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历时与共时

如果对上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复杂的、多样的批判结构进行一个概括，那么可以称之为“异化与人性”的批判结构。再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表述，也就是“现代性（资本主义既定现实）与理想性（历史本体论承诺）”的矛盾。对现代性的“反人性”的反思，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基本背景。

一 聚焦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背景

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都表达过这样一个基本看法：一定时代的哲学总是与一定时代的历史主题密切相关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背景及其研究主题，实际上并不具有“专利”性质，而是整个现代性研究思潮的一种特定表现、理论模式、态度立场。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曾说：“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于是，与其说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性作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予以确立，不如说他们是以20世纪西方学院化的左翼态度予以现代性以自己的特殊理解。

哈贝马斯曾概括到：“现代化概念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2]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研究，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结果、趋势作为现实基础，而以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总结的现代思想家作为研究的直接入口。

首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最大一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理论背景（及其针对的现实背景），是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形态与现实形态的批判。同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流派的最大一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又总是侧重于汲取、挖掘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过程中的人道主义要素。尤其是早期马克思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原典文献。1.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以资本为总的杠杆）戕害工人身心健康、阻滞工人自由发展的观点，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吸收。马克思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3]，在你（指资本家阶级——引者注）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4]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马克思批判资本的这种基本的人道立场为法兰克福学派所深入吸收。2.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使人与物的关系发生颠倒，即使人物化的思想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吸收。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5]，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6]后经过卢卡奇的中介，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被法兰克福学派广泛地发挥。

其次，作为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一朵奇葩，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理论背景（及其针对的现实背景），广泛地蕴含着以现代性思考为轴心的现当代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水库。从马克思之外的思想资源来看，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是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这是最令人惊异、发人深思的，其直接奠基了法兰克福学派囿于抽象人道主义思维范式的基础），其次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非理性思想影响极大，同时又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批判”。[7]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广泛援引近现代西方思想家关于现代社会、现代思潮的批判思想，如弗洛姆就曾写道：“正如保尔·梯里希所说的，从克尔凯郭尔以后的全部存在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百多年来反对工业社会里使人失去人性的反叛运动’。”[8]这就是从整个西方思想流变的宏观视野，来展开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活动。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在与西方思想界进行广泛的交流、交锋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属于西方思想家反思现代性的总体思潮，而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定超越性维度。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对现代性的总体认知，是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背景，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相互影响之间、前代理论家对后辈理论家的路径奠基方面。典型表现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霍克海默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整个学派的理论活动奠定了基调。如霍克海默关于现代性的总体态度——“市场经济已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反动性”[9]，直接塑造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左翼态度。典型表现之二，法兰克福学派人本主义立场的最鲜明代表弗洛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涂上了极其浓重的人道主义谴责色彩。弗洛姆经常强调：“人在机器生产中的劳动异化比在手工制造业和手工业中的异化强烈得多。”[10]这一命题隐含着一个结论：从人的异化角度看，机器大工业（现代性的经济基石）相比于工场手工业（前现代社会的经济表现）而言，是一种倒退。这显然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左的。典型表现之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给予现代性以另一种认知模式。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11]。与许多激烈地谴责现代性的种种弊端的思想家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现代性剔除传统性的结果，而是现代性本身尚未充分展开的结果。哈贝马斯的观点，上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深刻理解，下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思想家的现代性理论，具有一种中介性桥梁性的重要作用。

二 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逻辑

1.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语境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演进，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植根于康德以来批判理论的思想土壤。康德的哲学体系以“批判”作为主题和灵魂，第一批判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12]《纯粹理性批判》最鲜明地表现了康德批判理论的实质，它通过悬置灵魂、世界、上帝这些形而上学概念的自明性，对认识能力本身进行反省，事实上铲除了宗教神学的理论地基，“砍了上帝的头”，从而为高扬人的主体性奠定了思想基石。《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把人的主体性以道德哲学和美学的方式进一步突出出来，强调了人格的尊严与崇高，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康德以“人”作为基点对现实世界的观照，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最基本的方法论先导。

