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父与子的是非曲直

——逻辑辨谬与求真

辩论是孕育逻辑科学的沃土。世界三大逻辑的发源地希腊、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辩论传统，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能言善辩之士。他们中有人顺应历史大潮，有人则仿效螳臂挡车。他们或者循正理，或者玩奇辞。其中能量大者，真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演出了一幕幕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话剧。

亲爱的读者，在思辨花园的入口处，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先选一则掌故慢慢鉴赏。看一看逻辑是怎样教人获得真理，又是怎样教人辨析谬误的。

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希腊一对佚名父子。两千多年前，雅典有个辩才无碍的年轻人，他四处奔波，频频发表演说和参与辩论。正当他雄心勃勃地猎取功名利禄时，他的父亲却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孩子，你可得当心！你那样热衷于演说和辩论，不会有好结果的。说真话吧，富人或显贵们会恨死你；说假话吧，贫民们不会拥护你。可是既要演说，你就得或讲真话，或讲假话。因此，你不是遭到富人、显贵的憎恨，就是遭到贫民们的反对，总之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啊！”

儿子听了，照着他父亲的说理方式回答说：“父亲，您老不用担心。如果我说真话，那么贫民们就会赞颂我；如果我说假话，富人、显贵们就会赞颂我。尽管在演说和辩论中我不是说真话，就是说假话，但是不是贫民们赞颂我，就是富豪、显贵们赞颂我，何乐而不为呢？”

这件逸事结局如何，无从查考。我们关心的是，应该怎样来评论父子两人的是非曲直？有人说父子两人使用的二难推理都不合逻辑；有人认为父亲的规劝之辞是一个错误的二难推理，儿子的反驳也是一个错误的二难推理，但是儿子恰巧用了这个错误的二难推理驳斥了父亲的二难推理。由于儿子反驳了父亲，儿子是胜利者；也有人说双方推理都合乎逻辑，儿子的反驳不失为一种反驳方式，但由于他们的说话方式一致，在前提内容上都有片面性，因而各自的结论都是片面的。我赞成最后一种看法。我们将父亲和儿子两人的二难推理先后列式如下：

如果说真话，则富人、显贵们憎恨你，

如果说假话，则贫民们憎恨你，

你或者说真话，或者说假话，

所以，或者富人、显贵们憎恨你，或者贫民们憎恨你。

如果说真话，则贫民们赞颂我，

如果说假话，则富人、显贵们赞颂我，

我或者说真话，或者说假话，

所以，或者贫民们赞颂我，或者富人、显贵们赞颂我。

父亲的二难推理与儿子的二难推理，尽管在假言前提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从二难推理的形式结构来看，完全相同，都具有如下二难推理的形式：

如果P，则R，

如果Q，则S，

或者P，或者Q，

所以，或者R，或者S。

从这个二难推理形式的结构上我们可以读出，它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前提与结论有必然联系（有关二难推理的规则将在后面作专题介绍）。可见，说父子两人的二难推理都是错误的二难推理，这是不对的。儿子的二难推理由于与父亲的二难推理形式完全相同，称为反二难推理，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不失为反驳的一种有效手段。

有人以为，父子两人各自的结论针锋相对，其间必有一假。这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是他们各自都推得了一部分道理。由于各执一端，大家的道理都不完全。其实，这是并行不悖的两半，这两半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较为全面的结论。可以列式如下：

