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研究在中国[1]

卢白羽[2]

莱辛作为德国乃至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家，是日耳曼文学研究之重点。中国对莱辛的研究经历了民国时期作为德国经典作家的初步译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大力翻译与初步研究，到近二十年来作为启蒙运动的经典案例，其人其作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得到重视，作品翻译日益系统化、研究日益深化的过程。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它塑造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我们关于当今一切的思考都必须回溯到这场运动。德国的启蒙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启蒙文学也是德国乃至欧洲文学史的重要篇章。莱辛作为德国文学启蒙运动时期的领军人物，其创作领域涉及戏剧、美学、神学、哲学，一直是德国日耳曼学研究之重点。中国的莱辛研究，由于历史机缘巧合，起步很早。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外文学研究界主流文艺理论，莱辛被解读为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运动斗士，是代表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作家，因此，莱辛的一些重要作品被翻译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蓬勃发展。一方面我们开始系统地翻译莱辛作品，另一方面，在积极引进介绍国外莱辛研究的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从自身背景和需求出发，发展自己的莱辛研究进路，这体现出我国德国文学研究者日益自觉的学术本土化意识。

开端：民国时期的莱辛译介

莱辛最早为国人所识的作品或许要追溯到1924年。莱辛寓言由著名翻译家郑振铎（笔名西谛）译成中文。这29篇寓言先是发表于《小说月报》，然后又结集为单行本出版。[3]在前言里，郑振铎将莱辛与歌德、席勒并举为德国三大经典作家，是除伊索、拉封丹和克雷洛夫以外最为成功和伟大的寓言作家。郑振铎是通过英文翻译的莱辛寓言，并且在前言末尾建议将这本小册子作为小学教科书来使用，无意中倒是切合莱辛本人在《论寓言》的论文中提出的倡议。不过，郑振铎将莱辛的早期喜剧《青年学者》也列为其重要作品，由此看来，他对莱辛并不熟悉。

国内的莱辛研究起步应该从“五四”前后任教于北大德语系的德国莱辛专家欧尔克（Waldemar Oehlke）算起。[4]他在赴北大任教之前撰写的《莱辛及其时代》（Lessing und seine Zeit，1919）至今仍是莱辛研究的权威论著。欧尔克在北大执教期间致力于介绍和推广德国古典文学，当时和后世的中国日耳曼学者都深受其学术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的杨丙辰。

杨丙辰在《弥娜》译本（1927）[5]的前言中简要介绍了莱辛生平及其在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中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文学史学家欧尔克的影响。根据杨丙辰在前言中的自述，此次翻译的动因却要归因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崛起：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有一场关于戏曲的激烈争辩。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梦想着彻底改造传统文学，建立一个符合他们关于现代中国想象的新文学。具体到戏曲这一体裁，他们要求摒弃传统“戏曲”，按照西方模式建立新式“话剧”。而最稳妥的学习途径自然是翻译。杨丙辰本人便翻译过多部西方戏剧。他在前言中强调戏剧对启蒙观众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戏剧创作的现状。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则是缺乏优秀的模范剧本。他翻译《弥娜》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正如莱辛以此戏剧开创了德国喜剧创作的新局面，杨丙辰也希望通过翻译来提高中国新式话剧的水平。因此，译本的评注部分不仅为中国读者理解这部18世纪德国喜剧而介绍了该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还针对中国的话剧作家，提醒他们莱辛搭建情节、编织对话的精妙之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部译作是莱辛剧作唯一的中译本。[6]

除了杨丙辰的这一完整中译本，民国时期也有对莱辛作品的翻译片段，主要散见于各类报刊或西洋文学文选之中。比如《中德学志》刊载由常荪波翻译的《论古代人“死”之表现法》，[7]由吴兴华翻译的《雷兴自论》，[8]即《汉堡剧评》结尾（第101～104篇）莱辛对《剧评》的总结性概括，对同一段的翻译也见于李金发、黄似奇所著《德国文学ABC》之中。[9]

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5期（1929）发表的雷兴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文章是对莱辛生平的简要回顾。吴宓将当时德国文坛与当代中国文坛的情况做了对比：正如法国古典主义阻碍了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欧化风潮也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10]这就看出莱辛对发展中国新文学的榜样作用。吴宓对莱辛戏剧创作的评价是“作品皆以工力见长，而缺乏诗人之天才”，[11]这也符合20世纪20年代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潮将“非理性”视为文学源泉，而以理性闻名的莱辛则算不上真正的“诗人”[12]的观点。有趣的是，《智者纳坦》这部体现莱辛宗教宽容思想的重要剧作却被吴宓评价为“说教之工具，而乏文学价值”而不值评述。这篇文章重点介绍的是美学著作《拉奥孔》，第一次向国人详细介绍了《拉奥孔》的主要观点，并列举中国诗歌补充莱辛提出的论据。这一比较方法可以说开启了后来从中西诗画论对比来研究《拉奥孔》之“诗画异质说”的方法论范例。

常荪波的《论雷兴的拉奥孔》[13]则深入介绍了《拉奥孔》。从作品成文的思想史背景，到大段引用《拉奥孔》原文，其间穿插作者对莱辛观点的整理归纳，使得中国读者能够在没有《拉奥孔》全译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上了解这部著作。

