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中旬，英军在埃及的声望可谓是如日中天。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地的酒吧老板有如晴雨表，反映出了我方运气的好坏，并且屡试不爽；此时，他们都变得无比热情，偶尔还忍不住要为顾客“免费”提供一轮酒水呢。“萨弗里奇”们收敛了那种骆驼般的轻蔑神色，连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也变得勉勉强强地有礼貌了。在级别较高的圈子里，胖乎乎的巴夏还会邀请英军的高级军官到“穆罕默德·阿里俱乐部”里去玩玩。杰济拉附近的富人家庭，会在自家花园里举办花园派对。开罗的上流社会里，开始不再说意大利语。人们普遍认为，埃及国王与英王陛下派驻的大使之间的关系，此时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亲切的程度。总而言之，东方地区（在这里，并没有“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正在本能地向胜利致敬。只有卡斯尼尔的商店店主们矛盾得很，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希望把我们赶走，另一方面又出于那种更加根深蒂固的本能，不愿让我们的银钱就此流失；只有他们，才令人沮丧地反映出的黎波里流通的“皮阿斯特”，面值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负数了。
在我们这一方，每当第11轻骑兵团里哪位年轻勇敢的士兵穿着宽松的樱桃红便裤，信步走过“谢菲尔德酒店”里的酒吧间或者“大陆酒店”的屋顶花园时，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性（她们或是在盟军总司令部里当电话接线员，或是在医院里当见习护士）都会带着毫不掩饰的钦慕之情，直勾勾地盯着。这是因为，第11轻骑兵团是威名赫赫的第7装甲师里最出名的“沙漠之鼠”，正是他们率先向敌人发起了第一次重击，在意军参战的第二天晚上就越过“边境线”，俘虏了一批意军，得胜归来。自那以后，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们一直待在那片孤立无援的地区，开着装甲车在敌人的防线后面到处游荡，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沿着海岸公路狙杀敌人，最终使得敌人胆战心惊，天一黑都不敢出动了。只有后来的“远程沙漠部队”，才拥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勇武威名。连陪同那些年轻女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整个骑兵部队可能有点儿自以为是，可一个优秀的英国骑兵团还是“有点本事的”。
在各个旅馆的衣帽间里，步枪旅官兵们的毡帽，以及他们那种银制的“马耳他十字架”，与第60旅官兵的红色饰球和军号挂在一起。这两个旅都隶属于“支援集团军群”，差不多同样威名赫赫；到了酒吧里，两支部队的军官都勉勉强强地承认，彼此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博爱精神，而不愿承认其他任何一支部队也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当然，骑兵部队和皇家乘骑炮兵部队除外。
至于澳军呢，他们都在大街小巷里闲逛，对高级军官视若无睹，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10个人挤在一辆破旧的“维多利亚”牌摩托车上兜风；他们带着讥讽之意，打量着这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被他们的父辈“蹂躏过”的城市。时不时地，他们会突然唱起《丛林流浪》或者《绿野仙踪》这两首曲子来。咖啡店店主、翻译人员、兜售扫帚和色情明信片的小贩，对他们都带有一种天生掺杂着畏惧而非喜欢的敬意。
在军装和敬礼两个方面给开罗树立了榜样之后，第4印度师此时已经动身前往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去迎接新的胜利了；该师留下来的“特遣队员”，则难以察觉地混在人群当中。
如果说埃及人对“尼罗河军团”的看法不错的话，那么“尼罗河军团”对自己的评价也很好，并且是有充足理由的。在过去两个月里，这个军团已经推进了500英里。该军团已经打败并消灭了一支由4个兵团组成，其中包括9个师以及第10个师一部分的意大利陆军。该军团俘虏了13万名敌军，缴获了400辆坦克和1290门火炮，还有大量的其他物资（所谓的“其他物资”当中，既有干净的床单、舒适的床铺、丝绸衬衫、用佛罗伦萨皮革制成的精制盥洗用具、香水和香喷喷的“头油”、发蓝的骑兵斗篷、各种各样的酒品、大批大批的圣培露水，竟然还有一汽车的年轻女性，她们都是“供……用的军官”。意大利人来参战，完全可以说是来享受的）。贝尔贡佐利将军（绰号“电动胡须”）2月7日无条件投降之后，随后在印度投诚的意军将领人数总和，便成了该国自“1911年接见典礼”之后最多的一次。
