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烽火中求学

辗转求学

1935年秋天，我10岁，在成都上了小学。我在农村私塾已经读过《大学》《中庸》等，母亲打算让我直接上小学的高班。教务主任对我简单测试了一下，收下了我，让我跟着读三年级下半学期的课程。私塾不设算术，三年级下半学期之前的算术我没有学过，数学成了我最大的难题。因为数学拖后腿，我始终是个中不溜的学生。得益于家庭的熏陶，我喜欢唱歌和美术，有一门课叫“劳作”，教折纸、剪纸等，我也比较喜欢。四年级时，我因唱歌唱得好被选进学校的合唱队，到四川省广播电台去唱歌。家里人觉得很荣耀，亲戚说：“哎呀，我们那个小孙上了广播电台了！”但唱的是什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五年级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小学生的爱国热情也被点燃，整个学校都在传唱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最流行的是《松花江上》。

“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不断轰炸，政府动员成都的老幼疏散到农村或者远一点的郊县，母亲回老家了。为了让我继续读书，她把我寄送到姐姐家，在当地上学。姐姐家在双流县，距离成都不到二十公里。姐姐的公公曾留学日本，参加过“中兴会”“同盟会”，从日本回到成都后创办了报纸，揭露不良社会现象，因此得罪了人，报纸办不下去了，人也逐渐消沉，后来染上了大烟。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他每天晚饭后就躺在床上抽大烟。他夫人不识字，二人没有共同语言，他就叫我过去陪他说话，给我讲一些故事，讲一些他的经历。长期陪他聊天耽误我的学习，我跟母亲商量，还是想回成都上学。六年级夏天，我又回到之前成都的那所小学。

六年级毕业之后，我选择离家很近的一所私立中学上初中，这所学校叫“成公中学”，是一个留日学生为了报效祖国拿出所有家产兴办的。校长姓夏，学校分初中部、高中部和男生部、女生部。1939年，我进入初中部就读，一学期课程还没结束，抗战形势就更紧张了，政府要求学校全部迁出城市，到农村去办学。学校搬到距离成都西南大概十公里的白佛寺，周围没有村镇。寺庙很完整，有山门，进门是天王殿，塑有四大金刚，后面是个大院子和大殿。复课那天，哥哥送我到学校，学生宿舍还没有收拾好。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就在地上铺了草，草上铺了席子，几个学生睡在上面。

夜晚，我们听到轰炸机震耳的声音，又听到炸弹的爆炸声。过了一会，成都方向火光冲天，半边天都红了。我们都很紧张，大点的同学半夜三更开始往成都跑，老师也没办法控制局面了。我年龄比较小，快天亮时才和几个同学结伴往成都跑。成都还有我家的房子和生意，哥哥也在成都。我们抄了近路进城，城里到处都有死人，街上停放着棺材，还有未清理的血迹。进入市中心，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烧毁、夷为平地。炸毁的房屋还在冒烟，烧死的人们蜷在一起，尸体还在冒油。我家的商店地处成都比较繁华的街道，被炸垮了，铺面已看不出原貌，钱柜子也被人砸坏抢劫了，只剩作坊还在。我们家在城边上，得知家里没被炸，我才稍许安心，但没见到家人就返回学校了。

两年半的初中生活，我都是在寺庙度过。条件不好，住的是草房子，冬天在水房能打到温水洗脸、刷牙，夏天学生都是光着脚丫子上课，睡觉前在溪水中冲一冲就上床了。由于物价上涨，伙食不好，我们基本吃米饭，八个人一小桌，四小碗菜。岁数稍大的老师住到寺庙；有些年轻的老师还住在成都，坐着独轮车或步行来上课，如果下雨就来不了了，课也就停了。回想三年初中生活，感觉自己像被放羊了，没有好好学习。但那段时间，我仍然对唱歌、绘画感兴趣，还常常为班级画墙报的刊头。