如果说真话，则贫民们赞颂并且富人、显贵们憎恨，

如果说假话，则贫民们憎恨并且富人、显贵们赞颂，

或者说真话，或者说假话，

所以，或者贫民们赞颂并且富人、显贵们憎恨，或者贫民们憎恨并且富人、显贵们赞颂。

我们列出的这个推理从内容、形式两方面看，都比父子两人各自的推理要全面一点，因而结论也比父子两人各自的结论更接近实际。严格地说，实际情形也许复杂得多，因为不能排除说真话时穷人、富豪权贵都赞成，而说假话时穷人、富豪权贵都反对的可能性。例如，鼓吹兴修水利的好处，也许就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实际的反响会怎样，即推理前提内容是否全面、是否真实，逻辑无能为力，单靠它是回答不了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前两个推理。结论的差别来自前提的差别。应当说，三个推理的假言判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可靠的，但不是恰当的，从形式上来看，父子两人的假言判断的后件是简单判断，而我们的假言判断的后件是联言判断。对于这个差别，逻辑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根据父子两人的结论来指导实际行动，无论哪一种决策都会陷入片面性。只有看到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逻辑只管推理的形式结构正确与否，而不管内容的真实与虚假或全面与否。可见，最终的决策不取决于逻辑。古人云“两害相权取其轻”，不仅如此，《墨经》还有两利相权取其大的观点，“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这是走出困境的策略。但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钱氏家训中有一句话，叫做“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对年轻的演说家来说，何去何从，先要想清楚，是图一己之私利呢，还是为天下人谋公道？

以上评判初步告诉读者，“逻先生”在裁决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他的权力范围有多大。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形式逻辑就是讲形式的。拿着这把宝钥匙，就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求真与辨谬的大门。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与形式有关的问题：什么是逻辑错误，怎样判定逻辑的真命题和假命题，逻辑与真理有什么关系，等等。

朋友，假如我们站在隧道的入口这端向出口那端望去，这端比那端显然要大得多。大家知道，实际并非如此，原来我们上了错觉的当。

当我们仰望夜空，月亮像个银盘子，比起那无数眨眼睛的小星星来，不知要大多少倍。可是天文知识提醒我们，月亮是球体，月亮与星星相比，才真正是“小不点”。我们又受到视力的蒙蔽。

可以试试，当我们俯身地下，去倾听羽毛落地的声音时，那肯定是什么也听不见。事实上羽毛落地也会有声响，只不过微乎其微罢了。古希腊神话说，羊毛生长还会发出“沙、沙”声呢！看来，听觉在欺骗我们。

人会犯各种错误。上述错误，只与人的感觉有关，属感知方面的错误，与逻辑错误不相干。

在论辩当中，下述词的使用率很高：偷换概念、转移论题；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答非所问、王顾左右而言他；推不出、轻率概括、机械类比；丐词、不相干论证、循环论证，等等。一言以蔽之：不合逻辑，或者说犯了逻辑错误。

逻辑错误与人们的思想有关，但思想方面的错误却不一定是逻辑错误。

假如有人做出一个判断：“火星上有人”。你可以说他这个判断是假的，因为不符合实际，但不能说其中包含逻辑错误。

逻辑错误是指思想之间组织结构方面发生的错误。倘若有人说：“‘火星上有人’是对的，‘火星上没有人’也是对的”，那么，我们不必借助任何现代航天知识，仅从这句话的结构中，即从前后两分句之间的关系中可以读出，它包含着逻辑矛盾，整个句子是假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错误。

一个具体判断是不是真，可以用事实来对照一下。例如，“火星上没有人”，符合实际，它是真的。一个逻辑判断的真，则可以从它的结构中“读出”。例如，“火星上或者有人，或者没人”，它具有“P或非P”的结构，这就是形式逻辑基本规律排中律的形式结构。从结构中我们就可断定其为真，大可不必先用事实对照而后下结论。因为这种正确的结构本身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在思维中的反映。通常我们把思想之间的组织结构称为“思维形式的结构”。

凡真理，其思维形式的结构必定是正确的；但并非所有借助正确思维形式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结论都是真理。要使一个推理的结论必定符合实际，既要求推理的结构正确，又要求前提内容真实。

