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神经症的治疗方法，不仅具有临床价值，而且具有人性价值，它拥有帮助人们进一步发展其最优秀品质的作用。这两个目标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实现，而精神分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凭借人的理解力实现的——不仅利用同情、忍耐、对彼此联系的直觉把握，这是人类任何一种理解力都必不可少的品质，此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努力获得对整体人格的精确描绘。这是通过揭露诸多潜意识因素所特有的技能手段来实现的，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清楚指明，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潜意识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形象描绘。从弗洛伊德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会让我们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行动、情感、心理反应，它们跟我们有意识要求的是不同的，甚至可能破坏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和谐关系。
当然，每个人都有这些潜意识动机。而且，它们也绝不会总是导致各种神经症。只有在神经症存在的时候，发现并识别种种潜意识因素才是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描绘、书写，只要我们能够合理、充分地用绘画或创作表达自己，我们就绝不会费心费力去思考；不管是什么潜意识动机引导我们走向爱和奉献，只要这爱和奉献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有益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对其感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在创作思维工作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方面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这一成功是我们曾经不顾所有想要取得的——但实际上，我们却只感到空虚渺茫和怏怏不乐；或者，如果已经竭尽心力，还是屡战屡败，我们也隐约发现，不能把失败全部归因于外部环境；这时，我们就确实需要思考一下种种潜意识因素。简而言之，如果有迹象表明某些阻碍牵制了我们，束缚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潜意识动机了。
自弗洛伊德以来，潜意识动机已作为人类心理学的基本事实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考虑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扩展知识，增加对潜意识动机的了解。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需要详细阐述了。首先，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是很好的学习材料，例如《精神分析导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梦的解析》等；还有那些对他的理论进行概括、总结的作品，例如艾夫斯·亨德里克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与病例》。同样值得参考的还有那些努力发展弗洛伊德基本发现的作品，例如H.S.沙利文的《现代精神病学概论》，爱德华·A·斯特雷克的《探索临床神经症》，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或我本人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和《精神分析的新方法》。还有，A.H.马斯洛和贝拉·米特尔曼合著的《变态心理学原理》，以及弗里茨·昆克尔的作品——比如《性格成长与教育》，都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哲学类书籍，尤其是爱默生[6]、尼采[7]和叔本华[8]的著作，对那些思想开放、愿意以容纳百川的心态来阅读的人而言，无异于打开了心理学宝藏的大门，就像某些关于生活艺术的作品——例如查尔斯·艾伦·斯马特的《野雁的角逐》——所具有的效果一样。此外，莎士比亚[9]、巴尔扎克[10]、陀思妥耶夫斯基[11]、易卜生[12]等人的作品，都是我们汲取心理学知识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知识。
在精神病学领域，精神分析的这些动机与潜意识因素有关。是一种有益的引导，尤其是这些知识并不仅仅作为口头建议，而是认真运用的时候。甚至，这些知识还是一件有效的工具，能够进行不定期的精神分析或发现某些因果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要进行更加系统的精神分析，则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潜意识因素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
在任何试图了解人格的努力中，找出其潜在的驱动力是绝对必要的。在试图了解一种失常的人格时，找出应该对此状态负责的驱动力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论就更有争议了。弗洛伊德认为，环境因素和受压抑的本能冲动之间的矛盾是产生神经症的原因。阿德勒[13]则比弗洛伊德更崇尚理性，也更别具一格，他认为神经症是人们用来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方法和手段。比弗洛伊德更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14]则信奉集体潜意识幻想，根据荣格的观点，虽然这种集体潜意识幻想充满创作思维的可能性，但是它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因为由它们所催生的潜意识斗争跟有意识心智的努力是完全相反的。我自己的答案是，种种潜意识努力居于神经症的中心位置，它们的发展是为了让病人能在畏惧、无助和孤独的时候也能应对生活，我把它们称为“神经症人格”。我的答案和弗洛伊德、荣格的一样，离最终答案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每一位走进未知领域的探险者，都会看到一些他期望发现之物的幻觉。不过，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他无法保证。然而，虽然存在幻觉，但是探索真理的过程总是必要的。这对于我们当前心理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