“批判”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最为核心的意义是具体理性对于抽象理性的批判。与康德不同，黑格尔赞同传统形而上学对于最高同一性的追求，但他反对旧形而上学以抽象理性来预设绝对同一性的空疏性。主张以具体理性、通过历史（思想史）的方式来一步步地达到绝对理念，“意义在于全部运动……绝对理念的内容就是我们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13]把真理理解为一个生成性、历史性的过程，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它成为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主要来源。不过，从卢卡奇开始、由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的黑格尔主义倾向，汲取的思想因素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面。这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所面对的理论背景和现实任务紧密相关的。对于他们而言，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拜物教意识对于人的能动性的束缚构成了主要的破解对象，因此高扬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性维度就成为强烈需要。

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理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最直接的先河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气质、思想风格、时代效应等等几乎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在20世纪的一个翻版。以大卫·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或者发挥黑格尔哲学的“实体”方面，或者发挥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方面，“通过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14]其共同特点在于囿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地基，从未思考过“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5]青年黑格尔派专注于意识批判和幻想，依靠思想精英的思想来启动社会变化的特点，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史前史和范型。

2.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代际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与其学派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因此，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个主要发展时期已经尽人皆知，我们还是要从本书研究的角度出发简要梳理一下其发展脉络，从而为后面的具体研究奠定一个历史性的基础。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国外国内都有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的大部头著作出版。[16]因此，要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其学派发展脉络进行思想起伏的把握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功课。一般都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60年代初，是学派的第一个发展时期。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为理论代表，侧重于对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基本建构，同时对工业文明进行系统批判。霍克海默的代表作《批判理论》，对于整个学派的理论基调进行了规划，明确指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主张以“批判理论”质疑、否定、消解传统理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反革命和造反》等等，即是这一思想立场的最为直接发挥。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则给予现代工业社会以批判性的总体奠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等等是其直接的理论延续。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学派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以前期的哈贝马斯、施密特为代表人物，侧重于对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建，并对现代性进行更加细致的批判。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逐渐淡出学术舞台，法兰克福学派发生了一次代际传递的危机。哈贝马斯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一职，使得学派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哈贝马斯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后，鲜有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其论域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哈贝马斯的代表作《交往行动理论》《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开辟了一条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研究交往理性的新的学术道路。但也由于这种左派学者所提出的带有辩护色彩的批判理论，使其被指责背叛了霍克海默的批判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霍克海默晚期思想急剧右转，阿多诺也呈现出同一趋势），再经过20世纪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后，离开社会研究所。施密特被认为是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正宗的代表人物，他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主持工作，使得法兰克福学派获得了绝对否定精神的一种延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学派的第三个发展时期。以后期哈贝马斯、维尔默、奥菲、霍耐特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关注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目前，霍耐特已经成为社会研究所所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旗帜性人物。霍耐特在总结学派史时写道：“批判社会理论以霍克海默最初的途径为开端，经过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和福柯的权力分析，直到哈贝马斯的构想所经历的理论发展，在这个计划中通过一步步地开启观察社会生活实践的视角，以论证的形式得以重建，我坚信，对社会统治的批判现在能够再一次借助反思在这种生活实践中确立起尺度。”[17]

目前国际学界所关注的法兰克福学派新兴人物是福斯特（Rainer Forst），甚至有人将其定位为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进入第四代的标志。福斯特是德国哲学界的新秀，其新作《论证的权力——构成主义正义论的要素》[18]继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之后，论证了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正义论和社会正义论。从第三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已经与政治哲学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汇合，福斯特立足于法兰克福学统，而又广泛地开展与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布坎南、伍德、胡萨米等政治哲学家的对话，从跨民族、跨文化的角度，对批判的政治正义论进行了新的阐述。

