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奔赴敦煌

告别成都

确定前往敦煌后，我告诉母亲和家人“大概两三年后就会回来”。当时我从未想过要在敦煌待一辈子，也从未料到此行会彻底改变我的一生！离开的前几天，我和女朋友罗丽舒在一起。有一天，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芦花翻白燕子飞》，看完后我送她回学校，在学校附近一处水沟边的草地上相依坐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问我的话：“你会像芦花翻白时的燕子吗？”

几天后，我踏上了去往敦煌之路。

同时应聘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三位女同学，都是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她们虽然与我科系不同，但还比较熟悉，能够结伴同行倒是很愉快的事。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从成都到敦煌是相当遥远的，我们都没有出过远门，好在薛德嘉家在四川邮政总局有熟人，可以买到川陕公路的邮政车票。邮政车是当时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沿川陕公路经四川的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广元出川，在陕西境内经褒城、宁强到双石铺转到天水的公路，这是第一段路线。后面的路我们都不清楚，只能走到那里再打听。

我们一行四个同学于1947年7月31日踏上了奔赴敦煌之路，当天早晨在成都暑袜北街邮政总局门前上车，各家的家人及亲戚朋友前来送行。送行的人中还有李承仙，汽车开动前她大声说：“敦煌见！”我们以为她是说着玩的，到了敦煌才知道，李承仙与常书鸿先生早已有了婚约。

我们所乘的邮政汽车是美国造小道奇，进口时间不长，车还是新的，专门运送邮件。邮件比较轻，不够吨位可以附带几个人以增加收入。车厢的前面横七竖八装了很多邮袋，我们把邮袋稍加整理，安顿好了行李——这就是自己的座位。车上除了我们四个，还有两位国民党的军官及其家属，加上我们共八九人。车顶加盖了棚布，前后是敞开的，行进在川陕公路上，成都平原的风光尽收眼底。22岁的我第一次走出成都，以好奇的眼光欣赏着快速移动的景色。

进入德阳、绵阳就告别了成都平原，全是丘陵地区了。当晚抵达梓潼县，薛德嘉是梓潼人，我们就住在她家，受到了很好的招待。这是敦煌之行的第一个夜晚，虽然经过一天颠簸后有些疲倦，但我思绪万千，一时难以入睡。我放弃重庆不错的工作，远离母亲、家人、朋友和熟悉的环境上了路，回想母亲为我收拾行李时，我真切感受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含义，也想不到这一去和母亲竟成永决；当时我正在和罗丽舒交往，情感不深，还没有说出什么情意绵绵的话，从此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夜深人静，在陌生的环境里，我辗转不眠、思前想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从成都出发一路都是平原，经新都、广汉之后逐渐有了浅山丘陵。过了剑阁，就是川北有名的翠云廊，公路两侧连绵不断的老柏树盘根错节，苍劲挺拔，两三人合抱不拢，据说是蜀汉张飞所种。一路上山明水秀，风光无限，行至一山谷的出口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我们下车才发现公路是劈山而成，路狭崖峻，路边石碑上“剑门关”三个大字赫然在目，是国民党要员张群题写的。山前是开阔地带，地势陡然下降很多，汽车沿着陡峻的公路蜿蜒而下，回首一望，剑门关只是一道狭窄的山间缝隙，两旁的石壁犹如刀斩斧劈一样，绵延不知多远，形成川北的一道天然屏障，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雄关。

在离开剑门关到达广元之前的一片开阔川地上，天没有下雨。行至一小河边时，我们发现河水涨满，淹没了过河的小木桥。木桥本来就很简陋，被水淹了以后，我们看不清桥面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司机不敢贸然通过，停在路边等待山洪消退。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天色渐晚，车上的人们饥肠辘辘。公路两旁全是即将成熟的苞米，但是无柴无火，苞米又不能生吃。一筹莫展之际，倒是司机多一些上路的经验，领我们穿过几个苞米地，找到了一户农家。家里有一个妇女正在做晚饭，我们向她说明情况，她为我们煮了一些鸡蛋，并卖给我们一些玉米饼子，又从一个大缸里捞出一些酸菜。也许是饿了吧，我看见酸菜，虽然心里有点犯嘀咕，但吃起来很脆很酸，味道还不错。天色渐黑，仍然不能过桥，我们只好夜宿车中。虽当夏季，但斜风细雨，车中也渐有凉意。司机提醒我们，这里太荒凉，睡觉时警醒一点，以防不测。八九个人蜷缩车中，我也渐渐入睡，朦胧中听见有人打鼾。雨声渐停，蚊虫又开始袭扰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上，我们只有任其侵扰。