那么，神经症人格倾向是什么？它们的起源、功能、特征，以及它们对我们生活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再次强调，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基本要素是潜意识。也许有人意识到了它们的影响，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只会将其视为自己的一些值得赞美的性格特征：例如，如果他对情感有一种神经症人格的需求，认为自己需求的是一种美好而忠诚的性格；或者，如果他是一个神经性的完美主义者，认为自己天生比别人有条理、更精确。甚至，他可能瞥见一些产生这种影响的潜意识，或在其引起自己注意的时候，认出了它们：例如，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情感需求或追求完美的需求。但是，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受这些潜意识的控制有多深、自己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决定，他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为什么它们会对自己拥有如此大的支配力。
神经症人格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们的强迫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们对目标的选择是随意而不加区别的。如果某人有强迫性情感需求，那么他就必须得到它。不论是从朋友身上还是从敌人身上，不论是从雇主那里抑或是从擦鞋匠那里。一个人如果有强迫性追求完美的需求，他的判断力就会大打折扣。对他而言，把办公桌整理得井然有序，是可以跟准备一场完美的重要报告相提并论的。此外，神经症人格对目标的追求是完全忽视真实情况和实际利益的。例如，一名有神经症人格的女子，如果她依附于一名男子，就会把自己人生的全部责任都移交给这个男人，至于这名男子是否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自己跟他在一起是否真的幸福快乐，而自己又是不是喜欢他、尊敬他，所有这些对这个病人而言，都是完全可以置之度外的。然而，如果某人具有强迫性独立的需求，那么不管他的生活遭到多么严重的破坏，他都不会想要依附任何人或事；不管他多么需要帮助，他也绝不会要求或接受帮助。通常，缺少这种判断力的人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然而，一般说来，只有这些独特的趋势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或与自己所认识的方式不同时，旁观者才会注意到它们。例如，他注意到强迫性的抗拒，却可能意识不到强迫性的顺从。
神经症人格的强迫性特征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焦虑反应，这种神经症人格是受到挫折而产生的。这一特征的意义相当重大，因为它显示出了神经症人格的特点。一个有强迫性追求的人，当他的追求没有效果时，不管是什么原因——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他都会觉得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如果一个人有强迫性完美主义性格，不论他犯下了何种过错，都会感到惶惑不安。如果某人对无限自由有强迫性需求，只要他一想到任何一种束缚都会感到惊恐，不论那是一纸婚约，还是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这种恐惧反应有一个很好的实例，那就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有人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认为，只要他许下了一个愿望，他的寿命就会缩短，因此他总是焦虑不安，时时谨慎，避免做出这种事情。但是有一次，他一时疏忽，许下了一个愿望，尽管这个愿望本身无足轻重，他却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个例子对一个神经症病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恐惧进行了解释说明：如果他没有达到完美、完全独立，或任何神经症人格驱动需求所要求的标准，他就会觉得失去了所有。而要对神经症人格的强迫性负首要责任的，正是这种安全性。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这些趋势的起源，就能对它们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些趋势产生于生命早期，是在先天性格和外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在父母的威压之下，一个孩子会变得顺从还是叛逆，不仅取决于父母的压制，还取决于孩子本身的品质，例如他的活跃度如何，他的本性更趋向于温和还是冷酷。如果我们对环境的了解比我们对性格的了解更充分，而后者又是唯一一种多变的因素，我们将只对环境因素进行阐述。
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孩子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对孩子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是阻碍还是促进。而到底会起到什么作用，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与父母或身边其他人——包括这个家庭里其他孩子——会建立起何种关系。如果家庭氛围温馨，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尊重、相亲相爱，孩子就会顺利成长。
不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很多对孩子成长不利的环境和因素。有的父母可能怀着最美好的意愿，结果对孩子施加了太多压力，以至于让孩子缺乏主见。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宠溺与威吓、专横与赞扬的结合。有的父母可能对孩子耳提面命：家门之外，危机四伏。有的父母可能强迫孩子跟自己站在同一战线，来抗拒别人。有的父母可能在与孩子的关系上拿不定主意，摇摆于快乐的朋友关系和绝对的独裁主义之间。尤为重要的是，孩子可能会因此而产生这样的认知：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实现父母的期望——符合父母对自己定下的目标而努力，提高父母的声誉，盲目崇拜父母；也就是说，孩子可能受到阻碍，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拥有自主权力和自我责任的个体。通常，上述影响都很狡猾、带有隐蔽性，因而，它们所产生的效果一般也不会减弱。此外，普遍地说，不利因素不会只有一个，而是数个相结合。
这种生活环境导致的后果是，孩子会缺乏应有的自尊，变得疑神疑鬼、忧心忡忡、孤僻离群、愤世嫉俗。起初，他对周围的这些因素感到无能为力，但渐渐地，凭借直觉和经验，找到了一些应对环境、保护自己的方法。在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方面，他则发展出了一种谨慎的敏感性。