法兰克福学派从第一代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历程，是西方资本主义当代发展态势的一种间接的理论表征，是批判理论不断调整自身逻辑的结果。尽管有着诸多的历史偶然性引导学派的关注重心变化，但是学派的研究主题变换、策略变换等等却深深地植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土壤。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发展，是学派危机出现与危机克服的结果，这一危机表面看来是第一代成员相继逝世导致的结果，但实质却是极“左”的批判理论难以为继的结果。我们应当注意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都有一个思想从“左”到所谓的“右”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极“左”批判理论遭遇发展瓶颈的态势使然。实际上，哈贝马斯前期的思想活动已经显示出其思想发展的趋势，即从激进的革命伦理向温和的民主协商对话转变的趋势。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工人运动长期、终极性的解放目标的隐退，而代之以追求更多的民主权利和现实福祉；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则在新技术革命的庇佑下不断地被强化；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又提升了民众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的条件空间。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维尔默、奥菲、霍耐特等人将思想焦点更多地定位于政治伦理维度。

三 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辐射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当中的“显学”，对于西方思想界、西方社会实践、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当然，其影响力有正向也有负向。正因如此，对于其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影响力进行辩证地分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主要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西方当代思潮、对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影响力几个方面进行概要分析。

对西方当代社会思潮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已经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但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当代哲学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掀起了反思现代性的思想热潮，许多当代著名思想家都受到了这一学派某些思想的影响。如，当代社会学的旗帜性人物安东尼·吉登斯就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反思，对于现代性进行了集中的概括。吉登斯认为，隔距性、抽离性是现代性动力资源的主要前提。抽离的机制有两种类型，在当代社会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二者都可以归结为抽象的体系，第一种类型是符号象征，最为熟知的就是货币。货币使时空间隔很远的人进行交易。第二种类型是专家系统，这是由技术成就或职业专家们所组成的大型领域，这些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环境。[20]吉登斯对现代性特征的概括，经过了马克思——西美尔——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家的启示与中介。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西方当代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不同思想家所开辟的不同思想路径中。如阿多诺采取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主体客体关系，达到主客间新的和解；而哈贝马斯则主张抛弃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框架，转向交往哲学的范式。[21]这两种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奠基或者说至少是表征了当代西方思想界对待形而上学、对待实践理性的两种基本态度和思维路向。

对当代西方社会实践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接由法兰克福学派所推动的社会重大事件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而法兰克福学派所塑造和传播的否定精神则在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引起人们对于生活态度、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等等的反思与重构。例如关于现代性生存的典型形态——城市化，霍克海默曾提出：“从城市方面说，现在越来越与乡村界限不分了。通过兼并把农村改造成市郊，是欧洲普遍的紧急手段。用一位研究专家的话说，欧洲大陆新建的许多城市，像巨兽一股伸延到乡村。”[22]城市生活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压缩品，被霍克海默置于反思批判的平台之上。当代西方社会主张回归自然、建立人性化适于人居环境的实践运动，很多思想启迪都源自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等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统治和奴役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始终坚持对人的尊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精神的反思。

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是刺激中国学者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进行跨学科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一就是主张跨学科来进行理论探究。为此，批判理论从哲学、社会学、法学、精神现象学、文学艺术、神学、经济学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需要如此。那种只局限在哲学或政治领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已经是越走越狭窄了。二是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国家的阶级本质、资本主义新变化，从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与西方国家进行警惕性、博弈性的交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看到近几年发生在东欧地区的颜色革命，高举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同时处处表现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处处表现出西方国家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双重标准，处处表现出对别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事实证明了颜色革命的结果——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空泛的乌托邦。[23]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代西方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文化渗透有着深刻犀利的剖析，因此对于我们认清西方的真正面目，提高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具有启示意义。

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反思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理性泛滥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文明进程中伴随产生的人的精神和主体性的颓废和堕落的种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来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有价值的社会批判思想也自然成为我们所借鉴的资料和参照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发出的声音日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并成为反思自己生活状态的主要话语。联系中国现实，虽然我们还处于以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视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似乎工具理性还没有过度发达，但不容忽视的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心，以国民生产总值为追求目标，以生产效益的最大化为动机，已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野蛮破坏、贫富两极分化、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保障等社会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深度批判，为我国现代化快速、合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