民国时期也已经开始了德国文学史的编撰，莱辛自然是绕不过的重要作家。以张威廉（1926）、余祥森（1930）、唐性天（1932）、刘大杰（1934）编撰的德国文学史为例。[14]当时的德国文学史基本上是由德国人所著文学史编译而来。[15]在德国研究开展的最初阶段，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并且十分必要。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书写都认为莱辛是德国“国民文学”的元祖，其戏剧作品奠定了德国民族文学的根基。其文学主张为：清除法国戏剧在德国的影响，学习莎士比亚戏剧，建立德国自己的“国民文学”。其中，张传普将莱辛归为“古典主义文学”（刘大杰沿袭），张认为因其思想根本源于古希腊罗马，具有古诗人的精神，另外，其文学作品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经典”之地位。[16]而唐性天则认为只有歌德和席勒的某些作品才具有“古典主义”特征，莱辛还不能算作“古典主义”，将他归入“国民文学”更为恰当。[17]唐的观点与我们今天对莱辛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定位更为接近。

常荪波根据英文和德文文献编译整理出《雷兴的生平与著作》，[18]该文记叙了莱辛的一生以及他的全部重要作品。文学史里没有提及的与葛茨牧师的“残稿之争”以及莱辛身后因他而起的“斯宾诺莎主义之争”，在这篇文章里都有叙述。其详尽程度，时至今日都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了解才刚起步，遑论研究。这一时期主要是对莱辛其人其作品的简要介绍，并且大多直接移译自德国或英美研究，其视角自然也受到所译研究的局限。

重新开端：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有一个断裂。具体到莱辛译介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是重起炉灶，对前人的译介没有任何参阅与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文学唯一的评判标准，即是看其是否反映了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是否代表着进步阶级。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运动，因此是进步的。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自然也是进步作家。同时，莱辛对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的批判，使得他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而更具进步性。凡此种种，都为对莱辛的译介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欧尔克培养的学生商章孙（商承祖）是第二代日耳曼学者中当之无愧的莱辛专家，[19]他翻译了莱辛的著名市民悲剧《爱美丽雅·迦洛蒂》（1956，又译为《爱米丽雅·迦洛蒂》）[20]，并为之撰写了一篇后记。在当时国内莱辛研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这篇后记可算是新中国最早的莱辛研究成果。商章孙援引恩格斯对18世纪德国现状的批判以及对德国启蒙运动的评价，认为莱辛是运用批判的方式为德国“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下条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清除法国封建宫廷文学在德国的势力、号召学习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建立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揭露德国封建专制政权以及宣扬宗教宽容的人道主义。1958年以及后来1991年出版的两部德国文学史[21]对莱辛的评价基本上沿袭了商承祖的这一定位。另外，莱辛的著名喜剧《敏娜·封·巴尔海姆》也由海梦和阮遥于1961年翻译出版。[2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我国仅有的两部莱辛戏剧作品译本。

在莱辛的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对莱辛著名的美学论著《拉奥孔》的译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光潜翻译的《拉奥孔》。[23]据朱光潜译后记，此译本早在1965年便已译完，不幸遭遇“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他撰写的译后记开启了我国《拉奥孔》研究的先河。朱光潜在译后记中从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拉奥孔》的成书背景，尤其突出了《拉奥孔》与同时期另一位德国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大家温克尔曼的思想史论争背景。朱光潜敏锐地看出，莱辛并不是纯粹为了确立艺术门类的标准而划分诗画界限，这一划分的背后其实是他要求践行变革的市民阶级世界观与要求妥协静观的人生观之间的对立。[24]朱光潜还在每章末尾扼要注明本章的主要论点以及各章前后发展的线索，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翻译之中，这已经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注疏。

这段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拉奥孔》研究则是钱钟书的文章《读〈拉奥孔〉》。[25]钱钟书提出了进行中外文学（理论）比较的方法论：借重西方的思想精华，反观自身，重新发掘其中的深刻意蕴，“对习惯事物增进了了解……从老相识进而为新或真相知”。[26]他对《拉奥孔》的解读也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钱钟书罗列出《拉奥孔》关于诗画异质的观点，再旁征博引中国传统诗画观，或佐证之，或深化之，或批驳之。以“拿来主义”的态度，系统并深化了中国传统诗画论。此一进路至今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借鉴。1978年以后大量以《拉奥孔》为视角审视中外诗画论异同处的文章，大多没有超越钱钟书厘定的理论框架。钱钟书的拿来主义虽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也有忽视文艺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危险，从而对文本产生“创造性误读”。[27]

莱辛的另一部著名理论著作《论寓言》由张玉书选译了最重要的第一、第二部分。[28]由于这部论著名气不如《拉奥孔》响亮，虽然它与《汉堡剧评》并列为莱辛文艺理论的重要论著，却几乎没有受到学界的青睐。

这段时间引介的国外莱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上。除散见于文学史和译著前言的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弗朗茨·梅林关于莱辛的只言片语外，另有辛未艾所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有关莱辛的文章《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29]在论及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伟大人格时，此文频繁被文学史和各类研究文章援引。[30]

继往开来：1978年以后的莱辛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德语文学研究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蓬勃发展。以莱辛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文章，莱辛作品的移译也开始向系统性、学术研究型方向发展。本文主要从作品翻译、国内介绍阐释、国外研究引介这三方面来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莱辛研究。