在前一年的夏季看来，似乎只能在兵力占优势的空军掩护下，乘坐军车前往开罗的格拉齐亚尼部（该部的确很有可能是这样做的），已经被盟军打垮。格拉齐亚尼本人曾经抱怨说，是墨索里尼强迫他去作战的，“好比是让一只跳蚤去对付一头大象”（可意大利领袖却如此说道：“这可真是一只奇怪的跳蚤，竟然拥有1000多门火炮”）；此时，他已经将自己的遗嘱寄给了夫人，向后撤退，先是躲到了昔兰尼一座深达70英尺的古罗马式墓室里，后来又撤回了意大利。
获得这些胜利的代价，就是我方有500人牺牲、1373人受伤和55人失踪；作战的兵力只有3个师，而其中每次参与战斗的又只有2个师，即第7装甲师和第4印度师。西迪拜拉尼一役之后，第6澳大利亚师就换下了第4印度师。
韦维尔将军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消息，很快就被俄国前线那一场场声势更加浩大的战役淹没了，人们纷纷开始贬低我方打赢意军的重要性。不过，从决定攻击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制订计划让我军在距敌人30英里远的地方、在空旷的沙漠中埋伏了一整天，到了夜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敌人那道要塞林立的防线，然后再回过头来，黎明时分从敌人后方发起攻击等方面来看，这无疑是第一次表现出了我方的军事天赋。
由于指挥蹩脚，加上无心打仗，因此意军在震惊之下，发现他们的野战炮竟然无法穿透我方“I型”坦克的钢板，并且受到训练标准与斗志同样高昂的我方部队进攻之后，就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了。意军一些较为精锐的师，此前和此后的表现也是这样的。不过，要是认为这些战役只是一种经过吹嘘的演习，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尼贝瓦要塞，意军的许多炮兵都尽职尽责，坚持到了最后，直到我方坦克从他们身上碾过去才停止战斗。原本已经负伤的马莱蒂将军，也在自己的帐篷里用机枪向外扫射时战死了。而在贝达富姆，意军第2步兵旅也孤军奋战，击退了9辆坦克的进攻，毅然决然地坚持到底。
假如允许他去试一试的话，那么韦维尔将军能不能够前往的黎波里，并将原本计划为期5天的那次突袭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方那些磨损不堪的坦克和负荷过重的交通运输工具，还能不能再挺进500英里呢？此时意军驻扎在的黎波里、完好无损的各个师，在没有受到惊吓的情况下，会不会像差不多两年后蒙哥马利将军预计德军会做的那样，加强霍姆斯至泰尔胡奈之间的那道防线呢？在密集的轰炸之下，班加西有没有可能被敌人当成补给港呢？而最重要的是，德军会不会做出反应，将他们驻扎在意大利南部的那几个预备空降师空运过来呢？总而言之就是，即便抵达了的黎波里，指挥“西部沙漠部队”的奥康纳将军也会发现，自己完全会“孤立无援”。那个时候，我方还没有办法将一场已经成功得超过了期望的作战行动充分利用起来。
尽管如此，埃及安全了，“轴心国”在北非地区的势力被打破，而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也恢复了。自“不列颠空战”以来，英国国内的民众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两个月后，开罗出现了恐慌情绪，而英军的声望也迅速下跌，速度与其威望上升时一样快。战事失利的具体情况，慢慢地传开了。英军从班加西撤退了——虽说令人遗憾，但无疑还是“照计划行事”；刚刚从英国派遣过来参战的第2装甲师被打得溃不成军，师长甘比尔·帕里少将在梅基利成了敌人的俘虏，师指挥部也被敌人一锅端了；第3印度摩托化旅在首次作战行动中就被打垮了；第9澳大利亚师被敌人围困在图卜鲁格；因为不久前的胜利而被擢升并获封爵位的中将理查德·奥康纳爵士，连同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菲利浦·尼姆中将，以及第11轻骑师的约翰·库姆中校，都成了敌人的“瓮中之鳖”；拜尔迪耶、塞卢姆和卡普措落入了敌人手中；敌人重新回到了“边境线”以东的陡崖上；埃及受到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了。即便是“开罗的发言人”，也没法让全世界确信，这只是“一种成功的宣传”；连英国广播公司（BBC）那位语调悦耳的评论员理查德·丁布尔比，也粉饰不了这种形势。
起码来说，在埃及人面前，这种情况是没法粉饰的。由于埃及人很愤世嫉俗和崇尚现实，在涉及他们利益的那些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他们很快便看到了危险。至于意大利人，他们从来都不怎么重视。可这些德国人呢，却是多么勇猛无畏的战士啊！他们都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埃及陆军一样。他们希望，德军会尊重开罗人的财产，不至于拿货币开玩笑。或许，一个人不妨继续学习意大利语，甚至是学会说一点儿德语……与此同时，最好继续对英国人彬彬有礼，以防万一……但不要过分有礼。当时和后来，他们都没有彻底地抛弃“米考伯先生”。然而，至于他们对这个“米考伯先生”的喜欢程度，却各种各样、差异显著。