天泛曙色，司机下车查看水情。这时洪水已经消退，小桥也没有问题，在微明的天色中，汽车向川北重镇广元进发。广元在嘉陵江的右岸，公路在左岸。车到嘉陵江的渡口时，前面已经有不少汽车停在路边等待过渡。我们的车是邮政车，有优先过渡的权利，所以直接开向岸边等待渡船。一旁的司机有点不满地说：“你们为什么要抢先？”我们的司机大声回答：“我们是邮政车，有规定，过渡过桥都可以优先。”

在上船之前，渡口哨兵到车上盘查，他没有问那两个军官，而是指着我问：“你们几个是不是一起的？干啥的？到哪里去？”我回答说：“是学生，一起的，到甘肃去。”同时我把学校的证明给他看，他看了一下，问：“什么研究所？”我说：“是艺术研究所。”他说：“什么艺术？修脚、剃头也是艺术。”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正要回答，司机在旁边说：“几个年轻人到甘肃找个工作，混碗饭吃。”然后又大声喊道：“上车……上车……渡船来了。”我也趁机离开了那个兵，急忙上了车。后来才知道，川北重镇广元是通往陕西的必经之路，渡口哨卡对青年人盘查得比较严格。要不是司机给我递眼色，如果我和那位士兵顶撞起来，我可能要吃点苦头，还好我总算幸运，过了这一关。

当晚我们住在小旅店中，夜间大风呼啸，不断有屋瓦吹落的声音。这些我在成都平原从未经历过。晨起问堂倌，得知广元夏季多发这种大风，名“公猛风”。广元北面是秦岭，这种风大概是受地形的影响吧！

第四天，汽车沿着嘉陵江的右岸向北前进。在离广元两三公里的山崖上，密密麻麻有无数佛龛，紧靠公路的已经残破不堪，可能是修公路时受到了破坏。司机告诉我们，这里叫“千佛崖”，我就联想——我们要去的敦煌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在去往敦煌的路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的思绪。敦煌的洞子叫千佛洞，洞子一定是矮矮的深深的，里面可能非常阴暗。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同学一路上一直在议论这一话题，但是总也说不出什么名堂，刚刚经过的千佛崖，多少给了我们点想象的参考。

经过千佛崖不远，江面越来越窄，山崖陡峻。公路是从山腰炸出的，路的里侧和上面都是山岩，另一侧就是下临江水的深渊。路窄弯急，勉强可以通过两辆汽车，我的心也悬得紧紧的。道路相当简陋，是抗战期间抢修完成的，转弯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公路下面的山崖上有一排排整齐的方孔，同路的军官告诉我们，那是古人修的栈道，难怪诗人李白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山高路险，车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一会儿又逶迤曲折而下至深谷。两山相距那么近，似乎两边说话相互都能听见。我们一直住在成都平原，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山、如此陡的坡。我们似乎整天都在大山中迂回爬行，秦岭的险峻令人赞叹。我记得在一处山谷中，一座祠庙掩映在苍松翠柏间，其间殿阁耸峙，环境十分清幽，很像神仙洞府。同行者告诉我们，这是张良庙。为了赶路，司机没有让我们下车观光，真是可惜。川陕道上历史古迹很多，我们是第一次出远门，缺乏很多知识，一路上什么都不知道，实在是幼稚得很。

下午到了双石铺，据说是《三国演义》中的“街亭”，也许有点根据。双石铺是川陕甘交通的三岔口，向北可到宝鸡，向西北进入甘肃到天水。我们乘坐的邮政车的目的地是宝鸡，在这里就要和同行四天的车子分手了，我们只得另找汽车去甘肃了。双石铺是一个很小的镇子，看起来十分贫困，街面上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下车后有人带我们去了一家旅店，实际是一家非常简陋的鸡毛店。我们爬了一段很陡的坡进入一个小门，进门没有院子，就是几间小屋。女主人打开一间小屋，屋内两侧各摆着一张床板，床板上没有卧具。我们问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她说都一样。为了省钱，三个女同学住一间，我住在她们隔壁，两间屋子只隔着很薄的板墙。我们四人没有出过远门，没有住过这样的旅店，我心里暗暗地担心安全问题。

