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哲学本体的历史性重构——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解读

20世纪20年代，凭着一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简称《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卢卡奇无意间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主。在这一被标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卢卡奇之思中还掺杂着某种布尔乔亚式的意识形态情结，尽管他虔诚而专注地拥戴着他新接近但尚未能真正理解的马克思。[7]未被教条彻底毒化是青年卢卡奇之幸，其过人之处在于早在还未迷失于第二国际和俄国人业已构筑的诠释迷宫时，他就直悟到了涌动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之下的批判精神。但是，他还是没能意识到，对黑格尔式的总体逻辑张力和韦伯-席美尔式的物化批判的依存，仍然会使他重新唤起物化劳动者革命阶级意志的愿望变成镜花水月。然而无论如何，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值得我们认真解读的。毕竟，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逻辑入口。

第一节 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构架

在国内近年的学术研究中，卢卡奇始终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8]，国内学界公开发表的关于卢卡奇的著述在数量上可能也是最多的。一般而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卢卡奇被尊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他的胸牌上写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人们的关注焦点通常集中在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三个核心范畴上。顺带说一下，文学研究领域则主要关注青年卢卡奇的早期美学文本。[9]更深一层来看，在相当一部分论者笔下，卢卡奇被设定为一个同一对象，他们将他不同时期的著述指认为一系列同质性的文本。并且，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屹立着一位永恒正确的马克思。准确地说，那无疑只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上僵化的教条原则。在这样的研究视域中，卢卡奇成了十分容易解读的对象：总体性与系统的整体性相关联；物化与异化理论相关联；阶级意识与主观决定论相关联。再加上他自己屡次的自我批评，对错之宣一目了然。

实际上，事情恐怕并非这么简单。我想选择几个理论视角说明其中的深度复杂性。

1.卢卡奇研究中的伪同一性

首先，一个同一学术尺度上的卢卡奇（即对卢卡奇的理论指认在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地从他的一本书同质性地转述到另一部文献）从来就不曾真正存在过，有的只是各个具体时期异质性地“在世中”的卢卡奇。讨论这个问题，意在指明我们的研究中对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者的同一性指认的非法性。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即“客观性在于正确的时间性”[10]。这是其自传提纲中的第一句警言。以我今日之体悟来看，粗略一些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在研究对象上区别出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老年卢卡奇；再细一些，还可将青年卢卡奇界划为1918年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和20世纪2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两个青年卢卡奇，其后，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的处于前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年卢卡奇，最后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思想被再一次激活的老年卢卡奇。也许有人会说，关于这一点，卢卡奇在自传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特别是他晚年的自传提纲。比如，他声称“就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继续。我想，在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的成分”[11]。当然，卢卡奇这一表述并非在指认自身思想的同质性，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内在的必然联系。对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理论逻辑之异质性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否认其思想发展的总体进程。具体而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只是青年卢卡奇的第二个时期。所以，如果言必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的话，我们的研究就既不能前推至根本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时期的卢卡奇，也不能后延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时期的卢卡奇了。

说到这里，我想顺势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卢卡奇“自述”的真与假。我认为，卢卡奇“自述”实际上并不都直接等于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自我批评”尤其需要细加辨识，特别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写下的一些所谓的自我批判，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当真的。卢卡奇自己也承认，他的自我批评里含着“不真实的成分”[12]。因为在那段特定的日子里，生存对卢卡奇来说是第一要务。他并没有否认，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曾顶不住由于柯尔施不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党籍带来的压力而委曲求全。[13]他坦然地说道，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策略必退却”[14]。这种意识形态强制下的特殊语境其实不难理解。显然，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自述体文本是需要认真甄别“真假”的。当然，在这一特定时期之前和之后完成的自传，可信度自然会高一些。譬如，青年卢卡奇写于1917年的第一份自传是非支配的产物；而在最后一份自传中，他自己倒是想说实话了，可是物是人非、光阴不再，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制和身体化，有些东西已无法还原了。有人说过，“卢卡奇在其一生中曾戴过许多假面具、而且也做过故意欺骗、和解以及自贬之类的事”[15]。或许，我们应该更宽容地看待这种欺骗、和解以及自贬，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生存强制中的非常性扭曲。卢卡奇在历史中在场，但更多是作为他者（意识形态的大他者和错认的小他者）而在场的。

2.青年卢卡奇的理论支援背景

实际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青年卢卡奇，即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青年卢卡奇的理论语境是极其复杂的。排除成见，真实地面对青年卢卡奇20世纪20年代的逻辑支援背景的话，应该呈现的不仅仅是通常论者们时常谈及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而是一个丰厚的多重背景线索，一种奇特的理论逻辑混合。早年，卢卡奇曾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法学，1906年先获得法学博士，但其“兴趣中心”却是文学和哲学，故1909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承认，在那时，“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席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16]。其实，这三者是青年卢卡奇最重要的初始支援背景。作为生命哲学思想家的前二者，狄尔泰使他意识到人类文化史的独特性，席美尔则向其宣示了社会学视角中的文化对象化，这可能主要是《货币哲学》中的文化风格说。最后是那个为全部当代布尔乔亚学术主流奠定方法论基础的韦伯，“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都指基本理论地基的建构，显然，青年卢卡奇认为韦伯对他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之后，卢卡奇又集中研究了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然后又是现代德国哲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最后还受到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较深影响。1918年，卢卡奇加入共产党，这是他自己的描述：“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17]所以，继中学时期初读马克思之后，此时的卢卡奇第二次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一次，他虔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后继的青年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里，显性旨趣是马克思主义，但深层构架中既有康德和黑格尔，又有狄尔泰、韦伯和席美尔。琼斯注意到，青年卢卡奇是“通过狄尔泰、席美尔和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中介，恢复可在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那里找到的某些观点”[18]。这是对的。可是，当他指责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体现了资产阶级思潮中浪漫主义的反科学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重要侵袭”时，则过于简单和独断了。浪漫主义早已盛不下青年卢卡奇此时的思想。由此出发去深究，我们发现当时青年卢卡奇的哲学理念从根本上说是生命哲学的新人本主义，而支援意识中的黑格尔哲学并不是那种原初的客观唯心主义大全，而是经过人本主义化的总体性逻辑。同时，对青年卢卡奇影响最深的实际上是带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韦伯，即使当韦伯成为他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如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于马克思，“我通过很大程度上由席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19]。所以，青年卢卡奇此时对马克思的理解必然戴着深度的有色眼镜。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是与此时的青年卢卡奇之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的显性话语，但从深层来看，他对马克思的理解并不完全科学和透彻。其一，我发现，后来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的那种基本倾向在这里已经出现，即：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盲从，即便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需要有一定的批判反思性。由此，青年卢卡奇明确反对“类似对《圣经》进行训诂的学究式研究来注释经典著作”，而突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或者说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20]。他甚至直接批评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开了一种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当然，这并不完全是青年卢卡奇的原创，其中约略晃动着卢森堡的影子。在第二国际以后，考茨基实际上确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教条性，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修正主义口号是：如果现实发生变化，那么理论就应该发生变化！这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但她也在与第二国际进行争论，论争之焦点就在于马克思的可错性。卢森堡构建了一个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她甚至直接批评过《资本论》第三卷。这些思想在青年卢卡奇身上显然发生了作用。

其二，此时的青年卢卡奇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21]、《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22]其时，他所具备的解读语境之独到之处在于他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同样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出发，但并不得出经济决定论的“实证科学”式的非批判“旁观”逻辑，而是提升出隐匿在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批判的逻辑。从物化了的实证科学中重新突显哲学，这是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在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环。阿格尔对此曾经评论道：“卢卡奇用以反对他称之为机械马克思主义——即不重视能动的阶级意识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就是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23]。但是，由于掺杂着韦伯、席美尔等其他学术资源，青年卢卡奇并非完全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这也是他能够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旁门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可是，由于青年马克思的大量论著尚未发表，卢卡奇也就不可能区分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差别，从而不可能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到科学，特别是科学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转换，进而无法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广义与狭义的理论视域。这必然导致他对马克思的解读的历史局限性。[24]在这一层面上，青年卢卡奇主要的证伪对象是第二国际的所谓“科学”外衣下的马克思主义，而他自以为传承的肯定对象是拉布里奥拉、列宁和卢森堡。这不无道理，但又不尽准确。当时，拉布里奥拉的确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多少保留了一些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直接指认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批判的科学，《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25]列宁也反对第二国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他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动性和革命的批判精神。但卢卡奇忽略了拉布里奥拉，特别是列宁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则之上的，透过青年卢卡奇那过多的复杂异质性哲学话语的折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少是变形和不科学的。

3.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构架

最后，我们再简单概括一下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基本逻辑构架。在我看来，青年卢卡奇在这本书中写下的决非仅仅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等几个被简单化了的孤立概念，书中内在地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概念系统。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建构始终存在着两大向度：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包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现实。[26]这双重向度当时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和观察资本主义现实的双重“伪图像”而缘起的。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好对这两大向度进行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奠基，即一正一反的逻辑定位。从该书的表层语义来看，他论说的基本规定是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辩证法，目标指向是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从此时的深层语境来看，青年卢卡奇在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直喻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现实、主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第二国际）。如前所述，这里的黑格尔在经过某种曲解之后，仅仅作为隐性话语出现在青年卢卡奇解读的马克思中；而康德、席美尔、狄尔泰和韦伯等人的思想对青年卢卡奇前期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对他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影响），因为这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术主流，也是当时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不妨从文本结构出发，再进行一些分析。《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一书共8篇论文。按时间顺序分别为：1.《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2.《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1919年6月）；3.《阶级意识》（1920年5月）；4.《合法性和非合法性》（1920年7月）；5.《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6.《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的批评>的批评考察》（1922年1月）；7.《关于组织问题》（1922年9月）；8.《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1922年12月）。除最后2篇论文是作者专门为文集而作之外，其余都是发表过的论文。1922年，青年卢卡奇发表文集时，将论文重新编为：1、5、3、8、2、4、6、7。青年卢卡奇自己说，文集虽然没有“系统的科学完整性”，但有“一定的实际联系”。日本学者初见基说，青年卢卡奇“收录在该书中的所有论文是依据严谨的逻辑和结构排列起来的”，这有些夸大其辞了。[27]依我的理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是新编文集的前5篇，即旧体系中的1、5、3、8、2篇。其中又以第1、5、8篇为最重要。实际上，书中的第1、2、3篇虽然是先写的，但都经青年卢卡奇在1922年重新修改了。第1篇是全书的纲领，由原来的6千字增改至2万字。青年卢卡奇在这一时期中重要的概念在此文中一一呈现。第2篇文章（现序第5篇）是历史唯物主义；第3篇是阶级意识；第5篇是总体性；第8篇文章是物化与阶级意识。我认为，青年卢卡奇这本书最重要的核心范畴是历史。但这个概念又并不是他8篇论文中任何一篇的主导性关键词（历史概念在第8篇“物化与阶级意识”文章的第3节中出现频率较高一些）。以我的判断，青年卢卡奇是在对全书进行最后的修订时，才确定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命名该书的。[28]

概括而言，青年卢卡奇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为一种明确对立的逻辑对峙视轴：重释马克思的肯定一线为历史（一定的生成性的社会存在及其动态功能结构），辩证法（能动的主客体关系），总体性（批判性的逻辑张力），非直接性（批判性的中介方法），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意识）。这5个概念在书名上出现了3个，历史、辩证法和阶级意识是核心范畴，总体性与中介性是达到前者的途径；批判资本主义的否定一线为伪科学性（构架中的“事实”与实证主义），自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特有的直接性与现成性），物化（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交换中出现生产关系物化，而是物质生产本身的技术方式所导致的量化、可计算性，由此，生成性的时间性凝结为物的空间性）。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结点，每一个概念皆为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第二节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青年卢卡奇新的哲学逻辑出发点是历史，简而言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一观点并非卢卡奇原创，它早在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已存在，梅林、拉布里奥拉和考茨基等人也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关键在于，在马克思规定历史唯物主义时，历史这个语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青年卢卡奇注意到，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辩证法）之外寻求了一个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实际上，问题并非是存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自然辩证法”，而是自然辩证法理论本身的性质。如果这种自然辩证法理论本身被定位为等同于外部规律，即所谓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的客观反映，这就是非历史的。青年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一些后期著作中就存在一定的问题，症结在于他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概念。这一点也是青年卢卡奇透析第二国际理论实质的一条重要思路。

