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袁世凯

不知道我们的御用列车走了多长时间，慢慢地，被称为华北第一大商埠的天津出现在我们眼前了。起初非常模糊，只能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渐渐地，比较高大的建筑可以看清楚了。天津终于到了。

此时，之前的绵绵细雨不见了，代之以一片蔚蓝的天空，太阳高高地挂在上面，金灿灿的，柔和而又美丽。老天好像也在给太后助兴，在她接受天津的盛大欢迎礼之前，先收起阴沉的脸，把阳光抛洒下来，令这次盛会显得更加意义非凡。

当时的情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每想起来，那时的一幕幕就会展现在眼前，清晰可辨。

据我所知，天津站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但由于戒严的缘故，此时已不见半个闲人。尽管这样，我们的御用列车也没有停靠在天津站。离车站约半公里的地方，早就特地修建了一座完全用水泥筑成的月台。

水泥在那个时候是很贵重的，平常的建筑物很少用到。由于不能让太后的尊贵之身同普通百姓一样从普通的月台下火车，所以，短短几天就建好了这座御用月台。

这座月台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把天津车站隔开，还有一个就是免得太后去踩普通平民污染过的土地。

这个设计肯定又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不错，此人的确不简单，等我说出他的名字，恐怕就没有人不知道他了。他就是即将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此时是直隶省总督。太后刚刚决定此行的时候，他就开始计划着举行接驾盛典，还要建造一座新月台。

这座新月台长得很，足足能停十节车厢。上面的竹篷挂着飘扬的龙旗、彩旗以及五颜六色的彩色条条。另外，月台上还种着青翠的松柏，挂着样式各异的宫灯，看起来又热闹又漂亮。月台的地面上居然也铺满了金色的沙土，正中央还铺着一张黄色毛毡，无疑都是专门为太后准备的。

这些设计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可太后到天津后是不是想走下车来，谁也不知道，即便是地位非凡的袁世凯也不敢打包票。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个新建的月台了，地面上是金灿灿的黄沙，上面是色彩缤纷的竹篷，实在是华美喜人。大家全都争着从车窗往外看，列车也在此时逐渐放慢速度，准备停车。

这时候，最紧张的就是司机了，庆善命令他们一定要把太后那节车厢停在月台中央，使太后下车的时候正好踩在那块黄色的毛毡上。所以，司机们正在集中全副精力控制这御用列车，让它不至于过快，也不至于过慢。

为了迎接太后圣驾的短暂停留，天津及其附近所有重要的文武官员，全都按照各自的品级，尽心尽力地将自己打扮好，早早地来这里恭候。我们进站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花花绿绿的一大队人，漂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一见圣驾到了，他们立刻悄无声息地跪在地上，恭敬极了。只有一个人同其他人不一样，他在前面一些，虔诚地俯伏在地，这就是袁世凯。

列车以极慢的速度停在他们面前。我本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热闹的人，可眼前这些雕像一样的官员让我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那副样子倒还在其次，更可恶的是他们的脾性简直令人作呕。

此时，他们正压低了头，眼睛紧盯着地面，看起来似乎连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这过分的恭敬中到底有几分真诚呢？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那些衣服、帽子之类的堆在一起，着实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会产生惊艳之感呢。

先说他们的纬帽，上面都有孔雀毛做的翎子，孔雀毛本来就很好看，能发出动人的光彩，此时天气晴朗得很，灿烂的阳光照到这些孔雀毛上，又给它们映上了一层金色，抬眼望去，一片流光溢彩。

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不禁想到了中国古代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仿佛是他们重生过来专门向太后致敬来了呢。

太后对眼前的一切有怎样的感想呢？此时谁也不敢妄加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十分清楚这些官吏此行的真正目的。天津的官吏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通过拉关系、送银子得来的头衔，要学问没有学问，要才干没有才干，太后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突出的就是善于钻营，因此，给太后接驾就成了他们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呢。

总之，这些前来向太后请安的人，没有一个人出自真心，全都另有所图，连袁世凯也不例外。

我一看到他，脑子就陷入了沉思，思绪不停地飘飞。

这个人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坐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宝座。此时他无比虔诚地跪卧在天津月台上，恭迎太后圣驾，谁知他以后竟然有那样的作为呢？肯定连他自己都想不到吧！

当时，我就那样静静地盯着他看，仿佛在审视一头大名鼎鼎的、我却第一次见到的怪物，脑子里迅速回忆起很多事情——他的成名绝非偶然。

当年那场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吃尽了苦头，整个朝鲜都乖乖地送给了日本，简直是我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个袁世凯也算是其中的一个罪魁祸首。

