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里的一个清晨,沐浴着第一道刺目的阳光,我们蹒跚而行,刚刚越过了贝勒哈曼德以西的一片雷区。那片雷区,位于驻贝勒哈曼德的第10印度步兵旅指挥部及其周围;前一天傍晚,我方刚在此地被德军的坦克打败了。与所有在旷野里熬过了一晚的俘虏一样,我们这帮人全身上下都肮脏不堪。我们当中,既有英国人,又有印度人;有些穿着制式衬衫和短裤,浑身颤抖,有些则用外套、毛毯蒙着脸,或者戴着巴拉克拉瓦式头套,只露出眼睛。我方所有官兵都胡子拉碴,脸上脏兮兮的,又累又饿,心乱如麻。我们开始认识到,“钻进口袋里”这句中东地区流传甚广的俏皮话,完全没有那么好笑了。看管我们的德军,时不时地带着一种静静的轻蔑之色瞥我们一眼;以前在扫视一队队望不到头的被俘意军时,我们自己经常也是带着这样一种轻蔑之意呢。怀着一种害怕地雷的正常心理,我沿着比较容易走的雷区边缘,一路踉跄着往前走,直到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向我厉声喊叫,让我回到队伍里边去,我才低下头来,看清了自己所踩的地方——当时,我可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站在哪里呢。
我们经过的那片雷区对面,德军有一支炮兵部队正在作战。我方的火炮和一些隐蔽的、只露出炮塔的坦克,显然正在瞄准他们。从规格为25磅的坦克炮射出来的炮弹和曳光弹,开始在队伍的四周倾泻而下。我旁边的一位年轻军官,被炸掉了一只脚,队伍前面传来了阵阵惊呼。出于一种不约而同的冲动,每个人都突然开始急急忙忙地往回跑。我跟在其他人的后面,跑了几码远;接下来,由于往炮弹爆炸的地方跑与躲避炮弹的结果没什么两样,我便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前走。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与那名殿后的德国士兵并排而行了;那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士兵,正是“非洲军团”的典型。他向我示意,要我跑动起来。我脱下帽子,让他看了看我那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就像一头年轻而没有经验的牧羊犬一样,不知道究竟是要把一只离群的羊儿赶回去呢,还是要让其余的羊儿继续聚集成群,犹豫了好一阵子。接下来,他还是弓起身子追赶队伍去了,并且示意我跟上去。
由于德军的那个炮兵连似乎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因此我漫不经心地走到了队伍的一侧。走了大约50码之后,我便看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地方:一条狭长的战壕。我悄悄地溜到战壕里,用泥土把身体盖起来。在沙漠里被俘之后,找不到逃脱机会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运气好的话,我可以一直躲在这条战壕里,直到天黑,然后找到一条近路,穿过这片雷区。现在,我可能要走到阿代姆才能归队了;不过没关系,很多人曾经走过比这还远的距离呢。
可20分钟之后,我就被抓住了。有一名德国军官,站在军车上路过的时候发现了我,便停了下来。他把我从战壕里揪了出来,载着我向此时仍在遭受火炮零星射击的队伍前头而去。不待我重新加入队伍、加入到其他战俘里去,一名德军上尉就用英语向我大声喊道:“你是这里的高级军官吗?”可能吧。毫无疑问的是,我是战俘里年纪最大的一位。“你跟两位德国军官,乘坐一辆插着休战旗的指挥车到那边去,告诉你们的炮兵,不要再开火了。他们再开火的话,只会危及到你们自己人。”的确如此。然而,战俘的本能,就是不遵照敌人的命令行事。我回答说,我认为自己做不到。“那么,你就选派另一名军官去。”我回答说,我觉得自己也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在接下来的那16个月里,我时不时地想知道,如果抵达了我方的炮兵阵地,如果不是那么愚蠢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的话,德军又怎能把我抓回去)。
就在此时,一辆“大众”牌军车开了过来。一位身材不高、健壮结实却又修长精瘦的人,跳下了汽车;此人全身穿戴得很是齐整,上身是夹克衫,下身是马裤,与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双眼呈亮蓝色,下颌结实坚定,带着命令的神气。我们无须懂什么德语,就知道他正在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起说了一会儿话。接下来,那名说英语的军官便向我转过头来。“将军有令,”他悻悻地说道,“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刚才下达的那道命令,那么我就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看了那位将军一眼,竟然觉得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不管怎样,他的干预似乎都值得我去敬上一个军礼。我向他敬了一个礼,然后回到队伍当中,被德军赶往战俘营。
当时,我几乎不可能认出那是隆美尔。可是,我也全然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年之后,他的遗孀就会把他去世时拓下的面具给我看,把他被杀的真相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