1.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性

根据青年卢卡奇的看法，作为一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规定性，历史并不等同于历史学（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一般而论，历史学研究，是对象性地认识过去曾经存在的对象的历史领域；而历史性方法则大多是指观察的历时性视角（或过程性）。至于哲学本体视域中的历史（性），则是与辩证法具体的生成性规定相一致的。有人说，青年卢卡奇的这种思想影响过海德格尔。从思想史上看，将“历史”视为本体性概念的作法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在他眼里，世界的本体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赫拉克利特形象地将该过程比喻为一团永远燃烧着的“活火”[29]。可见，生成性自始就与辩证法相关联。可是这种本体意义上的生成性起初并未被指认为历史性。维柯和赫尔德都体认过历史过程性，可是历史又并没有能够上升到本体的逻辑层面中来。在认识论的框架内，康德指认过物自体的历史样态（现象）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以特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这种呈现是一种现象的历史性构成，而恰恰不是本体的生成。费希特已经注意到以“创造了客体”的行动主体之基始性作用，但他也没能真正将分裂的世界重新弥合起来。[30]

生成性与历史的联结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中完成的。在黑格尔眼里，“生成性”是由内趋力所导致的创造性本体的历史（时间）性生存。在“有”与“无”的辩证法转换中，变易生成（“流动变化”）成为第一个重要的逻辑基始规定。青年卢卡奇一针见血地看到，黑格尔的历史规定，即是“实际内容的生成”[31]。历史的真正主题是世界特定的产生和消失。[32]历史当然意味着具体生存的有限性，这是辩证法之根。所以，历史又必然是一种建构性的辩证总体。“在历史中，在历史的生成中，在性质上新的东西的不断形成中”，才可能消除存在二元对立因素的虚假独立性，“只有历史的生成才真正消除事物和事物概念的——真实的——独立性及因此造成的僵硬性”[33]。也由此，“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统一中得到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34]。在此，历史性生成就是历史辩证法的一元论。也只能在统一的历史辩证法中，“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的对立的扬弃问题才可以被看作解决了”[35]。

可是，到了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笔下，该一元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即主体行为创造的历史，别的历史是没有的。所以，第一，面对外在的“物”时，“历史”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没有历史（生存时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只有持续性，即被指认为物相的僵死的现存和持存。只有自我生成的“观念”才造成了外在自然（物相）本体性的历史生存。第二，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观念的历史性生成才能造成了人类主体的历史（时间）性存在。当人类个体分有观念的历史本体时，方才真实地建构出人的有限“定在”。由此，个人的存在才必然是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人的存在可以承载观念，比如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绝对观念”，但是，“马背”是暂存的，观念是永恒的。第三，在黑格尔这里，历史表现为历史主体自身的中介对自身的认识（主体的自我反思），于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是统一的（即后来列宁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只有在历史主体的一定时限中才能自省到自身本质的主体。

依我之见，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历史规定并不是一种纯主观性玄想的产物，而是对法国大革命和古典经济学进行深刻哲学反思的成果。具体而言，即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反自然的社会生成（时间）才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真正基础，相对于农业生产把自然视为一种抽象的物的思路，工业生产首次将自然变成对象，并在人类主体的创造性物质实践中给予其历史性的存在（自然对象经过人的生产实践所设定和中介）。但黑格尔却用心良苦地以一种复杂的唯心主义思辨外壳将其神秘地包裹起来了。

2.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我已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工业文明，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36]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带有本体意味的历史性存在，而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最初，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里注意到工业性的“动产”与农业的“不动产”的区别的。他发现，不动产最有历史持续感，但却并无历史性，这是因为自然经济方式的农业生产是一个内封闭的循环过程（没有生成性时间的生存方式）。从不动产到动产的转变，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工业生产中，社会存在不再是“物”，人的动态的社会生存活动成为在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交换的现代经济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图、黑格尔、马克思站在了同一个出发点之上。不过，历史性生存是如何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被建构出来的这个问题，却是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完成的。

首先，马克思发现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了自然物质的第一性，但却将这个自然物质设定为可以直接达及的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则试图告诉人们，人类视域中的自然界总是历史的（青年卢卡奇将这一点夸大成“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于是就造成了某种本体论越界，简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是其逻辑必然。而马克思的原意并非如此，他只是想说明，自人类产生以来，进入实践境域中的客体自然对象只能随着人的历史情境逐步呈现出来）。由此，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本身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一切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直观物质都是一种非历史的主观假定。此时，马克思认识到，历史从来不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或抽象的持续存在的实体，而只能由特定的生产活动去建构。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工业生产之上的人类主体主导的历史情境，即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新的社会存在。它不同于工业社会以前那种人只是周围自然过程的一个被动因素的生存。这个“历史”规定的经济学基础不是农业社会，甚至不是重商主义的，而是古典经济学所认可的工业和工业之上的现代经济过程。在大工业生产以前的社会生活中，人只是自然活动中的一个能动因素，主体上人还是在土地上优选和协助自然物质生产。而工业才第一次创造了一种人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新存在。财富的主体直接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社会财富”），而不再是外部自然的结果（“自然财富”）。所以在此时的马克思眼里，实践主要是工业的。工业实践也是一种新的物质存在，人类自己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我以为，这个“历史”是经过马克思重新设定的“本体性”规定。

在此，马克思做了一个理想的原初关系的设定，他把生产活动当作是适合于所有存在的一般基础（他设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适合于一切人类存在，可他自己在此处采用的却是近代工业生产所指向的历史性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性生存是一个动态的功能关系体。社会历史生存的基本内容由四种活动建构而成：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再生产（第一个历史性活动）、人本身的生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特定的历史所建构）。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了创造历史，人类必须先能够生活，而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衣食住行这样的基本物质条件。人与动物之区别，不在于对自然物的现成采用，而是创造性的物质生产。这是历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历史原初规定中首先是人的客观能动性。这是人类生存的本体与基始。既不是笛卡尔-黑格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里当然暗含本体和基始性之意，同时也是马克思历史话语的唯物主义基础。此外，人类历史性存在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是由人类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的变革构成的历史时间。对于这一点，本雅明表述如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的存在所填充的时间”，这种时间恰恰是由打破抽象的连续性而获得的。[37]所以，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海德格尔后来的《存在与时间》正是建立在这个深层本体逻辑之上的）。这时，马克思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领会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之中的工具系统地改变之生产进步，才是历史时间性的根本。这种生产性的时间建构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过程的根本，这是比观念的时间、政治的时间、文学的时间来得更真实的历史时间。而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历史已不再仅仅是描述工业文明的历史，它提供了了解全部历史的构架，也就是说，只有工业文明才能提供历史性观察存在的最高点，即提供反思过去的历史性存在的可能。

3.青年卢卡奇：历史性与自然性

我注意到，国内学者杜章智先生将历史概念标注为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中心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标注。他也曾基本正确地指出，青年卢卡奇以其“天才的历史概念”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历史概念）的科学线索，纠正了第二国际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本体论”[38]。杜先生认为，青年卢卡奇的“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历史是实体，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又是主体，是人类自己的能动创造。所谓历史，不过是历时态的人类社会实践，其本质是社会的、实践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在于表明：“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重建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自然，而是历史。”[39]不难看出，杜先生极赞同青年卢卡奇的观点，在不少重要理论观点上，他直接将青年卢卡奇的思想视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述。这是值得商榷的。请读者注意：首先，杜先生认为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的本质规定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对象）而被规定的，它必然失却本体性的逻辑地位；其次，历史既是实体（客体），又是主体，这是一种二元混合体。这真是青年卢卡奇历史概念的理论要旨吗？我不敢苟同。

前文中我已经说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青年卢卡奇并未开展对历史概念的专题讨论，但书中所有的关键性概念却几乎都与历史规定相关。在青年卢卡奇那里，马克思主义等于（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笔下的历史概念更多地承袭于黑格尔，他并未真正遭遇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当然这也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第一次公开面世。[40]马克思的历史规定与黑格尔是直接联结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因为他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地开花结果”[41]。瞧！马克思是由黑格尔来中介的。所以，黑格尔的如下语境得到了青年卢卡奇的首肯：

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历史（即看作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42]。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社会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杜章智先生的如下观点是基本正确的：“所谓历史，不过是历时态的人类社会实践，其本质是社会的、实践的。”可见，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规定本身是在社会生存层面上发生的，历史在此是本体论基始意义上的历史，而不作为其他基始因素（活动）的派生的“产物”。也因此，辩证法只能与一个向度发生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样，历史不是两种实体，而是由这种生成性建构出来的一元历史的辩证过程。这种理解当然与黑格尔有关（观念化了的“类”关系）。

第一，生成性是历史规定的核心。青年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要义是以“辩证的过程把客体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为一个流动的过程”[43]。这个观点大致正确。可是对马克思通过古典经济学阐明的历史为何能使现实成为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一问题，青年卢卡奇却不得其门而入。因此，青年卢卡奇对历史本质的描述注定只能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的本质是现实表现为生成。

如果它们的存在呈现为生成，那么这种生成就不是一种纯粹普遍变化的抽象的飞掠而过，不是内容空洞的实际度过的时间，而是那种关系的不停的产生和再产生。……这样一来，现实的问题就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了。现在——照黑格尔的话来说——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这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44]

历史的本质正在揭示出生成的建构性的驱动力量是实在的本体，建构过程（不是持续性的流逝）是事物的本体。

第二，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时间性生存。青年卢卡奇说：

生成同时就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处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与将来之间的中介。当具体的“这里”和“现在”溶化为过程时，它就不再是不断的、不可捉摸的环节，不再是无声地逝去的直接性，而是最深刻、最广泛的中介的环节，是决定的环节，是新事物的环节。[45]

生成作为当下的建构，是一种将过去造就新质的创化，并且这一当下的创造同时也是迈向未来的必由之途。作为一种时间，历史的生成不是平滑的持续流逝，而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同一的历史性生存时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后来的海德格尔那个过去和将来在此时中的绽出说。青年卢卡奇认为，“只有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在现在中看出了那些他能用其辩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现在，作为生成的现在，才成为他的现在”。由此，人才可能站立在历史性生存中的时间之中。而如果仅“以直观的方式关注过去或将来，那么这过去和将来就会僵化成一个异在的存在，而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就会出现现在这个不可越的、‘有害的空间’”[46]。换句话说，历史性时间是物化空间的真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时还将涉及。

第三，历史的真正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7]。这是青年卢卡奇历史规定的更深层面。黑格尔认为，历史的本质表现为观念历史发展的动态逻辑结构；而在马克思眼中，历史性生存的本质最终呈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特定历史“生成”，即历史性暂时性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青年卢卡奇倒真是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个混沌的生成过程，其本质是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形式，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性结构。“历史正是在于，任何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48]。青年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入木三分：

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结构形式的变化（19世纪真正重要的历史学家黑格尔、狄尔泰、德沃夏克等都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人借助这些结构形式和他当时的环境世界发生关系，这些结构形式决定了人的生活和外部生活的客观属性。[49]

历史是社会形式的历史，“是它们作为把人们组成社会的形式所经受的变化的历史，这些形式发端于实际的经济关系，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并因而也控制着人同自身、同自然等等的关系）”[50]。显然，社会关系是青年卢卡奇哲学中最终的东西。我还发现，青年卢卡奇的老师席美尔其实就是主张关系本体论的。在其最重要的《货币哲学》一书中，席美尔直接确认了“实践世界”中存在的本质即是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51]这种思想又必然是海德格尔那个“在世之中存在”的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施米特的逻辑分析中知晓它的意义。

第四，历史性的观念。青年卢卡奇说：

由于马克思把辩证法变成了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因此这种思想运动同样也只是表现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成了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化形式的历史。[52]

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观念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历史，而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而已。历史是观念的本质，如同马克思所说，每一种观念都必然属于一定的世纪。并且，历史观念的哲学形态即是历史辩证法。

如上所述，历史概念是青年卢卡奇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但十分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在撰写大部分论文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历史规定是在1922年青年卢卡奇撰写最后一篇重要论文的最后时刻方才突现的，即在说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时才最后确定的。他最终决定，以这个历史概念命名这本书。从这个本体性的历史规定出发，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就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总体，物化现象是历史（社会关系）的时间性生成凝固为空间性的实存，阶级意识则由历史性的遮蔽与解蔽区分为资产阶级的非历史的自然（直接性）意识形态，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中介的）革命理论。在这一点上，初见基的评论一语中的：“卢卡奇的‘历史’，不是机械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而是主体的行为，以及从无意识状态和拘泥于虚伪意识的状态向意识化转化的动态过程”[53]。历史是一种革命性的批判。

第三节 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针对性非常明确，其批判性论说直指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在当时的西方，工人运动领导人和左派理论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欧洲无产阶级现实革命的可能性（阶级意识）。可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脑海中，马克思主义成了实证主义式的对外部对象的反映，辩证法则被打扮成旁观的科学，畸变为单向性地还原外部世界的联系和规律的理论。说到底，这是韦伯式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而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既不是对一般事实“不偏不倚”的科学认识，也不是规律与范畴优美的逻辑排列，而恰恰是对社会现实（主客体关系的）的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帜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于是，马克思的理论意向首先不是求真，而是至善。

