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精神分析师都知道，精神分析进行得越迅速越有效，病人就越“配合”。在谈到配合的时候，我所指的即不是病人要礼貌、体贴地接受精神分析师提出的任何建议；也不意味着病人就必须自觉自愿地提供自己的相关信息。大多数寻求治疗的病人都得面对并接受真实的自己，或早或晚而已。在创作的过程中，音乐家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音乐中，同样，神经症病人也很难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内在因素让音乐家难以抒发情感，那么他就无法工作，也创作不出任何作品。同样，神经症病人在分析的过程中一旦遇到一种内在的阻碍，那么，即使他想有合作的最良好的意愿，他的努力也不会有成果。但是，如果病人越来越能够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就越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而精神分析师和病人双方的沟通和治疗也会更有意义。
自我分析就像一趟艰难的登山，精神分析师只在其中担任向导一职，他只是为我们指出哪条路更合适，哪条路则应该避开。为了表述得更准确，还需要补充一点：精神分析师对病人的人生之路并不十分确定。尽管他有爬山的经验，但他并没有翻越过他们那座独特的山。基于这一事实，病人的心理活动和创作思维就更重要了。自我分析的时间长度和效果取决于精神分析师的能力和病人的层次。
如果病人一直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自我分析就必然会因为或这或那的阻碍而终结。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管精神分析师和病人不会对此满意，但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他们却有可能惊喜地发现，病人取得了相当大的、稳定的进步。如果经过仔细检查并发现神经症病人的病情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分析治疗的一种滞后效应。然而，这种滞后效应并不容易说明，能够促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多种多样。比如，先前的自我分析可能已经让病人做出了准确的自我反省。比起以前，他更加确信自己内心缺乏一种宁静致远、豁达淳朴的心态。他甚至可能会发现自己内心潜藏的阴暗。他也可能把精神分析师的所有建议都当成了一种外部干扰，一旦这种干扰不存在了，那些建议就又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于是这一次他很容易就领悟了。或者，如果神经症病人有这样一种症状，他们迫切地想超过甚至挫败他人。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会让精神分析师顺利工作并从中得到满足，只有精神分析师从这个案例中完全退出，变得全然不相干，病人才可能恢复正常。最后，我们必须记住，滞后效应还会发生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例如，在交谈中，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领会一个笑话或一句话的真正含义。
尽管上述种种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它们说明病人内心经历了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或至少他无意识地进行过此种努力。这样的心理活动，甚至有些有意义的指向性活动，确实会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例如，那些意味深长的梦，有时工作毫无头绪，一觉醒来问题却迎刃而解；有时前一天还令人困惑的决定，一觉醒来之后变得清晰明了，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此外，显意识无法表露的喜乐悲苦，潜意识都一一铭记下来。
实际上，每一位精神分析师都要观察病人的心理活动，来对病人进行分析。这一活动隐藏着一种理念：如果困扰得以解决，那么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能顺利进行。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件事的积极方面：一个人渴求得以救治的动机越强烈，他所受到的阻力就越弱，他也将富有创作思维。但是，不论我们强调的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基本原则都是相同的。通过困扰得以解决或诱发充分的动机，激发出病人的潜力，从而引导他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本书的主旨是：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如果精神分析师观察病人无意识心理活动，而病人又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能否用一种更加慎重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病人能否利用他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彻底检查其自我反省的结果或联想？人们普遍认为，精神分析师和病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体而言，病人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冲动表露出来，而精神分析师则运用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来分辨病人的用意。他把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材料组合在一起，质疑病人陈述的有效性，根据推测出来的意思，给出建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精神分析师也会利用自己的直觉，病人也可以自己将材料组织起来。但是，总的来说，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不同工种的劳动分工职能，它们各占优势。它能让病人放松，清楚地表达自己心中所想。
