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方法，最初是从医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1]认为，一些组织器官功能紊乱，例如歇斯底里的抽搐、恐惧、抑郁、药物调整、胃肠功能不适等，可以通过调理深层的潜意识得到治愈。后来，人们把这种组织器官功能紊乱的疾病称为神经症。
最近三十年以来，精神病学家认为：神经症病人所承受的痛苦，既有显性症状，也有隐性症状。他们认为：很多患有人格障碍的人，并不会表现出神经症的显性症状。也就是说，神经症或显或隐，但人格障碍却一直存在，而且这种情况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精神病学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让人泥足深陷的不明确困扰是引发神经症的根本原因。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这一事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能提高它的功效，而且也扩大了它的范围。显性人格障碍的神经症病人有这样一些特征，诸如强迫性选择困难、在选择爱人或朋友的问题上重蹈覆辙、对工作态度冷漠。精神分析师可以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来进行精神分析。然而，精神分析师关注的焦点并非人格和最优发展，最终目的是理解人性的明确困扰，并且在这种困扰中寻求一份宁静。他们分析神经症病人的人格，这是他们治疗神经症的必经之路。如果这项工作能让一个人的整体发展走上更妥善的道路，那就很好了。
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未来，精神分析都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特定神经症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多数人重塑人格，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负担。越来越多的人求助于精神分析，并不仅是他们承受着诸如抑郁、恐惧或类似精神障碍的疾病，而是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应对生活，或认为某些内因他们束缚了自身的发展，或损害了人际关系。
最初，基于精神分析的新前景，人们总是会高估它的价值，精神分析也是如此。那时，人们认为精神分析是促进人格发展的唯一途径。现在，这一观点仍广为流传。毋庸置疑，事实并非如此。促进我们发展最有效的助力和我们肩负的苦难都源于生活。背井离乡、疾病困苦、孤独岁月，以及它赐予我们的礼物——一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几个肝胆相照的挚友，一个相互协作的团队，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帮助我们激发自身的潜力。不幸的是，生活之中的帮助也存在一些弊端。我们需要的时候，有利因素并不一定会如期而至；而挫折磨难则不仅挑战着我们的活力和勇气，甚至可能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将我们完全压垮；最终，我们会在困扰中泥足深陷，而忽视生活给予我们的帮助。虽然精神分析有局限性，但它并没有这些不利因素。在精神病学领域，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塑造人物性格的合法途径。
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之中，其环境错综复杂、困难重重。考虑到这一点，任何与之相关的帮助都显得倍加重要。然而，即使专业的精神分析能治疗更多的人，它也不可能真正适用于每一个神经症病人。因此，自我分析才有特殊的意义。人们一直认为，在“自我认识”方面，自我分析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切实可行，而精神分析的种种发现将极大推动这一尝试。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比以往所知更多的、自我分析所包含的内在困难。因此，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健康，并且建立信任。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全面考虑其中的困难。关于具体的工作阶段，我会尝试提出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但由于这一领域可供参考的病例甚少，所以我将自己的主要目标确定为提出问题、鼓励积极地尝试进行自我分析，而不是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
首先，对个体而言，合理的尝试自我分析很重要。这种尝试将给神经症病人提供一个自我觉醒的机会。在此，我指的不仅是一直以来遭到压制、无法运用的特殊天赋和潜力，它能让一个人摆脱那些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强迫意向，从而成长为一个精力充沛、全面发展的人。不仅如此，自我分析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今，我们都在为民主理想而奋斗，而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一条信念就是个体——并且是尽可能多的个体——应该实现自己潜力的全面发展。尽管帮助个体进行这种自我分析并不能解决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一些冲突、误解、憎恨、畏惧、伤害以及缺陷等等，这些既是问题形成的根源，又是问题引发的后果。
在早期出版的两本书[2]中，我曾提出一种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在这本书中，我将对其进行详尽阐述。至于那些新观点、新构想，我很想避而不谈，但是，如果连那些可能对自省有用的建议也一起摒弃，则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会努力试着在不偏离主旨的情况下，尽可能简洁地阐明这些观点。神经症非常复杂，这是一个既不可能也绝对无法掩盖的事实。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此，我要感谢栽培我的祖国，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家人、领导、老师和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