孩子所发展出的这些特定的应对技能，取决于他所在的整个环境群集。一个孩子意识到，通过坚定的抗拒和偶尔的大发脾气，他可以抵挡环境的干扰。因此，他拒绝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就像独自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在那里，他是主人，他对施加于自己身上的所有要求都感到不满，任何建议或期待在他看来，都是对自己隐私的危险侵犯。对另一个孩子而言，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抹杀自己、消除自己的情感，盲目地服从，这样他只能抓住所有机会，竭力挤出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是简单的、粗糙的，也可能是庄严的、雄伟的，它们的范围从封闭盥洗室里的手淫到自然领域、书籍、幻想等等不一而足。相比之下，第三个孩子不会压制自己的情感，他反而会以一种不顾所有的献身精神，紧紧依靠父母的强大力量。对父母的喜好厌恶、生活方式、人生哲学等，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在这种意向下，他可能会受到伤害、感到痛苦。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向往独立的强烈渴望。
因此，这奠定了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基础，这些基础指的是一种被不利环境扭曲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孩子，为了存活下来，就必须让自己的忧虑、畏惧、孤独也发展起来。但是，这些有害因素无意中也带给孩子这种认知：他必须紧紧沿着已经制定好的路线前行，才能避免被任何对自己有威胁的危险打垮。
我认为，只要对童年里那些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有了充分的详细的了解，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想要证明这一论断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很多孩子的成长史。不过，这种证明也没有必要。因为，每一个与孩子有充分相处经验的人，或参与过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对其进行检验。
这种初期发展一旦出现，就必然会进行下去吗？如果既定环境让孩子养成了百依百顺，或目中无人，或畏首畏尾的特征，那么他就必然会一直这样吗？答案是：尽管孩子不必非要保留自己的防御技能，但如果他舍弃了这些技能，则有可能遭遇严重危险。不过，如果能在早期从根本上改变环境，就可以完全根除这些技能，或能将其进行改进。甚至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偶发事件后，可能要好。例如遇到一名理解自己的老师、爱人、同事、朋友，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人格和能力的充满乐趣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抗拒因素，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想要了解这种持续状态，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倾向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策略——用作有效地抵御难以相处的父母，而且，一般地，从内部发展出来的所有因素来看，它们还是孩子应对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在遇到危险时候，野兔的条件反射是迅速逃跑。同样，在困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应对生活的独特态度，从根本上讲，这就是神经症人格。对于这些倾向，他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而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下去。然而，这种拿野兔做类比的方法并不一定贴切，因为，野兔天性如此，并没有其他可以应对危险的方法。如果人类智力正常或身心健全，那么他们必须有别的方法应对危险。患有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孩子，必须坚持其特定的态度，这不受到自身本性的限制，而在于这一事实：他的畏惧、压抑、弱点、错误的目标、对于这个世界虚幻的信念等等，所有这一切，限制了他只能选择一些方法，而不得不将其他方法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要阐明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对比一下，面对同样难以相处的人，孩子和成年人分别如何应对。我们必须记住，下面的比较只有解说性的价值，不能用来处理这两种情境中包含的所有因素。首先说孩子克莱尔——在此，我回忆起了一名真实的病人，稍后我将再对这个病人进行分析——这个病人有一位自以为是的母亲，这位母亲要求孩子赞美自己，并且只能对自己忠诚。而与之对比的成年人是名雇员，他的心理健康，有一位跟上面提及的母亲品性相似的老板。母亲和老板都极度自我崇拜、独断专行、偏私偏爱。如果他们没有受人尊重，或者受到了别人的批评，那么他们就会心生敌意。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如果这名雇员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必须从事这份工作，那么他或多或少都会有意识地发展出一种技能来应对自己的老板。他可以克制自己，不要发表批评性的言论；他特别注意老板的所有优秀品质，并明确表达出欣赏；他提醒自己，不要赞美老板的对手；他赞同老板的所有规划，而抹杀自己的想法；即使老板采用了自己的方案，他也会闷不吭声。这种策略对他的人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对这种差别对待感到愤愤不平，他厌恶说谎。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所以他认为这种情境影响的是老板的声誉，而不是自己的。同样，他采取的行动并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表里不一、阿谀奉承的人。他的策略只是针对那位老板。如果换一个工作环境，他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神经症人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辨别出它们和这种特定策略的不同。否则，我们是无法正确估计它们的力度和广度的，就可能低估其能力，这种误判跟阿德勒的过度单纯化、合理化相似。这样一来，我们也可能对治疗所需要的工作估计不足。
克莱尔的情况跟这位雇员相差无几，因为这个病人母亲的性格跟那位老板相似，但是，关于克莱尔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详细探讨。克莱尔是一个多余的孩子，没人想要她。她父母的婚姻很不幸，母亲生下一个男孩后，便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多次尝试人工流产，但没有成功，克莱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克莱尔并没有受到任何一般意义上的虐待或忽视：她接受教育的学校跟哥哥的一样好，收到的礼物和哥哥的一样多，和哥哥跟同一位老师学习音乐，在所有物质方面，她享受的待遇都和哥哥一样。但是在不那么切实有形的事情方面，克莱尔得到的就少于自己的哥哥：更少的温情，对其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关心，对其每天发生的无数琐碎小事也不放在心上，她生病了得不到同样的关心，对她的牵挂较少，并不乐意把她视为知心朋友，对她的相貌和才能不会给予那么多赞美。母亲和哥哥结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尽管对一个孩子而言，这很难理解，但她却能感觉他们在排挤自己。对于这一情况，父亲给不了任何帮助。身为一名乡村医生，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克莱尔做过一些可怜的努力，试图接近父亲，但他对两个孩子都提不起兴趣。父亲的全部感情都化为一种毫无用处的赞美，投注到了母亲身上。最终，因为遭到母亲的公开鄙视，父亲在这个家毫无地位。而母亲的八面玲珑、魅力无限，则毋庸置疑让自己成了这个家的主宰。母亲对丈夫不加掩饰的敌意和蔑视，甚至公然诅咒丈夫，这并非人类的恶行，而是负面情绪失控所引发的惨剧。虽然克莱尔面临悲惨的境遇，但是这并没有削弱克莱尔生命意志。