一 作品翻译

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莱辛戏剧二种》，将《爱米丽雅·迦洛蒂》（1956年译）和《明娜·冯·巴尔赫姆》（1961年译）合为一册，重新出版。施种为此书撰写了前言，他简要介绍了莱辛的生平，运用马克思文艺理论，将这两部作品解读为处于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作家莱辛对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讽刺与鞭挞，以及对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的批判，此外，还结合莱辛《汉堡剧评》里的悲剧理论来阐释《爱米丽雅·迦洛蒂》在内容、语言方面的革新。大体来说，其对两部戏剧的阐释仍然延续了1978年以前的框架。

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高中甫翻译的《莱辛寓言》。译者在前言中将莱辛的理论论述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相互观照，并援引梅林和托马斯·曼对莱辛的评价，突出莱辛采用寓言这一文体针砭现实的斗士形象。

莱辛另一部重量级文艺理论作品《汉堡剧评》1981年由张黎译出。[31]张黎为《汉堡剧评》撰写的前言[32]向读者介绍了《汉堡剧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德国的戏剧发展状况，并从《汉堡剧评》方法论的特点（论争性质与比较研究）入手向读者介绍了《汉堡剧评》的内容。

《汉堡剧评》译本的问世以及朱光潜译《拉奥孔》为我国文艺理论专业甚至哲学专业的莱辛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从而使得莱辛不仅是德语文学研究的专属地，也使得国内的跨学科莱辛研究成为可能。具体的研究状况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由此可见，在我国，若想让德语文学渗透于各学科研究之中，并在那里生根发芽，从而最终发展出具有本土意识的德语文学研究，翻译是这一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精良的译本是德语文学研究的根基。只有根基扎实了，才能在上面筑起华堂美厦；若根基不实，最终也是沙地盖楼，摇摇欲坠。

较系统地翻译莱辛作品是“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下的《莱辛集》。在《〈莱辛集〉出版说明》里，主编刘小枫阐明了他编订莱辛作品集的缘起：列奥·施特劳斯对莱辛的重视。刘小枫主要关心的是莱辛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领军人物，如何“竭力修补传统和谐社会因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裂痕”。[33]因此，《莱辛集》从一开始就不是将视线局限在文学和文艺理论领域，而是把莱辛还原为包括哲学家、神学家、古文史学家的多重身份。“出版说明”还强调了莱辛作品的现实意义：莱辛“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对纠缠着20世纪的诸多政治-宗教-教育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34]我们对莱辛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尤其在当今，莱辛研究在西方已渐趋冷却的情况下，我国的莱辛研究正具有初生的活泼生命力。另外，此一选集的特点还在于，它选取了当下最权威的莱辛全集（Wilfried Barner/Klaus Bohnen编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in 12 Bänden，Frankfurt/Main 1985-2003）作为底本，且将这一版本代表德语文学界一流研究成果的笺注、成文史、接受史、结构内容解析等一并移译，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佳的参考。现已出版的莱辛作品有：《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2006年，朱雁冰译），《莱辛剧作七种》（2007年，李健鸣译），《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2008年，朱雁冰译），《关于悲剧的通信》（2010年，朱雁冰译），《智者纳坦·研究版》（2011年，朱雁冰译），《汉堡剧评》（2017年，张黎译）。

以《智者纳坦·研究版》为例。《智者纳坦》（又译为《智者纳旦》）是莱辛戏剧创作生涯的集大成者。此译本几乎保留了德语版本的所有注释，不仅包括对文意的澄清，注明用典的出处，联系莱辛的其他著作来阐明发挥莱辛的思想，并且在相应段落摘录有德国莱辛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此译本还译出原版本所附“文本基础”“成文经过”“素材、来源与结构”“关于素材、来源与结构的文献”“接受与影响”“关于接受与影响的文献”。此外，此译本还从德国著名的权威论文集《研究之路》（Wege der Forschung）、《莱辛卷》中选译三篇论文，以及Interpretation学刊的两篇文章，作为“解析”部分。以经典注疏方式来翻译德国文学作品，这在国内似乎尚属首例。鉴于我们研究水平的局限，尚不能推出国内日耳曼学者自己的注疏，因此，移译已有的权威德文注疏本是这一过渡时期不错的权宜之计。这种偏向学术研究而非纯文学赏读的翻译形式，为我国的莱辛研究打下扎实的根基，也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为非德语的文学研究者们打开方便之门，可资外语文学经典翻译借鉴。

另外，《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35]虽以介绍魏玛古典文学为重点，却因为莱辛作为“启蒙运动的主将……为魏玛古典文学发展排除障碍，扫清道路，树立了榜样”，[36]而选译了《智者纳坦》的指环寓言《菲洛塔斯》，并重印了几则寓言与《论寓言》。每篇译文后面均附有阐释性简介。比如，秦文汶[37]以《智者纳坦》的核心“戒指寓言”为切入点，提炼出“理性宗教”与“博爱”这两个关键词，概括了莱辛研究对这部剧的经典阐释——虽然以牺牲文本的复杂性为代价，仍不失为进入这部多声部作品的捷径。整体而言，此书收录的莱辛研究均属中规中矩的保守之作。