此人性情非常暴躁，还喜欢乱发威风，如果依着他的话，恨不得马上将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全都砍头了事。朝廷当然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朝鲜地区的变故一发生，中日双方立刻进入了备战状态。由于朝廷不想这么快就卷入战争，便派袁世凯到朝鲜，想让他从中斡旋，巧妙地与日本人进行交涉，尽力避免战争的发生，并暗示对方中国此时并不想有武力的举动。

谁知，袁世凯一到朝鲜，就开始由着自己的心情来，不仅没有同日本人达成共识，还狠狠地得罪了他们。当时的日本人恰好是一头刚刚出山的乳虎，正想找机会试试自己能力如何，于是立刻宣布正式向中国开战。就这样，中国的屈辱史由此拉开了序幕。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导致这种恶果的袁世凯，居然因此而出名。

袁世凯的杰作不止这个，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件事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就不算小事了。从戏剧角度来说，实在是一出可歌可泣的悲剧。

在讲述这件事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袁世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他傲慢至极，目中无人。这副样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性情耿直的人，光绪就是被他的外在表象蒙蔽了。因为看错了这个人，才使光绪在戊戌政变那件事上吃了天大的苦头，最终沦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囚犯皇帝。

而袁世凯这个人，居然并不避讳谈起这件事，很快地，外边的人就知道当年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年皇太后将政权还给光绪，就回颐和园休养去了。光绪终于做上了真正的皇帝，他一坐上龙椅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新政推行到底。大概是过于急躁和缺乏安全感，专门把袁世凯从别的职务上调了过来，给他一队人马，打着护驾的旗号在颐和园周围驻扎下来，限制太后的自由，以免她出来阻挠新政。

实际上，光绪的意思是，只要新政推行顺利，步入正轨之后立刻撤军，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举措。谁知，光绪完全看错了袁世凯。这个人可不简单，他非常善于耍阴谋诡计，到了颐和园就改变了主意。袁世凯一心为自己打算，至于皇帝、太后谁当政，他才不管那么多呢。所以，不要说光绪让他去监视太后，就是派人去杀掉慈禧，他也不会劝阻，更别说产生什么恻隐之心了。

正因为这样一种性格，光绪一把密谕给袁世凯，袁世凯就开始盘算怎么做会有利于自己。在袁世凯看来，按照光绪的指示行事，自己肯定会得到好处，但毕竟不多；相反，假如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件事偷偷上报给皇太后，结果就大不同了。

袁世凯立刻选择了第二种做法，把光绪的命令当作晋升的资本，偷偷跑去拜见太后。他装出一副忠诚无比的样子对太后说，光绪派他暗中行刺太后，可他实在不忍心，便不顾皇帝的密令来通知太后。

尽管他的话一点儿也禁不住推敲，可太后居然完全相信了。太后立刻派袁世凯带领自己的军队保护圣驾，迅速来到光绪寝宫。由于正在盛怒之中，太后什么礼数也不顾，让人从床上拖起光绪，逼他签署将政权还给太后的诏书，根本没有给光绪说话的机会。

这一场闹剧的结果就是，皇太后重新执掌了国家大权，再次威风八面，而光绪则陷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太后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宽恕光绪，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太后永远不再理他。对于光绪来说，他必定为看错袁世凯而饮恨终身，只可惜这个仇已经无力去报，他已经成了一个地位奇特的政治犯，至死也未恢复自由。

现在，光绪跟随太后来到天津，站在了他的仇人面前。

尽管光绪有自己的专用车厢，但既然大臣们齐刷刷地跪在太后车厢前接驾，他无论如何也得露面并且必须非常恭敬地站在慈禧身后。

平时太后不注意的时候，我和光绪闲聊，曾经听到过他对戊戌政变的感想。每每说起来，他都会把这个捏造事实陷害他的袁世凯痛骂一番。此时来到天津，我的心情非常兴奋，期待着早点目睹光绪与袁世凯碰面的情形。

我们的御用列车果然不偏不倚地停下了，太后的车门恰好就在那块黄色毛毡前面。太后还真是关照袁世凯的面子，居然从车上走了下来，这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威严地站定，开始接受袁世凯以及其他官吏的朝拜。由于袁世凯跪的位置比别人突出一些，所以，此时他几乎是趴在太后脚下叩头。他显得那么恭敬，那么虔诚，给太后磕完了头，又开始给光绪磕头。

当时，光绪就站在慈禧后面，身体挺得非常直，那份威严令人生畏。可是，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没有一点血色，如同死人的面孔一样白，嘴唇已经由白变灰，又由灰转成黑色，可怕极了。那双眼睛充满了红红的血丝，好像一下子就能喷出火来。