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就是，克莱尔永远也得不到良好的机会来发展自信心。不公的待遇还没有多到能够激起持久抗拒的程度，但是克莱尔却已深受其害，变得不满、痛苦、充满抱怨。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并因此而遭到了耻笑、戏弄。不管母亲还是哥哥都意识到了，克莱尔确实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克莱尔的态度就是其丑陋性格的证明，她是罪有应得。而一向没有安全感的克莱尔，却轻易就接受了多数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开始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母亲的美貌、聪慧令每个人赞叹，哥哥的性情开朗、理解力强，跟这两个人相比，克莱尔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丑小鸭。尽管克莱尔认为自己并不讨人喜欢，但是她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们很快就看到，从本质上真实有据的受人指责，到本质上不真实的、没有根据的自我谴责，这种转变的影响极其深远。克莱尔的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她必须要接受多数人对自己的评价，还意味着她要压制对母亲的全部不满。如果一切都是她的错，那么她就失去了要忍受对母亲不满的理由。从这样压制愤怒到加入那些赞美母亲的人的行列，只有一步之遥。在进一步屈从于大多数人观点的过程中，母亲敌视所有对自己缺乏全心全意赞美的人的做法，强烈地刺激了克莱尔，让她从自己身上找出不足之处，比从母亲身上寻找缺点要安全得多。如果克莱尔也赞美母亲，那么她就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不会受到排挤，非但如此，她甚至可以得到一些喜爱，或至少会被接受。对情感的渴望没有实现，但是，克莱尔却收到了一份难以判定价值的礼物。和所有喜欢听人恭维的人一样，母亲也会毫不吝啬地将赞美回馈给那些爱慕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克莱尔不再是那个无人理会的丑小鸭，她成了一位好母亲的乖女儿。那颗惨遭蹂躏支离破碎的自信心，也为一种虚假的自豪感所取代。这种自豪感以外界的称赞为基础。
通过这种从真实抗拒到虚假赞美的转变，克莱尔彻底失去了自己那微弱的残存的自信心。概而言之，克莱尔忘记了自己。在赞美她实际上厌恶的人和事的时候，这个病人也背离了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个病人不再清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或渴望什么，或畏惧什么，或反感什么。这个病人失去了努力去爱的全部能力，甚至不再心存任何愿望。尽管表面上这个病人显得骄傲自满，但在内心深处，这个病人认为自己很讨人嫌的信念却进一步加深了。因此，如果克莱尔遇到了爱她的人，她不会按照表面意义来看待这份感情。相反，她会想尽办法将其舍弃。有时，她认为这个人眼中的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自己；有时，克莱尔认为这种爱只是一种谢意——别人对克莱尔的帮助心存感激，而这种不信任，则极大地扰乱了她的每一种人际关系。另外，克莱尔缺乏批判性判断力，从此以后只是按照下面这条潜意识准则行事：赞美别人比批评别人更安全。这种态度束缚了克莱尔卓越的智力，也是她以为自己愚蠢的重要原因。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的后果是三种神经症人格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欲望和要求的强迫性压制。这一定让克莱尔把自己置于次要地位，迫使她更多地为别人考虑而不是为自己，在发生歧义的时候，克莱尔也一定会认为别人正确而自己错误。但是，即使是在这个受限制的范围内，她也感到不安。除非有人可以让她依靠——这个人会保护克莱尔，让她免受伤害，会给她提出建议，支持她，认可她，会为她负责，给予她想要的任何东西。所有这些这个病人都需要，因为这个病人已经失去了把握自己人生的能力。因此，克莱尔想要找到一个“伙伴”——丈夫、伴侣、朋友等任何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这种强迫性需求就发展起来了。克莱尔让自己服从于这个人，就像她当初对自己母亲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这个人可以通过对克莱尔全心全意的奉献，将她破碎的自尊复原如初。第二种神经症人格——超过别人并战胜别人的强迫性需求——同样也是以恢复自尊为目标。此外，还要消除伤害和羞耻累积起来的全部负面情绪。
让我们继续之前的对比，并对这其中想要说明的东西进行一下总结。雇员和孩子都找到了策略，用以应对各自所面临的情境；两者采用的技能是一样的：他们将自己置身于生活背景之中。因此，他们的反应看上去大体相似，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同。雇员并没有失去自尊，没有放弃自己的批判性判断，没有压抑自己的不满。然而，孩子却丧失了自尊，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摒弃自己的判断力，变得谦卑低下。简单地说，那位成年人仅仅是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而孩子却改变了自己的人格。
神经症人格的顽固性、无孔不入的弥漫性，对精神治疗而言意义重大。病人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只要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强迫性需求，就能将其清除。因此，如果支配他们的这些趋势持续存在，几乎看不出其强度有丝毫减轻，那么病人就会感到失望。不过，病人的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精神病学家们认为：一些病人患上不严重的神经症以后，确实可以治愈。在《偶尔的自我分析》一章中，我们会引用一个实例来讨论这一点。但是，对所有那些更加复杂的神经症而言，这种观点就完全没有任何效果，这就像思考失业等公众论题会自行消失一样，纯属空想。在每一个实例中，不论社会的还是个人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话——影响那些产生破坏性倾向，并导致其长期存留的力量，才是重要的。
