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3讲
秦汉王朝的文化选择

到上一讲为止，我们完成了第一单元里的一个重要台阶：“奠基时代的中国文化”。

按照本课程已经形成的惯例，对于遥远、宏大、复杂的内容，讲完之后还要与大家一起复习一遍。这次复习的，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整体印象——

世界上各个大文化在跨进门槛、享受文明生活很久之后，突然不约而同地感觉到，需要进行一次精神文化上的大补课，因此出现了神奇的奠基时代。在这个奠基时代，中国文化没有缺席，而且表现优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找到的补课老师，也就是完成精神奠基的几位巨人，几乎都走在路上，都是步行者、竞走者、奔忙者，都是千里脚印、风尘仆仆。后来，各地学者也都起步赶路了，赶向山东临淄的稷下学宫。其实，满脸严肃的法家学者也走了很多路，只不过，他们的脚印里常常留有血迹一别人的血迹、自己的血迹……

总之，整整几百年，中国最聪明的人全在路上，中国文化全在路上。这让我想起很久很久之后一位法国思想家所说的一句话：“我只要停止脚步，也就停止了思考。”这个思想家叫卢梭。他不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智者就已经这样了。

走在路上，有利于文化的创造，却不利于文化的留存。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思想，被路上的大风吹走了，被路边的草丛吞没了。如果函谷关上没有那个守卫，孔子身边没有那几个学生，事情就麻烦了，那些现在被中国人和外国人熟知的思想，也同样会被吹走，吞没。能够留下来，是偶然中的偶然，侥幸中的侥幸。

而把这些偶然、侥幸加在一起，也可能只是暂时留存，随时可能消亡。因为手稿会遗失、学生会老死、记录会霉蚀，所谓的口口相传，又能传过几个耳朵？

因此，文化的留存，不能靠文化人自身，而必须依靠行政架构的加持、国家力量的选择。我前面讲到，齐国以行政资助来创办稷下学宫，有利于诸子百家的留存。但是，齐国毕竟太小，无法对整体文化承担维护、推广、传承的职能。因此，一种大文化要留存于天下，还需要依靠更大的国家力量。

正巧，奠基时代所形成的“智能大爆发”，也滋生了更宏大的政治构想，于是，一个个大帝国的诞生，也就水到渠成了。人类文化，因而从“奠基时代”，过渡到了“帝国时代”。这情景，我们从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所罗门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中都可以看到，而中国文化，则迎来了秦汉帝国。

请注意，文化遇到帝国，并不是必然。世上很多文化并没有遇到相关的帝国，而很多帝国也没有遇到像样的文化。它们相遇，无论是文化还是帝国，双方都未必有主动意愿。但是，如果它们陌路相逢，就会碰撞出很多事端。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秦汉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了。

这是一个更开阔的台阶。

一般来说，在帝国建立之初，文化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还在为军事进攻和政治整合而忙碌，无心文化，反而为了统一思想而控制文化，手段往往非常鲁莽。

中国文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帝国——秦朝，更是这样了。秦始皇听从李斯的主张，焚烧《诗》、《书》和“百家语”，只有医药、卜筮和种树的书才可幸免。这严重地破坏了文化传承。与此相应，他还下令坑杀了一些儒生。

请记住，中外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很难论定，但只要动手破坏文化了，就永远不被原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一件大坏事。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为这件事做一些解释，让人们原谅，我觉得没有必要。人世间总有善恶底线，再多的学问也不应该用来遮掩这条底线。

在确定“焚书坑儒”的负面意义之后，我们可以回归公正的立场，大方地承认秦始皇也为文化做出了不少正面贡献。

正面贡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统一了文字。正是这个举措，使得全人类人数最多的族群，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管流浪到什么地方，也不管遭遇到什么灾难，都不会在文化上溃散。这项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会过。

即便不遇到灾难，中国国土那么大，方言那么多，如果不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不知道会崩解成多少地方政权，分裂成多少文化碎块。环视世界各地，这种可能性极大，那就谈不上什么“同文同宗”的文化规模了。

除了统一文字，秦王朝还做了不少文化大事。例如，把原来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这从行政格局上改变了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又如，建造万里长城，既有军事意义、工程意义，又有心理意义、美学意义。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道既漫长又悠久，既壮观又怨伤的墙，因此也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