1.革命的辩证法与无主体的自然辩证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篇论文题为《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篇论文实际上是经过修改的全书的提纲：青年卢卡奇的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在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后面的论文是提纲中各个理论质点的专题展开。论文开头第一段标引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意思非常明确：改变世界。革命，是青年卢卡奇要从理论上认证的东西。此时他的思考集中在一点上：为什么在第二国际手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再是革命的了？依他之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质莫过于它由辩证法生出的革命性。所以，他在指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时，必然将其定位于辩证法。他同时开门见山地挑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54]阿格尔正确地评论道，青年卢卡奇的“这种辩证法把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客观状态同从‘阶级意识’的角度说明统治和解放的工人阶级的主观可能性结合起来”[55]。因此，“富于爆炸性的东西正好是把辩证法重新提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核心”[56]。所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第二国际那种消极观望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而是一声号召民众起来革命、走向解放的批判性号角。还应看到，青年卢卡奇可能是第一位从哲学上去探究马克思为什么在他的学徒那里会锐变成“科学”的人，并且，他也是第一位将矛头直指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青年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评，即从哲学上追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什么不是实证的科学，这是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在反对第二国际政治错误中没能提出的问题。

需要指出，青年卢卡奇此时认证辩证法革命性的根据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逻辑着落点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57]因为，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正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实际上，青年卢卡奇深层的理论线索主要是黑格尔，为此，他将辩证法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作了一个可能性的嫁接。这与列宁的思想过程甚为接近。更深刻地说，青年卢卡奇也不可能意识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晚年卢卡奇实际上是跟随苏联解读模式的，因此他仍然拒绝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区分），所以他的文本依据也只能是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以它来论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也就是说，卢卡奇主张辩证法“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58]。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59]。这也就指认了一种反韦伯式的理论逻辑上的预设，即辩证法仅仅是一种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的历史理论。因为，外在于人类主体的物质自然界中显然不存在自觉的实践主体。之后青年卢卡奇写道：“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要依靠历史来解释（而黑格尔就常常这样做）。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60]我们知道，韦伯的理论逻辑其实是将康德二元世界中的现象界本体化，形式合理性就是看得见的现象，而在这个实证的物相背后却空无一物，所以，市场和工具理性的世界就是今日社会的本质。由此，实践理性所延伸出来的道德律令被否证了，价值合理性必然被祛魅，工具理性则必然是非批判的道德悬无。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正本质。当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无疑是对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的一种背叛。从这一点上看，里希特海姆关于卢卡奇这里“旨在提出一种解决道德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理论”的说法不无道理。[61]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辩证法。所以，他反对恩格斯把辩证法推至自然界是必然。我们得说，把辩证法定位在“历史”领域中，这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指向。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之所以不再具有革命性的这种理论“混乱”的根源，起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恩格斯会犯错吗？更进一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是否可能出错？这种问题的提出是对第二国际以后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神学构架的挑战，我以为，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逻辑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如前所述，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关系，而“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自然界”[62]。这是一种非法挪用。“恩格斯甚至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关系，更不要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尽管试图（归根到底是妄想）保持住‘流动的’概念。”青年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错误主要根源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的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恰恰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批判性的历史辩证法。青年卢卡奇又说，“如果忽视了这个中心的功能，那么构成‘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完全成了问题，它就成纯‘科学’的事情”[63]。后一段话，显然与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是关于事物一般联系和发展的学说”的观点针锋相对。他的意思是，如果辩证法不是以主体与客体的能动关系为中心，那么，再强调（自然）辩证法的流动性也是人之外的自然过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一种人之外的实证科学，那么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旁观性拜物教（实证主义）同流合污就是逻辑必然。“粗陋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正是第二国际更深一层的逻辑偏差。因为，只有取消辩证法的能动本质，人站在主客体关系的旁边等待它发生革命，才会导致“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就可以‘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64]。因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最终一定会蜕变为严重脱离现实的反革命抽象教条。这是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重新申明，它与同期柯尔施所声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

柯尔施的批判理论 柯尔施认为，1845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不再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仅仅看成一种“哲学的见解”，而是“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形式”[6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总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总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66]。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错误正是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67]。辩证法作为流动性的方法论，变成了描述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公式”。因此，柯尔施明确提出要恢复“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即革命的批判理论。“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68]。柯尔施自己后来说，他的观点与青年卢卡奇是一致的。这些命题由卢卡奇在关于辩证法的研究中独立发现，并写进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同期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中。[69]这确属历史事实。

注：在本书中，凡需要介绍一定的重要学术背景，均用方框标出。

2.实证的科学方法真能旁观到事实与规律吗

再深入一步看，青年卢卡奇指出第二国际的这种理论错误是与实证主义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泛化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意志哲学和生命哲学为代表的新人本主义思潮对实证主义进行过有意义的冲击，但这种攻击在总体上并不能动摇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狄尔泰在其生命哲学中反对实证主义方法的一元论，提出了一种认识模型的分类学。狄尔泰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并不能涵盖全部存在，它只能适应无主体的自然存在，而无法面对存在着人的精神力量的历史领域。科学只能解释自然实在，他要创立一种精神科学以真正理解历史现实。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二元的方法论。而青年卢卡奇既不赞成实证主义的一元论，也不赞成狄尔泰式的这种将现实一分为二的二元论方法论。他倒的确坚持了马克思的原则：“只有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青年卢卡奇认为，全部现实存在都只有一个尺度，这就是一元的历史性存在。自然界是不能被单独放在人之外的，它只能是在人类社会历史视域之中的自然。此即为其多次申明的“自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之意。青年卢卡奇主张对全部现实存在贯彻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观察，因为历史辩证法恰恰由人的活动构成，没有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历史性的中介，外部自然界的本质就不可能向人呈现。历史辩证法意味着，人类历史存在中自然物质（自然性）不是直接的物质存在，而是中介了的（经人的活动而改变了的）自然存在。亦即不仅人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没有实证主义的存身之地，就连狄尔泰放过去的自然存在中所谓实证的“观察事实”的科学方法也是虚假的。这种方法最大的失误就在其非历史性。[70]这也正是青年卢卡奇随后猛烈批判实证主义“事实”方法论的缘由所在。因为，该种追求人之外的对象和规律的“科学方法”，也正是第二国际的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方法论基础。

接着，青年卢卡奇又追问道，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奉为神明的事实方法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生活中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情况下，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71]这个追问极其深刻。如果用当代哲学话语描述的话，即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直接面对“事实”（对象）？或者，再换一句话说，实证的科学方法真能旁观到事实与规律吗？这是对第二国际坚持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即“事实的方法论”本质的根本性触及。也是在这一点上，瓦伊达认为青年卢卡奇这里对科学方法的质疑，与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中的观念殊途同归。[72]我赞同这一指认。青年卢卡奇说，“在这种方法中，科学借助于观察、抽象和实验，提取出‘纯粹’的事实并把它们放入相关的内容中”。也就是说，人们站在对象外部，不带“任何外来成分的”静观其相，以剥离出对象的本质来。对此，杰姆逊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青年卢卡奇发现了这里的问题本质是：

从资产阶级的倾向出发，以静态和沉思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与外部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我们对这些客体的认识）的关系。仿佛我们与外部世界事物的基本关系，不是一种创造和利用关系，而是在时间停滞的瞬间，跨越其后不可能连接的鸿沟，一动不动地凝视的关系。[73]

青年卢卡奇指认道，这种实验中的事实决不是一个离开人的作用的自然的事实发生，而是一个由主体操控的科学操作过程。我觉得，这种表述不无道理，因为那些人们没有意识到、但却已成为我们认识结果的“事实”必然是理论介入之后的结果。这种“事实”，“无论怎样不加解释，它已经意味着一种‘解释’。在这一阶段的事实已经被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领会。被从它们原来的生活内容中提取出来，并固定在一种理论中”[74]。青年卢卡奇断定，只有在一种体系的框架中，事实才能成为事实。用弗兰尼茨基通俗一些的话语说，即：

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只是由于在方法上进行了加工，而这种加工有它特殊的认识的目的。任何数据、任何原始的事实都是经济的事实，……事实恰恰是在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从某个生活结构的总体中提出来而又被包括到某种理论中去的。[75]

那么就是说，事实是非直接性的，因为它已经被理论中介过了。的确，这种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提出来了，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对社会现象（事实）的曲解。但将这一论点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理论构架和对认知结果具有统摄作用的观点，则是青年卢卡奇的贡献了。只可惜，在卢卡奇笔下，这一论点还仅是通过一种证伪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点才由心理学、科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全面科学地说明（波兰尼、汉森和库恩）。

接着，青年卢卡奇指认道，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特殊社会结构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非常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76]。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说法。并且，也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才能“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青年卢卡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总是试图将现实世界的现象放到“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提炼所谓的“纯事实”。而这又是经过“把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青年卢卡奇指出，这种特殊的抽象的量化过程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特有的拜物教和社会关系物化密切相关。必须指出，青年卢卡奇这一说明中存在着理论错位，即韦伯的可计算性对象化与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理论的非法拼合。具体分析可参见本章第五节的讨论。他甚至直接说：“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的时候，它只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它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77]显然，这个表述不够准确。相关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后来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第二点，这种抽象方法进而造成了将社会现象孤立化的结果，抽象设定中孤立的人和“孤立的事实群”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理论构件。这种孤立现象的本质是，“各种孤立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78]。这同时也是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础经验平台。相关的专题讨论可见后来萨特的“群列”研究以及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说。[79]所以，第三点就是这种“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没有看到，并去说明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本质就在于它的非历史性或无时间性。依青年卢卡奇的看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恰恰是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它们——正是按它们的客观结构——还是一定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

当“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的基础。[80]

青年卢卡奇的分析是精辟的。他认为，这种所谓公正的科学“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81]。这是实证主义产生非批判性的根本原因。我以为，青年卢卡奇这里的批判完全契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原则。

由此，青年卢卡奇强烈要求坚持马克思的革命的历史辩证法的立场，他认为，正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自觉主体，所以“它决不是这一过程的无所谓的旁观者”。杰姆逊对此解释道：无产阶级是“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客体，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世界的无时间的‘自然的’现在及其相应对人是普遍性的强调来看待周围的世界”[82]。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历史辩证法运动革命的创造者，也只有“辩证法是能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惟一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总体性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做专题讨论）。所以，与第二国际所奉行的上述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正好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总体的具体统一性”[83]。反对“事实”的科学，坚持历史的批判。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把现象与它们的直接表现形式分开，找出把现象同它们的核心、它们的本质连结起来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它们的外表形式的性质，即看出这些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的表现形式”。也正因为只有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能够了解这些“事实”本来的“历史制约性”，“抛弃那些认为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观点：它们本身必定要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这样才能“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84]。青年卢卡奇指出，这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看到，在第一篇论文的最后部分，青年卢卡奇倒认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批判性意义来了。

3.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针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消极的实证主义构架中的经济决定论的作法，青年卢卡奇在第一篇论文中提出了革命的辩证法，不过历史唯物主义尚不是那篇文章的主题。在同年写下的第二篇文章《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中，青年卢卡奇就义无返顾地直接面对历史唯物主义了。青年卢卡奇将其编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五篇，从时间上看这显然是后期调整的结果。第三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规定”，而这句话正是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一文中说的。[85]这是文本中的一个小小的编排误差，但恰能帮我们理清文章的时间顺序。在这里，青年卢卡奇再次深化了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与理论实质。可是，我不无遗憾地发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历来的研究中都被忽略了。

此时，青年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所能持有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我们“重写历史”的科学方法。重写历史历来是大师们颠覆思想史的惯用手法。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拉康和福柯，莫不如此。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86]

应该指出，其时青年卢卡奇的重要理论观点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第一篇文章中，他着力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科学”方法，但现在他意识到，不能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科学，他就简单地否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以高扬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这一次，他也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并且更试图深入地说明这一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异质性。这一理论改变是重要的。

青年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87]这句话基本是正确的。由于青年卢卡奇不可能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性的定义是站在马克思1857年以后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之肩膀上而得出的。青年卢卡奇认为，与历史辩证法同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运动及全部历史性存在的批判性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揭露全部历史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话语正确地来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批判。这一点，与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是一致的。青年卢卡奇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为以下的目的而被加以运用：在资产阶级用各种意识形态成分来修饰和掩盖了真实情况即阶级斗争状况的一切场合，用科学的冷静之光来透视这些面纱，指出这些面纱多么虚伪、骗人，多么同真相不一致”[88]。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他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但其首要任务不是消极地反映对象，而是批判、是对现实的革命性改造。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种理论重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第二国际所推崇的客观反映，而是对现实历史的批判和改造。