对于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愤怒、痛苦到如此地步，却又不得不忍住，只是因为没有实权。我相信，倘若光绪手中还有一点点权力的话，当时的他肯定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这个著名人物。那样的话，袁世凯亲自布置的金沙，或许就会沾上他自己宝贵的血液了。

可是，光绪什么话也没有说，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过。很明显，这个让他永远不得自由的奸臣，在他心中已经一文不值。他用自己极度的冷漠向人们表明，此时，他唯一的仇人袁世凯就跪在自己面前，但他根本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袁世凯当然能看到光绪的脸色，不过，他也很清楚，这个可怜的皇帝对自己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所以，他看起来非常从容镇定，请过圣安，又跟太后闲聊了几句。

就在这个时候，为迎接圣驾而准备的乐队开始演奏了。

袁世凯为讨好太后，可谓费尽了心思，就连这乐队都不一般。他准备了一支纯粹的西乐队，里面大概有二十个人，用的全是外国铜管乐队的那些乐器。其中的乐队长，是袁世凯专门花重金送去德国学过音乐和作曲的。学成归来后，此人便成了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西洋音乐家。他花费自己所有的时间，去教授袁世凯挑选的那些少年军官，教他们演奏西乐的方法。此时听起来，乐队演奏得还真是不错，肯定演练了很长时间。

袁世凯本身是个军人，因此这次迎接圣驾的所有仪式，除了这二十个少年军官组成的乐队之外，都带上了军队色彩。不仅如此，还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大队军马，整整齐齐地在离月台百码左右的地方远远地参拜太后。

这个袁世凯真是莫名其妙，弄不懂他要做什么。那些人马只是恭恭敬敬地站着，没有要操练的意思，所以肯定不是要太后检阅的；倘若是调来保护太后的，那也太多了；站得那么远，怎么保护呢？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呢？即使专门为行礼致敬而来，也不够妥当啊，那么远，把头磕破了太后也看不见。

按理说，这种场面宏大的盛会，必定要演奏事先安排好的曲子，并且应该排练得非常纯熟。西洋各国历来的习惯是，凡盛大集会，必定要先演奏本国的国歌。那么袁世凯的这个乐队也该如此吧？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大清国根本没有想过国歌是什么！

所以，当太后在我们的搀扶下走到月台上的时候，那个西洋乐队居然奏起了《马赛曲》。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旁边的人或许不知道，我和妹妹却清楚得很，心里止不住偷笑。可这话是万万不能马上告诉太后的，否则，那乐队里的二十一名队员，脑袋会立刻搬家。后来，过了好几天了，我才在闲聊中提到这件事，并建议太后让那些闲得没事做的大臣赶紧定首中国国歌，免得以后再闹笑话。太后当即表示赞同，可过后就忘掉了，清朝帝国一直到灭亡的时候也没有自己的国歌。

当然了，我们到天津那一刻，太后不知道这些内幕，尽管是法国国歌，但对第一次听到西乐的太后来说，新鲜感盖过一切，所以她居然高兴得很。《马赛曲》刚刚演奏完，她便吩咐李莲英亲自走一趟，把那些乐器拿来，她一件件细细端详。并让李莲英专门去询问乐队长，那些乐器分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渊源、怎样使用，等等。尽管太后对此一窍不通，问题却很专业，那个乐队长不敢掉以轻心，全都详详细细解释了一遍。

接驾盛典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奏乐，结束之后，各位官员开始过来给太后献宝。所谓献宝，就是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东西当面献给太后。那个时候，臣下给皇上或皇太后献礼，是一种必需的、公开的活动；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官僚自称“国民公仆”，尽管贿赂照收不误，却总是偷偷摸摸，恐怕别人知道。今昔对比，不免令人疑惑而又叹息。

公开献宝同私下行贿比起来，给那些官员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想想看，当众送东西，大家有目共睹，一下子就能看出谁的好，谁的次，为了不致当场出丑，那些官位较低的，往往要将家底搜罗一空，对这样的官员来说，献宝无异于一场劫难。

这次太后坐火车只是路过天津，平常得很，当地官员们接驾也就罢了，对太后表示一下尊重倒也应该，但送礼好像就有些多余了。可是，当时那四十多位官员，不仅齐刷刷地跪拜接驾，还在私下早早舍命准备了很多绝好的礼物，等着献给皇太后。

礼物是献给太后的，当然不能放到车上就完事，这些官员要按照官位高低，一个挨一个地捧着自己的礼物送到太后面前，请她老人家查看之后由太监们收起来。在天津月台上，第一个前来献宝的是袁世凯。只见他把腰弯下去，看着地面，高声向太后奏道：“臣要献给太后的，是一对专门派人从印度带来的鹦鹉，以此来表达臣的一片忠孝之心。”