我已经强调了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复杂性。综上所述，这一属性说明了神经症人格倾向具有强迫性的原因。但是，这些倾向在让病人产生满足感，或产生追求满足的期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应低估。尽管其迫切程度一直在变化，但这种情感或期望却永远都不会消失。在一些神经症人格倾向中，例如强迫性完美需求，或强迫性谦卑，防御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神经症人格倾向中，通过奋斗实现成功而得到——或认为得到——的满足感，十分强烈，以至于这种奋斗能够将所有激情全部耗尽。例如，患有心理依赖需求的人，通常会强烈渴望与一人相处的幸福，甚至期望自己的人生能为其掌控。如果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得到满足，或有望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倾向会更难治疗。
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那些有强迫性与他人亲密需求倾向的，可以跟那些力求离群索居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倾向相对照。那些有或这或那强迫性依赖倾向的可以归结到一起，跟那些追求独立的倾向做比较。那些有自大狂倾向的，可以跟那些自轻自贱、妄自菲薄的相映衬。强调个人独特性的倾向，可以跟那些以适应他人或抹杀个体自我为目标的倾向做对比。那些自我夸耀的倾向，可以跟有强迫性自我贬低的倾向对照。但是，因为各种类别之间会出现部分重叠，所以进行这样的分类并不能让神经症人格这幅画像更清晰。因此，我将只列举那些在目前较为突出的、作为可描述的实体的倾向。我很肯定，这份清单既不完整也不明确，还需要补充进去其他一些倾向，而一个本以为是有自主权的实体，也许只是另一个倾向的变体。详细描述各种倾向，阐述这其中的知识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那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它们中有一些，在以前出版的书中已经详尽描述过了，在这里，把它们列举出来，大致点明其主要特征也就足够了。
1.对情感和认同的神经质需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六章“关于情感需求”）：
不加选择地取悦他人，并渴望得到他人认可和喜欢的需求；
潜意识地满足他人的期望；
重心放在他人身上，而非自身，将他人的意愿和主张视为唯一重要的事情；
畏惧自我主张；
畏惧他人的或自身内部的敌意。
2.对掌控自己生活的“同伴”的神经质需求（见《精神分析的新方法》，第十五章“关于性受虐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第五章“关于独裁主义”；还有随后第八章引用的病例）：
“同伴”身上承载着病人的全部重心，他要实现病人对人生的所有期望，他要对病人的善、恶负责，他对病人所有事情的成功操作就是最主要的任务；
认为“爱”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过高估计了“爱”的作用；
畏惧遭到抛弃；
畏惧孤身一人。
3.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神经质需求：
强迫性地对生活要求很低，只需一星半点就能得到满足，限制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渴望和追求；
强迫性地保持低调、不引人注目，并始终处于次要位置；
轻视自身当前的能力和潜力，以谦卑为最高价值；
厉行节约，克制消费；
畏惧提出任何要求；
畏惧产生或表达很大的愿望。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上述三种趋势因为都表现出了自甘软弱的必然性，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规划生活，所以它们经常同时出现。与那些神经症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或对自己负责的趋势相对照，它们刚好站在其对立面。然而，这三者并不相同，因为在另外两种不扮演重要角色的情况下，第三种趋势也会存在。
4.对“权力”的神经质需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十章“对于权力、威望和占有的需求”）：
为了控制别人而控制别人；
献身于事业、职责、责任，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驱使力并非对事业的忠诚，而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对别人缺乏基本的尊重，漠视其个性、尊严、情感，唯一关心的是对方是否处于附属地位；
根据对方所具有的破坏性因素的程度，区别对待；
不分青红皂白崇拜强者、蔑视弱者；
畏惧无法控制的局面；
畏惧孤立无援的状态。
4a.想要借助理性和预见能力，来掌控自己和他人的神经质需求（第四种趋势的种类之一，针对那些太过拘谨，而无法直接、公开行使权力的人）：
认为智力和理性是万能的；
蔑视情感，否定情感的力量；
赋予预见和预言超乎寻常的价值；
在与预见能力有关的方面，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蔑视所有在智力优越性方面徒有其表的人或事；
不敢正视理性力量的客观局限；
畏惧“愚蠢”和错误判断。
4b.认可意志的神经质需求（用有些模棱两可的话说，这是第四种趋势中一个内向型的种类，发生在重度离群索居的人身上，对他们而言，直接行使权力就意味着与他人接触过多）：
对意志力的信仰是坚忍不拔情感的来源（就像拥有一个许愿戒指）；
任何意愿的落空，都会带来一种凄凉感；
因为惧怕“失败”而放弃或约束意愿，并舍弃兴趣的趋势；
害怕认识到纯粹意志的任何局限性。
5.压榨他人，不择手段挫败他人的神经质需求：
对别人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对方是否可以榨取、是否有利用价值；
聚焦于各种可榨取点——金钱（讨价还价成性）、构思、性欲、情感；
以拥有榨取技能为荣；
畏惧被榨取，因而也畏惧被人当成“傻瓜”。
6.对社会认可或声望的神经质需求（也许可以跟权力欲相结合，也许不可以）：
万事万物——无生命的物体、财富、人、自身的品质、行为以及情感——都只能依据其声望价值来评价；
自我评价完全由公众的接受程度决定；
区别使用传统或抗拒的方法，以获取他人的羡慕或赞美；
不管是因为外部环境还是个人因素，都害怕失去社会地位（“耻辱”）。
7.自我欣赏的神经质需求：
高估自己（自恋）；
因为想象的自我——而非因为在公众眼中所具有或展现出的自我——得到赞美的需求；
害怕失去他人的赞美（“丢脸”）。
8.对个人成就的神经质追求：
通过自己的行为，而非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或自身素质，来战胜他人的需求；
认证自我评估的标准，立志成为最优秀的人——爱人、运动员、作家、工人——尤其是在自己心中。不过，得到别人的承认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他就会心生不满；
从来不缺各种混合的破坏性趋向（以击败他人为目标），只是强度不同而已；
尽管伴有弥漫性焦虑，仍坚持不懈地鞭策自己，以取得更大成就；
害怕失败（“羞辱”）。
趋势6、7、8的共同点是，它们或多或少都公开表现出一种无条件超越他人的竞争性动力。尽管这些趋势之间有重叠部分，也可能相互结合，但它们却都是独立存在的。例如，自我欣赏的需求可能伴随着对社会声望的无视。
9.自给自足和独立自主的神经质需求：
绝不需要任何人，或绝不屈服于任何权势，或绝不受任何东西束缚，不接近任何有受奴役危险的东西；
距离是安全的唯一保证；
害怕有求于人、害怕人际关系、害怕与人亲密、害怕爱。
10.对尽善尽美和无懈可击的神经质需求（见《精神分析的新方法》，第十三章“关于超我”；《逃避自由》，第五章“主动从众[15]”）：