在这一点上，里希特海姆对青年卢卡奇的判断十分准确。他说，青年卢卡奇此处关于理论作用的观点“显示出一种完全有别于19世纪晚期科学上的实证主义所赋予它的作用。它决不是只是‘反映着’前进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在总体上改变它自己根植于其中的历史环境”。这样，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既“忠于事实，但并没有以‘科学’的名义抛弃黑格尔的遗产”[89]。随后，青年卢卡奇探讨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因为其历史基础就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本质和古典经济学是同一类型：它们是特有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制度中的真理”[90]。这句话并不准确。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发生的基础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结果，并且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可青年卢卡奇不能理解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建立在马克思站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的历史高点上对全部历史的科学理解之上。所以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关于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经济结构的理论”，甚至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功能。[91]当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青年卢卡奇也有自己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像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92]。为什么？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指认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纯粹的”经济力量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的现象（这只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达到的那种独立性、那种自己把自身作为目的的设定、那种自我封闭性、那种任意性和那种经济生活的内在性还不存在”。他提出，“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不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同时也理解为暂时的、历史的现象时，认识没有物化结构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才找到了”[93]。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化结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指认，来源于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哲学研究成果。在他看来：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陷入了马克思所指责的庸俗经济学犯的同一错误：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94]

青年卢卡奇的这一表述有深刻的真理性，但却又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因为青年卢卡奇这个理论阐述的总体逻辑极不准确。这种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仍然根源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卢卡奇不能正确地区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和狭义语境，所以，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规定只能特定地指认后者，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他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规定大大地泛化了，而不能理解马克思1845年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青年卢卡奇的失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他那时还没有读到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

4.自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但是，必须承认，青年卢卡奇在这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比较性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他紧紧抓住了一个理论逻辑核心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自然性。就其历史理论时段而言，他的分析是极为精深的。

首先，青年卢卡奇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科学认识社会历史本质的客观前提。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商品和交换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青年卢卡奇甚至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进化的特殊理论体系，它们表明了一种“自我认识”[95]。这一点完全正确。他认为，“有其规律的古典国民经济学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经济体系就其特性、就其对象的结构来说实际上非常接近物理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界”。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眼中的社会关系是与人性无关的东西，人在经济体系中“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表现出来”[96]。人类实践创造出来的历史性生存表现为一种自然存在，社会历史规律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规律。青年卢卡奇认为，“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最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纯粹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里，“社会的这些‘自然规律’（尽管当它们的‘合理性’被认识到的时候，而且那时的确还最厉害）像‘盲目的’力量一样统治着人们的生活”[97]。这些深刻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青年卢卡奇的创造发明，而只是他对马克思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似自然性现象批判的领悟。[98]这一重要的理论认识也在其后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手中得到继承和发挥。

其次，从直接目的上看，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研究，意在批评第二国际（康德以降的实证主义的思路），而非历史的“自然性”这个概念正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从培根到启蒙思想，“天赋人权”始终是自然的，这种自然性在经济学上即是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全部的无主体（人）的自发性，这也是重农学派到斯密很重要的理论逻辑基础。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具体语境来看，青年卢卡奇对哲学本体层面上对历史性（社会）确认，是与他对资产阶级哲学本体意义上自然性的证伪紧密关联的。基于这个意义，青年卢卡奇才说：

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99]

这段表述很著名。但今日看来，实在失于太过粗糙。根据我们方才讨论的直接思路，卢卡奇想说明的无非是资本主义这种虚假自然性的非法性，强调社会历史生成性对自然对象认识的作用，一般地看，这似乎并无大错。可是，既然青年卢卡奇的理论逻辑依然停留在旧本体论的陷阱之中，问题就复杂化了。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抛弃一切旧本体论、建构起实践的历史性生存的同时，仍然坚持自然界永远先在性的深刻意义之所在。对这一点，卢卡奇在很久以后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才真正理解。

青年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两个自然概念：一是“作为‘自然规律总和’的自然（现代数学科学的自然）”；二是“作为心境、作为被社会‘败坏的’人的榜样的自然（卢梭和康德伦理学的自然）”[100]。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性的一正一反的抽象规定。产生这种抽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关系的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住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使它变为一种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101]。明明是人与人的关系或人对自然作用的结果，却以天然物的形式或物与物的关系颠倒地表现出来，人们误认其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所以，青年卢卡奇援引黑格尔隐喻很深的第二自然来加以标注。第二自然，是黑格尔用来指认实为人的劳作变更过的社会过程，却反常地表现为惰性自然的现象。在黑格尔的观念异化逻辑中，相对于并不存在人类主体的第一自然，所谓第二自然意指在绝对观念发展进程的社会历史运动中，人类主体创造的对象化结果却失去主体性，具体说，即是人类社会通过劳动创造的经济王国仍然表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运动的客体世界。黑格尔其实是以哲学的逻辑指认了斯密商品经济运作中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第二自然的观点是深刻的。青年卢卡奇断言，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因素使资产阶级彻底地丧失了历史性，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生成的特殊经济现象和规律误认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往回变为一种‘自然’”[102]。这个“回变”用得很好，因为将已经成为历史性存在的社会关系再指认为自然性存在，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无意识。在此，“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人最多只能利用它们的规律，最多只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但决不能推翻它们”[103]。这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旁观性”科学方法的本质。青年卢卡奇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104]

这正是资产阶级需要的永恒不变的天然“规律”。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认识到，“这些‘永恒的自然规律’仅仅适用于发展的某个一定的时代”[105]。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超越的起点。对此，青年卢卡奇一语中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特定的社会结构表现为一种“敌视人的”伪客观性，并且以一种离开人而运转的自然形式占据绝对统治和支配的地位。以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话语谓之，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性只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自我客观化；这种规律性只有在造成这一规律性并重又受这一规律性制约的那个历史环境内才有效”[106]。必须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自然性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非历史的“无时间性”。资产阶级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生存以及处在历史境域中的自然对象视为不变的自然（天然）状态。所以，青年卢卡奇的以下说法是深刻的：在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中，“历史的对象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完全摒弃历史过程，并把现在的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也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人们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有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性科学中，“人们被推离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107]。这种自然意识形态的根本就是“为事物的现在秩序做辩护”，使之永恒。

青年卢卡奇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自然性规定，以反对一切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出现的“自然法则”、“自然秩序”和“天性”。马克思由此提出一种科学批判理论——一种历史的科学批判。“这首先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也必定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108]。此即为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革命性本质。

第四节 总体性规定的逻辑张力

直至1967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新版序言中仍然坚持：“《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09]由此可见总体性范畴在青年卢卡奇全部理论逻辑中居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总体性范畴首先出现在第一篇文章里，之后更成为第二篇论文的主题。我以为，青年卢卡奇这里的总体性并非上承自马克思，反而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绝对”（自爱利亚学派始的“一”）。青年卢卡奇以此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孤立原子性，反对经济的自发总体，而强调自觉主体的总体性。他也由此反对主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强调内在的总体性，即作为本体存在的总体性。也由于总体性等于绝对，所以现实的一切不过是总体的因素罢了，任何社会历史现象和定在只有与整体相联系才具有意义。也只有这样，青年卢卡奇才能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历史性和暂时性的东西。我发现，总体性这一规定集中映射出黑格尔（经过马克思）对青年卢卡奇哲学话语的深层控制与影响。

1.总体性概念如何被引出

众所周知，恩格斯之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并未给总体性规定设下重要地位。那么青年卢卡奇为什么要重提总体性这个概念，并进而赋予它某种至尊性呢？特别需要辨析的是，青年卢卡奇提出总体性的直接理论目的何在？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根据我的研究结果，青年卢卡奇重新设定总体性规定，主要目的在于要重新引出对资产阶级现实力量极为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总体性是一种逻辑批判张力的基础，并且，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主要不是从马克思那里，而是从黑格尔哲学逻辑中汲取养分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两个方面简单回顾历史。

首先，以黑格尔的话说，总体性的概念在哲学上获得一种辩证的规定性是从赫拉克利特起始的，他率先使用了区别于一般集合整体的有机功能整体概念。而在黑格尔哲学逻辑中，总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即作为世界真实存在的主体本质——绝对观念。相对于绝对观念总体，现实世界中一切具体存在的运动都不过是这一绝对主体的有限定在而已。在黑格尔眼中，总体不是一般的部分之和，而主要是一种走向绝对的能动的创化力量。它驱策观念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部分）走向总体，扬弃观念的对象化和异化以回归主体，简而言之，总体是一元的圣灵之大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当遭遇古典经济学语境中的资产阶级原子化的市民社会和自发的市场经济总体时，黑格尔必然会持批判态度。[110]从这个意义上看，总体性是引出对现存批判的逻辑张力。

这是因为，在以往的自然经济中，农业生产是一个客观整体，隶属于自然的个人（劳动）存在也是一个“整体”，并且，这种整体的劳动总体一体于产品的整体，整个社会也是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自然共同体（总体）。可是，生产本身的进步是从分工（劳动分工，而不是社会分工）开始的，分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不过，分工同时也是劳动本身片面化的开始，因为在分工出现之后，过去以整体的面目出现的劳动活动变成了社会化劳动中的“一点”（无用的“定在”）。劳动与产品的片面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产品如今成了社会总体劳动的结果，个人的片面劳动只能构成产品的碎片，此刻，势单力薄的产品面对交换市场已经无从逃避，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商品，投身于茫茫的市场之中。对此，席勒在著名的《美育书简》的第6封信中有一段非常深刻的批判。相对于古代希腊人性总体，席勒入木三分地看到了分工中的碎片。因为在分工中“人们的活动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这样人们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支配者，它往往把人们的其余素质都压下去了”[111]。如果说，过去的人能够享有一种独立的生活，有一个总体性的存在，而现在人的生存却“变成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构，其中由无限多的却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人被“永远束缚在总体中的一个孤零零的片断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112]。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市场过程是由原子化片面的劳动所构成的整体，人的直接总体（自然共同体）怦然消失，而代之以通过交换中介构成的物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熟知古典经济学的黑格尔洞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原则：一是个人只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二是个人之间自发地形成总体的社会联系。在他那里，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经济结构。黑格尔注意到，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似乎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目的，但到头来这种个体的追求却共同形成了一种与个人欲求无关的社会联系，每个个人均在自己的追求活动中有意无意地完成某种总体工作，在完成总体工作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既定的工作。整体成为他的产物，为了这个产物他不惜牺牲自我，也正因为如此，他又从中反过来获得了自我。黑格尔十分清楚，这是一种由个人的局部活动形成，但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总体社会关系。当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中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看成是社会总体性得以实现的表现（绝对观念在这一历史层级中的物相形态），也就是那个绝对的“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新的进展。那么，黑格尔自然是积极地肯定它了。因为在古典经济学中，私有制条件下的个人在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形成相互之间的关联，个人是被动的，才有自发性的经济规律。斯密描述的经济人为个人利益而劳作，客观上却增进了全社会的福利。这是在个人之后发生的，而这个人恰恰被“看不见的手”所掌握。这似乎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另一种重现。并且，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社会自发组织并非封建经济中那种外在的强制性的他组织，而是形成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的自发势力。个人虽然不知，也不关心，但却在实现。乍一看，在“理性的狡计”这一语义上黑格尔似乎赞同斯密，但实质上，黑格尔恰恰是在更深的一个层次上拒斥着后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毕竟不是一个主体性自觉总体，而是一种外在经济物化中自发形成的恶总体。黑格尔必然要求这种物化的恶总体进一步迈向绝对总体。

其次，以往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人本主义的逻辑范式，即运用从“应该”与“是”的矛盾中引出的批判张力。“应该”往往被规定为人类生活理想化的本真存在状态，这是一种本质性的价值悬设和超越性的引导范式。过去，在基督教的神学框架中，这种价值悬设被规定为原生性和彼岸性的天上乐园——那座令人无限想望的“上帝之城”，它既是人的原初点，又将是我们的复归之处；在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它又被设定为人的天然（自然性）本性。它们都是一种“应有”。而“是”则代表现实生活与人的世俗存在。相对于人的理想状态而言，这种“现有”往往是败坏的与蜕化的。这就像神学中的此岸性现世苦海，也如同启蒙精神所批判的中世纪专制下的非人现状。基督通过引人指认现世的物欲与罪恶、使人出世而达及彼岸的上帝之城。与此相反，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则都让人从天赋人权中看到现世生活在神学强制下的自否性，从而主张更加入世地舒展人的天然本性，这个地上天堂就是资本主义。费尔巴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进一步证明了神学中的上帝之城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已，那个基督教的“应该”只有在回落到实在的人间大地上以后才能真正实现。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应该”与“是”的逻辑差距才导出一种强烈的批判张力。同样，1844年时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虽然已经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但在其深层逻辑上还是依循了这种旧式的人本主义思路，马克思提出劳动才是人应有的本质，而资产阶级视作地上天堂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私有制仍然导致着人的异化与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资本主义是应该被打倒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实现，也才是那座着落在现实中的地上天堂。马克思提出的作为“历史之谜”的六大矛盾，究其本质还是“应该”与“是”的矛盾，而其逻辑思路的内驱力也还是价值悬设的超越性。

