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杜夫海纳的绘画之看的时空运动论

一 我们在现代艺术中看到了什么？

在现象学家关于艺术尤其是绘画的论述中，除萨特肯定艺术真理在艺术家个体自身之内，几乎其他现象学哲学家都坚持这样一个柏拉图问题的当代表述：“一切艺术中，包括抽象艺术在内，仍然有两种方式能成为表现形象的作品，正像巴里利（Barilli）非常正确地指出的：一方面，审美对象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用形象表现自己，‘保证了自己的得救’；另一方面，它‘具有意向性、相反和离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它成为一种外部实在的图像’。这两种力量在非形象的艺术中仍然可以起作用。”90

就是说，一个先验性的意向性的无可抗拒的支配力量和生成力量，决定了这个图像生成的外部性质；但同时它又是在个体身体之中的自我表现自我的“自己的得救”。如同基因和精子，基因一定要体现为精子的生成为实现它预定的意向性，而精子表现为种种求偶的愉悦的以及残酷的比拼获得的个体的自我肯定。现代艺术则是以一种反常的尝试创造出非形象的艺术。

“在一幅蒙德里安的画中，为什么要在这里而不是那里画上这个圆圈呢？在一首十二音体系的乐曲中，为什么要有这种不准备转调的不协和音呢？感性在失去严格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光辉。许多雕刻都无视高贵的材料，绘画中的悲惨主义蔓延开来。”91 “死亡意志折磨着艺术，就像过分发达的器官折磨着机体。这是生命力的一种极端的和反常的形式，从这种形式，生命力可能为审美对象得几分新的意义和光辉。”所以他为一些成功的艺术家如布拉克、蒙德里安、贝克特、利普希斯等人在生与死、文明与野蛮的搏斗中“积极思索与热情求索的成功”而大唱赞歌。92

在此，他重复的还是这样的主题：自我积极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人类文明的形式即“存在”等于真理。梅洛-庞蒂的塞尚如此，萨特的贾科梅蒂也如此。而海德格尔的凡·高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在途中的永远的归乡。但是由这个意向性充溢的机体太过发达，宿命般地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寻求“新的意义与光辉”。

从伦勃朗强调的明暗对比到苏拉依（Soulages）的偏重黑色，从凡·高的厚涂到杜布菲（Dubuffet）的轻抹淡描，其间相去远矣！但是，充满其中的奔向绘画的热情超越了绘画。他们“走向何处呢？当情感仍然受到激发，受到野蛮而无节制的激发时，这便表现在作品中了”。

为此，我们必须区分现代艺术表面上看来非常不同的两面：一面是粗野，一面是文明。在这种现代艺术中，布拉克与蒙德里安、贝克特与罗伯-格里耶、李比切兹与巴巴拉·海坡沃斯、弗·勒·拉埃特与米斯·凡·德·罗都非常相近：非形象与形式化，这是两根轴，生与死每次都沿着这两根轴在搏斗。93 最后，这股力量强烈到无可控制之时，便走向了行动绘画，以身体行为直接抒发和表演，任其自然，以偶然性的方式唤起内心“骚动或隐藏的力量。摆脱技巧，与自然同在”94。

这里的“意向性”的艺术意志由萨特个人的宿命行程，扩展为一群艺术家集体前仆后继时代的艺术意志。于是，一个独立自足、形式严谨到成为一种纯形式的“非理性神话”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因此，艺术的未来是美好的：

“艺术永远能表现这个世界，不仅因为艺术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艺术承担着世界的需求，运用世界的技术，而且还因为它揭示了能够被加以说明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这个世界仍然是自然的一个面貌。”“在这个世界上，一片由石头、混凝土或钢筋构成的风景仍然是一片风景，数字与结构仍然在起着作用，具体共相的艰苦实现，表现了背景的诗的统一。而人也仍然是自然的一种存在，他被欲望与情感贯穿着，对自然赖以被揭示的图像非常敏感。艺术永远是人对自然的第一声回答。像这样，经过挣扎和痛苦，躁动在即将临盆的世界的腹中，艺术可能仍然是幸运的，而且有着美好的未来。”95

由现代艺术反常行为的非理性呈现非形象的结构世界而达到的超理性，杜夫海纳在这个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乐谱上弹奏出了20世纪极少有的欢乐颂。个体在意向性的引力场总是能到达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是挣扎、痛苦、躁动，但那是即将临盆前的极乐。但愿这个“极乐”不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