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的思潮。自其产生以来，就成为国外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具体呈现也在不断地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 国外研究概况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被视为继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之后所出现的最重要的西马流派。西方理论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保持着持久的研究兴趣。自该学派形成之日起直到今天，有大量的研究文献问世。这些文献，既包括与法兰克福学派保持着直接对话的商榷、批判、回应和发挥性论著，也包括把该学派作为一个总体对象来进行知识梳理的概论性著作。其中，从整体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加拿大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源、哲学特点及其发展；美国学者马丁·杰伊编写了《法兰克福学派史》，描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在1923—1950年间的发展历史；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论述了马克思以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等等。研究者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鸟瞰国外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动向。

其一，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基于政治立场的对立，西方的自由主义论者把法兰克福学派视为一种极“左”思潮，认为其理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变形，而且其在实践上具有扰乱社会秩序的煽动效应。如卡尔·波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一个巨大的迷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种理论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渴望进步，但他们又反对一切形式的进步——对所有现代化的产物骂不绝口。[3]再如，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已经最后战胜了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4]因此，哈耶克、福山、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是直接对立的，他们的观点学说构成了对后者的直接敌对。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论者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巴斯夏是经济学传统的继承者，因此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持敌对的立场。不过，自由主义论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又不能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其批评当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合理的成分。

其二，关于西方的新左派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持一定的批评态度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中，在早期都持激进的“左”倾立场。后经过1968年五月风暴、第一代理论家相继谢世、持右翼立场的哈贝马斯主持研究所工作等事件，学派的观点不断分化。因此，尽管如马尔库塞等人本身就倾向于新左派的立场[5]，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并不能归入作为稳定的知识分子阵营的新左派之中。新左派学者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如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就形成过如下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法兰克福学派——引者注）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6]安德森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西马”思想家在“文化”的风水宝地上信马由缰，却越来越远离了政治、经济和工人阶级运动，结果“理论”和“实践”严重地脱节了。尽管新左派在组织群众方面同样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落差，但上述这一评论却是相当准确的，直接击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命门。

其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其他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的全面研究问题。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个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个流派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思想交锋同时也就呈现出来。其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诠释，反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范式作为根本思维方式。阿尔都塞认为，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以人道主义为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谴责，是倒退到世界观变革之前的马克思的批判立场，即用人、人性、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复归等费尔巴哈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问题。[7]再如，布达佩斯学派从不同角度深入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普遍主义所展示的宏大叙事与救赎模式的悖论。这是大写的历史哲学的悖论，也是救赎政治学的悖论。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美学范式或明或暗地寻求到达“苏联模式”的路径，这使他们都迷醉于总体性建构，寻求乌托邦的幻象，获得最后审判到来时的拯救。这构成了他们的理论的形态特征，也是其理论之悖论与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困境的缘由。[8]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各流派之间的思想交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的意味。各种理论观点的差异，表现的不仅仅是纯粹的话语关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立足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时代课题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一种自我反思。

其四，关于美国社会科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波动状态研究问题。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具有两个重要而独特的意义。一是因为美国作为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对于批判理论的态度将直接反映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价值和实际效应。二是由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心，因此在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理论史实际上是该学派发展历程的重要阶段之一。20世纪30年代，随着纳粹德国当权，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工作面临着难以持续的危机，学派成员的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在30年代后期，美国逐渐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保存其实力、延续其思想的家园。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批判理论并没有受到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学界的青睐，作为舶来品的批判理论在美国本土水土不服了多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马尔库塞以美国发达工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著作《单向度的人》等论著的发表，激起了美国理论界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浪潮，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大红大紫了一阵儿。在实践上，批判理论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造反学生手中的思想武器来使用。20世纪70年代，马尔库塞“大拒绝”方案之后“大修补”的历史语境也并没有给法兰克福学派提供更多的出场机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进入90年代之后，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逐渐对法兰克福学派另眼相待了，指认其大众文化理论与大众传播研究实际上是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9]21世纪以来，霍纳特的承认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当中与美国的民权运动相结合，在少数族裔尊严等问题的研究上起到了催化作用。纵观法兰克福学派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流变历程，可以发现批判理论能否把某个国家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决定了其在这个国家的理论影响力。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马尔库塞以美国社会为案例而写成的《单向度的人》等著作在美国理论界所产生的影响力，正是对马克思论断的一个生动诠释。这也启示我们，看待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同样离不开中国的现实，我们在或支持，或批判该学派的某些理论特质和理论观点时，应当保持这种研究前提的自觉。同时，既然中国的国情与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大不相同，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出的对策性建议也就不能照搬照抄。