当然，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本质的差别在于，其时马克思已经站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也转向了一般基始性的哲学唯物主义观点，不过这时他的哲学逻辑方法依然是非科学的。1845年那场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突现点的哲学变革，其实质正是对这种方法论唯心主义的最终超越，即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确立。可是，马克思面前仍然横着一道棘手的难题：既然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从现实出发，否定了任何抽象的价值悬设，那我们该从何处再生发出对现实资本主义批判的张力？由于当时马克思所做的主要是确立历史观中的方法论唯物主义原则，而对如何从现实中再引导出科学的批判张力这一问题，他并没有重点铺展说明。直到1847年，马克思才形成了一种新的见解：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从一定的具体现实出发，必然能通过发现所有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这已经无需再经过任何哲学理论逻辑的预设了。此时，马克思已离开了理想化的“应该”，毅然回到了现实的“是”中，他不想只是简单地唯物主义地反映现实，他要真实地改变这个“是”。并且，这种改变不再是从哲学或伦理的“应该”引出，他要做的是从现实的“是”中引出科学的“应该”。马克思理论思路中这种新批判张力的基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新的理论质点：现实中生成出来的现实进步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是完全同一的，二者是同一个东西！马克思后来又说，历史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也就是说正由于辩证法唯物主义地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它将批判一切试图将一定的历史结构（生产方式）永恒化的做法。历史辩证法永远是批判的。更重要的是，历史辩证法不再立足于观念性的价值超越，而是立足于“解放的物质条件”，原先人本主义的“应有”与现有之间的矛盾在一种历史的现实可能性——“能有”中统一起来了。批判不再外在于现实，它只能从现实的解放可能中引导而出。马克思最终架起了一座通联“应该”与“是”的桥梁，即只是从实证的现实科学研究中才能引发出来的新的现实批判张力！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科学批判话语的真正创立。也是在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才被真实在基于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客观现实可能性，并且是成熟的物质为基础的客观可能性。而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是通过历史现象学来引出他的科学批判的。

青年卢卡奇的思想认识远无法准确地达及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尺度，这必然导致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科学批判性的非法解读，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生成之时的语境来看，青年卢卡奇的这种非法解读更多地传袭自黑格尔，他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总体性的逻辑张力。基于此，青年卢卡奇才能用总体性反对市场的孤立原子性，反对经济的自发总体（恶的客观经济总体）而强调自觉的主体性的总体性。也由此反对二元论，强调内在的总体性，即作为本体存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是一种“善”的逻辑总体，总体性即舍勒式的质性价值[113]，或者说是狄尔泰那种异质于自然存在的内化于历史的精神文化总体。它恰恰反对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相对于这个黑格尔式的绝对大全而言，一切社会现象都不过是总体的片断而已，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也只是一个总体的有限因素，它不可能是自然的和永恒的，而只能是历史的和暂时的。因此，帝国主义是历史性的非总体的东西。

2.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

青年卢卡奇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的开头，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警言。这是青年卢卡奇1921年写就的一个明确宣言，编发在该书的第2篇中，按时间顺序看，应为第5篇。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14]

这段文字呈现了一个新的批判性逻辑尺度，也明确地指认了总体性范畴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优先地位。还有一句话，“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青年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根本没有什么孤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而只有一门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科学”[115]。总体性是马克思方法的本质。

关于这个总体性，青年卢卡奇十分坦诚地说明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其基本语境定位在于“总体性”，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他提出，辩证法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正确理解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也就是正确理解“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这个推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青年卢卡奇甚至认为，“这位大师[黑格尔]在这方面比马克思在反对使辩证方法‘唯心主义’僵化的斗争中有时所能想到的更接近马克思得多”[116]。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青年卢卡奇在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中，深刻地揭露了那种所谓的科学方法，那种抽象方法总是试图将现实世界的现象放到假想的抽象环境中，提炼所谓的“纯事实”，必然造成将自然对象和社会现象孤立化的结果。接着，青年卢卡奇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实证主义方法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非总体性。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是非总体性。这是因为：

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实际分离，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分工和专门化，产生了专门科学和方法论上必要的和有用的某些抽象概念，资产阶级科学或者朴素现实主义地把某种“现实”或者“批判地”把某种自律归因于那些抽象概念。[117]

如此一来，资产阶级科学和哲学的非总体性特征就直接成立了。所以，“资产阶级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天真地或理想化地——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如马克思所批评的经济学中的“鲁滨逊”）。“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能产生某一局部领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关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118]。即便在资产阶级理论中有整体性的规定，那也是退化为部分之和的外在的恶总体（辩证法则畸变为“举例的总和”）。青年卢卡奇认为，是黑格尔率先在哲学中用总体性纠正了古典经济学的失误，因为“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它的庸俗化者始终都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观察必定是非总体的。黑格尔用总体性纠正了古典经济学！这一画龙点睛式的论点很重要。因为它也将是青年卢卡奇的逻辑出发点。

同时，这种非总体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决定论必然与抽象的伦理批判相关联。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所以也就必然在理论逻辑上归于价值批判。这一点十分深刻。

只有当这个世界在理论上采取“永恒自然规律”的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获得一种异于人的、完全不受个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和捉摸不定的合理性时，只有当人对它采取纯粹直观的宿命论的态度时，它才能为个人所理解。[119]

思及此处，出路就只有一个了——伦理批判的自由性。以卢卡奇之见，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以某一方式接近寻找‘规律’的专门科学的、非历史的‘批判性’考察方法”，从而“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这样，“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120]。而与这种方法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是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种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有可能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121]。这是一条重要的理论原则上的分水岭。

3.总体性范畴的双重限定

在此，我们看到了青年卢卡奇总体性的双重限定：第一种语境是共时性视角中相对于部分的结构性整体，这使得孤立的现象呈现其片面性。因为，对事实的认识必须结合到整体当中才有可能。

辩证法的方法之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不仅在于只有它能认识总体，而且在于这种认识由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已变得根本不同于在以反思规定为基础的思想中的关系才成为可能。简言之，辩证方法的本质在于——从这种立场来看——，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法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个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122]

所以，马克思主义把实证科学方法中理想化的孤立的人和事实看成是历史过程的各个具体方面（部分和片断）。当然，“总体性范畴并不是把它的各种因素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一致性，化为同一性”[123]。为此，青年卢卡奇还批评库诺夫用总和来代替总体，导致取消了所有辩证法的关系。[124]因此，他还认为，具体的总体性是真正的现实范畴。在本书第四章，我们将遇到科西克对具体总体性的详尽讨论。还有，现实不是给定了的直观的现存和碎片式的事实，而是经过总体构建了的逻辑统摄。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卢卡奇甚至说，“具体的总体性是决定现实的范畴”[125]。现实这个规定性是黑格尔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唯心主义的。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整逻辑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逻辑，而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青年卢卡奇曾做了一个标注，他告白道，“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也构成了从存在到实在的辩证转化”，总体性还与内在与外在的关系相关。[126]

第二种语境是历时性视角中相对于有限历史存在的全程总体，这使得社会生活的具体发展显示了其特殊的定在性。青年卢卡奇说：“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127]而“总体性的辩证法的至关重要性”，就在于“一个不可能对历史事件的真正本质和这些事件在历史的总体作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这就是说，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件是作为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128]。一切社会现象的客观形式在它们彼此之间不停顿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连续地变化着，客体可知性的进展是同我们掌握它们所隶属的总体性中的作用的发展同步的。“只有辩证的总体性概念能使我们认识作为社会过程的现实”。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拜物教使人们只能停留在直接性的假象上。这种客观的拜物教形式中产生了那些直接性概念，它们的作用就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看起来具有“超历史”的性质，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即“暂时性”的历史规定。

在封建社会中，人不能认识自己以及处在自然关系中的社会。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当“资本主义消灭了不同地区的时空阻隔”，人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社会存在物，对人来说，社会变成了现实。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拜物教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这一可能的社会现实的。从上述那种“简单的（资本主义世界）、纯粹的、直接的、自然描述的限定性出发，从这种认识发展到具体的总体性认识，也就是达到现实概念的再现。这种具体的总体性对思维来说决不是直接的事实”[129]。所以，这种实证科学式抽象规定必然“采取了适用所有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范畴的外观”。于是：

辩证法连同总体性的超越个别方法论的优越性都被他们废除了；部分不能从整体性中发现它的限定，反之，整体作为“非科学的”而被取消，或者整体退化成了仅仅是部分的“观念”或“总和”。由于总体性的消失，孤立部分的拜物教关系好像表现为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一种无时间的规律。[130]

青年卢卡奇认为，只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从而出现了‘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的学说”。无产阶级同时作为“自我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这就是现实的总体。真正的历史“‘主体’并不是过程的一个孤立观察者”[131]。现实的总体性就是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统一。青年卢卡奇指认道，正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彻底物化了的世界，才使原来应该是主体的无产阶级异化为经济过程的实体，无产阶级只实现了某种残羹冷炙式的主观性——只是作为旁观者的特殊的主体性。所以，青年卢卡奇坚持认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新成为持有社会整体的主体，自觉成为整个社会意识的代表，为此，无产阶级就必须挣脱自己的物化而去理解历史的现实总体性，使主体和客体重新得到统一，以最终解放全人类。历史总体性的实现就是主体性和历史的真正统一。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将总体性确定为“认识的总体性和被认识的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了二者的统一性，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体性。“行动、实践——马克思把实践的要求放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首——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但是，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并且，“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132]。这一段话很关键，它同时也是青年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核心逻辑。“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这是主体与客体在总体关系中的地位：主体与对象。主体是总体时，我们才可能总体性地设定对象。[133]我们知道，这其实又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实际上，资本主义大工业才第一次造就了客观的社会总体。这一点青年卢卡奇语焉不详。总之，青年卢卡奇的客观总体性并无法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为年轻的他还只是从观念上来观察这个复杂的世界。因此，帕金森说，青年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就意识到现代生活的非总体性，主张通过变革世界以达及新的总体。这种观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再一次突现出来。可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被说成竭力要掌握总体即具体的整体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般人类思维”[134]。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于是，在他心中，总体性就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也由于这种相关性，才能把最终目标赋予日常斗争的现实。[135]众所周知，伯恩斯坦之流正是由于背离最终目标即总体性而走向机会主义的。青年卢卡奇曾这样赞扬卢森堡在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坚持了马克思的总体性的观点：

如同青年马克思的总体考察透彻地阐明了当时还繁荣着的资本主义的垂死表现一样，罗莎·卢森堡的考察中，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奥狄浦斯之路的性质。[136]

总体性，是青年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逻辑张力：“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剧了社会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为现实内所固有的含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过程的意义被深深地埋置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中，总体性充满现象的时空特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他们是揭示“现在的直接任务和历史过程的总体性之间关系的永远清醒的预言家”[137]。

近半个世纪以后，青年卢卡奇这个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总体性遭到萨特和阿多诺不约而同地批判：前者认为总体性是制约个体存在的惰性集合体，转而肯定功能性的总体化运动[138]；而到了后者那里，总体性则干脆成了资产阶级虚伪的意识形态。[139]这是一种极具反讽意味的逻辑颠倒。

第五节 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

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可能是他早期哲学建构中最重要的逻辑构件，然而也是整个卢卡奇传统学术研究中最混乱和最肤浅的领域。这首先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思想史尺度，导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法科学地界定对象化、物化与异化的理论边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根本不能正确辨别青年卢卡奇所试图描述的马克思物化理论之复杂性，以及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真正的支援背景——韦伯的生产物化观点。因此，为了真实地面对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我们首先必须能够理解物化（异化）理论的历史尺度，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解韦伯，继而才能深刻理解青年卢卡奇的物化观。我不得不承认，这将是一个极复杂、极困难的浩大的理论工程。

