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进行了重新分化整合，由计划经济时期相对简单的结构发展到今天复杂而多元化的结构，并且仍在继续发展之中。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绝对主体，这一阶级内部结构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引起这种变化的深刻动因是什么；这种变化已经和将要对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我们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使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只有弄清了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的研究才算告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讨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原因有哪些。

一 国家政策的引导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李强曾在他所著的《社会分层十讲》中，设专节探讨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的重大影响。他说：“无论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1]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出台的国家政策都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促使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初步分化。改革开放后，引起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便是知识分子阶级归属问题的解决。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使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由工人、干部两个阶层，变为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个阶层。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市场取向经济政策的出台，促使当代工人阶级结构迅速走向多元化。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一系列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举措引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就使被雇佣于私营企业的工人阶层数量增长迅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还加大了引进外资的力度，三资企业的规模和数量都有很大增长。同时，我国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因而，我国工人由计划经济时期单纯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发展成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和乡镇企业工人五个阶层。1991年末“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政策的实施和1996年“抓大放小”策略的出台，直接导致那些在年龄、体质和能力方面处于弱势的产业工人以待岗、内退或买断工龄等形式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有数据显示，我国下岗职工数1995年为650万人，1996年达到814.8万人，而1997年总数达到约150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0多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的比重超过10%。总之，这一系列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之一是工人阶层内部分化出一个下岗失业工人阶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政府开始采取多种措施对农村劳动力加以合理引导和调控。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农民工突破了就地转移形式，大规模向城市进军，形成了当时蔚为壮观的“民工潮”。20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及其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等都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呼吁要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国家也出台了“农民工权利保护条例”“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这一群体被认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

21世纪以来，我们在前一段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这一时期都逐渐显现其功效。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形成都已趋于清晰明朗。职业成为重要的阶层划分标准，原因是职业身份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收入、声望、教育、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职业与社会分化紧密相关。[2]今天我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参照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并兼顾中国现实的户籍制度，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分为特征明显的六大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城市普通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下岗失业工人阶层。进入21世纪，这六大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其中尤以干群矛盾、劳资矛盾、收入差距过大等最为突出。2003年以后，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逐渐清晰。在大的政策、理念上，中央提出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科学发展观，另一个是和谐社会。在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政策、理念上，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口号。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对收入分配是这样表述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从2006年起企业新裁人员都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未能及时就业者，则可以通过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来维持基本生活。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多处强调公平、社会公平与公平正义，并在分配问题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这样一种政策取向下，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出台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教育优先发展与教育公平，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等等。近年来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调控政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二 经济变革的推动

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可阻挡的洪流，它使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可以说，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一）所有制结构变革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

所谓所有制结构，就是指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然而，事实上它不仅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还引起阶级内部阶层关系的变化。如果说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全局性的、深刻的、基本的，那么阶级内部阶层的变化则是局部的和细微的，二者密不可分。考察我国改革进程，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是直接从所有制改革开始的。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所有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先声。此后逐步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存在。1987年十三大提出“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1992年十四大提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4]1997年，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发展健康”。[5]直至今天，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所有制的这种变革，事实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所有制的变迁，实现了利益的再调整，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也由原来单纯的国有和集体单位向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单位流动。而且收入差距拉大，引发了不同所有制中工人阶层地位提高的不均衡。

（二）分配制度变革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形成了单一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改变过于单一的分配方式。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并特别强调要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1997年十五大报告强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首次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然而90年代后期，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开始显现，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被提上日程。规范收入分配，强调既要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新取向。2002年，十六大报告要求确立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强调分配制度改革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7年十七大报告要求健全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强调逐步提高另外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求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呈现出新思路。[6]总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归结起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二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拉开了差距，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的不同来源和收入的差距是划分阶级阶层的重要依据，它与我国新时期工人阶级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国工人的收入形式也走向多样化，收入来源变得多元化。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逐步参与分配，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收入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日益复杂，使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工人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形成高、中、低不同的收入群体。

（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产业结构调整，通常是指对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比例关系的调整和优化，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高级化。与此相适应，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为阶级阶层分化提供了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依次降低之态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升级，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增长迅速，全国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剥离出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进程也明显加快，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发生较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1997年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量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占到50.1%。从1994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量超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三大产业不同速度的增长导致了工人阶级就业结构的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工人，而工人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体力工人变成了脑力劳动和脑体双重劳动工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高级化对工人阶级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投入的增加，劳动的性质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劳动者的文化素养、科学技术知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那些掌握现代知识技能的工人变成了现代技术工人或管理人员，实现向上流动。而知识结构和服务技能受到新技术冲击的工人群体则面临挑战，那些不能顺利转型者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下岗失业、生活困难。

（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对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原来的计划配置资源为主转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这就使得劳动力可以利用市场提供的自由空间，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使一些人在市场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优势地位。这些都促使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发生改变，进行重新分化组合。具体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作为劳动力成为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必须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接受市场的调节和配置。因此，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尽力建立竞争、公平、有序、完善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自由流动成为可能。遵循价值规律，劳动力资源也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不断从价格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价格高的地区和行业。这也造成我国人才大量流向了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人才分布不均衡，进而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劳动力在流动中也造成了自身的“优胜劣汰”。素质较好的劳动力在流动中获得了较好的职位和就业机会，向上流动；而素质较低的劳动力则向下流动甚至被淘汰出局，成为下岗失业人员，同时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竞争的直接产物，而且将会长期存在。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打破了过去以计划为主配置资源的格局，极大地加快了我国新时期阶级阶层分化和重组的速度。

三 城乡结构变化的影响

城乡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在中国，城乡结构在社会结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结构独特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其独特性就在于，它不只体现为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产业格局以及地理位置的关系，更体现为一种二元身份性的社会地位体系或结构，而且正是这样的社会地位体系又影响到城乡的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和其他关系。[7]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城乡结构体系，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其中最能体现这种转化的就是仍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从198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1997年国家正式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的城市化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因而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也就意味着把大量从事农业的农民变成从事非农职业的工人，从而使我国工人阶级的规模迅速扩大。

四 经济全球化中产业工人重组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就已经注意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与重新布局对我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重要影响。2007年，沈原强调：“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放大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上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不用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8]事实上也如此，改革开放后，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际化产业工人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三资企业中和一些发展迅速并与国际接轨的内资大企业里。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人阶级的变迁不是孤立地、个别地产生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和趋势的共同影响，表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合力作用。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人阶级结构的这种嬗变不可避免。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将得到不断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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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328页。

[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0～141页。

[4]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3日。

[5]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13日。

[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55页。

[8] 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