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可以归为四类：一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总体研究；二是地方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角色；三是地方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四是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地方行为。

关于中国—东盟合作的总体研究，相关成果多如牛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看，这些研究认识到中国与东盟存在共同利益，也看到双边关系未来发展面临需要克服的挑战和问题。徐步、张蕴岭等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周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中国—东盟关系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面临新形势和许多新挑战，要让双方关系继续提升，需要智慧和创新。[3]于建忠和范祚军回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认为东盟共同体建设对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一些制约。[4]翟崑和王丽娜提出，中国“亲诚惠容”形象的塑造和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战略的实施，效果不如预期，东盟国家在感到些许不适的同时依然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心存疑虑，部分国家民族情绪高涨，不利于中国—东盟关系的可持续发展。[5]梁颖认为，中国—东盟在“钻石十年”的合作要取得量的支撑和质的突破，需要有新的重大举措。[6]东盟学者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善。尤其是1991年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迅速，但存在不同领域合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双边经济合作是重点，在政治、安全与人文领域的合作不足。在地缘政治、南海问题、美国重返亚太等内外部压力下，未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将面临更复杂的形势。[7]鉴于本书更侧重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地方参与，关于中国—东盟合作的总体研究就不再一一赘述。

关于地方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角色，外国学者的研究较早，且提出了平行外交、多层外交两个不同视角的次国家政府理论。伊沃·杜切克（Ivo D.Duchacek）等提出的平行外交理论认为，次国家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对外关系行为体，从事平行于中央的国际活动。[8]在弗朗西斯科·奥尔德卡（Francisco Aldecoa）和迈克尔·基廷（Michael Keating）主编的《平行外交行动：次国家政府的对外关系》一书中，西方学者以美国、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竞争、欧盟、加拿大魁北克为例，对平行外交进行了考察。[9]而白里安·豪京（Brian Hocking）则认为，外交政策已经地方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对外事务上存在的是多层外交，而非平行外交。[10]卡洛·帕纳拉（Carlo Panara）[11]考察了欧盟的多层外交现状，以及地方政府对欧盟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陈志敏是国内较早研究地方在对外关系中作用的学者。他在21世纪初就提出“次国家政府在对外事务中的参与不断加强，并对一国对外政策的运作带来复杂的影响，并认为地方政府作为一类特殊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具有非主权性、政府性、地方性和中介性四个特征；次国家政府国际活动与中央外交具有四种互动模式，即代理型互动模式、协作型互动模式、互补型互动模式和冲突型互动模式”[12]。李莹认为，导致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事活动发生冲突的因素包括本地区社会经济利益、地区能动性和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其冲突协调方式分为补充型、协调型和平行型，并以日本（服从型国家）、美国（分权型国家）和比利时（平行型国家）为例进行了分析。[13]王义魏认为，地方政府是对外经济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对外经济多元主体的培育者、对外经济众多资源的整合者和对外经济区域联合的组织者。[14]鉴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有着特定的央地关系，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地方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适用性有一定的局限。

具体到地方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张赞贤（Peter T.Y.Cheung）和邓特抗（James T.H.Tang）提出，“中国各省区在其对外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省级政府的外交事务不再仅仅服务于中央政府的利益，而是通过发展外部关系来提升本省的国际形象和实现本身的经济利益”[15]。奥黛丽·王（Audrye Wong）通过案例分析表明，即便是像海南和云南这样经济实力不强的边缘省份，也可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16]琳达·雅克布森（Linda Jakobson）和迪恩·诺克斯（Dean Knox）认为，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新参与者。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和沿边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包括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和促进外商投资在内的经济自由化，热衷于推动中国参与国际一体化。[17]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地方参与对外合作的动机及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开展了相关研究。郑永年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在寻求实现本地利益，并可能对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形成制约”[18]。王逸舟提出，“中国的‘次中央单位’真实地构成了一种新崛起的压力集团，有力地影响着新时期复杂多变而充满新意的中国外交”[19]。苏长和认为，制度性分权和政策性分权为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激励和保障。在现行中国国家结构下，地方参与国际合作对中央外交起着配合、补充和支持的作用。[20]张春在研究中国地方参与非洲合作后提出，鉴于中国特殊的央地关系和国家总体外交布局，地方参与国际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总体外交的补充和强化，更好的定位应该是外交补位。[21]王立军认为，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政治历史现象，对中国外交起到了重要的配合、补充、服务作用，使中国外交呈现出了多维度的变化。[22]张鹏分析了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中国传统和西方经验，以德国为例进行了中西方对比，提出并从央地、内外和地地三组关系论证了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地方部门是“有限参与行为体”。[23]任远喆认为，中国的次国家政府外交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平衡发展，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及近年来以战略性与多样性的深度融合为特点的三个阶段，同时还提出，中国的次国家政府外交开始具备软介入、战略性、功能性等特征。[24]其他涉及中国地方涉外活动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包括李敏的《中国国家外事多层化格局问题研究》、郭钊的《次国家政府对国家外交的作用研究——以上海市为例》、王立军的《论地方政府国际行为的动力来源》、徐大超的《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问题研究》、李琳的《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25]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中国地方参与对外合作的动力，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还有许多学者从城市外交的角度来考察地方的对外交往，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赵可金、陈维的《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许宴清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城市外交模式初探》，陈维的《中国城市外交：理念、制度与实践》，陈楠的《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外交：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26]，等等。其中，一些学者以具体的省（区、市）为案例，分析了中国地方的城市外交及其影响。例如，杨勇和李琳分别从城市外交和央地关系的不同视角，探讨了广州的对外交往[27]；祁怀高分析了山东对中国和韩国建交的影响[28]；丁湉湉以中国成都与英国谢菲尔德、伦敦城市外交为例，分析了次国家行为体在对外事务中的作用[29]；谢樱研究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对外交往[30]；等等。