二 国内介绍、阐释

1.文学作品

1978年以后国内的莱辛研究必须放在国内的德国启蒙时代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而在这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无疑是对启蒙时代文学的全面重新评价与认识。之前从马克思文艺理论出发，将启蒙时代理解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取代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在文学上的反映，1978年以后，尤其在2000年之后，学界更加注重启蒙时代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由此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呈现出贴近文本、研究视角也更加丰富等特点。[38]

由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可算是1978年以后德语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第二卷介绍18世纪德国文学，分为“启蒙运动”、“古典文学”和“晚年歌德的创作”三章。

作者范大灿在前言中首先讨论了德国18世纪文学崛起于欧洲文学之林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之前国内德国文学史的书写模式以及对18世纪德国文学在同时期欧洲文学中所处地位的评价。

在之前文学史中一直被认为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比如不过问政治与现实社会，只关心精神与文化，关注抽象与理论，关心人以及与人有关的普遍问题，封建宫廷不重视栽培本国文学等德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特点，都成为德国文学得以迅猛发展的合适土壤，使得“德国作家无论在人文知识的积累，还是在静观思辨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作家，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文学也站到欧洲文学的前列”。[39]

其次是重视启蒙运动复杂性。前言中重点强调：“启蒙运动不是一场理性主义运动”。[40]启蒙文学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运用理性反封建、反教会专制的文学运动，而是本身就充满着创造性矛盾的复杂统一体。在评价以莱辛为代表的启蒙运动鼎盛期（1748～1770）时，范大灿提出，启蒙运动在这一阶段开始重视经验、情感、感官感知等所谓理性的对立面，而将之视为理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启蒙运动追求的是经由理性净化的道德，然而却是自然、发自内心的情感和欲求。松掉启蒙文学与理性的捆绑，不是说启蒙文学就不重视理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打破了德国启蒙文学与一系列意识形态化概念的单一维度，如反封建、反教会等。这一趋势开启了21世纪德国莱辛研究的多理论视角的繁荣局面。

《德国文学史》中的莱辛一节是目前国内最全面、最系统的莱辛介绍和阐释。比如，书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莱辛的喜剧观，并一反之前以阶级斗争、社会批判为经纬的阐释模式，以“平衡情与理”这一主线来分析《敏娜·封·巴尔海姆》这一喜剧，社会批判则放到较次要的地位，让人耳目一新。对市民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的阐释弱化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的一面，着重于阐发两个阶层道德观、价值观上的冲突。在阶级斗争文学史观眼中的“资产阶级软弱性”也被阐释为基于“人人平等”的启蒙视角下市民道德自身内部的“专制”印记。这种超越阶级斗争阐释模式的尝试也见于对《爱米丽雅·迦洛蒂》的介绍：国内以往的阐释都视亲王为封建专制君主暴虐的象征，[41]范大灿版的《德国文学史》则认为亲王并非十恶不赦的恶棍，而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对爱米丽雅用情不可谓不真，可以说，亲王身上带有“市民特征”。另一方面，爱米丽雅的父亲，信奉道德至上的奥多阿多，在自己的市民家庭里推行的恰恰正是“专制主义”。如此阐释，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价值观对立消解了，两个阶层的价值观甚至出现了相互渗透的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译林版《德国文学史》还突出了莱辛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身份，介绍了他的《论人类的教育》等神学哲学作品，为理解莱辛的其他文学作品提供了另一层视角。

王炳钧的论文《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视角》，[42]以德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历史人类学为视角，结合德国日耳曼文学研究界最新理论成果，将莱辛的市民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解读为启蒙时期经典的文化文本案例，探讨了启蒙时期的感知模式以及行为模式。历史人类学瓦解、颠覆了启蒙时期进步乐观的历史哲学以及理性主义等启蒙时期价值观。它首先关心的是人的身体。“对身体的发现标志着二元对立的理性时代的危机，标志着对感性的发现”。[43]作者分析《爱米丽雅·迦洛蒂》主要人物对感官（视觉、听觉、触觉、语言能力等）的掌控力体现出“以身体为基础的权力实践”：[44]王子对感官的掌控象征着他的强权，体现出权力与占有欲；爱米雅则不敢运用可以主动控制距离为自己定位的视觉感官，而选择了功能相对被动的听觉感官，也即她丧失了对感官的主动操控，这表明了她性格的懦弱——而这种懦弱又不单是个体差异，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家庭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双重牺牲品”。[45]

郑萌芽的论文《论〈明娜·冯·巴尔赫姆〉中身体感知的启蒙问题》，[46]同样从历史人类学的身体感知这一视角入手，分析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作者也强调不能将启蒙运动等同于理性主义，“启蒙精神指的不仅是人要学习运用自己的理性，还包括学习运用自己的感官与体验自己的情感，由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47]文章认为：《明娜》讲述了主人公台尔海姆从丧失自我认同到恢复对感知的自主运用，进而获得全新自我认同的过程；剧本表达了18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对构建感知整体性的呼吁。