然而，两次精神分析间隔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各种原因造成的长时间中断又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偶然因素上，指望某些病症会在不经意间不治而愈呢？不但不鼓励病人进行慎重的、准确的自我反省，而且还鼓励其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获得一种自我认知，这不可行吗？也许，这项工作布满荆棘。自我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所有的困扰都指向这个问题：自我分析是否可行？
在精神病学领域，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人能认识自己吗？令人鼓舞的是，人们虽然知道认识自己不易，却一直将其视为切实可行的。然而，这种鼓舞并不能持续多久。因为古人的观点和我们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尤其是自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的基础理论[3]以来，这个问题的复杂、困难程度远非古人所能想象——实际上，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人们仅仅是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像是进行了一次探索未知的冒险活动。
最近，一些书陆续出版。这些书指导读者处理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些只是针对如何处理个人和社会的问题，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普遍适用的建议，对于自我认识，即使谈到了，也是浮光掠影，比如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但是还有一些，则明确地指向了自我分析，就像大卫·西伯里所著的《回归自我》。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个主题另写一本书，那我确定，在这些作家中，即使是像西伯里这样最优秀的人，也没能透彻地理解弗洛伊德开创的自我分析，因而无法给出足够的指导。[4]此外，就像《简易自我分析》这样的书名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这类书表现出的此种趋势，也含蓄地隐匿于一些研究人格的神经症治疗的尝试之中。
这些尝试都给了我们这种暗示：自我认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这是一种错觉，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一种对自我认识断然有害的错误观点。抱有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摆出一副虚假的自命不凡，以为对自身已了如指掌；要么在第一次遇到较大挫折的时候就心灰意冷，将探寻自我的真相视为一份糟糕的工作，而意欲放弃。如果我们能明白，自我分析的过程费时费力，而且不时就让人陷入痛苦、挫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那么，上述两种结果就不会轻易发生了。
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永远不会被这种乐观主义所迷惑，因为，对于病人在有能力直面问题之前所要经历的那种艰苦卓绝，有时甚至堪称困兽之斗的抗争，他十分熟悉。精神分析师宁愿选择相反的极端，即彻底否认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倾向，不仅有其经验基础，还有理论依据。例如，他提出这样的论据：病人只有在再次体验到自己孩提时代的欲望、畏惧，并且对精神分析师产生依赖时，才能让自己从困境中得以救治出来；如果任由病人自行其是，他充其量也就只能得到一些毫无效用的“纯理智的”自我认知而已。像这样的论据，如果详细审查——在此，我们省略这一步——它们最终会归结到这种怀疑：病人的动机是否强大到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克服充斥于通往自我认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我强调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在每一次的精神分析中，病人想要实现一个目标的动机都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病人自己不愿意，精神分析师无法进一步治愈他。不过，在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却能得到精神分析师的帮助，得到其鼓舞和指导，关于精神分析师的这些价值，我们将在另一章讨论。如果病人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那么他的动机就成了决定性因素。确实是决定性的，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就取决于这种动机的强烈程度。