我读初一那年，父亲去成都时因车祸把腿摔断了，在乡镇接受急救治疗。后来他腿伤虽慢慢好了，但身体衰弱了。我上初二时，父亲病重，家人叫我回家看看父亲。父亲病危时，哥哥出门准备后事，家里只有两个嫂子和我。我在睡梦中听到哭声，赶快起床，起来时父亲已经走了。父亲信奉道家，临终时还盘着腿练功，一直坐到生命终结。父亲是乡镇上的名人，丧事办得很隆重，家中积蓄花了不少。因在战争中遭遇轰炸，家里房产蒙受很大损失，父亲丧事之后，家中经济更紧张了，不足以维持我继续上高中、上大学，所以初中毕业后，我自作主张报考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是抗战初期兴办的一所学校。抗战时期，四川、云南是西南大后方，很多美术家、音乐家流亡到此。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是留法归国人员，他喜欢艺术人才，收留了一批音乐家、美术家创办了“四川技艺专科学校”。初设时是三年制中专，后升级成大专，学制为五年（三年高中加两年大学）。大多老师是留法归国人员，不少人与常书鸿先生同时期留学法国，彼此都很熟悉，教学也是模仿法国大学的方式。尽管我们学校是初创的，但师资力量不弱，都是一流的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老师在北京创办了工艺美术学院。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音乐、美术专业毕业生只能教书，没有多少出路，建筑专业比较实用。我思忖再三，选择了建筑专业。读建筑专科也要学习绘画，所以我被划分到美术类。考试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外，还要加考美术。最终，我如愿考入了建筑系。前两年学习高中课程，增加了美术和基本制图，那时叫“投影技法”，现在叫“画法几何”，就是对于图形的理解和绘制。美术老师教我们绘画课，教务主任教我们初级图案（花纹怎么组合等）。学习建筑设计，既要美术基础，也要逻辑思维，需要把一些东西组合成一个平面，再把它立起来，形成三维空间。我们专业的一些同学对美术课不感兴趣，进校时全班有30多个同学，到三年级时只剩下不到20人。进校时有5个女同学，到第三年只剩下李其琼和另外一位女同学了。

上学的第五年，抗日战争进入危急阶段，侵华日军想从云南进入四川。成都、重庆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很多青年自愿参军。班里有两位同学报名参加了第一远征军，我们激昂慷慨送他们到军队去报到。他俩属于技术兵种——炮兵。当时有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现在想起还是激动人心。抗战胜利之前，学校总共有几十个同学参军，国民党也很爱护青年学生，第二批参军的学生没有直接上前线，一些当了宪兵，一些被派到印度管理军事物资。抗战胜利后，他们很快复员了，回到学校跟原班上课。

就这样，我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求学生涯，毕业时抗战已经结束了。

初入社会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建筑业很兴旺，成都兴办了营造厂。毕业前夕，我和班上另外三位同学相继进入一家叫“润记营造厂”的建筑公司上班。毕业班课程少，不上课时就去厂里工作，做设计、做银行门面、修商店等。这家公司总厂在重庆，成都有一家分厂，老板是重庆大学土木系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跟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像同学一样，相处得非常融洽。毕业后，我被调到重庆，总厂老板是唐山工学院土木系毕业，他弟弟是四川建设厅的厅长。也许是得益于弟弟的背景，总厂老板还经营了一家外贸公司，对外出口四川特产，如猪鬃、桐油、麝香等。除了老板外，总厂主要有两个业务人员，我是技术员，还有一个工程师，他是老板的同学。

厂里住宿条件很好，我住在一栋小楼上，还拥有一个单独绘图的房间。我保持着在学校时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起床后到街上散步，锻炼锻炼。公司里的一些职员与我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他们晚上打牌，早上不起床，礼拜六晚上通宵打麻将。让人很难忍受的是重庆的天气。重庆是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夏天非常炎热。绘图的时候，我汗珠子不停地渗出，既要认真绘图，又要提防汗水打湿图纸，非常难受；睡在床上也热得冒汗，早上起床冲凉，连自来水都是热的。

上学时，学校音乐系组织其他科系爱好唱歌的同学组成校合唱队，我被选拔到了校合唱队，跟一个叫罗丽舒的女同学往来比较多，彼此产生了好感，后来成了恋人。我在重庆上班时，她给我发了份电报，大意是：“学校里传出一个消息，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要招一批同学到敦煌工作，其中指定要一个学建筑的，你愿不愿意去？”我在重庆举目无亲，想借这个消息回成都看一看，但营造厂业务繁忙，我设计的商店、银行正在施工，不好请假。我哥哥在距离重庆不远的万县，正好路过重庆来看我，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去帮我请假——请的婚假。我已经22岁了，当时在未婚青年中不算很小的年龄，经理相信了，给我批了15天假。离开重庆时，两个同班同学——李其琼和范志宣送我到了车站。

我到重庆工作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匆匆返回成都，既是了解去敦煌的有关事项，也是看望妈妈和交往不久的罗丽舒。上学的时候，我听老师约略谈起过敦煌，但根本没有在意；也在成都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对敦煌有一点朦胧的感受。但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招个学建筑的，我不是很清楚，现在竟然想要跋涉四五千里到那里工作，事情太突然，家人有点担心。我们请教了四川艺专建筑系教授辜其一先生，据他讲：“敦煌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古迹，有很多的壁画、雕塑和古建筑。那里有一个研究所，所长是知名画家常书鸿。你去了以后可以收集一些古建筑资料，也可以学画画。但那里太偏僻，可能比较艰苦，不要紧，工作两三年就回来。”他还勉励我努力工作，至今言犹在耳！说实在的，我当时还年轻，想着出去闯荡一番，特别是工作后，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想到那里是艺术研究所，还有那么多宝贵的建筑资料，可以学些东西。于是，我带着一种朦胧的憧憬决定了遥远的敦煌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