秦王朝对中国文化的最终贡献，是给中国文化颁发了最正式的“身份证”。正是这个空前统一的王朝，使中国终于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随之而来，中国文化也终于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这一切加在一起，可以说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底盘。

要做这件大事，文化本身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国家力量。短促的秦王朝，恰恰是有效地发挥了这种力量。为此，我们要一次次以文化的名义，向秦王朝致敬。

我在世界各地考察古文化遗址时，只要看到苍苔斑斑、无人能懂的文字碑刻，看到族群如麻、阻隔如山的分裂状态，总会一次次地想念秦始皇。

想念归想念，心底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焚书坑儒”的谴责。

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底盘，接下来，汉王朝则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框架，提供了一副目光。

一个底盘，一个框架，一副目光，都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汉王朝的文化框架，首先是“黄老思想”，与道家有关。秦朝太残酷、太热烈、太劳累了，汉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希望让民间休养生息，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但是要让整个统治集团接受这种方针，就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了。于是，老子的哲学，加上传说中的黄帝的思想，成了精神指引。结果，汉文帝和汉景帝时的“文景之治”出现了，老子的哲学也就取得了极高的声誉。这是文化与政治亲密结缘的开始。

政治需要文化来帮助，结果也帮助了文化。

“文景之治”的成功，也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成功。“无为”，不是毫无作为，而是相信民众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统治者要顺其自然。

但是，这种思想也有局限，因为普通民众很难发现整体危机，更没有能力来解除这种危机。汉王朝当时遇到的最大危机就是北方匈奴的入侵和抢掠。要减少匈奴的入侵和抢掠，只能“和亲”，就是把皇家的女儿嫁给他们的首领。但有时候，她们嫁过去不久，匈奴又来入侵了，没完没了。面对这样的危机和屈辱，一个年轻的帝王站了出来，决定不能“无为”了，而必须大有作为，他就是汉武帝。

大有作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在战场上，马背上的匈奴实在太强悍了，要对付，必须组建骑兵，物色将军，寻找战马，改进武器，而且必须在实战中总结失败的教训……。要有效地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当然需要集中权力，树立威望。这在已经尝到“无为而治”甜头的全国上下，已经不大适应，因此汉武帝必须在“黄老思想”之外选择另一种精神支柱。

他选择了儒家，选择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其实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子、孟子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从“天人合一”发展到了“天人感应”，把儒家的统治理念联系到了“天意”，其中包括了法家和道家的一些理念。

说到这里，我必须做一个重大的学术提醒了。气盖百世、赫赫武功的秦汉王朝，都在寻找精神理由，说到底它们都是文化王朝。秦王朝选择了法家哲学，汉王朝先撷取了道家哲学，然后又改造了儒家哲学。它们都是文化哲学的施政实践，因此也可以说是哲学王朝。

那些著名的帝王，那些有名的战争，那些出名的转折，说来说去，无非都是在实践法家的刚烈雄伟、道家的清净生息和儒家的奋发有为。谁也没有跳出文化的手掌心，谁也没有逃离学者的大构想。

这一点，与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所罗门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相比，只有中国做到了。那些帝国和王朝，都不缺哲学家和文化人，却从未被一种完整的文化哲学所左右。

汉王朝选择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精神格局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又保持着继续拓宽和弥补的意向。接着，还是在汉代，佛教传入了。这一来，中国文化的宏伟雏形已经“三足鼎立”。

佛教的事，后面的课程中还会多次讲到，这里点到为止，只说明汉代的中国，在文化框架上已经相当完整。这种文化上的健全，加上军事上的胜利，使一个“汉”字变得大气磅礴。因此，曾被秦王朝包罗的中原百姓，也就由“秦人”改称为“汉人”，而自古以来的华夏民族，也称作“汉族”了。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历史学家常常掉到一个又一个紧张曲折的宫廷故事和攻伐故事里出不来，而忘了这一切背后，都有文化支撑。

我舍弃了那些残酷或艳丽的情节，只从文化选择上说秦汉，相信当代年轻人反而能更加明白。中国居然拥有一个由统治者寻找文化哲学的时代，这才是惊人的大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