关于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地方角色和行为，国内学者是研究主力，相关成果主要是从经贸层面进行考察，从中国—东盟总体关系和外交学角度来考量中国地方行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以广西和云南为研究对象。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其关于中缅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称，云南是中国对缅政策中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参与力量。[31]杭智科（Hans Hendrischke）认为，改革开放的扩大使广西凭借地缘优势成为连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桥梁。[32]李志良（Karl）提出，广西在2004年到2015年间，已经从中国—东盟合作的项目实施者发展为项目创新者。[33]玛格丽特·斯万（Margaret Swain）认为，跨境移民和贸易影响了云南及其民众的认同，使云南成为北京及周边东南亚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媒介。[34]郑宇硕（Joseph Y.S.Cheng）认为，广西、云南等省区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35]李明江（Li Mingjiang）提出，地方自由主义推动中国地方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36]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边境省区地方政府在推动跨境和次区域合作上扮演重要角色，并影响到中国与许多亚洲国家间的关系”[37]。胡佳、王开茹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间地方跨国合作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提出地缘优势、全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了中国—东盟地方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合作风险、交易升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是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38]卢光盛以云南和广西参与区域合作为例，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次区域合作中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出发点差异。[39]王国平、任佳等认为，通过开展与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云南实现了在对外开放中的跨越发展。[40]黄志勇等认为，2003年以来，广西抓住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和中国与东盟互利合作不断发展的机遇，构建起“南宁渠道”，形成与东盟全方位合作格局，成为中国与东盟在经贸、外交、文化等多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41]崔庆波、陶存杰认为，广西与其他东部沿边发达市场具有更便捷的交通网络，进入中国核心市场的便利优势使得广西在对东盟开展贸易的过程中比云南更容易获得周边国家企业的青睐。[42]陈迪宇认为，云南在中国的GMS外交中起到了动力源、半决策主体、完全执行主体和推动其他地方政府参与GMS的动力体四大重要作用。[43]刘莎妮提出，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为双边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平台，也推动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交流。[44]相关研究对地方参与中国—东盟合作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多聚焦在某个具体领域，在深度、广度和时间跨度上均有提升空间。

（二）国内外研究评析

综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本书涉及的地方参与对外事务、中国—东盟合作及中国各省（区、市）在中国对外关系及其与东盟合作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既有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国外学者对地方参与国际事务的研究通常以联邦政体为主要考察对象。国外学者对地方政府参与国际事务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并提出了在对外关系中关于央地关系的不同理论。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联邦制政体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现有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单一制国家之一，具有独特的国情和央地关系。

二是针对中国地方涉外活动的研究较为笼统。国内学者对地方在中国对外事务中的研究主要是从总体对外关系上进行考量，具有普遍性。而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作用除了受到地方政府参与国际事务的全球性影响和央地关系的制约外，还需要考量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演变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换而言之，地方参与中国—东盟合作研究，除了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普适性特点外，还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三是关于中国地方涉东盟活动研究以经贸和人文为主。尽管学界日益意识到地方政府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国—东盟关系长期以来也是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专家关注的重点，但现有国内外研究鲜有将两者相结合来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作用。关于中国—东盟关系的研究中不乏专门考察地方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成果，但基本都是从经济和人文合作的角度出发，很少结合国际关系与外交学深入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对府际关系下地方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总体而言，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留下了继续探究的空间。从上述三个特征可以看出，学界对地方参与中国—东盟合作的既有综合性研究远远落后于其实践的发展，还有待深入。鉴于东盟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以府际关系为视角，进一步研究地方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参与兼具学术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