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认为，某些不具体的障碍让神经症病人泥足深陷，这种动机就在于此。但是，实际上，如果严重的痛苦从未存在，或在治疗期间消失了，他便会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种动机。他认为，病人对精神分析师的“爱”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动机——如果这种“爱”不是以具体的性欲满足为目的，而是甘愿接受精神分析师的帮助。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在每一例神经症中，病人爱的能力都受到了严重损伤，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病人对情感的需求不正常。确实，有些病人——而且我认为弗洛伊德已经考虑到这类人了——相当乐意取悦精神分析师。比如，他们多少都愿意不加鉴别地接受精神分析师的解释，并试图表现出分析已经取得了进展的样子。然而，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对精神分析师的爱才产生的，它只是病人用来减轻其潜在的对他人恐惧的方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他应对生活的方式，因为，以一种更加独立的方式处理问题，会让他发现自己的无助。这样一来，想要取得良好成效的动机就完全取决于精神分析师和病人的关系。如果病人发现遭到了拒绝或批评——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他就不顾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精神分析工作也就成了病人发泄怨恨、进行报复的战场。比这种动机的不可靠性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师必须遏制此动机。因为，对病人而言，行事一味依从别人的要求，却丝毫不在乎自己的意愿，也就造成了其主要的烦恼，因而，这种动机只能分析不能利用。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唯一有效的动机是这种意愿，它可以帮助病人摆脱明确的困扰，而且，正如弗洛伊德的断言，这种动机必定会随着症状的减轻，以精确的比率相应地减弱，因而不会持续很久。
尽管如此，如果以消除症状为分析的唯一目标，那么这种动机还是可以满足需求的。但是，这样就足够了吗？对这些目标的看法，弗洛伊德从未明确表达过。只说一名病人应该具备工作和享乐的能力，却没有对这两种能力进行定性描述，这是毫无意义的。是具备了持续工作的能力，还是进行创作思维工作的能力？是享受性爱的能力，还是过正常生活的能力？同样，认为分析等同于一种再教育的观点，也是含糊不清的，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弗洛伊德并没有过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著作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都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标在于治疗神经症；他关心人格的每一个变化，只有它能确保永久治愈那些病状。
因此，从根本上说，弗洛伊德的目标可以定义为一种消极的方式：让病人“免受苦痛”。然而，该思想的其他发起者，包括我自己，则愿意用积极的态度来确定分析的目标：让病人摆脱内在束缚，激发他的潜力。这听起来似乎只是侧重点不同。然而，即便如此，不同的重心也足以彻底改变动机问题。
只要病人内心怀有动机，只要这种动机足够强烈，就能够提升他所具有的任何能力，能够挖掘他既有的潜力，能够让他在不得不承受间或的深切苦痛时也不放弃自己。简而言之，只要他有前进的动机，那么，用积极的方式设立目标，就具有现实意义。
讲清楚这个问题之后，事情就变得清晰明了，侧重点的不同并不是此中涉及的唯一问题，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断然否定了这种意愿的存在。他甚至嘲笑这一意愿，认为它是凭空想象的，只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发展的强烈欲望属于“水仙花综合征”，即自恋。也就是说，这种欲望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自我膨胀和排挤他人的趋势。单纯从理论角度考虑就提出一种假设，这并非弗洛伊德的本意。从根本上说，弗洛伊德的洞察力很强，他非常擅于观察事物的本质。在本例中，这种观察所得就是，各种自我扩张的趋势有时是自我发展意愿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自恋”并非只有一种原因。如果对自我膨胀进行精神分析并将其抛弃，我们就会发现要求发展的意愿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强烈。那些“自恋”因素，在促进意愿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意愿的实现。引用一位病人的话：“‘自恋’的欲望指向的是潜意识自我的发展。”而潜意识自我的发展总是以牺牲真实自我为代价，令其受到鄙视，纵不至于此，也会让真实自我遭受冷遇。我的经验是，对潜意识自我的关注越少，对真实自我的投入才会越多，而动机也才能摆脱内部束缚，更加自由地展露发展起来，只有这样，真实自我才能在现有境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得到充实、有所期望。在我看来，追求个人能力发展的意愿，属于抗拒进一步分析抗拒中的一种。