勉强解决了住宿，还得打听第二天去天水的汽车。据说双石铺没有汽车站，过路的汽车停在坡下的茶馆门前。这里地方很小，我很快找到了茶馆，门前停着一辆破旧的客车。我们在茶馆里找到了司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一口川东口音；车是经宝鸡到天水的，路线正好。我向他说明情况，但他说车上人满了。我虽然出门不多，但估计他说的不是真话，而是拿架子要我们买黄鱼票（司机私自卖的黑票）。我向他说了些好话，请他帮忙。他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是学生，到甘肃谋生的，后来他很义气地说：“看在我们是老乡的份上，明天一早你们就在这里上车。”黄鱼票终于买好了，我估计他多收了我们的钱，可是也给了我们一些方便。

进入兰州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照司机的安排，在茶馆门前上车。出了小镇，在一个小桥边还有两个“黄鱼”上车。我们的确是受到司机的优待，否则也要背着行李跑老远的路。进入甘肃境内，黄土山上草木稀少，景色逐渐荒凉。在两当县境内又遇到一座小桥被洪水冲坏，正在等待修理，桥边停了好几辆美国十轮大卡车，还有两个黑人大兵，他们也为不能过河而焦急。这里也是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已过中午，幸好路边有几个农村小孩向我们兜售煮鸡蛋，我买了几个大伙分着吃了。后来才听说这里多麻风病，鸡吃了病人的排泄物，也会被传染，而且潜伏期很长。我为此忧心忡忡了很长时间，后悔吃了那里的几个鸡蛋。

徽县街道虽然狭窄，但铺面比较整齐，可能此地较为富庶。到达天水前的一个小站，司机下车为我买了一张短程车票，我不知道是何用意。快到车站了，司机叫黄文馥她们三个下车步行到车站门口，因为我有一张车票，可以随车进站，比较安全地在站上卸行李——这又是司机对我们的优待和照顾。我们住进的旅店，是公办用的，比较宽敞清洁。经打听，从这里有到兰州的班车，但一周只有一班，很不凑巧我们没有赶上，下一班车得等三四天时间。我们等了四天，终于买到了去兰州的车票。

从天水出发，整天在荒山秃岭之间行车，路况不好，车子行进得非常缓慢。山谷之间的河流弯弯曲曲，水流不大，但全是红色的泥浆，可能刚刚发生过山洪。河边的小屋被淤泥淹没了一半，只露出残破的屋顶，山间行人稀少，景色更感荒凉。天色不早了，车停在一片土山上，此地叫华家岭。公路两旁有几间土屋，屋前屋后拴着些牛马，牲畜的粪便积攒成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里没有旅店，只有大车店，房子都很低矮，只有门没有窗户，可能是为了安全和御寒的需要吧！房内因为生火，屋顶和墙壁被烟火熏得漆黑，人们穿得都很破旧，小孩有点衣不蔽体，这里十分贫困。我们要去的敦煌如何呢？这在我的内心一直是个悬念。店主指给我们的一间房子，没有床铺，只有一排“土台”。其他屋内也是这样，旅客把行李铺在土台面上，这土台就是西北的“炕”。我和三个女同学同住一个大炕，我和她们之间摆上四个箱子聊充屏障。此后在兰州及河西各处都作如此安排。这里地势很高，八月的夜间寒气袭人。夜宿荒村，睡在炕上总能闻到一股烟味。