坚持不懈追求完美；
对可能存在的瑕疵反复思考、不断自责；
因自认为完美，而认为高人一等；
害怕发现自己的缺点，或畏惧犯错；
害怕受到批评或责备。
重新审视这些趋势，我们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趋势所隐含的抗拒和态度，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异常”之处，或者并不缺乏人的价值。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情感、自我控制、谦虚、为别人着想等等都是值得欣赏和追求的。而将自己人生的期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至少对一名女子而言，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德行的。而这其中有一些倾向，我们还会毫不犹豫地给予高度评价。至于自给自足、独立自主以及理性判断等，则更是普遍被人们视为有价值的目标。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反复提出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它们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某些神经症倾向在一些人中占主导地位，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定式，而截然不同的另一些倾向则决定了另一些人的行为，那么，对秉持不同价值体系、不同生活态度的人而言，这些种类繁多的追求，难道只是既有差别的表达吗？例如，一个心地温和的人会珍视情感，而一个心性强硬的人则看重独立自主和领导能力，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吗？
提出这些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将这些基本的人性中的正常现象和与之极为相似的神经症人格辨别清楚，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这两类奋斗的目标相同，但它们的基础和用意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几乎跟“+7”和“-7”之间的差距一样大：在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数字7，这就跟我们都使用相同的语言、情感、理性、才艺一样，但是前缀却改变了其特点和价值。这种以表面相似性为基础的对比，早在对雇员和孩子克莱尔做比较时就已经触及了，但是，对正常人性和神经症人格之间的差异应该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阐述。
只有在愿意为他人付出情感，并感到双方之间存在一些共同之处时，得到他人情感的意愿才是有意义的。因此，重点不仅在于自己感受到了友善，更在于具备为别人付出积极情感，并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但是，神经质情感需求却缺乏这种互惠价值。因为，对神经症病人而言，其自身的情感已经少到了不能再少的程度，就好像他被一群怪异而危险的野兽重重包围住了，脑中一片空白。准确地说，他甚至并不真正需要别人的情感，他只是敏锐而紧张地关注着，提防自己受到攻击。隐含在相互理解、宽容、关心、同情中的非凡情感，在这样的关系中是找不到位置的。
同样，完善天赋和提升才能的奋斗，肯定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如果我们所有人的这种奋斗意志都足够强大而且持久，那么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无疑也会更加美好。但是，神经症的完美需求——尽管它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词语表达——已经失去了这种重要价值，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完美的或者看上去完美的企图。而且，它也不存在任何提升的可能性，因为对神经症病人而言，寻找自身内部需要改进之处的想法是令人恐惧的，所以需要竭力避免。他唯一真正关心的是，能否有一种可以驱逐所有缺点的办法，让自身免遭攻击，并且保持自己情感的高洁，以获得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正如神经症情感需求的状况，病人本身缺乏主动参与的精神，或者说病人的参与精神是有缺陷的。这种趋势是对一种虚幻现状的静态固守，而不是积极进取。
让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对比：我们所有人都对意志力评价很高，如果把它用来为本身就很重要的事业服务，那它更是一种意义非凡的力量。但是，神经症人格却认为意志是虚幻的，因为它完全无视意志的种种局限，而这些局限能让意志最坚定的努力也落空。例如，再多的意志力，也不能把我们从星期天下午的交通堵塞中解救出来。此外，如果意志力的有效性是用来证明它自身，那么它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对暂时性冲动的任何抗拒，都会让患有此种神经症人格的人做出盲目而疯狂的举动——不论他是否真的想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情况竟是完全颠倒的：不是病人掌握意志力，而是意志力支配了病人。
这些病例应足以说明，神经质的种种追求，不过是一种对人的价值——两者具有相似性的拙劣模仿而已。它们缺乏自由度、自发性，也没有价值。大多情况下，它们拥有的只是虚幻的元素。它们的价值仅仅是主观的，体现在这一事实：无论问题多么棘手，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们还应该强调一点：神经症人格不仅缺乏它们所模仿的人的价值，甚至也不能代表病人的需要。例如，如果一名病人耗尽毕生心血追求社会声望或权力，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确实想要实现这些目标。然而，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只是在幻觉中泥足深陷。这就像病人认为自己正在驾驶飞机，然而事实是飞机是由遥控装置操作的。
还有一点需要大致了解：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决定病人的性格，并影响其生活，以及这种决定和影响会达到何种程度。首先，这些追求会让病人认为，培养一些辅助的态度、情感和诸多类型的行为是有必要的。如果病人的神经症指向的是无条件的独立，那么他就想成为离群索居的隐士，提防任何干扰自己独居生活的事情，练就种种拒他人于一段距离之外的技巧。如果病人趋向于将生活压缩、克制种种欲望要求，那么他就显得谦卑、随和，且时刻准备着向任何比自己更有侵犯性的人屈服。
此外，神经症人格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病人的现有形象和应有形象。所有神经症病人在自我评价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易变性，在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诊断出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时，就有可能明白，为什么某些病人会察觉到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评价，而把另一些评价压到潜意识里，为什么在没有明显可察的客观原因的情况下，他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一些态度或品质感到非常自豪，而对另一些则予以鄙视。