从理论方面来看，弗洛伊德对自我发展意愿的怀疑，跟他的这一假设有关：“自我”是单一的，它在本能的驱使力、外界的要求以及严峻道德心的拷问之间沉浮。然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这两种关于分析目标的构想，表达了对于人性中不同的哲学理念。用麦克斯·奥托的话而言：“一个人哲学思想的渊源在于他对人类的信任。如果某人对人类有信心，并且认为人类可以实现一些美好的事情，那么，他就会树立起和自己的信心一致的人生观、世界观。如果他对人类缺乏信心，那么，他的世界观也便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在他对梦进行解析的那本书中，含蓄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因为在书中，他的确对自己的梦进行了分析。考虑到他的整个哲学思想都在否认自我分析的可能，这一点就显得颇为有趣。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进行自我分析的动机足够充分，我们也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培训和经验的门外汉是否有能力承担起精神分析师这一重任？人们甚至可能会对此心存疑虑：这本书中第三、第四章阐述的观点是否足以替代一名专家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当然，我并没有掌握任何可能替代的技能，我甚至从未寻求过任何一种大体相当的替代技能。这样看来，我们似乎是陷入了绝境，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通常，一个极端原则的实用性即使看上去有理，也揭开了一种谬误。关于这个问题——尽管我对专业化在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尊敬之至——人们应该记住，对专业化敬畏过甚，会导致主动性无法正常发挥。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只有政治家才理解政治，只有机修工才会修车，只有受过训练的园艺师才可以修剪树木。确实，一个受过训练的人比一个没有受训的人，工作起来更快更有效，甚至，在很多实例中，后者都是全然无法从事相应的工作。实际上，受过训练的人和未受训练的人之间的差距，也常被夸大。高度专业化可能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加大贫富差距。因此，合理分配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种一般性的考虑虽然令人振奋，但是，为了对自我分析技能方面的可行性进行一个恰当的评估，我们还必须将构成一个专业精神分析师知识素养的具体细节形象化。首先，对他人进行分析需要具备渊博的心理学知识，这包括潜意识的本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产生的原因、它们造成的影响、解决的办法。其次，这种分析要求具备熟练的技能——经过严格训练并在实践中千锤百炼才发展起来的技能，包括：精神分析师必须明白，应该如何对病人进行治疗；医生面对材料迷宫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他们必须相当清楚，哪些应该立即解决，哪些可以暂且搁置；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高超的能力，可以“触及病人内心”——这是某种近乎直觉的、对心灵潜在感情的考察。最后，对他人进行分析，还要求精神分析师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治疗病人时，精神分析师必须置身于一个理想的国度，而又回溯到一个依法治国、标准严苛的世界。此外，还存在一种相当大的风险，即，精神分析师会曲解、误导病人，甚至可能令病人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并不是因为精神分析师居心叵测，而是他们经验不足。因此，精神分析师既要全面地理解精神分析的方法，又要熟练地使用它。同等重要的是，他必须明白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既然这三点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只有具备这些专业素养的精神分析师，才有资格用这种方法治疗神经症病人。
但是，这些要求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就用于自我分析。因为，在一些基本点上，自我分析跟分析他人是不同的。在此，与之相关的最大差异是：我们每个人所代表的个人世界对我们自己而言并不陌生。实际上，这是唯一一个我们真正了解的世界。当然，有一点不可否认，一个神经症病人会主动疏离其个人世界的大部分，并且强烈拒绝看到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在认识、了解自己的过程中，总会存在这种危险趋势：他把一些意味深远的因素看得太过理所当然，而将其忽略。但是，有一点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他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知识都以一种方式存在于那里，他只需对其进行观察，并利用观察所得作出评估即可。如果他有志于探索自己困境产生的根源，如果他能克服那些在认清困难根源过程中遇到的阻碍，那么，在一些方面，他就可以比一个局外人更好地观察自己。毕竟，他是每时每刻都跟自己在一起的。他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常被拿来与一个聪慧的护士做对比——后者有大量的时间与病人相处；然而，一个精神分析师每天见到病人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精神分析师有更好的观察方法，有更清晰的观察、推论视角，而护士则可以进行更细致的观察。