1.异化与物化：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韦伯

我们可以从词源学和思想史的多重视角出发，找到异化范畴的起源，但真正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异化规定最早则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确立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异化理论是在中世纪结束时作为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孪生子问世的。当人文主义用理想的“人的尺度”去衡量社会与人的实际存在时，现实生活中的诸种与“人”、“理性”相背离的异己状态就是所谓的“异化”了。所以，最初形成的哲学异化理论是对社会历史中应该存在的东西却采取了异在或相悖的状态的表征。这是一种逻辑上的主体自反性。在这个意义上，最早提出一个完整的异化理论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发展了由霍布斯首先提出的自然权利异化的思想，第一次阐明了由起点（原始自然社会）——异化（“现代社会”中人由于占有物的财富而被物所占有，这也是人类主体存在的对象性物化）——消除异化的回复（新的契约社会和自然状态）的异化历史观。卢梭的观点在其后席勒的《美育书简》中得到发挥，席勒在美学的视域中澄清了人类主体在市场中的物化（第2封信）和主体生存的非总体（第6封信）。率先自觉地运用异化理论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高度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费希特笔下，人和社会的主体被换成普遍的精神主体——自我；自我是主体，但为了确证自己则又将自身外化出去，形成作为自我对立面的非我，对象化的非我即自我的异化；非我的设定最终又造成主客体的相互制约。费希特已经自觉地运用异化规定在构造哲学形而上的体系。

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早期的黑格尔也是从社会现象入手来研究异化问题的，但在随后的成熟著作中，异化已成为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总体构架。黑格尔的主体对象化与异化有两层意思：一是自然实现的自在的对象化；二是人类主体观念本质的物化，这同时也就是外化和异化。此间，物化是虚假的现存，异化关系倒是真实的现实环节。作为起点的抽象观念本质是通过对象化为物质存在实现的，虽然精神“沉沦”于自然物质，但从自身异化出去也就是过渡性地肯定自己，因此异化等于对象化。物化的扬弃实现为科学理性的逐步布展。在表征绝对观念运动的第三阶段上，人的现实“激情”成了造物主的工具（《精神哲学》中的“理性的狡计”），因而异化的后继过程是客观精神对象化和外化为社会机构和社会活动之结果，也是人的意识对象化为其劳动的产品。在这一更高的历史层面上，以人的主体物化于财产（这是我们已经遭遇过的那个由人创造的经济世界但又表现出非主体性的“第二自然”）的生产与所有表征了新一轮异化的出现。

费尔巴哈直接否定了黑格尔的总体对象化和异化，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物质存在与观念的主语与谓语的唯心主义颠倒，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它不是观念目的论的工具。费尔巴哈进而抓住了黑格尔第二个层面上的人的感性对象化活动。但对象化不是异化，而是真实的现实生活。相反，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倒是一种类本质之异化。事情被颠倒过来了——黑格尔哲学本身倒成了一种观念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产生观念的其实是人的感性物质生活，那个能够抽象出人们的类关系（“一”）的观念一步步成了绝对主体；最终，人们创造了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物——上帝，上帝成了主人。“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费尔巴哈肯定对象化而反对异化！这正是青年马克思此时的逻辑参照系。

我们知道，在青年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日子里，他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肯定原子走向现实的对象化（肯定的异化逻辑的出现）的，而到了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主办《德法年鉴》杂志时期，马克思就开始否定异化状态，并将异化与对象化明确区分开来了。在《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逻辑时，已经自觉批判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将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的错误。此时，站在寻求无产阶级革命根据的立场上，马克思必然要否定异化，因为工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是与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异化的不合理性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指出，与赫斯着眼于交换的金钱异化不同，马克思此时的异化理论首先是从生产过程中开始的。[140]相对于现实中的“是”，马克思设定了人的理想化的类本质劳动，这是异化之前人“应该”存在的本真状态，以此为价值悬设之尺，就出现了劳动异化、劳动产品异化、人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但因为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进入经济学语境，所以这里的生产过程和交换也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过程。可见，此时的青年马克思主张的扬弃异化和私有制后将达及的共产主义，实际上都只是一种逻辑否定的结果而已。显而易见，这种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尚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

1845年，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就被彻底颠覆了。马克思否定了异化历史观，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物化，人所创造的物的力量奴役人的历史现象持批判态度。这主要表现为他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步形成的新型物化理论。马克思这种根本异质于异化史观的物化理论，是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其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生产，即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原先谈到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种在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的物化持充分的肯定态度。因为它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其二，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还表现为“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141]。在这一层面上，实际上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物化。而且，这种物化关系只是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才突出地表现出来，在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化的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关系）反过来奴役人！[142]我曾指认，这后一种物化现象（批判）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独特的物役性现象。[143]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积极的物化层面（社会历史的一般基础），此时的他早已不带丝毫抽象的价值伦理批判和浪漫主义色彩，而只是否定人的关系物化对人类主体的奴役和盲目支配。

依我之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过程中的物役性理论，不仅是其社会批判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哲学世界观中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种物役性理论正是他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上原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理论的直接转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役性现象的批判中，已经不存在某种人本主义色彩的非历史因素，他不再像原先在劳动异化理论中所做的那样简单贬斥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在物役性理论中，他首先承认物役现象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再从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矛盾中确证物役现象的这种必然性只是“暂时的必然性”，以确证消除物役性的客观历史条件。这可能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与他原先的劳动异化理论的一个大的差异。当然，马克思关于物役性的理论表述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但这一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在后来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有时还用异化一词来替代物役性。应该注意，马克思此时所说的异化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人本主义逻辑框架，而只是说明物役性现象的科学异化概念了。有时候，马克思还把异化一词与对立和矛盾、颠倒和混乱等范畴一并使用，但这种并用绝不是要简单地将异化等同于这些概念，这里的“矛盾”和“颠倒”都是具体用于界定经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特别是界定物对人的奴役关系时才使用的。按照我的想法，物役性能够更准确地表达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科学观点。问题是如此的复杂和深刻，导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始终没能具有直观上的可透视性，这亦导致后来不少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者误入岐途。

可以确定的历史情境是，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青年卢卡奇既没有读过青年马克思建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不曾读到马克思后来具体建构自己物化理论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完全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大量经济学批判中感悟到马克思的批判性物化（物役性）理论的，这真是非凡的理论洞察力！[144]当然，从表面上看，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传承了马克思的物化思想，但从理论实质上来看，我却发现，真正影响他物化理论的是经由席美尔中介了的马克斯·韦伯的“物化”理论。

我们都知道，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和法理型社会机制是当代整个资产阶级主流学术的重要基础。根据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观点，韦伯是通过其工具理性的肯定性论证构筑起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厦的。与我们这里的研究视点相关，韦伯也认真区分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对象化”与“异化”，只是具有伦理意义的“异化”在他所谓的“价值中立”中被作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祛魔”了，他只是肯定生产过程中对象化的形式合理性。属于传统型社会运转的目的合理性关注人本身，追求主体的质性价值（舍勒语）；而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则关注生产或社会本身的客观进程，在社会的客观运转面前，人的主体性的东西恰恰是无关紧要的和有害的，所以人（主体）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可操作性）。这也是工业进程必然的客观要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为终极的价值悬设的异化理论在韦伯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他正好拥护对象化中的量化和可计算性，韦伯的物化理论是非批判和肯定性的。这种物化理论恰恰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更深一层的基本逻辑规定。

权且让我们用一种简洁一些的表述来言说，青年卢卡奇并未弄清在商品交换中，马克思言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历史地颠倒的，但却异常大胆地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物化（物役性）观点，当他将对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全部愤怒一古脑地倾泻在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之上时，他的物化逻辑实际上恰恰来自于韦伯，可又正好颠倒了韦伯。帕金森认为，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要依从了席美尔的《货币的哲学》，我对此持有异议。因为，与关注质性价值前台的技术物化层面不同，席美尔是典型的关系本体论，他所聚焦的货币物化关系是其无个性、无特质和互换夷平性。[145]换句话说，青年卢卡奇的所谓物化，描述的不是马克思面对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的颠倒状况，而是韦伯所描述的从泰勒制以来的20世纪工业文明对象化技术进程中的合理化（量化的可计算的标准化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语境。琼斯就将青年卢卡奇思想中的韦伯的合理化逻辑，直接误认为马克思的物化理论。[146]我认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中存在着的双重逻辑导致了一种理论悖结：表面语义上的马克思意义上商品结构（生产关系）之上的物化与深层逻辑规定的韦伯意义上生产过程（技术）的物化。

至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重要的逻辑参照系：黑格尔认为主体（本体）对象化的物化与异化是同体的，所以他对其持既肯定又否定的复杂态度。青年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分离了这二者，肯定对象化是进步，否定异化。之后，马克思又区分出物化的两种状态，肯定生产对象化的物化，否定市场交换中产生的物役性的关系物化和更深一层的异化。最后，韦伯也分离了对象化和异化，在他那里，只有流水线上生产进程可计算的对象化，而与主体价值相关的异化被根本祛魅了。到了青年卢卡奇，又回到了黑格尔式的同一，生产的对象化就是物化（物役性）。于是，这种物化具有了本体的意味，并且没有了肯定，只有否定。青年卢卡奇将韦伯的物化与马克思的物化混同起来。在理论逻辑上，青年卢卡奇的讨论有其深刻之处，但却也是混乱的。下面，我将通过文本解析指认这一点。

2.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虚假关联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可能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它于1922年最后完成，也是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该文分为三个部分：一、物化现象；二、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三、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这里主要分析讨论物化问题的第一部分。

如前所述，青年卢卡奇在未能读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发表）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39年发表）的情况下，能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发现第二国际没有注意到的批判性物化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只能发现物化而没有直接指认异化。多年以后，卢卡奇在终于读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曾直接说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经提出了异化理论，这是十分牵强的。严重地说，我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为什么？首先青年卢卡奇物化论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为发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起点。这里的物化不是异化，青年卢卡奇从经济学规定入手，把基础放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之上，去探求“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化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147]。请注意这个“对象化的形式”，它不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而是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对象化（物化）。这是青年卢卡奇表面上的理论逻辑出发点。由此，再进一步讨论主观上由商品拜物教特性所产生的问题。[148]显然这既不是从哲学人本主义出发的异化逻辑，也不完全是马克思后来从商品交换中发现的社会关系物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关系的客观物化。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劳动二重性分析开始，肯定了形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对象化物化），并着重解析了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如何在商品交换进程中一步步历史地建构出颠倒的对象化货币关系，以及进而在总体生产过程中形成颠倒的资本（物化劳动）与劳动的支配关系。在历史现象学的视角上，马克思由表层到本质抽丝剥茧地揭露了商品物化、货币物化和资本物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象性颠倒。他同时指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性质（三大拜物教）。[149]而青年卢卡奇则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仅仅说明“商品结构”中的物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商品拜物教特征。从实质上看，这只是马克思物化理论第一个现象层面和三大拜物教理论中的孤立的商品拜物教。必须指出，只要青年卢卡奇不能捕捉到更深一层的货币与资本关系物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的分析就注定是肤浅的，也必然由此陷入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迷阵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重要的理论质点。

青年卢卡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先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非常表面地借用了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必须承认，青年卢卡奇一上来就正确地确认了物化现象的历史情境。如果没有误识，青年卢卡奇的这一思想与席美尔的《货币哲学》中的19世纪特有的“客观文化”（货币关系的物化）有着直接的关联。[150]与商品生产作为众多社会生产形式之一的历史形态不同，商品关系只是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即“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这些方面”[151]。由此，才会历史地出现全面的物化现象。这一表述有其合理的元素。在此，青年卢卡奇生动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商品结构的本质：

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52]

所以，这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青年卢卡奇发挥道：“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客观形式，也是一种主观态度”。我以为，青年卢卡奇大致是想复述马克思的物役性批判，但他显然夸大地强化了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对象化”。并且，用拜物教这种主观意识形态来代替客观物化是不准确的，这也说明青年卢卡奇这种对马克思的挪用的非法性和起点上的逻辑混乱。

在此时的青年卢卡奇看来：

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153]

这里有价值的观点有二：一是青年卢卡奇提出只有资本主义全面的物化才会形成反抗这种物化的条件，这是对的。二是他认真标注的“第二自然”。青年卢卡奇之引述“第二自然”，最初是在1919年6月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能》一文中。[154]这个第二自然明显取之于黑格尔，因为马克思并未直接指认过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青年卢卡奇此处显然是从黑格尔第二自然观念出发而做的引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55]。之后，青年卢卡奇又曾经指认资本主义的“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156]。其实，这恰恰是马克思物役性理论的核心。

青年卢卡奇认为，这种物化现象有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这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的“第二自然”界。而“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157]。也由于此，“社会形式（物化）使人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本质，他越是占有文化和文明[即资本主义和物化]，他就越不可能是人”[158]。请注意这里，在分析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时候，青年卢卡奇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从商品分析到货币，从货币再到资本关系，层层递进，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本质的。伊格尔顿说：“在卢卡奇的文本中，物化倾向于取代诸如经济剥削这样更为根本的概念”[159]。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这不是马克思完整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而是外在化了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它仅仅是第一层次上的东西。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关联，到此戛然而止。随后发生的事情十分有意思。

