Boris P.Torgasheff，China as a Tea Producer，Shanghai：Commercial Press Ltd.，1926.
[59] William H.Ukers，All about Tea，Vol.I，New York：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1935.
[60] Anthony Burgess，The Book of Tea，Paris：Flammari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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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Jane Pettigrew，The Tea Companion，London：the Apple Press，1997.
[63] [日]生活设计编辑部：《英式下午茶》，许瑞政译，台湾东贩公司1997年版。
[64] [日]土屋守：《红茶风景：走访英国的红茶生活》，罗燮译，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版。
[65] [日]仁田大八：《邂逅英国红茶》，林呈蓉译，布波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66] [英]艾瑞丝·麦克法兰、艾瑞·麦克法兰：《绿色黄金》，杨书玲等译，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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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中央银行经济处编：《华茶对外贸易之回顾与前瞻》，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69] 陈翰笙：《最初中英茶市组织》，《北大社会科学季刊》1924年第3卷第1期。
[70] 庄晚芳：《中国的茶叶》，永祥印书馆1950年版。
[71] 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
[72] 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3] 朱自振：《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
[74] 陈椽：《中国茶叶外销史》，碧山岩出版公司1993年版。
[75] 陈祖椝、朱自振编著：《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吴觉农编著：《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点校注释：《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
[76] 王加生：《中英茶叶贸易史话》，《茶叶》1983年第3期。
[77] 邹瑚：《英国早期的饮茶史料——英国人饮茶始于何时？》，《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
[78] 徐克定：《英国饮茶轶闻》，《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
[79] 张世均：《中国茶在英国》，《历史教学》1992年第11期。
[80] 郑乃辉：《回眸英国茶业发展历程》，《茶叶科学技术》2003年第3期。
[81] Kim Wilson，Tea with Jane Austen，Madison：Jones Books，2004.
[82] Julie E.Fromer，A Necessary Luxury：Tea in Victorian England，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8.
[83] 马晓俐：《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4] 马晓俐的博士学位论文封面上注明的专业为茶学，其题目为《茶的多维魅力——英国茶文化研究》，研究重心为英国文学中的茶文化，出版时更名为《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
[85] 茶文化学者关剑平曾就茶文化研究的现状提出批评，认为茶文化研究“无力也无意接受文化研究的学术规范”，导致“茶文化研究之薄弱，不堪风吹草动”。这一批评虽然尖锐但并非夸张，关剑平对神农发现饮茶这一说法的批判即为明显例证，此外，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英国“红茶窃案”似乎并无其事，茶文化论著中常将马可波罗视为茶文化西传的先行者显然缺乏确凿的证据。参见关剑平《神农对于茶业的意义：兼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中国茶叶》2010年第6期；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刘章才《红茶窃案：事实还是故事？》，《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
[86] 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11年第3期。
[87] 季羡林：《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群言》1986年第5期。
[88] 季羡林：《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印度》，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89] 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九卷）·糖史（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卷说明。
[90] 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九卷）·糖史（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自序，第6页。
[91]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7页。
[92]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7页。
[93] 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40—41页。饮食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埃里克·沃尔夫与西德尼·明茨，两者的重要著作目前已经出版了中文版本，前者的代表作为《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后者的代表作为《甜与权力：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