这一事实是自我分析的显著优点。实际上，它不但降低了对专业精神分析师的第一个要求，更使得第二个要求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行自我分析对心理学知识的要求没有分析他人的要求高，而且，进行自我分析完全不需要那种在处理与任何他人关系时所要求的战略技巧。决定自我分析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方面，而在于那些让我们看不到潜意识的情感因素。自我分析的主要困难在于情感而非理智，这一点已为如下事实所确认：精神分析师在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拥有远超过门外汉的巨大优势。
因此，从理论方面讲，我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批驳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就算很多人在个人问题中泥足深陷，无法进行自我分析；就算自我分析永远也达不到专业精神分析的进度和确诊度；就算某些阻碍只有借助外力才能克服——即便如此，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自我分析无法在原则上实现的证据。
然而，在理论的基础上，我并不敢冒昧地提出自我分析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勇气，以及严肃对待它的力量，来自那些能够证明自我分析可行性的诸多经验。这些经验，有的是我的亲身经历，有的是同事们经历并告诉我的，有的是我的病人们所经历的——我鼓励他们在接受我的精神分析的间隔期进行自我分析。这些成功的尝试，并不仅仅关注表面的困难。实际上，这其中有些问题处理起来相当棘手——即使是在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下，这些问题一般也是难以克服的。不过，这种成功是在一种有利条件下实现的：所有敢于进行自我分析的人，之前已经接受过精神分析师的治疗，这意味着，他们熟悉治疗的方法，自身经验告诉他们，在治疗过程中，那种面对现实的坦率可以暖人心扉。如果没有经验，那么自我分析是否可行，以及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可行，就是一个未解之题了。然而，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很多人在寻求治疗之前，已经对自己的问题有一种准确的自我认知。诚然，这些自我认知是不足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在此之前，这些人并没有精神分析的经历。
一个人倘若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议——那么，他可能会进行自我分析的情况，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病人可以在两次治疗之间较长时间的间隔期进行自我分析，这种间隔期在大多精神分析治疗中都存在，比如节假日、因故离开所在城市、工作或个人原因缺席治疗等情况；只有少数城市有优秀的精神分析师，那些不住在这些城市的人，只能偶尔去见一次精神分析师，接受治疗，这样一来，分析的主要工作就要依靠自己。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与精神分析师住在同一个城市，却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来支付定期治疗的费用；还有可能，一个人贸然结束了治疗，而单独进行自我分析。最终，在没有外界治疗帮助的情况下，自我分析是否可行，仍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是，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使自我分析在限制条件内是可行的，那这又是否可取？如果神经症病人无法定期到医院就诊，自我分析会不会太过危险而不宜运用？我们都知道，一次失败的手术会让人失去性命，精神分析运用不当虽不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弗洛伊德不还是把精神分析拿来跟外科手术做比较吗？
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莫名的焦虑当中，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助益，还是让我们试着详细检视一下，自我分析可能存在哪些危险。首先，很多人认为，自我分析会加重心理负担。人们把这一理由当作抗拒任何形式的自我分析，以前就有人提起过，现在仍然有人在提。但是，我之所以想就此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是因为我确定，在自我分析没有或仅有微乎其微的专业指导时，会让病人心生抗拒。
自我分析可能会让人进行更深刻的自省，因此而产生的忧惧引起了人们的抗拒，而这种抗拒的声音，似乎是从一种人生观中得出的——这种人生观在《波士顿故事》[5]中有很好的体现——它不承认个体存在的地位、不承认个体的情感和奋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个体要融入环境，要服务于社会，而且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无论个体有什么畏惧或欲望，都应该加以控制。只有自律，才是至高美德。而如果对自身考虑过多，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就都是自私放纵，是“利己主义”。然而，自我分析中那些最卓越的代表，不仅强调对他人的责任，也重视对自身的责任。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忽略，反而会强调个体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也包括了个体重视其身心自由的意识。