3.数量化的可计算性与物化结构

我发现，在第149页（原文第176页最后）上，青年卢卡奇的这一重要文本发生了一个惊人的逻辑越轨与非法的理论拼合。我注意到，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理论事件，即青年卢卡奇从对马克思物化理论的援引，突然转向完全异质的韦伯的物化逻辑。根据上文的分析，马克思对物化规定的第一层面，即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使用价值的形成）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而对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物化则提出了批判与否定。虽然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批判的援引不甚精确，但多少也造成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冲击。而韦伯的物化理论则完全收回了对社会关系（价值层面）的关注，直接将生产对象化中的工具合理性确定为社会存在的本体。主体的消除和对象化中的量化导致的可计算性，是韦伯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充分肯定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并不从正面肯定韦伯，而是从反面将韦伯颠倒过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物化批判。这种物化批判与之前他所一本正经引述的马克思并无直接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逻辑混乱。对此，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文本分析。

青年卢卡奇在描述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第二自然后，直接采纳了被颠倒地使用的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工具理性）理论的物化理论。他明确说：“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此处问题的实质是合理性以及这种工具理性导致的劳动主体性的丧失。这已经不是在直接面对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物化，而是在反对韦伯眼中物质生产对象化过程“祛魅”的量化、标准化和世俗化进程。关于这一逻辑错位，青年卢卡奇竟浑然不觉。

接下去，青年卢卡奇的辨识有三：一是“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由此，主体的工作“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这实际上是现代流水线工业生产中发生的新情况，亦即后来人们在技术批评中所讲的职能化减约成的“人手”）；二是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与合理化的加强，过去的经验性的必要劳动时间直接转变为“客观的可计算的劳动定额”，在泰勒制中，这是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出来的；三就是“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160]这里的第三点倒真是青年卢卡奇的原创：观念的量化和标准化。

青年卢卡奇说，在资本主义现代物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原则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或者说，“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经物化了的外衣”[161]。显然，这里的物化理论原则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韦伯。他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古怪的关系颇类似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关键的异质性在于，马克思对物役性物化的分析是从生产关系着眼的，而韦伯则是从生产力本身入手的。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主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交换关系通过交换中等价物——货币关系——资本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它也是马克思物役性物化理论和拜物教的原意。而青年卢卡奇讲的却是生产过程中工具性对象化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性的物化，用他自己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的情况”[162]。人受生产力的奴役，这不可能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观点，倒是今天那些后马克思思潮中以生态伦理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论调之一。

青年卢卡奇在与上述马克思意义上商品结构物化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提出了另一种“物化”：在工具性的合理化进程中，生产过程中的客体与主体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客观劳动过程全面量化的可计算性，实际上宣告了过去那种源发于劳动主体的“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亦即那种“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的全面消亡。[163]李嘉图那个由人变成的帽子现在进一步被量化了。所以，“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做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164]。这样，作为传统客观生产过程的主体性本质的有机性被消除了，人被变为机械控制的工具（物化的持存），生产是一种离开人而客观运转的物的机械过程。如上所述，这种总体的有机性实际上是残存的黑格尔的逻辑张力。

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165]了。劳动者作为人而具有的各种特质相对于机器的客观指令，现在几乎完全成了导致出错的原因。在这里，劳动者将彻底地不是人，而只能是附属的工具。机器体系已经自给自足，不以劳动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劳动者只能服从机器的规律。在这里，“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由此：

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166]

说时间凝固为空间，言下之意是作为人的生命的历史性存在的当下时间性凝固为外在的简单物的持存的东西。这也是青年卢卡奇从韦伯那里获得的理论灵感。

此间又有两个方面：一是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导致劳动者的客体化，使他们成为消极的袖手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二是生产过程的非有机化和机械化，切断了过去那种主体性的共同体，使劳动者“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以至于“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167]。这一次，人在机器的总体系统中变成了非总体的碎片。

在后面的讨论中，青年卢卡奇还说道：“客体的数量化，抽象的反思范畴对它们的规定，在工人生活中直接表现为一种抽象的过程，这一抽象的过程是在工人自己身上完成的，它把工人的劳动力从他那儿分离出来，并迫使他把这种劳动力作为他拥有的而出卖。由于他出卖他的这个惟一的，他就把它（和他自身，这是因为他的商品和他的肉体存在是不可分的）放到了一种已被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之中，他发现这个过程是早已存在着的，是封闭的，而且是没有他也照样运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一个被简化为量的数码，是一个机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这样一来，“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表现形式的物化特征就被推到了极点”[168]。伊格尔顿说，在卢卡奇的物化视域中，由于“被一个含糊的自主的客体和机构的世界所制服，人的主体被迅速缩小成一个惰性的、沉思的存在，再也不能在这些僵化的产品中认出自己的创造性实践”[169]。这个评述是准确的。

4.物化与真实主体价值的遮蔽

青年卢卡奇进一步分析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化进程中客体和主体的物化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物化客观上是对人的真实价值的遮蔽。对此，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舍勒的相同意向（“价值的颠覆”）。在舍勒那里，它是韦伯的思路的必然延伸，不过当然是一种否定性的延伸。在韦伯那里，他将这种合理化进程本身表述为形式合理性中的价值中立，而席美尔的“货币哲学”则从文化本体上确认了这种物性化。与此相反，舍勒与青年卢卡奇关注的恰恰是事物与人的生存中所谓的真正性质。[170]前者的逻辑基始性是神性（“质性价值”），而后者则是人的历史性生存的总体性。

这种对真实生存价值的遮蔽表现在客体与主体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客体的本真物性的遮蔽。青年卢卡奇认为，“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这是相对于“真正的物性”的一种虚假的物性，借用科西克的规定来准确地表述，这是一种“伪物性化”。我以为，这种伪物性化才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核心。用海德格尔后来的话说，即物已然不能物着了。物被技术座架了，但这座架恰是物和人的新的本质。而他又说，“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171]。“在直接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属性和交换关系，但又不是。青年卢卡奇在说明商品的这种伪物性时，还是用了韦伯的规定：“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172]

我们再一次看到，青年卢卡奇心中仍然怀着一种深刻的逻辑悖结。他试图嫁接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青年卢卡奇这里所说的工具合理化所导致的伪物性并不同于马克思商品交换所历史形成的物役性社会关系。后者是交换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前者则是从人对自然关系中发生的工具效用化。后者是人对人关系的社会形式（价值实现问题），而前者则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劳动生产塑形中客体进程量化与主体量化的形式合理）；后者的实现空间是商品实现的交换市场，前者的实现空间却是生产的机械系统。青年卢卡奇以为自己的“物化”与马克思的“物化”一样，但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东西。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的物体和颠倒是可以消除的，而韦伯意义上受生产力的奴役的物化并不能消除，只不过青年卢卡奇自以为可以消除。这是两种根本异质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却指鹿为马了。他究竟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我不得而知。

价值遮蔽的第二个层面是主体本真生存的伪物性化。青年卢卡奇是在对上层建筑伪物性化的出色说明中呈现主体的物化的，这种呈现仍是韦伯式的。青年卢卡奇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这种伪物性化必然“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是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适应的国家等”[173]。在此，他直接地大段引述了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法理型社会结构的论述，特别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基准的法理型官僚政治制度。在他笔下，人的社会生活变成了一个可计算的、机器般合理运转的冷冰冰的伪物性化的非人世界。青年卢卡奇认为，这种“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17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做出正确的计算（他发现这种过程的“规律”是现成的），仅限于通过使用保护装置、采取预防措施等等（它们也以对相似“规律”有认识和运用为依据）来灵活地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人们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175]

所以，“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的机能也被物化、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甚至他的思想、感情等等也被物化了”[176]。这是对韦伯科层制的批评。但是，青年卢卡奇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且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177]。其实，晚年的韦伯也已经注意到这种形式合理性背后的总体不合理性。

正是这种总体上的不合理性，使人的有机总体性在合理的专门化中丧失殆尽，“以便让位给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特别适合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专家’，以最合理的形式来完成这些合理的和人为分离开的局部职能”[178]。在这些没有灵魂、没有真实情感的技术专家（韦伯语）那里，人的主体性存在都被作为“任性”——“经验的、不合理的依据传统”的东西彻底否定了，人的真实价值取向和真实情感被当作合理化运转的障碍消除了，社会运转只能是铁的机器般的冰冷的物性化运转。伊格尔顿正确地评论道：卢卡奇在此深刻地揭露了“物化打碎了我们的社会经验并且使之错位，以至于在它的影响下我们忘却了社会是一个集体的过程，而将它仅仅看作这个或那个孤立的客体或机构”[179]。青年卢卡奇形象地以自动售货机为喻，深刻反讽了资产阶级的法律程序的反人本性，因为人的本性在这种“走向铁笼”（韦伯语）的合理化动作中彻底沦丧了。

也是在此处，青年卢卡奇深刻地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80]，以造成一种特定的“物化意识结构”。我们一定要注意，青年卢卡奇指的是从生产结构中产生的物化结构，如物性化的分工以“片面性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181]；同时，这种“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也侵入到‘伦理领域’”[182]。这是在确定一种由生产客观结构导致的人的意识物化！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拜物教式的物化指认。对此，青年卢卡奇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术界必然出现的“专门化的‘大师’，即他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才能的出卖者”；二是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中新闻界必然出现的“没有气节”的物化新闻工作者，他们的“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183]。在他看来，“物化越是深入到把自己的成果作为商品出卖的人的‘灵魂’之中，这种假象就越有欺骗性”[184]。弗兰尼茨基对此评论说，正是这种假象关系“掩盖了一切东西的物化：从私人占有制、土地和资本，直到技艺精巧的专家。这些专家出卖自己的才能，并对他自己的、客体化和物化了的才能的发挥抱着一种木然的态度”[185]。

我发现，就在此处，青年卢卡奇的马克思-韦伯式的双重逻辑又发生问题了。一是交换中的物化，一是生产中的物化，他尚无法准确区分这两者。所以，一方面是来源于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性，使人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一些‘物’”；另一方面，则是“渗进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的量化、可计算性的“合理性”，人在“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自己的极限”[186]。这又是一种无意识的逻辑悖结。

总的说，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否定尺度颠倒韦伯的合理性指认，在生产技术层面开创了一种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开启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新的批判逻辑，甚至是“后马克思”思潮的开端。但是卢卡奇不会想到，这种批判的颠覆性同时也否证了他的总体性（同一性）原则。

第六节 阶级意识：客观可能性与辩证的中介

由于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建立在生产的对象化之上，因此只要物质生产存在一天，物化也就会发生一天。所以，这种现实的历史悲剧只有在浪漫主义的意识解放中才能得到解脱。这也是他的理论逻辑终结点为什么必然是阶级意识的原因。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客观可能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核心，也是欧洲革命的希望所在。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青年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历史分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的，但他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确认却又是黑格尔式的。青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集中表现在两篇论文中，一是《阶级意识》一文，二是《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二、三两节。

1.阶级意识的历史发生学

在青年卢卡奇的分析中，所谓“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规定。通俗一些说，青年卢卡奇用一种与社会发展特定状况相关的客观可能性为尺度，以确定作为一定阶级的总体意识状况。他将这种研究意识的方法称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系”的“具体的研究”。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只能用以研究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相关的历史的社会意识。“与具体的总体以及由此产生的辩证规定的关系”必然会产生“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这种客观可能性基础之上的意识研究也就是“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情感；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情感”[187]。必须承认，青年卢卡奇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所以，他的阶级意识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气度。

青年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而是作为与一定社会存在相关联的“总体的阶级”的意识。帕金森认为，青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非常接近他的老师韦伯的“理论类型”，即作为一种引导性的行为范式。[188]这有一定的道理。以杰姆逊的解释，青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是“一种先验的局限或优势，通过附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而被赋予领悟外部现实的心灵能力”[189]。从这种特定的历史关联性出发，认识阶级意识的本质就只能表现为“依靠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进行历史分析”。这也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从在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特定的地位出发，这一社会的经济总体一般地讲可以被认识到什么程度？”青年卢卡奇认为，在这一点上，人们是不可能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他们规定的界限和他们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的。由此也可以说，“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190]。这段表述十分精辟。