例如，假设A建立起了一套保护性防御性机制，那么，他不仅会过高估计一般而言能够理性地完成任务，而且，对于自己的推理能力、判断能力、预言能力，他都会感到特别骄傲。因此，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想法，主要来自这种信念：他认为自己具有卓越的智力。假设B发现自己无法独立，必须要依靠一个“伙伴”来充实、指导他的人生，那么，他必定不仅会高估爱的能力，而且还会高估自己的爱的能力。他错把自己依附他人的需求，当成是一种特别强大的爱的能力，而且会为这种虚幻的能力深感自豪。最后，假设C的神经症人格是依靠努力将所有情况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自给自足，那么，他就会为自己拥有如此能力感到分外自豪，为自己能够独立自主、从不需要任何人而感到格外骄傲。
与它们的神经症人格倾向一样，病人对这些信念的坚持也具有强迫性，例如，A对自己卓越推理能力的信念，B对自己爱的天性的信念，C对完全依靠自身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的信念。但是，我有正当理由可以断言：由这些品质所生发出来的自豪感，都是敏感而脆弱的。因为，这种自豪感的基础完全不可靠，可以说，它建立在过于狭窄的基础上，又包含了太多的虚假因素。实际上，这种自豪感源于为神经症人格服务的强迫性品性，而非实际存在的品性。实际上，B爱的能力微乎其微，但是他对此种信仰却是必不可少的，若不如此，他就得承认自己追求的虚伪性。如果他对自己爱的天性心存哪怕微乎其微的怀疑，他就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不是要找一个人去爱，而是要找一个会一心一意爱自己、会把一生都献给自己的人，而且，他并不能回馈给对方很多。这就意味着，他的安全面临着一种致命的威胁，所以，任何针对此真相的批评都必定会激起他强烈的反应，一种既惧且恨——以其中一种为主——的反应。同样，任何针对其优秀判断能力的怀疑，都会引起A极端的恼怒。另一方面，C由于其自豪感源于自己的遗世独立、万事不求人，因此，任何隐含他不借助别人的帮助和建议就无法成功的暗示，都会让他感到异常恼怒。这种因自己所珍惜的形象受到冒犯而产生的焦虑和敌意，会进一步损害病人和他人的关系，并因此迫使病人更加坚定地固守自己的防护手段。
不仅病人的自我评价深受神经症人格倾向的影响，就连病人对他人的评价亦是如此。追求声望的人在评价他人时，唯一依据的就是对方享有的声望：对于声望高于自己的人，他就把对方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反之，他就看不起对方，至于对方所具有的真实价值如何，他毫不在意。具有强迫性服从倾向的人，会对在他看来有“力量”的人或事表现出盲目崇拜，即使这种力量不过是古怪的或无节操的行为。具有强迫性压榨他人倾向的人，可能会对甘受压榨的人产生好感，但同时也会鄙视对方；因为，他认为这种具有强迫性谦卑倾向的人，要么是愚蠢，要么是虚伪。而患有强迫性依赖倾向的人，则会对强迫性自给自足的人充满嫉妒，认为对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尽管实际上后者只是患有另一种不同的神经症人格而已。
在此，还有最后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由神经症人格导致的抑制。一方面，这些抑制可能是限制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只跟具体的行为、发现或情感有关，例如，性欲或打电话的欲望受到压制等。也有可能，它们是弥漫性的，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自我主张、自发行为、提出要求、与人接近等等。一般说来，具体的抑制处于意识层面。而弥漫的抑制尽管更加重要，却也更无迹可寻。如果它们变得非常强烈，病人可能会隐约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抑制，然而却无法诊断出具体是哪方面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这些抑制是如此隐秘而难以捉摸，病人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及其所产生的效能。病人对抑制的认识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文饰作用：一个在交流方面受抑制的人，在社交聚会中，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方面受到了抑制，但也有可能，他单纯地将其归结为自己不喜欢聚会，认为聚会上的人令自己心烦，然后找出一堆正当的理由来拒绝此类邀请。
由神经症人格倾向引起的这些抑制，主要是弥漫性的。为了清楚说明受神经症人格倾向困扰的病人的处境，我们用走钢丝的演员来做一个比对。后者为了顺利抵达钢丝的另一端而不坠落，必须避免左顾右盼，并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钢丝上。在此，我们不谈论对左顾右盼的抑制，因为走钢丝的演员对其中存在的危险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有意识地避开那种危险。一个患有神经症人格的人，想要避免偏离规定路线的那种急切、不安是相同的，但是，他的情况跟走钢丝演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对他而言，这一过程是潜意识的：阻止他在为自己制定好的路线上摇摆的，是强烈的抑制。
因此，一个患有心理依赖伙伴倾向的人，会在独立自主方面受到抑制；一个患有神经症限制生活所需的人，会在萌生某些意愿的时候都受到抑制，更不用说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一个患有神经症凭借理性掌控自己和他人倾向的人，会在感受任何强烈情感的方面受到抑制；一个患有神经症强迫性声望需求的人，会在当众跳舞或演讲方面，或任何可能危及他声望的行为方面受到抑制，而实际上，他可能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学习能力，因为对他而言，即使最初举步维艰，他也应该坚持到底。这些抑制尽管迥然有别，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在情感、思想以及行动等所有自发性行为方面，它们都表现出了一种阻碍作用。对我们而言，走钢丝不过是一件有计划的自发行为。而对一名神经症病人而言，如果某事超出了他的承受力，那么他会比一名失足坠落的走钢丝演员更恐惧。
因此，每一种神经症人格倾向生成的，不仅是一种特定的焦虑，更是特定类型的行为、特定的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特定的自豪感、特定种类的弱点以及特定的抑制。