至于这两种人生观的价值如何，则必须要求每位个体自主判断。如果一个人倾向于前者，那么，再与之讨论自我分析的问题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他必定认为，给予自身及其存在问题如此多的考虑是不合时宜的。而我们也只能这样劝解他：经过精神分析之后，个体通常不会像以前那样自私自利，也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即使做乐观的估计，他可能也只会承认，自省也许是取得良好结果的一种有争议的手段。
如果某人的信念与后一种人生观相符，那么，他可能不会认同自省本身就应受谴责这种观点。因为对他而言，认可自我与认可环境中其他因素同等重要，探索自我的真相与探索人生其他领域的真相具有相同的价值。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自省是有益的还是毫无效用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是为实现成为更优秀、更有涵养、更强健的人这一意愿服务，也就是说，以自我认识和改变为首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那么，自省就是有益的。如果自省本身就是目标，即，如果追求自省仅仅是因为对某种心理学流派感兴趣——为艺术而艺术——那么，自省很容易就成为休斯顿·彼得森（Houston Peterson）所说的“狂躁症（Mania Psychologic）”。而且，如果自省只是沉浸于自我欣赏或自怜自艾、对自身无穷无尽的冥思苦想、空洞贫乏的自责内疚中，那么它也就相当于是无用的。
在此，我们找出了核心问题：自我分析难道不会很容易就堕落为那类漫无目的的沉思？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认为这种危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只有那些在自我分析时常会陷入困顿的人，才会遇到这种危险。如果人们失去了指导，那么他们就会在无意义的精神错乱中忘记自我。尽管他们的自我分析注定要失败，但是也绝不会产生危害。因为，导致他们陷入沉思的，并不是自我分析。他们要么因自己所遭受的而委屈，要么因外貌不佳而伤感，要么因他们做错的事情而懊悔，要么因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而哀伤。在接触分析之前，他们就已经反复阐述过漫无目的的“精神分析”，他们利用——或说是滥用——分析来为自己继续原有的轨迹辩解：分析给他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他们以为重复同样的事情就是诚实的自我探究。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尝试看作是限制自我分析的因素，而不是危害自我分析的因素。
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分析可能带来的危险因素，其本质问题在于：它是否包含对个体造成明确的困扰。在试图单枪匹马冒此风险时，个体是否会激发其内在的潜力？如果他认为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潜意识存在某种冲突，却又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法，这是否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焦虑、无助、忧郁，在负面情绪中泥足深陷，甚至考虑自杀？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将暂时性伤害和长期性伤害区分开来。暂时性伤害在每一次分析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触及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或事情的行为都必然激起焦虑，而这些焦虑在以前是由人本身的自我防御机制加以缓和的。同样，恼怒和愤懑的影响也必然会突显出来——它们原本是被隔绝于意识之外的。这种冲击效应如此强烈，并不是分析会引导个体意识到一种无法容忍的恶劣或恶毒的心理趋势，而是它动摇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虽然不稳定，却能保护个体避免沦陷于多有分歧的内驱力所造成的混乱。既然我们稍后要讨论这些短时困扰的性质，那么，在此只陈述一下它们发生的事实就足够了。
如果一名病人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遇到这种困扰，他可能只是会感到深深的焦虑，或出现旧症复发的情况。他自然也会因此而感到气馁。不过，他通常只需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就能克服这些挫折。只要适应了新的自我认知，这些挫折就会消失，而有理有据、积极主动的情感则会占据其位置。这些挫折象征着，在对生活重新定位时，震动和伤痛是不可避免的，它们隐藏在所有建设性的过程中。
在这段时期，病人尤其需要精神分析师伸出援助之手。如果整个过程能得到足够的帮助，自然会更轻松顺利，我们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应该担忧的是下面这种情况。个体也许会因为无法独自克服这些困难，而长期受到伤害。或者，在发现自己的思想基础发生动摇时，他可能会铤而走险。例如，亡命驾驶、疯狂赌博，损害自身利益，甚至会试图自杀。
在我观察过的自我分析病例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不幸的意外。但是，这些观察结果仍然有极大的局限，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统计学证据。例如，我不能说，这种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它所引发的结果可能令人遗憾。然而，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危险极其罕见，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对每一次自我分析的观察所得表明，病人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其尚不具备的自我认知的伤害。如果一种解释表现出对其安全的巨大威胁，病人可能有意识地拒绝它；也有可能会选择忘记；也有可能会切断自身与它的关联性；也有可能据理力争说服对方；也有可能视其为不公的批评仅仅感到愤怒而已。