卢白羽的文章《莱辛笔下的“真戏”与“假戏”》[48]回归到传统文本细读的方式。文章详细还原戏剧事件发生的社会、法律、经济、政治等历史背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物行动的动机，进而深入了解这部喜剧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阐明了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的男主角台尔海姆的悲剧处境，指出台尔海姆的症结不在于理性与感性的失衡，而是他在现代功能型社会中丧失对自己行动之掌控力，进而丧失对自己道德践行能力的信心。文章结合莱辛《汉堡剧评》的悲剧理论，解释了女主人公明娜的“戏中戏”通过悲剧“净化激情”的机制，激发台尔海姆重获对自己道德践行能力的信心。

近年来，莱辛研究又出现了新趋势：国内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跟随德国文学研究亦步亦趋，而是希望利用“局外人”的有利立场，发出与德国文学研究学界不同的声音。本文仅列举几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借以管中窥豹。

黄燎宇的文章《莱辛的深刻，莱辛的天真——对〈智者纳旦〉的冒险解读》发表在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期刊《读书》杂志。[49]这篇文章缘起于2011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德艺术展“启蒙的艺术”，与此相呼应的是，歌德学院也启动了公众教育项目，向公众朗诵德国经典戏剧，第一场活动就是：“宽容的力量——莱辛《犹太人》朗诵讨论会”。而作者正是围绕着“宽容”这一概念展开论述。文章另辟蹊径，颠覆了《智者纳旦》的传统解读，重新审视这一文化经典提出的宗教宽容之前提的可操作性。作者首先提出这一可能性：莱辛首先是作为思想家、文化-政治符号而闻名于将启蒙神圣化、工具化的德国。[50]作者剖析了作为启蒙核心理念之宗教宽容在《智者纳旦》中的具体实现：莱辛认为，宗教宽容的必要前提是各启示宗教放弃自己作为选民的“优先意识”，悬置理论和教条，代之以实践理性以及普遍人性。[51]作者指出，所谓“人性”也不过是启蒙时代世俗化之后的市民阶级的人道主义，其“普适性”值得商榷；[52]莱辛呼吁各大宗教放弃各自的“优先意识”在作者看来也是不现实的，是莱辛的“天真”。因为对于天启宗教来说，放弃优先意识就等于是放弃自我，消解自我。[53]另外，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莱辛宽容对象仍局限于三大宗教，并未考虑到无神论者、多神论者，乃至中国的儒释道。总之，作者对德国启蒙思想的经典表述《智者纳旦》的颠覆性、创造性解读，旨在打破文学阐释领域里“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54]为中国的启蒙时期德语文学研究提供“思考的酵母”（莱辛语）。

刘小枫的文章《市民悲剧博取谁的眼泪》[55]从思想史角度考察莱辛的悲剧理论与卢梭的启蒙人性论（道德的可完善性和道德教化的可能性）之间的隐秘联系。“宽宏大度”的德性是否属于新兴市民的德性，或说新兴市民悲剧的主角是否适合用来展现“大度”这一德性，在作者眼中不单单是戏剧美学问题，更是政治哲学问题。[56]《悲剧通信》的核心被转移为讨论启蒙哲人提出的人类普遍教化和普遍人性这些理念是否站得住脚等政治哲学的问题。刘小枫的这种解读拓宽了莱辛研究的视角，开辟出国内莱辛研究政治哲学解读角度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德国文学或美学理论之内。在施特劳斯学派眼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西方哲学和文化上的重大转折点，以哲学最终战胜宗教为标志，它与传统社会最终决裂，由此也标志着一种哲学传统被遗忘。而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任务乃是重拾这一传统，即区分隐微与显白学说。而这一区分的预设又是：人的天性并非普遍，有少数人倾心冥思哲人生活，大多数人则受着激情的支配。为了这两个群体的福祉，哲人在大众面前必须具备审慎的美德。这一美德正是施特劳斯的文章《显白的教诲》的主题。[57]在这篇文章里（其中主要处理的是莱辛晚年政治哲学作品《莱布尼茨论永罚》和《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对话》），施特劳斯称莱辛是最后一个还懂得区分隐微与显白学说的哲人。而刘小枫《学人的德性——施特劳斯与莱辛》[58]就是对这篇短文的详细展开。作者通过施特劳斯的解读，看出莱辛在这两部作品中凸显了少数哲人与多数大众之间不可也无法调和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出重新审视实证宗教的必要性，从而质疑启蒙运动的根基。莱辛这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作者笔下成为一个与启蒙运动保持着“审慎距离”的哲人。

张辉的文章《亚里士多德的准绳》[59]考察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解，进而考察莱辛如何理解古人。作者指出，与同时代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理解古人不同，莱辛尝试从古人的角度来理解古人：这意味着不轻易否定古人，打破现代学科设置的藩篱，以“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60]他的另一篇文章，《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解题》[61]也同样不单从符号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莱辛对画与诗的区分，而是从中看出莱辛以行动的希腊观来纠正温克尔曼的片面的静穆希腊观。作者将莱辛定义为“一个在启蒙中以古代为镜反思启蒙的启蒙者……更多期望对启蒙本身的问题及其带来的结果有清醒认真的思考，做一个启蒙的诤友而非随从，保持古典意义上的理性的智慧与清明、克制与谨严”。[62]此一观点与刘小枫对莱辛的定位不谋而合。作者还认为，没有了对古代的正确理解（即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现代精神将处于“尴尬的无根状态”。[63]因此，理解古人并不是“泥古”，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现代性的困境与契机。另外，张辉在《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64]一文认为《拉奥孔》的“隐匿”重心其实在荷马史诗中体现出人性观：既要反抗新理性主义压抑人的自然情感，正视人性本身的脆弱性，也要敬畏高于自身的存在，对抗取消了高低贵贱的平等主义，两者应相互补充，不可偏废。[65]