汽车整天在黄土丘陵之间盘桓。庄稼已收割，田间地头绿色不多，骄阳似火，土地被烤得热气蒸腾。山间地头少有人影，寂静中空气似乎凝固了，车外除了黄土还是黄土。到了兰州，我记不起汽车停在哪里，只记得住在邻近省政府的惠东旅社。旅社是砖砌的门楼，院落很深，天井较窄，院内没有花草树木，感觉有点枯燥。四川凡是四合院，院内地坪上多少会种点花木，增添些生活的情趣。为了省钱，也可能是她们三人觉得不安全，我们仍然是四个人住一间大房子，大炕中间用行李和杂物作隔断。我们之前在华家岭住过一夜火炕，时间匆忙，都没去想怎么睡合理；而在兰州可能要住好多天，如何睡炕引起了讨论，上了炕究竟是头向外还是脚向外？如果头向外，夜里一旦进来小偷，一下就摸着头了，那太吓人了。经过认真讨论，我们觉得还是脚在炕的外侧来得安全，于是头朝里脚向外睡炕。后来店家笑话我们：“哪有像你们这样的睡法，上了炕还要爬着过去才能睡下，多不方便。”但我们依旧不改，就这样在这家旅店住了九天。

从成都到双石铺是坐邮政车，比较顺利便捷；从双石铺到兰州买黄鱼票坐班车，也算顺利。按薛德嘉的安排，从兰州到敦煌仍然坐邮政车，也是她在联系车辆。为了等候这趟班车，我们在兰州滞留十天，但记不起是如何度过这十天的。我们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去哪里玩，只记得到过黄河铁桥——天下黄河第一桥。印象深刻的是街上许多驴子驮着两个木桶，装着黄黄的黄河水沿街叫卖，土路街道，大热天尘土飞扬。有人告诉我：兰州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这对当时的兰州来说恰如其分。此外，我们到哪里都是吃米饭，菜简单一点没有关系，目的还是省钱。我们此行是自筹旅费，她们三个是刚毕业的学生，我虽然工作了半年，但也没有积蓄。所以，我对一路上的饭食印象不深，但兰州的瓜果品质好且便宜，大街上到处都是卖瓜果的。我之前没有吃过甜瓜，兰州的甜瓜像蜜糖一样，西瓜也比成都的好吃多了。我是总管，管钱、管吃、管住，一天欧阳琳对我说：“孙儒僩，今天我不吃饭，你把钱给我，我吃瓜嘛。”至今欧阳琳仍然喜吃瓜果，所以她的身体非常健康。

六七天后，有了邮政汽车的消息。出发前一天，为了找到“一只船”邮政车站，我们从住地出发，经南关一路向东，边走边打听。按我的想象，“一支船”可能在河边。出了城门，已经到了农村，又走了好几公里，终于找到了邮政车站，但根本不在河边。站里有薛德嘉的熟人，买票乘车的问题就顺利解决了。在兰州住了九天后，我们向西出发。要奔向敦煌了，大伙满心高兴，我和几个丫头高兴得跳起来了。

奔向敦煌

从兰州出发，车上除了我们四位同学，还有三位衣着讲究的军官，肩上的徽章表明他们是校官。据他们介绍，他们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参谋。永登过后不久，车子开始爬坡，同车的人相告，这里是乌稍岭，海拔三千多米。虽是夏季，但能远远望见祁连山的雪峰。山区树木稀少，民居低矮破旧，山民衣着简陋，小草浅浅地贴着地皮，贫困之状可见一斑。过了山区，进入平原。下午四时前后到达武威，天色尚早，我们上街溜达。烈日当头，城门、城墙和街道上的房屋都是土色，更让人感觉空气干燥炙热。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旅店，只好夜宿邮车。这里白天很热，夜间却十分凉爽。晨起空气清新，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行程。

离开武威县城，一路还有树木村庄。渐往西行，则是大片荒原，没有树木，草也低矮，公路两侧不远处就是山——这就是河西走廊吧。满目荒凉中，突然出现一些断断续续的土墙，高约三四米，绵延几十公里，时有汽车穿行在土墙之间。同车的军官告诉我们，这些土墙是长城。我是第一次看见长城，半信半疑——这样的土墙怎么能够抵御敌人哩？真是不可思议。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些是明长城，夹杂着汉长城。