我们可以确切地认为，这些自我保护的力量，同样也能运用在自我分析上。一个试图对自己进行分析的人，也许会轻易败在自我反省上，因为后者可能会导向其自身尚且无法忍受的种种自我认知。这时，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自我认知，以避其锋芒；或者，他仅仅将一个自以为错误的看法，迅速而粗略地加以修正，并因此而闭门造车。因而，在自我分析中，真正的危险可能比在专业分析中的要少，病人凭直觉就知道需要避开什么。即使一名精神分析师的思维再敏锐，他也有可能犯错，以至于给病人提供了一个不成熟的解决方案。此外，神经症病人逃避问题，而不是积极解决，危险便不再具有伤害性了。
如果有人确实想办法克服困扰，那么我认为，这其中有几点注意事项可供参考。其一，一个偶然发现的真相不仅有令人烦恼的一面，同时，它也能激发人们内在的潜力，这种潜力是所有真相先天固有的。如果人们爆发出自己的潜力，那么焦虑就可以得到舒缓。如此一来，人们的内心就会静下来。但是，即便充满重重阻碍，关于自身某一真相的发现仍然意味着曙光已经出现。即使还看不清楚，我们也能凭直觉感受到，并能因此获得继续前进的勇气。
需要注意的次要因素是，即使某一真相令人深感恐惧，其中也会含有一些对人有益的东西。举例而言，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走向自我毁灭，那么他对这种驱使力的清醒认识，比让他安静地工作安全得多。这种认识是令人恐惧的，但只要有一丝生存的意愿，它就能调动起具有抗拒作用的自我保护力量。而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存意愿，无论是否进行自我分析，这个人最终都会走向毁灭。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思想，那就是：如果某人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一个关于自己的不愉快的真相，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胆气十足，能够助其走出困境。他在认知自我的道路上前行了这么远，这一纯粹的事实就能表明，他不放弃自己的意愿十分强大，完全能够保护自己免遭压垮。但是，在自我分析中，从开始着手处理问题到解决并整合问题，可能会是一个持续很久的时期。
最后，我们绝不应忘记，在分析中真正使人惊慌的神经症人格障碍，会仅仅因为在当时无法恰当领会某个解释而发生的情况，是很罕见的。更常见的是，那种令人不安的发展状态的真正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分析中的解释或整个分析的情境，会引起直指精神分析师的敌意。如果神经症病人把这种敌意隔绝于意识之外而不加以表达，他们就会萌生自杀倾向。这样一来，自杀就成了病人报复精神分析师的一种手段。
如果有人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遭遇一种令人苦恼的自我认知，那么他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靠自己与之战斗。他需要小心谨慎，不受诱惑，以免将责任推卸给他人，自己却躲开此自我认知。这种慎重是有根据的，因为，无论何时，让他人为自己的缺点负责的趋向都是十分强烈的。如果某人还没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那么即使是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一旦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缺点，他也可能会突然发怒。
因此，我认为自我分析是在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会造成的实质性伤害相对而言是非常小的。诚然，它也有诸多弊端。从本质上说，它或多或少都弊大于利。简单而言，治疗一例失败的神经症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核心问题并予以解决。但是，毫无疑问，除了这些弊端，还有很多因素让自我分析变得可取。首先，很显然，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外部因素。对于那些因为经济、时间或地理位置等原因，无法接受定期治疗的人而言，自我分析是普遍的。即使是那些有条件接受治疗的人，在治疗的间隔期，如果神经症病人受到鼓励，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分析，也能显著缩短疗程。
即使抛开这些理由，对那些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的人而言，自我分析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些益处更多是精神上的，不可触摸却真实存在。这些益处既可以是稳固的潜意识，也可以是坚定的自信心。每一例成功的自我分析都会提升自信。此外，完全依靠自己的首创精神、勇气和毅力克服障碍、开疆辟土，还能获得一种额外的收获。分析的这种效果，与生活中其他领域的情况是相同的。例如，跟选择一条别人指给自己的路相比，全凭一己之力找到一条出路，能够获得更加强烈的优越感，尽管两条路需耗费的艰辛相同、最终的结果也相同。这不仅会使人产生成就感，而且让人树立信心从而告诫自己：即使独自面对困难，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