由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类集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亚阶级意识。这主要是指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出现与社会结构发生自觉关联的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客观上根本不存在整体的经济结构，而只有在专制之下存在的“隐蔽的、无意识进行着的经济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不是社会经济控制的中介，而直接就是这统治本身”。在这一点上，青年卢卡奇的论述倒真是精确的，他甚至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候（1845年），他们还没有面对摩尔根揭示的既没有阶级又没有经济结构和国家的远古初民社会。从社会主体来看，“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等等恰恰意味着从概念上和组织上对这种‘自然的’地位的确定在经济上仍是无意识的”[191]。所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只是隐藏在动机背后的历史发展的盲目力量”，因此它们是不可能被自觉意识到的，整体的阶级意识也就根本不会存在。青年卢卡奇用打双引号的“阶级意识”来表明这种整体阶级意识的历史不可能性。[192]换句话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出现产生阶级意识的客观可能性。至多只会发生一种不自觉的亚阶级意识。

其次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意识。青年卢卡奇正确地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随着等级制的废除，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这主要因为“较之于过去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和隐蔽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要简单的多了，而且首先则是由于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时，“在资本主义下，经济因素不再隐藏在意识的‘背后’，而是就存在在意识本身之中”。同样从社会主体来看，第一次出现了“纯粹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只有它们的存在及其继续发展才完全是以近代生产过程的发展为基础的，以及只有从它们的存在条件出发，才可能设想一项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193]。这是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历史发生的客观可能性。这一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有详尽的明示。

当然，青年卢卡奇也指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之中：“这种矛盾不是互不相容的矛盾，而是辩证的矛盾。”[194]也是这种客观矛盾导致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虚假意识和虚伪意识。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是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意识。与过去的社会相比，新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形式，因此，它必然无视资本主义制度客观的经济限制，并表现为阶级意识的内在的辩证的矛盾。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形式上是适应经济意识的”[195]。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又绝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认识这个社会总体，从本质上说，它必然会变形为一种掩盖社会本质的“虚假意识”。青年卢卡奇认为，“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虚假’意识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它的阶级地位。它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果，不是随意的、主观的或心理上的”[196]。同时，由于在资产阶级尚未彻底打败封建阶级的时候，它新的敌人——无产阶级已经登场了，这就使资产阶级在它的巅峰之点就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悖结之中。

青年卢卡奇列举了三个矛盾的“两重性”：一是资产阶级以“自由”的名义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将其再作为统治的依据时，必然转变为一种新的压迫；二是资产阶级一方面确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想从社会意识中抹去它；三是“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197]。这在认识论上，就表现为“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的冲突。以青年卢卡奇之见，“资产阶级思想始终地和必然地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正因此也就造成了个人和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社会的东西的‘自然规律’之间的这种尖锐的对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只迷恋于经济生活的表面”，永远不可能“有能力揭示现象背后的真正的动力”。这使得资产阶级这个时期的阶级意识只能表现为一种“最高程度的无意识，即极度的‘虚假’意识”[198]。

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意识，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现实阶段的阶级意识。此时，“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中的辩证矛盾加剧了：‘虚假’意识变成了虚伪的意识。开始只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也变成主观的了：理论问题变成了一种道德立场”[199]。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直接地、自觉地遮蔽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用神话式的幻想关系来替代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中颠倒的社会关系。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反动的非历史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我倒觉得，青年卢卡奇这里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内含着重要的历史性因素，所以，它在某些理论质点上似乎明显优于后来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

2.资产阶级近代哲学思想的二律背反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二节中，青年卢卡奇转入到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具体批判上来。他正确地看到，不能抽象地、形式地看待任何一种哲学，“把它变成为一种人的思想本质固有的”超历史的东西，“重要地倒是要揭示这种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存在基础之间的关系”[200]。正视观念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这是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提问方式的一种理解。所以，青年卢卡奇对资产阶级近代哲学的分析主要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的”[201]。这个论说起点无疑是深刻的。

一方面，与中世纪那种分裂的世界（“月亮‘之下’的世界与月亮‘之上’的世界”）不同，近代哲学呼唤一个统一的世界。因为，人们“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在现实中，实际上这也是工业文明异质于农业文明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工业化进程中，世界才成为人的生产的对象世界。也“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所以，相对于过去反映自然经济的那种“定性的”自然哲学，现在的新哲学一定会是一种以可控制的量化的方式解释各种现象的理论。其实，这已经是20世纪韦伯眼中的泰勒制式的工业（工具理性）控制。所以，“数学的和几何学的方法，即从一般对象性前提中设计、构造出对象的方法，及以后的数理方法，就成了哲学、把世界作为总体的认识的指导方针和标准”[202]。并且，这种量化“哲学的发展是和精密科学的发展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而精密科学的发展又是和技术、生产劳动的经验的不断合理化相互作用的”[203]。

由此，近代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哲学必然要求一种逻辑“关系体系”，即“把合理化了的存在的全部形式上的可能性、所有的比例和关系都包括在内——不论它们客观的、物质的差别如何——都变成精确计算的对象”[204]。这才是近代体系哲学产生的现实基础。青年卢卡奇说，“体系的问题是在近代出现的，大约是随着笛卡尔、斯宾诺莎才出现的，并从莱布尼茨、康德开始日益成为一个自觉的方法论要求”[205]。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创造的“体系”又遭遇到自己的界限。卢卡奇无法理解的是，体系哲学最终瓦解的基础将是在后工业文明中打造出来的，在哲学上则是阿多诺的反体系无调哲学。[206]因为在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破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起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正确地说：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做的那样。[207]

青年卢卡奇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与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在此，即使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人依然是“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这是一种自我矛盾。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自然的概念实际上“源自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最初，它是以“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合规律的’、能预计的、形式上抽象的特点作为自然的东西出现在封建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虚伪、专擅、混乱的旁边”[208]。而这种“关于现象具有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形式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顶点，又标志着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209]。这又是一个现实的悖论。

青年卢卡奇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无法认识的总体性（恶的客观总体），固然“总体的各部分——人在其中生活的生活环境——则越来越能够被洞察、估计和预测”[210]。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青年卢卡奇极为深刻地看到，正是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实造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这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211]。

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双重倾向在这一社会的思想中以哲学方式表现出来：它日前控制着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细节，使它们服从于它所需要的形式，但同时，也日益失去了从思想上控制作为总体的社会的可能性，并因而丧失了领导这个社会的资格。[212]

青年卢卡奇指出，这一点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表现为一种逻辑困境，即“自由与必然，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矛盾。具体而言，也就是“在自己创造的，但纯粹是转向内心的形式（康德的道德律令）和与知性、感性异在的现实、既定性、以及经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两重性”[213]。或者说，“自然过程的‘永恒的、铁的’规律性和个体道德实践的纯内在的自由”深刻对抗。[214]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从费希特开始，就已经在进行着一种缝合这种分裂的尝试。他用实践、行动造成一种新的同一性。但是，这“并没能解决理论上已被论证了的二律背反，而是相反，使其永恒化了”[215]。青年卢卡奇认为，只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随着作为历史本质的生成性出现，“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等等的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解决了”[216]。在黑格尔这里，“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217]。黑格尔已经证明：

要由“行动”来证明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但是要理解这种统一，就必须指出历史是从方法论上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场所，而且具体地指出这个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218]

由此，青年卢卡奇进行了一个迅速的逻辑转换，他猛一回头，站到了马克思的立场上，“把辩证法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的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19]。这是一种主体能动性上的历史的归宿。黑格尔的观念“我们”，摇身一变成了现实历史中的无产阶级，更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这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是解决资产阶级二律背反的真正历史力量。

3.中介性：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方法论本质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青年卢卡奇此处的观点是以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从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批判性研究转轨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直接论述。一波三折之后，青年卢卡奇借以扬弃资本主义现实的法宝终于显出庐山真面来了，它就是关于中介性的批判方法，他将这个中介性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意识最重要的本质，但相当遗憾的是，这个方法依然是黑格尔式的。

青年卢卡奇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220]。可是，由于历史地位的不同，这两个阶级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迥然不同。上文中，我们已经引述过，青年卢卡奇把历史的本质规定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一般人而言，这种结构形式是无法直观的，“这些结构形式还必须寻找和发现，而发现它们的途径就是认识作为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221]。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正是以拜物教的形式停留在社会现实的直接性现象上，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那种直接性”[222]。这也是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样式。在这种直接性认识中，“对象的直接既定和物的形式，它们的直接的存在和存在方式似乎是首要的、真实的、客观的”，而它们的结构形式倒成了次要和主观的了，“任何真正的变化都必须表现为某种不可把握的东西”[223]。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中，由“中介创造出来的对象性采取了直接性的形式”，经过复杂的历史性中介和转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蜕变成为简单而直接的物与物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看，这个分析应该说大致是正确的。但在这里，他又忘记了自己前面那个源于韦伯的物化逻辑。

青年卢卡奇进一步指出：“由于不可能看到更多的中介，由于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那个曾‘创造’了已被把握了的认识总体的同一个主体的产物，资产阶级思想最终的、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了纯直接性的立场”[224]。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正是由于“在方法论上没有使用中介范畴”，才会直接接受了经济运动的对象性形式，停留在物的表象阶段，进而坠入拜物教。这是一种简单化了的说法。难道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仅仅是因为多了一种中介性？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应该通过中介而产生和才能理解的东西变成了解释一概现象的原则”，并获得了“永恒的自然规律或永远有效”的形态，由此必然导引出资产阶级思想的“非历史、反历史的本质”[225]。也正是这种直接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独有的“主体与客体的僵硬对立”[226]。青年卢卡奇的分析几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直接性。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任何一种直观的、单纯认识的态度归根到底和它的对象总是处于一种分裂的关系之中。”[227]这种认识模式将现实乔装打扮成“事实”，但却又处心积虑地掩盖这些“事实”的历史的社会的特点。这个分析是对的。

在“事实”中，已经变成了和人异在的、僵化的、不可能渗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具体化了：这种方式就是把这种异化、这种僵化变为现实性和世界观的最理所当然的、最不容置疑的基础。[228]

青年卢卡奇认为，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认识论上的基础。对此，施米特评价道，青年卢卡奇第一次指出，关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直接性，而后者每天以它们的生活关系的类似自然的不变性欺骗人们”[229]。施米特的评述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处在资产阶级直接性观念中的“这种人的关系不是人对人的直接关系，而是典型的被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中介了的关系，而这些‘规律’必然变为人的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因此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物化关系的核心和基础的人，只有在消除了这种关系的直接性之后才能被发现”[230]。我认为，该深入到物化关系中的分析是能站得住脚的。

接着，青年卢卡奇开始从正面指出：“历史的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达到，被认识和被描述”[231]。他自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型，其逻辑核心即为那种非直接、非现成的中介性的方法。这种“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绝对观念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232]。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必然囿于直接性之中，而无产阶级相反能够超越这种直接性”，这并非出自偶然。正是阶级利益的不同，才导致了“这同一个存在使资产阶级被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233]。这是上述那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直接性的反题，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介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当然就没有这样简单。

青年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高度和广度不能靠“直接既定的东西（及其规律）的笔直发展所能达到的，而要靠形形色色的中介，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才能达到”[234]。依青年卢卡奇的观点，马克思的方法论是将“经济对象从事物变回到过程，变回到变化着的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235]。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洞察直接性的经济表象，认识到物化的关系“不是人对人的直接关系，而是典型的被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中介了的关系”[236]。并且，把这种认识进一步“提高为是对它们作为社会生活形式的实际消除”，即走向革命的实践。同时，中介方法的目标就是把社会理解为历史的总体。无产阶级“把远离生产过程的那些形式和这些形式联系起来，把它们放到了辩证的总体之中来认识，因此，它就打开了完全窥视物化形式的道路”。在经过中介透过物相捕捉到本质后，“人就变成了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力量正在于“把拜物教的事物形式转变为发生在人之间的、而且是在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具体化的过程，把不可转变的拜物教形式导源于人的关系的所有原初形式”[237]。中介开始走向革命的实践了。然而青年卢卡奇并没有给出我们转换的路径。

青年卢卡奇认为，“真正实践的阶级意识的力量和优势恰恰在于它能把隐藏在经济过程的相分离的征兆后面的自身的统一性看作是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238]。而这种力量和优势也只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具备。因为无产阶级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的优势，即无产阶级被历史赋予了自觉改造社会的使命，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它的实践才能改造现实”[239]。因此，在它的阶级意识中，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关联，“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240]。这也意味着，“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生作用的，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所不能理解的真理，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241]。

我们已能真切地感受到青年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所寄予的厚望，但至于这种主观的激情和力量如何才能真正打破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政治结构的统治，卢卡奇心中通向现实的路究竟在何方，我们却没有看到。在本节起始，我指称青年卢卡奇求助浪漫主义的理论语义，原因就在于此。从观念解放出发，在现实中若找不到出路，历史依然是无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