午后到了山丹县城。县城很小，距离张掖不远，走过一段荒漠后，很快又看见了农村，林木比较丰茂。同行的军官说：“这里物产丰富，人称‘金张掖’，昨天路过的武威叫‘银武威’，这都是甘肃的好地方。”城内街道整齐，街道两旁大树参天，透露出一种古老的气息。街面上有种门楼，下层是砖砌的，正中有方形的门道。门的过道较深，两面有很密的排柱；门顶有很密的木枋，与下面的排柱相对应；门道上面有三间小楼，门楼里是巷道，两旁有人家。路过天水时我也看见过相似的门楼，但天水的比较大，好像是城门，形象更特别。另外，这里屋顶坡度比较平缓，也不盖瓦，屋顶上堆放柴火，邻里间的房顶设置木栅栏，阻止逾越，是一种简单的防范设施。大概因专业的关系，我一路都在观察各地的建筑。

我们找到一家小饭馆吃米饭，小饭馆的饭菜较好，价钱也公道，说明这里比较富庶。入夜我们又住在车上，感觉有点凉意时，天空有了曙光。四川乡镇上的小旅店，门上挂着红灯笼，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对出门人来说，这是温馨的提示。

早晨从张掖出发，路途平坦，经过临泽小县城。临泽，顾名思义可能有湖泊，但是公路两侧是连绵不断的沙丘，生长着一些零星的小草。有些路段，流沙已经覆盖到公路上了，道路两旁全都是沙子，以至于公路已经没有明显的边沿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沙漠。

我们的汽车正在行进中，从后面驶来几辆国民党的军车，车速很快，超车时紧贴着我们的车，我们的车一再往右边避让。正行驶在一个弯道上，后面又一辆军车疾驰而来，我们的车被逼出了路边，车轮陷入沙中，车身向外倾斜。我们及三位军官赶忙下车，三位军官连声大骂，并试图拦住后面的军车，但军车没有停下来，依然飞驶而去。一位军官情急之下，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两枪，后面的军车才停下了。军车上的人问明原因之后，连声道歉，并说回去后一定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追查肇事的军车，请长官原谅。我们只是有惊无险，事情也到此为止。车陷得不深，经司机努力很快就出来了。

车子所经之处是愈益荒凉的戈壁，敦煌的情况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对前途的担忧时时袭上心头。到酒泉后我们住进一家小旅店，为了安全和节约，我们男女四人又住进同一间房子。因为旅途疲乏，我和衣而卧。后半夜被冻醒时，三位女同学睡得正酣，我不敢点灯，摸黑打开被褥，这才安然入睡。

离开酒泉时，同行者告诉我们，前面不远就是万里长城的终点，也可以说是西面的起点。公路右面的高地上，矗立着一座整齐的关城，几座城楼虽然很残破了，但是依然巍峨壮观。关城的左右不远处都是高山，地势险要。因为要赶路，我们只在公路边远望了一阵。同路的军官说：“你们没有到过西北，大概没有听说过‘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我问：“此话怎讲？”他说：“出了嘉峪关，就更加荒凉了，一二百里都没有人烟。过去出关不是当兵吃粮，就是流放他乡，好一点的就是做生意，出了关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现在世道也不好，客死他乡的事是常有的，所以一出关能不感到悲伤吗？”也许是处境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还没有体会到那样的情感。

戈壁滩上几乎寸草不生，真是越走越荒凉。时过中午，快到玉门县（今玉门市）了，路边出现成行的大柳树。柳丝在微风中摇曳，树荫下凉风习习，与刚才戈壁滩的荒凉景象对比鲜明，这就是左公柳。学生时代曾唱过一首歌，其中有“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等句子。看来词作家罗家伦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没有写它的荒凉与贫瘠，而是乐观地赞赏它的美景。

我们在玉门县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继续前行。沿着左公柳走了一段路程，进入了更加辽阔更加荒凉的戈壁。公路在广阔无垠的戈壁上向前延伸，笔直笔直的一眼望不到头。天是那么蓝，蓝得发暗，又是那么深远，一丝云彩也没有，是完全的洁净无瑕。我的老家没有这样的天空，四川的天空是阴沉沉灰蒙蒙的。正在行进之中，我突然看见车子前面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片辽阔的水面，湖的对面还有影影绰绰的树丛和小山，水中还有倒影，我真是惊奇不已，喊了起来：“快看呐，那边有湖了！”同行的军官说：“你别高兴，那不是湖，那是瀚海，是戈壁上出现的幻影。什么原理我也说不清楚，但你是永远也走不到那个湖边的。在戈壁上行路，人在极为干渴时，如果去追寻它，会越追越远最后渴死在戈壁上。”我半信半疑，说话间，那片水面消失了。这一路虽然没有青山绿水，但是这种浩瀚无垠的大戈壁，也是风光无限。