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将问题简化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推论都是基于这一假设：任何人都只有一种神经症人格，或者是一个多种类似倾向的结合体。前面已经指出，把自己的人生委托给一名富有神经症人格倾向的伙伴，通常跟对情感的一般需求和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压缩在狭窄范围内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对权力的追求常常伴随着对声望的追求，以至于我们会把这两种倾向看作是同一倾向的两个方面；坚持绝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经常会与生活可以通过理性和预见把握的信念交织在一起。在这些例子中，多种倾向共存基本上不会让局面变复杂。虽然不同倾向有时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受到赞美的需求可能跟占据优势的需求相抵触——但是，它们的目标并不会相差太远。而当这些倾向相似时，通过压抑、回避等类似方法，冲突又会很容易就得到控制——尽管个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如果某人具有几种不同的神经症倾向，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该病人的处境就跟一名有两个主人的仆人的情况相似，两位主人给出了矛盾的指令，却都要求仆人无条件服从。而对该病人而言，共存于他身上的服从性趋势和绝对独立趋势都具有强迫性，因此，他就始终处在一种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冲突之中。他摸索前行，试图找到折中之法，但是冲突却不可避免；一种需求必定会不断干扰处于其对立面的另一种需求。而当一种支配他人的强迫性需求，以一种独断专行的方式与一种力求依赖他人的需求相结合；或者，一种压榨他人的需求，和要求他人赞美自己卓越的、保护性天赋的需求发生碰撞，而这两者又具有同样的强烈程度，那么，相同的绝境就再次出现。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势共存的情况，这种局面就发生。
诸如恐惧障碍、忧郁、酗酒等神经症病症，基本上都是这些神经症人格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我们越是彻底地认清这一事实，才越不会受到诱惑，想要直接解释这些症状。如果这些症状是冲突性趋势的结果，那么，在对其基础构造没有事先进行了解的情况下，就想弄清楚它们，这实际上就是白费力气。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神经症”的本质是神经症人格的结构，这一结构的焦点就是神经症人格。而每一种神经症人格又是一种人格内部结构的核心，每一个这样的下层结构，又在很多方面与其他的下层结构相互关联。认识这种性格结构的性质和复杂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甚至是精神病学家都易于低估现代人本性的复杂程度，更不用说外行了。
神经症人格倾向的结构或多或少都有些僵硬顽固，但由于它存在的诸多缺陷——虚伪、自欺、错觉，使得它也具有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显而易见，神经症人格倾向结构无法发挥作用的点——这些点的性质因人而异——不可胜数。病人自己深刻意识到，一个东西从根本上出了问题，然而他并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对。他也许会精力充沛地认为，自己一切都好，只是有点头痛，或有点暴饮暴食，但实际上，他已经流露出自己并不好的情绪。
他不仅对问题的根源一无所知，而且还十分乐意继续保持这种不知情，原因正如前面所强调过的，病人的神经症人格倾向对其本人具有明确的主观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一，他可以不顾自己神经症人格倾向的主观价值，对其生成缺点所具有的性质和原因进行审查；其二，他可以否认有东西出了问题或需要改变。
在分析中，这两条路都会采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哪一条路并不确定。神经症人格倾向对病人而言越是必不可少，它们的实际价值就越值得怀疑，而病人却会更加激烈而固执地捍卫这些倾向，为它们辩护。这种情况跟一个组织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保卫自己行为的合理性需求相差无几。组织的行为越是有争议，它就越不能容忍批评，反而更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些自我辩护构成了我所说的二级防御，它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一个存在问题的因素辩护，还要保卫病人对整个神经症结构的主张。它们就像分布在神经症周围的雷区，为其安全保驾护航。尽管它们的细节看似不同，却拥有共同的特性。从本质上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自我辩护所蕴含的意向倾向于泛化，以便不露出任何破绽，这与二级防御的综合功能是一致的。例如，一个用伪善的盔甲把自己武装起来的人，不仅会为自己神经症人格的内驱力辩护，将其视为正常的、合理的、理由正当的，而且，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可能毫无价值——是错误的、可疑的。二级防御非常隐蔽，只有在进行自我分析阶段，才有可能为人所发觉，它们也可能构成可观察到的人格图画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人们很容易察觉神经症病人不正常的行为。二级防御并非一定要表现为一种性格特征，也可能表现为道德的或科学的信念。因此，过分强调本质因素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信念：她认为自己的“本性”一贯如此，所以一切都不可改变。此外，这些防御的强度和硬度的变化也是相当多的。例如，在克莱尔这个病例中——我们对这个病人的自我分析将贯穿本书——防御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在其他病例中，防御功能十分强大，以至于精神分析师的任何努力都只是徒劳。一个人维持现状的决心越坚定，她的防御也就越顽固。但是，虽然在透明度、强度和表现形式方面富于变化，相比于神经症人格结构自身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和变化，二级防御表现出来的只是“正当”“合理”“不可改变”等主题——以不同方式结合——的单调重复。
现在，我想回到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主张，即神经症人格是阻碍病人的根源。当然，我的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病人感受最大的障碍就是神经症人格。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病人通常意识不到，这些神经症障碍就是他生活的驱使力。我的主张也不意味着，所有精神问题的最终根源就是神经症人格的分裂：这些趋势本身是以前种种困扰——人际关系中产生的种种冲突——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我认为神经症病人患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法协调各种角色之间的矛盾。这些神经症人格倾向为人生最初的诸多不幸事件提供了一条出路，并向病人做出这样的允诺：尽管对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已陷入混乱，但生活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它们还生成了种类繁多的新的困扰：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的种种幻想、诸多脆弱点、诸多抑制、诸多冲突。它们既是人生初期种种困难的解决方法，也是以后种种障碍的产生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