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2讲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

讲了老子、孔子、墨子，也就是讲到了道家、儒家、墨家。除了这三家之外，还有一家必须注意，那就是法家。

法家，是另一番目光。

如果说，道家的目光是超逸的，儒家的目光是温暖的，墨家的目光是热烈的，那么，法家的目光则是峻厉的，会让人产生一阵阵寒意。

老子淡淡地走在路上，孔子苦苦地走在路上，墨子急急地走在路上。路边树丛间，早就有几副冷冷的目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者，完全不讲老子、孔子、墨子的情怀，只相信对实际利害的严格管理，并把这种管理组成一种绝对权力。在韩非看来，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术”、“势”三种力量。“法”是法令如山，赏罚分明；“术”是运用谋术，控制群臣；“势”是集中权势，制服天下。

猛然一听，法家让人不太愉快，但仔细一想，社会历史还真少不了法家。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墨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法家是现实主义者。对于现实的社会政治，老子主张尽量少管，听其自然；孔子主张道德领先，苦口婆心；墨子主张一腔热血，行侠江湖。这三条道路，其实都很难有效地把整个社会管理起来。法家强硬地追求有效，追求力量，结果大家知道，真正让秦国强大起来最后统一中国的，就是法家。

但是，法家在通向效果的道路上，运用了太多的残忍手段和阴谋，结果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被残忍手段和阴谋缠住了。早在韩非出生前五十几年，法家思想的早期实践家商鞅，已经死于“车裂”的酷刑。韩非死于他的同学李斯之手。李斯也是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最后被腰斩灭族。

可以说，在诸子百家中，法家最硬又最惨。他们以强力推动了社会改造，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早早统一的中国，这个贡献实在太大了。但是，从文化上说，人之为人，还必须有温馨、柔和、仗义的一面。就人性而言，除了铁拳人生外，更需要慈爱人生、诗化人生。而法家思想家是以自己的声音和生命，做出了最大的自我恶化和自我牺牲。人们容易忘记他们的贡献，喜欢转过身去欣赏那个白发行走者、那个棕衣行走者和那个黑衣行走者。

简单来说，这些行走者更有诗化魅力。魅力是一种不公平的吸引力，法家学者即使集中了他们最看重的全部“法”、“术”、“势”，也形不成魅力，反而还会走到魅力的反面。

我刚刚说到，法家的韩非和李斯是同学，那他们的老师是谁呢？是荀子。

荀子是儒家集大成者，这一点我不多讲了，只讲他后来很长时间主持着的一个学术机构，叫作稷下学宫。他被看成是这个学宫里“老师中的老师”。稷下学宫，在山东临淄的稷门附近。临淄，是当时齐国的王都。

齐国，精彩的人物和事情非常多，如果细细讲来怎么也讲不完。我只能跳过他们，直奔那个学宫。为此，我曾写下这么一段引文：

我不得不装成铁石心肠，故意不看姜子牙那根长长的钓竿，不看齐桓公沐浴焚香拜相管仲的隆重仪式，不看能言善辩的晏婴矫捷的身影，不看军事家孙武别齐去吴的那个清晨，也不看神医扁鹊一次次用脉诊让人起死回生的奇迹……

全都放弃吧，只跟着我，来到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下。那里，曾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的所在地。

我为什么对稷下学宫如此重视？因为中国文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聚集和整合，蔚为壮观。不管是以历史眼光还是以世界眼光看，都令人振奋。

中国文化在人类精神的奠基时代能够涌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本来已经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所谓“争鸣”，大多是后人把各种学说拼合在一起，当时很难近距离地争论起来。出乎意料，他们真的拥有了一个会合的场所，“百家争鸣”变成了事实。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所在地，是齐国都城临淄的“西门”，叫“稷门”。“稷门”应该与稷山有关吧，那就在都城之南了。反正就在那一带吧，我们一起期待新的考古发现。

从各种文献来看，当年稷门附近，实在是气魄非凡。那里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成了四面八方学者们的向往之地。齐国朝廷做事，总是大手笔，他们给各路学者很高的待遇。因此，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像平时一样，身后跟着很多学生。过去孔子周游列国，也带着一批学生，像是一个“流亡大学”，现在，一个个“流亡大学”在这里集中了，这里也就成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人数常常是数百上千。