尽管我方在前线地区的部队不必要地笼罩在一层厚厚的战争阴影之下，尽管出现了几桩“令人遗憾的事件”，但韦维尔将军的失败，其实却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班加西陷落之后不久，英军总参谋部就发电报给他，命令他做好准备，尽可能把最多的陆军和空军兵力从中东地区派到希腊去；此时，韦维尔将军失败的种子便已埋下来了，因为待这些部队按时调走之后，他便失去了“装备充分、适于作战的几乎所有兵力”。
最后，这种主张一定对士兵们产生了影响，因为只有他们看清了全局。情况有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英国政府无法拒绝向希腊派遣援军，哪怕希腊方面对此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原因则是：援军兵力肯定是不够的，而分散兵力，则必然会让我方在两条战线上都遭遇失败。那些喜欢当“事后诸葛亮”的人可能会说，英国派遣部队的做法，让希特勒确信英国和苏联政府之间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使之延误了具有关键性的几周才去入侵俄国。我们获得的证据，似乎很难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失去5.7万名训练有素的官兵，则直接导致我方在中东地区遭遇了一次惨败。
当然，韦维尔将军或其情报参谋也犯下了一个错误，因此他必须首先对此承担责任。
根据手头已有的情报，他估计德军最早也不可能在5月份之前进攻昔兰尼加地区；哪怕德军此时正在向的黎波里挺进的消息属实，他也是如此认为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德军正在向的黎波里挺进（事实上，当时获得的情报似乎还与此相左呢）。到了2月底，有报告称德军已经抵达利比亚之后，他仍然认为德军在4月中旬之前不太可能发动进攻，并且希望德军在5月份之前不会实施突袭，可实际上，德军却在3月31日就发动了进攻。
不过，就算是这种失误，也远不能说全属他的过错。在1939年和1940年，英国仍在大力实行绥靖政策，并且，由于英国政府“不希望做出任何可能有损于现存之英意关系的事情”（可从墨索里尼那一方来看，这种关系却是建立在对这头显然没有利齿的狮子差不多既感到厌恶又非常蔑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一直没有获准在意大利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情报机构。在意大利参战之前，他在北非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谍报人员，必须等到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培植”出这样的谍报人员。因此，德军第5轻型摩托化师才会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抵达了的黎波里。
与以前许多处在战争早期阶段的英国将领一样，韦维尔将军也被迫承担起了“我的情报来源完全不足的责任”。他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这些责任，并且很快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反攻，还在叙利亚对维希政府领导下的法军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从而在这些责任之外又为自己增添了一重罪状。成功地打败法军之后，他就被解除了指挥权。不管怎么说，这给我方在中东地区各支部队留下的印象就是，由于没能在希腊实现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被明升暗降了；无论有没有充分的根据，说他需要休息或者说他被调到了一个责任更加重大的岗位上，这样的解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感受。不过，尽管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也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发现，自己被英国政府几乎毫无礼貌地敷衍了事呢。
昔兰尼加一役的惨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如果在1941年初夏的开罗街头拦住一名路人，并且问一问他，英国的运气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惊人的逆转，那么，他很可能会用一个词来回答你：“隆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