2.文艺理论

有了文艺大家钱钟书与朱光潜开先河，莱辛的《拉奥孔》一直是国内文艺理论钟爱的研究对象。另外，西方文论史类著作一般也会评价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这也为莱辛的理论作品成为美学、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基础。[66]我国的《拉奥孔》研究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趋势：文艺理论专业发表的论《拉奥孔》论文的数量远远多于德语文学研究专业。朱光潜认为莱辛与温克尔曼的论争本质上是两种伦理观之间的斗争，这一观点在上文介绍的张辉的文章中有所延续与拓展。其余的《拉奥孔》研究基本上延续钱钟书关于中西诗画观的比照这一研究路数。

刘剑的文章《“古今之争”中的莱辛及其〈拉奥孔〉》[67]是2000年以来不可多得的比较公允且深入地评价《拉奥孔》莱辛和温克尔曼论争的文章。作者首先廓清了莱辛的“诗画异质”与我国的古典“诗画同律”之间的区别：一个从艺术创作、另一个从艺术欣赏角度出发。并且莱辛也认同在艺术欣赏层面诗画可以共臻相同境界。作者认为：就审美趣味而言，莱辛较多体现出新古典主义美学为美学立法则与规矩的旨趣，而温克尔曼则同情瑞士人重感官体验的经验派，他代表了美学趣味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就分析方式而言，莱辛对符号学等方面鞭辟入里的论述则昭示了后来现代美学与古典理性美学（黑格尔）的方向；在对人的理想上，温克尔曼认同高贵、隐忍、静穆的古典理想，莱辛则认同有个性、有勇气、用行动改造现实的人，开启了现代对于人性和个性更富包容性的理解。然而莱辛片面地将雕塑中的“真”等同于表情的真实，则没能预见到讲究“魔性精神”和“生气灌注”的后世。

罗杰鹦认为，[68]我国学者对《拉奥孔》的研究是从介绍与认同到批评与对抗，这说明学界对《拉奥孔》的研究视野正逐步拓宽，认识逐步走向深入，方法逐步多样。[69]中西诗画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比莱辛《拉奥孔》提出的“诗画异质说”和苏轼评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同律论”。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两者是中西文化各自封闭发展的产物，不能用一方的理论来印证或驳斥另一方的理论。主要因为：莱辛所言诗指的是史诗、叙事诗，而苏轼所言诗所指的却是山水诗，莱辛所论之画是西方重写实的油画，苏轼所论却是中国重写意的士人画；西方艺术基于模仿说，讲求真实、准确地再现历史的精确性，而中国的诗画讲求抒写胸臆，追求象外之意；[70]所有这些差异又可以追溯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即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和合、互补，对立中的同一，是一种整体有机思维，而西方诗画论的思维基础是分析型思维，强调差异、界限、区别。[71]另一方面，中西之间也有暗合的地方。比如中国传统山水诗不同于西方状物诗，而通常是“移步换景”，并且诗人在用字上也注重静中生动的意境；再则，汉语自身象形、凝练的特点迥异于西方表音的文字系统，可以达到莱辛归入绘画中的“瞬间性”的效果。[72]可以说，中国诗人在创作中实现了莱辛诗画理想的融合，做到了“诗中有画”。蒋寅[73]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在诗画“同律”抑或“异质”这一论题上叠床架屋的重复科研之弊病。他重新思考了“诗中有画”论提出的背景，认为其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74]突出了此说中接受者的重要性。

《汉堡剧评》是莱辛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戏剧理论著作。相较于《拉奥孔》，国内民众对《汉堡剧评》的接受度要少得多。张黎在其《汉堡剧评》译本中撰文[75]介绍了《汉堡剧评》成书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德国当时戏剧发展水平和汉堡剧院成立的前因后果。文中简要罗列出的几点都成为后来介绍阐释《汉堡剧评》的起点：市民悲剧以及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先驱、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对狄德罗和莎士比亚的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净化说）等。比较详细、客观而系统地阐释《汉堡剧评》理论的是王在衡的文章。[76]该文的主要贡献是阐明了一直被国内研究所忽视的《汉堡剧评》的重要概念“内在可能性”的内涵及其外延，也提到了莱辛的“天才说”。值得注意的是，《汉堡剧评》的研究文章大多刊载于戏剧理论而非文学理论期刊上。可见，国内戏剧（研究）界对《汉堡剧评》的兴趣要远远高过文学研究界，[77]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比照狄德罗与莱辛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78]和莱辛的表演艺术理论[79]。篇幅所限，本文且以后者为例。[80]在论及莱辛的表演艺术观时，所有论文都抓住了重心，即体验派和表现派之争。[81]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否应该在内心激起同样的感情？内心没有相应的情感的演员是否能凭借演技而感动观众？莱辛敏锐地观察到，正如内在情感可以激发外部动作，外部动作也可以引发内部情感。从德国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若在启蒙时代人类学背景下考察莱辛的这一观点或许会有所收获。遗憾的是，莱辛戏剧理论的重点——同情说与净化论在研究文献里却鲜见提及。[82]我们应该看到，莱辛之所以要求戏剧塑造混合的性格、贴近现实的性格，目的是要博得观众的同情，并借由同情而使观众的激情得到“净化”——莱辛认为这才是戏剧的最终目的：净化后的激情是人积极行善的前提。戏剧由此而在伦理领域内发挥作用——这正是启蒙文学之旨归。