稷下学宫解决了天下所有高等学府都会遇到的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这个学宫是由齐国朝廷出资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那又如何保持对朝廷的独立性？解决的方法是：学宫里的诸子都不任官职，也就是“只问政，不参政”，因此也不必对自己的观点担负行政责任。朝廷所需要的，就是他们身处行政体制之外的独立思维。体制之内也会有很多聪明头脑，如管仲、晏婴，但那只是“内循环”，而稷下学宫要提供的则是循环圈之外的声音。对于这种声音，朝廷听过之后也可以完全不予釆纳，这叫“两相自便”。例如，孟子就对时政发表过很多意见，朝廷觉得不切实用，没有接受，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在稷下学宫中的崇高地位。

第二个难题是，稷下学宫主张“百家争鸣”，那如何不让争鸣变成众声喧哗、嘈杂一片？答案是：稷下学宫除了欢迎各路自来的学者，还会隆重聘请一些真正重量级的大师来“镇宅”、“压舱”，保持着清晰的学术等级评估。同时根据各路学者的学问、资历、成就，学宫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经有了“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避免了在“百家争鸣”、“言论自由”的幌子下的鱼龙混杂、泥沙倶下。

每次说到稷下学宫，我心中总会出现一个比较对象，那就是希腊的雅典学院。我计算了一下，柏拉图创建雅典学院的时间，大概比稷下学宫的建立早了二十年。这在历史长河中，应该算是同时。

提起雅典学院，我首先想到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为了复兴希腊文化重新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

其次想到的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拉斐尔，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的著名油画，把美第奇家族所向往的图景做了形象展现。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并不是一幅写实油画，而是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院都画进去了，让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学者共聚一堂。拉斐尔甚至把自己，还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进去了。这种“穿越”，是一种倒逆时间的“注册登记”，表明自己也是雅典学院的一员。

雅典学院的传统，后来在欧洲中断了。在漫长的中世纪，谁也不知道雅典学院的存在，所以，拉斐尔和美第奇家族有一种重新发现的巨大兴奋。中国缺少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兴奋，这是缺点；但是，中国也没有出现过中世纪式的中断，因此说不上重新发现。每一代都知道一点儿诸子百家，只不过常常遗忘。

中国出现的麻烦，不是中断，而是遗忘。

我们不妨学一学拉斐尔，他把自己画进了古代的“雅典学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植入“稷下学宫”。至少，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应该领悟，我们每个人，如果细细追索上去，都与山东临淄老城门下的废墟有关。

这是在确认自己的文化身同时，又是在为中国文化恢复身份。

我可以断定，稷下学宫一定比雅典学院更漂亮、更壮丽、更热闹，因为当时的中国有诸子百家，希腊没有那么多；当时稷下会集了东南西北的广大地域的人，希腊没那么大。

说起稷下学宫会集了东南西北广大地域的人，我突然想起一个南方人，他也来过稷下学宫，那就是屈原。

我在给北京大学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屈原到稷下这件事，而且特地起了一个标题，叫作“长江推举他出场”。

稷下学宫的各路学者，主要来自黄河流域。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涉我特别关注的另外一门学问——“生态文化学”。鉴于地理、气候、政治、军事等种种原因，中国文化的高层形态，有很长时间较多地集中在黄河流域。这种情况后来渐渐发生了变化，但在当时，集中还是明显的。这个“子”，那个“子”，说来说去，都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在山东一带。

对此，伟大的长江似乎有一种默默的不平。也有不少文人从它身边北行，但分量都不太够。终于，长江派出了一个人，一个从长江最重要也最险要部位一一三峡走出的人，他的文化分量非同小可。因此，屈原此行，具有隆重的代表性。尽管当时，不管是他还是稷下学宫，都不知道这种代表性。

我感兴趣的是，那天屈原出现在北方各路学者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想，他一定引起了分外的注意。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甚至在《离骚》里自夸，他长得很正，不怕装饰。他身材也应该很好，痩痩的，个子不高不矮，玉树临风。他的方言，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听起来有点儿费劲，但他的嗓音动听。他的表情，有点儿矜持，却又通体高贵。他在学宫里显然不太合群，因此很快回到了楚国。

他走了。在当时，他似乎走在历史的主道之外，但在此后几千年，他却奇迹般地成为全国民众年年祭祀的对象。我在《中国文脉》、《北大授课》、《雨夜短文》等著作中对他都有详尽阐述，学员们可以找来一读，这儿就不重复了。但在本书的第五单元，我还会讲到他，并把他的代表作《离骚》翻译成现代散文，呈献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