说着，他向自己的随从挥了挥手，那人马上走上前来，手里捧着一对红红绿绿的鹦鹉。尽管不敢肯定这对鹦鹉是不是真的来自印度，但看起来真是美丽得很。它们并没有被装在笼子里，而是用一条特别细的镀金短链拴住脚，专门有个很好看的树枝让它们一起栖息。树枝两端分别有一个白玉雕琢的小杯子，一边是清水，一边是食物。

这件特殊的礼物显然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她远看还嫌看不够，又让李莲英捧到离她两三尺远的地方来看。当时，我们都觉得挺好笑，像鹦鹉这么普通的鸟，太后居然这么仔细地观赏。谁知，一会儿功夫，它们却令我们刮目相看了。其中的一只鹦鹉居然高声叫起来，说出非常清脆的一句：

“老佛爷吉祥！”

这可真是“一鸣惊人”！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吐字非常清晰，如同一个小孩子在说话。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为此感到惊异的时候，另外那个也叫了起来，这次说的是：“老佛爷平安！”

我猜想，袁世凯为讨好皇太后肯定费尽了心机。要让这两只小鸟说出如此清晰的话，必定花了很多心血，就算是别人帮他教养的，那也不是一般的功夫！要不然，就算是会说了，也不一定能把时机掌握得这样好。

后来听人说，袁世凯调教这两只鹦鹉，只用了半年时间。最初他打算亲自带到北京献给皇太后，恰好太后即将出行路过天津，他就改变主意，一心等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让太后对自己更加另眼相看。

实际上，对于那些专门养鸟的人来说，让鹦鹉把话说清楚，或者学会掌握说话的时机，都不是什么高深的本事，只是太后未曾见过，便觉得十分难得，不禁龙颜大悦。唯独有一个人，根本不拿这两只小鸟当回事，依然站得笔直，面如死灰——他就是光绪。

袁世凯献宝之后，其他官员也纷纷将自己准备的礼物捧了上来。倘若让我一一说出，就真如记账一般了，所以不再赘述。总之一句话，那些礼物是琳琅满目，令人惊叹叫绝。其中吃的东西占了一大部分，但为了防止腐烂，全是生的。

下面要介绍的是前来接驾的那些官员。第一位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直隶全省和山东、河南各处的军队都归他统领，势力非常强大，因此他便成了这一带的领袖。接下来就是抚台，一省的民政由他来管理。然后就是藩台、臬台，藩台掌理全省财政，臬台专门审理本省的刑事案件。

前面说的这四个人，尽管在名义上分别掌管军、民、政、法四种政务，而事实上界限很模糊，要想相互干涉或相互推脱是极有可能的。这些不提也罢，反正这四位在四十多个官员中都是首脑级的人物。他们之下就是道台，当时一个省份要划成好几道，每道的长官就是道台。道台跟现在的市长差不多，不过，严格讲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现在的市长是需要同人民直接接触的，而当年的道台才不屑于这样做呢，在他们眼里百姓是最低级的，和百姓打交道会让自己很没面子。于是，他们把管理老百姓的任务全都交给了属下的州县官，自己只是偶尔动动嘴问问罢了，有的人甚至连问都懒得问。

在直隶省里面，还有七个和道台同级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管理铸银币，人称造币厂总办。不要误以为这些人精通于此，专门来指导或监督铸银币的，他们完全是凭借关系、金钱坐到这个位置充充样子而已。

另外，这些官员里面有两个分别叫僧纲司、道纪司的，也与道台平起平坐，可他们只是管理寺院和僧道，相当于外国的主教。凡是朝廷或督抚大人准备修建盛大的醮台，这些人就要出面了。僧道不守清规或不合规矩的时候，他们要负责察办。再有，大寺院里面如果出现房屋、佛像损毁的情况，也是由他们负责督促修理的。这些就是此类官员应尽的所有职责。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大官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在百姓面前装腔作势，趾高气扬。既拿着朝廷的俸禄，又不停地搜刮民脂民膏，而该他们负责处理的政务全都一层层往下推，还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再说太后，她本就是个好奇心很强、喜欢新鲜玩意的人，所以，袁世凯的西乐队初次亮相时引起她很大的兴趣，《马赛曲》听完了，她喜欢得不得了，立刻霸道地让袁世凯把他们借给自己，跟随我们的列车一同去关外。袁世凯正求之不得呢，马上打发那二十一个军官打点行李上兵车。

由于我对西洋音乐略知一二，所以每当太后想听乐队演奏时，就派我负责联络他们。时间一长，我了解到，那个乐队长不仅是个造诣颇深的钢琴家，德语讲得还非常流利，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