达尔文写了一本《兰必虫媒》的书，主张兰这种植物的繁殖必须以昆虫为媒介。著作出版不久，有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发现一种巨兰，其花房长达11英寸。那人未发现并且也不相信有什么昆虫能传花授粉，于是写信向达尔文求教。虽说这样的巨兰，达尔文也未见过，但他十分自信地认为，这种巨兰的花房既然是长到11英寸，那就非以虫为媒不可。那人经过长时间的精心观察，果然发现一种奇异的蝴蝶，有着细长的舌头，飞行时它把舌头像卷尺一样收起来，采蜜时才伸展出来。达尔文根据“兰必虫媒”和“巨兰也是兰”这两个前提，推出结论“巨兰必以虫为媒”。这是一个形式结构正确的推理，从中可读出前提与结论有必然联系，再加上大前提又真实地反映了普遍原理，这两条便决定了结论必定与事实相符。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形式逻辑是以思想之间的组织结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不研究思维与实践的关系，不研究思维的辩证发展。正因为如此，形式逻辑是供不同阶级的人共同使用的武器，按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的话说：它是没有阶级性的。

对这一说法，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接见周先生时就很感兴趣地问：“何以见得？”

周先生举例回答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是应该私有的。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

毛泽东主席听了，笑着说：“言之有理，也有力。”

周先生的例子说明，两种思想虽然针锋相对，但是它们的表达方式是相同的，有如不同的信息借用共同的载体，又好比同一辆公共汽车可把不同派别、不同身份的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去一样。至于两种思想（两个大前提）谁对谁错，形式逻辑无法回答也用不着去关心。

《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一则外交逸事：

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秦国预谋攻打魏国，为分化魏、赵相邻的友好关系，事先在空雄这个地方与赵国订立互助条约。约定一方想要做的事，另一方就得相助。当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之际，秦王就派人指责赵王违约。赵王求计于平原君，平原君又求计于公孙龙。公孙龙不愧为名辩家的代表人物，他建议赵王派人以同样的理由责备秦王违约。《吕氏春秋·离谓》没有交代结局。该书把公孙龙的据理力争斥为“淫辞”，彰显出作者的强盗逻辑，也透露出秦王的无奈吧。谁叫你用“所欲为”这样的模糊字眼呢？当各自的“所欲为”正好是针尖对麦芒时，就只能各行其是了。这个故事的逻辑启示有二：一是拟合约条文时运用概念要明确，二是对秦王的反驳颇有逻辑力量。对这类答复方式，借用中国第一本逻辑著作《墨经》关于“援”式推论的话来说：“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合约内容是否合理，措词是否严密姑且不论，你可以用合约来约束我、责备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约束、责备你呢？

如果说那个儿子是用与其父亲同样的推理方式来反驳其父，那么公孙龙是用论敌赞成的理由来反驳对方。可谓各尽其妙，异曲同工。

逻辑能助你求知，逻辑也能助你辨谬，逻辑还能助你正确地表达思想和领会他人的思想，从而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那样认为逻辑无用的人，已经很难找了。小说中的青年医生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他说：“逻辑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您肚子饿的时候，我想，您用不着逻辑帮助您把一块面包放进嘴里去吧？”

然而不少人还是有不学逻辑，照样写出好文章，照样有好口才的想法。诚然，人不学逻辑，照样思维。这正像不学生理学，照样会消化一样。但是，正像懂得生理学，我们便懂得饮食要卫生，什么东西有利于健康，什么东西不利于健康，也就有助于延年益寿。同样，学了逻辑学，有助于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由于长期以来以模仿为主的经验，你可以在很多场合，说得不错，写得不错。然而仅凭经验来辨别正误，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须知，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研究一切知识的必要思想工具。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逻辑有助于你增长智慧。杰出的物理学家卢瑟福曾经浩然慨叹：“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地充实着，而人们的智慧却徘徊不前。”智力的发展包括增强记忆力，提高思考力，丰富想象力，启发创造力等很多方面。其中的核心是提高思考力，而思考力的提高离不开逻辑修养的提高。如果说，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数学是科学的大门和钥匙”（罗杰·培根），那么，逻辑便是科学的基石和阶梯。舍逻辑于不顾而要步入科学的殿堂，近于幻想。

好了，让我们到思辨花园中去漫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