其五，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的理论渊源。如杜尔宾认为英语世界中技术哲学学派之一就是以马尔库塞的观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温纳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多数作品，聚焦于马克思视野中人类成就在技术社会中的恶化。米切姆等人强调技术批判理论包括“马克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A.Feenberg（芬伯格）对马克思与技术批判理论的关系的研究。芬伯格也认为马克思对该理论的发展有深刻影响，这个影响是提出技术批判理论的主要努力，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所作。他们视技术为理性的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技术理性的概念表达了内含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中社会的和技术的浓缩。

其六，西方思想史学家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传播状况的预测性研究与实际影响研究。马丁·杰伊在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史介绍到中国时曾这样预料到：批判理论正在进入中国。中国当然不同于产生批判理论思想的社会，也不同于二十年前这些最早得以传播的西方国家。批判理论的这种穿越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领域的旅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这种结果只能受到欢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对被一个社会制度接纳为正统教规感到不安，并且引起积极而有创造力的反响。学派的成员懂得，批判并没有停留在它们自己的理论中……当理论旅行时，思想得到了传播，正是那种因此而产生的杂交才是重要的。

综上可见，国外理论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面、多结论、历史变化的。导致对同一种理论所进行的千差万别的解读的原因，在于各个学派在看待现代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各个学派所处的社会历史实际状态及其变化。其中，西方自由主义者总体上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持单纯肯定的态度，他们反对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对立非常鲜明。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例如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则更多的是基于理论方式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满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本主义思维特征，不满把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化从而虚无化的倾向，因此这种批判是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的。研究国外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解读，也是厘清西方各个思潮之间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二 国内研究概况

与国外相比，我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时间短、成果少、范围小，但由于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派别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又有着特别深厚的研究动力和比较独特的研究视角。以下，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来考察国内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状况。

其一，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的具体路径及国内研究的总体进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哲学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通过两种图式进入中国的。第一，把它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刚刚解冻的时代背景下，把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支进行介绍和研究，无疑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较为安全的处理方式。第二，把它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加以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方式来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材料，构成了另一条通道。[11]法兰克福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介到中国以来，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它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还体现在它对作为总体的现代性的批判，如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极权主义分析等，这些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新的时代内容。[12]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法兰克福学派（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具有一个重要的压力缓冲功能，即缓解过于直接和犀利地剖析我国各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而导致思想理论动荡的风险。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治民主化水平较低，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总体较低，政府无法承受过于激烈地揭示制度问题的言论。一些心地质朴的人不能体会到思想的纯正与其实践效应的积极性是两个问题，因此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张感甚至对立感。这样一来，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分析的方式，就大大地缓解了这种张力与焦虑。在很多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担负的实际意义是借鉴一个鲜活的、有反思力的渠道来间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例如，哈贝马斯、弗洛姆对于苏联模式的批判，为我们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参考。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于我们对待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课题。霍耐特对于承认问题的关注，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等等。因此，中国学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有相当大的六经注我的意味。这种态势无论对于意识形态的平稳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现实研究的深入，都是有所裨益的。

其二，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启动与20世纪80—90年代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介绍、翻译和评述阶段。改革开放的伊始，我国的思想理论界瞬间处于一种极度的文化饥渴、求知状态，迫切希望打开思想大门了解当代世界的文化进展。中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引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见于《哲学译丛》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介绍性文章，后经徐崇温先生所主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系列，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总的来说，20世纪80—90年代，我国还处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介绍、翻译和评述阶段，其中的重点都放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二代代表人物上。[13]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丛书，包括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等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或相关理论家的代表作。尤其是《否定的辩证法》迄今为止未出现新的译本，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法兰克福学派作家理论的艰深晦涩。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著作展开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工作。[14]