三 对国外研究的引介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是外国文学研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不但免去了重复科研、叠床架屋之虞，也拓展了我们的科研视野。总的说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国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梅林的莱辛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则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德国、美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兼收并蓄，研究领域也从文学、美学扩展到历史哲学、神学、政治哲学等领域。

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翻译的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弗朗茨·梅林的文艺论文集《论文学》中[83]，对莱辛的著名戏剧《爱米丽雅·迦洛蒂》、《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智者纳旦》分别撰文分析。然而，这部文集的引用率很低。梅林的某些精到的阐释也没有被我国莱辛研究所吸收，实乃一大憾事。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韦勒克（René Wellek）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第一卷（古典主义时代）第八章“莱辛及其先驱”详细介绍了启蒙前期德国美学状况，并以中肯的笔触爬梳莱辛作为批评家的事业。[84]该研究也几乎被国内研究遗忘。

进入21世纪，我国引入了第一本国外莱辛研究专著《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内在问题的探讨》。[85]该书的意义主要在于，将国内莱辛研究的目光从单一的美学、文学转移到神学、哲学上来，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国的莱辛哲学、神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文献。作者将启蒙运动理解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斗场，而莱辛的神学创新正是产生于这场争斗。[86]刘小枫主编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下册）收入莱辛三部作品的阐释文章（2009）。[87]其中两篇均选自Interpretation学刊，其政治、哲学的研究重心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美国莱辛专家贝格哈恩（Klaus L.Berghahn）《以批评为启蒙，以批判为批评》的论文，[88]系统地剖析了莱辛的文学批评事业。

其他译介作品还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的名著《体验与诗》中的莱辛部分，[89]德国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与日耳曼学者瓦尔特·延斯（Walter Jens）合著的《诗与宗教》中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神学和文学研究的角度来阐释莱辛剧作《智者纳坦》，[90]以及托马斯·曼著名的“论莱辛”。[91]

总的说来，国内莱辛研究对21世纪以后译介研究成果的引用率不高，基本上还是局限于80年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些经典的英文研究文献[92]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提高我们自身的水准，就必须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与其他学科（比如西哲）相比，我们可以说尚未真正起步。

综上，我国的莱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莱辛作品的解读还不够广泛、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对德国启蒙文学研究的滞后状况相关。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首先是继续开展莱辛著作的翻译工作，使得莱辛不再是德语专业学术圈的专权，而成为汉语学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其次，应该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的力度，精选一些莱辛研究的权威著作或论文来翻译；就目前我国莱辛研究而言，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仍然是提高整体科研水准的最佳选择。最后，在充分了解和消化国外研究状况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以自身的历史、文学经验为视角，反思西方研究，最终在世界日耳曼文学研究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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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 卢白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3] 西谛译莱辛寓言若干则，刊登于《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10号和1925年第16卷第3号，以及《莱森寓言》，商务印书馆，1925。

[4] 主要参见吴晓樵《五四后任教北京：北京大学的德文洋教习欧尔克》，《博览群书》2006年第1期，第84～88页。

[5] 〔德〕雷兴：《弥娜·封·巴伦赫尔穆——一名军人之福》，杨丙辰译，朴社，1927。

[6] 《明娜·封·巴恩海姆》的英文版收入“欧美名剧选”系列里，中译名为《英雄儿女》，选注者方乐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7] 〔德〕雷兴：《论古代人“死”之表现法》，常荪波译，《中德学志》1942年第4卷第1期，第64～110页。《中德学志》刊载莱辛译文及研究的文献信息均参考温玉伟“Lessing-Forschung in China”（即将刊登在Lessing Jahrbuch上），在此表示感谢。

[8] 〔德〕雷兴：《雷兴自论》，《中德学志》1942年第4卷第2期，第251～265页。

[9] 李金发、黄似奇：《德国文学ABC》，ABC丛书社，1928。该书实为德国文学文选，选译了德国文学名家作品片段，其中收录莱辛的作品即为《汉堡剧评》最后一篇。

[10] 吴宓：《德国大批评家兼戏剧家雷兴诞生二百年纪念》（录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1929年第68期，第1～18页。

[11] 吴宓：《德国大批评家兼戏剧家雷兴诞生二百年纪念》（录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1929年第68期，第9页。

[12] Vgl.Monika Fick：Lessing 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tuttgart 2016，S.5.