快到瓜州县时，路过一座木桥，河面很宽但几乎没有水流，只有一点点浅浅的水，同行者告诉我们这叫疏勒河。我想：“这怎么能算是河哩，家乡一条小水沟也比这个大！”我的心中装满了家乡的一切，事事都要和家乡比一比。其实我不明白：天地大得很，我见过的事物实在是太少了！过了河，很快就到了瓜州县，远远的有一片矮矮的土城墙，城外没有街道和树木。听说瓜州是风库，“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意思是天天都在刮风，但我们到达时没有感受到猛烈的大风。进了城，我们又要告别邮政车了。车在当地邮局卸下邮包之后，第二天将继续西去新疆，我们只得另寻交通工具转道敦煌。跋涉了千山万水，我们离敦煌总算只有一步之遥了。

瓜州很小，似乎只有一条街道，街上行人稀少，房屋低矮破旧。县政府的侧面有家旅店，是原来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办的，里面没有多少房子，已经住了一些客人，还有一辆老羊毛卡车（抗日战争时期苏俄用这种车子运送军火援助我国，返回时拉上羊毛，因此得名）。明天要去敦煌，我急切地找到了司机，但他说车上已经装满了羊毛。我缺少经验，不知道进一步和司机交涉。听说错过这趟班车，就得等到下个星期了。正在为难之际，有一个中年人主动和我们交谈，并自我介绍说他叫黎雄才，我知道他是有名的国画家，在成都看过他的展览，就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他主动帮我们联系好了车子，真是雪中送炭啊！

到了第25天，大伙心情特别振奋，因为即将到达期待已久的敦煌。虽然风不是很大，但在离开瓜州县城的不远处，公路上全是细细密密浮动的流沙，像水一样贴着地面流动，已经看不出路的原形了。公路曲曲弯弯地向前伸展，两旁全是沙堆，汽车在流沙蠕动的公路上吃力而缓慢地前进。不知走了多少公里，转了一个大弯，风的影响减小了，车行顺畅了许多。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甜水井。大伙停下来休息，路边有一座很破旧的房子，周围积攒了成堆的牛马粪。路的另一边有一口井，司机用桶从井里打水给汽车加水。水很清澈，我问司机水是不是甜的，司机说：“你喝一点尝尝。”我用手捧起一点水抿了一口……满口的怪味，我赶快把水吐了。井水又苦又涩，还有一股腥味，我从没喝过这么难喝的水。我问司机：“这么难喝的水为什么叫甜水？”司机说：“西北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大概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吧！”他说得有道理。

过了甜水井，下起了小雨。汽车没有棚布，只能冒雨前进，后来大伙的衣服全湿透了。有段公路是在草滩上，十分颠簸，行李被抛起来掉到了车外，幸好人都安全。过了这段路，远远地已经能看见绿树和村庄了，根据几天来的经验，有了树木村庄，离城镇就不会太远了——敦煌在望了。

经过了一段村庄，绿树掩映中有一段城墙——敦煌到了。车进了东门，街道虽不宽大，商铺倒也整齐。我们的联系地点是中央银行敦煌支行。在东街上找到了银行，经过介绍联系，主人把我们迎进客厅。一位身材高大、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来到客厅接待我们，他是银行的经理，很客气地和我们寒暄，并陪同我们在银行吃晚饭。饭间我问行长：“我们什么时候去莫高窟？”他说：“莫高窟离县城还有四五十里路，今晚先住下，明天再想法上山。”我问“上什么山？”他说：“去莫高窟简称上山，这是敦煌人的习惯。”晚上我同一位银行职员同住一屋，闲谈一阵，我问他：“莫高窟好不好？”他说：“怎么说呢——那里就是一些佛爷、菩萨，看不懂，没啥意思。”说实在的，从决定到敦煌，我就开始考虑莫高窟究竟如何，我去了能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做好？这些疑惑一直是我心中的悬念，现在莫高窟近在咫尺，答案很快就要揭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