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把该学派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结合起来。或作为思想启示，或作为批判对象，或作为资源汲取，或作为理论验证等等。在这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影响力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哈贝马斯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领域具有全面的建树，被称为当代世界的黑格尔。当然，哈贝马斯在中国引发的研究热，很大程度上与哈贝马斯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直接相关。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理论》等著作中，对斯大林模式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透彻的批判，实质也就指向了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教科书的思维范式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高清海等人就开始系统地反省传统教科书的问题，但基本是在自己的思维框架之下进行的独立思考。[15]而随着哈贝马斯等人著作的译介，我国的教科书批判工作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即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因此加速了整个论坛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新思考。我国学者王东、孙承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重构论点（把传统教科书的物质资料生产转变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需要生产、生命生产、关系生产、意识生产的有机统一）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中，都有着相应的、相近的阐发。哈贝马斯认为，斯大林教科书把生产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基础，遗漏了极其重要的道德实践、人际交往对于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原理，进而使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生命力。因此，他主张把交往确立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要求。[16]关于其具体论断，我们当然应该深入地剖析辨明，但其所指认的思路无疑是与我国哲学原理研究领域的教科书改革思路异曲同工的。

其三，关于21世纪以来我国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广度与深度的增强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的重要一员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评论。这可以从诸多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和综述中看到。如俞吾金、陈学明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上下卷）、衣俊卿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张一兵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周穗明著的《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下册）等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哲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性的著述有：徐崇温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下）（北京出版社1996年），张一兵著《文本的深度耕耘——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在这些著述中，学者们依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量原著，对其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等领域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和全面的论述。2001年至今，在吸收和反思前期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性研究及其传统内在逻辑的把握，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近10年内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著作，如2004年王凤才的《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2007年傅勇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2009年王晓升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叶晓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2010年陈士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等等。可见，无论是某一专题研究，还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性研究，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近10年里中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深度。除此之外，我国学界还对阿多诺、霍耐特、韦尔默的研究呈现上升势头，一些相关的研究型著作已经产生，[17]如谢永康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逻辑和影响》（2008年），王凤才的《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2008年），阿梅龙《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等。法兰克福大学汉学教授阿梅龙、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研究员狄安涅与我国学者刘森林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所收录的论文，源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在法兰克福合作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8]内容涉及批判理论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历史、启蒙和批判之间的现代中国、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艺术理论等。这是中、德、韩、日等国学者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东亚（尤其在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与中国的互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交流的亟待深入。我国在21世纪以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同样是理论研究与我国现实社会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运行的逻辑开始显示出巨大而普遍的社会效应，而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都有其特有的反映。近年来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协商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沉寂到研究热，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平正义维度上的要求具有现实关联的。曹卫东在2014年发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近况》中论及了福斯特，关于新秀福斯特是否是学派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无可否认的是福斯特肯定是尤为重要的后起之秀。他着重研究政治理论和实践哲学，从全球的和整体的视野来论证政治正义论的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的重点着眼于介绍、引进和概述福斯特的理论，对福斯特的研究尚处于启动阶段。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研究绝不是一种所谓的纯粹学院化学术，而是与现实发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活动。

应当承认，我国学界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的同时，研究的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许多学者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思维传统当中走出来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用马克思全对、马克思的传人补充阐发、马克思的论敌或不同意见者全错的固定思维来处理多元思潮。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负责国外著作翻译的学者在能力、兴趣、方法、目的等方面的制约，使得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的具体思想经过了许多误解才流入中国学界。同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在发展阶段上的特点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有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未完成的现代化等等，使得我国学者在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上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我国理论和现实发展过程中的结果，又对我们的理论和现实前景提出了鲜明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