[13] 常荪波：《论雷兴的拉奥孔》，《中德学志》1942年第4卷第4期，第608～633页。

[14] 张传普（张威廉）：《德国文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26；余祥森：《德意志文学》，商务印书馆，1930；李金发、黄似奇，《德国文学ABC》，ABC丛书社，1928；唐性天：《德国文学史略》，江汉印书馆，1932；刘大杰：《德国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4。其中，李、黄与刘大杰所著文学史信息引自温玉伟“Lessing-Forschung in China”（即将刊登在Lessing Jahrbuch上）。

[15] 俞仪方：《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德国文学史——张传普著〈德国文学史大纲〉评述》，《德国研究》1997年第1期，第54～57页，第57页。

[16] 张传普：《德国文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26，第33～34页。

[17] 唐性天：《德国文学史略》，江汉印书馆，1932，第43～44页。

[18] 常荪波：《雷兴的生平与著作》，《中德学志》1942年第4卷第2期，第189～229页。

[19] 参见叶隽《文章犹在未尽才——日耳曼学者商承祖的遗憾》，《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第19版。

[20] 〔德〕莱辛：《爱美丽雅·迦洛蒂》，商章孙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21] 冯至、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编著《德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其中介绍莱辛的篇幅长达18页（第90～107页）；余匡复的《德国文学史》在第二章启蒙运动时期文学中单独辟一节介绍莱辛（第四节“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莱辛”，第87～110页），突出了莱辛在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他专门介绍的德国作家仅有歌德、席勒、海涅）。参见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2013年修订增补版。

[22] 〔德〕莱辛：《敏娜·封·巴尔海姆》，海梦、阮遥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23] 朱光潜早在1924年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无言之美》中就简短提到过《拉奥孔》，足见其对《拉奥孔》用功之深。

[24] 参见朱光潜《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39页。

[25] 钱钟书：《读〈拉奥孔〉》，《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第59～67页，后经增补收入《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此处所引为三联版，2002，第33～61页。

[26] 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15，第35页。

[27] 王彬彬撰文复原钱钟书所引文论的典出背景，指出了钱钟书误读所在。王彬彬：《钱钟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第56～60页。

[28] 〔德〕莱辛：《论寓言》，张玉书译，田德望校，载《古典文艺论丛》（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第127～160页。

[29]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辛未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第259～496页。

[30] 比如李衍柱《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还援引车氏的研究来解读莱辛的作品。

[31] 〔德〕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32] 此前言以《莱辛〈汉堡剧评〉成书的背景及其方法问题》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第3至7页。

[33] 刘小枫：《〈莱辛集〉出版说明》，载〔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华夏出版社，2006，第2页。

[34] 刘小枫：《〈莱辛集〉出版说明》，载〔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华夏出版社，2006，第2页。

[35] 张玉书、卫茂平、朱建华、魏育青、冯亚琳主编《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6] 张玉书、卫茂平、朱建华、魏育青、冯亚琳主编《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1页。

[37] 秦文汶：《“小子们哪，你们当彼此相爱！”——莱辛名剧〈智者纳坦〉及其中的戒指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载张玉书、卫茂平、朱建华、魏育青、冯亚琳主编《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2009，第29～41页。其他阐释还包括：张玉书《评莱辛的独幕悲剧〈菲洛塔斯〉》，第67～68页；廖峻《简评启蒙思想家莱辛及其动物寓言》，第108～115页。

[38] 本文尽量选用核心期刊的研究文献，以期呈现国内莱辛研究的最高水平。

[39] 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二卷，译林出版社，2006，第4页。

[40] 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二卷，译林出版社，2006，第4页。

[41] 参见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第105页。

[42] 王炳钧：《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视角》，《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33～38页。该论文在全国“20世纪外国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回顾与反思”会议上宣读。

[43] 王炳钧：《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视角》，《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35页。

[44] 王炳钧：《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视角》，《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36页。

[45] 王炳钧：《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视角》，《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37页。

[46] 《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第132～139页。

[47] 《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第133页。

[48] 卢白羽：《莱辛笔下的“真戏”与“假戏”——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中台尔海姆的悲剧与明娜的“悲剧”》，《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第143～151页。

[49] 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第212～228页，原载《读书》2011年第11期。

[50] 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第214页。

[51] 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第219页。

[52] 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第223页。

[53] 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第224页。

[54] 黄燎宇：《思想者的语言》，三联书店，2013，第226页。

[55] 刘小枫：《市民悲剧博取谁的眼泪——莱辛〈悲剧通信〉与卢梭的因缘》，《古典研究》2010年第4期，第61～75页。刘小枫和张辉的文章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因这里讨论国内研究开始出现的对西方主流研究方向的反思这一特征，故提前一并论述。

[56] 刘小枫：《市民悲剧博取谁的眼泪——莱辛〈悲剧通信〉与卢梭的因缘》，《古典研究》2010年第4期，第72页。

[57] Leo Strauss：„Exoteric Teaching“，in：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1986 （14），pp.51-59.中译文载《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陈建洪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115～126页。

[58] 刘小枫：《学人的德性——施特劳斯与莱辛》，《求是学刊》2010年第37卷第2期（2010），第20～29页，内容加以扩充后收入其专著《施特劳斯的路标》，华夏出版社，2011，第240～334页。

[59] 张辉：《亚里士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84～90页。

[60] 张辉：《亚里士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84页。

[61] 张辉：《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解题》，《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156～166页。

[62] 张辉：《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解题》，《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165页。

[63] 张辉：《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解题》，《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166页。

[64] 张辉：《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28～35页。

[65] 张辉：《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32页。

[66] 例如我国经典的文艺理论教材《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蠹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2003年又出修订版。

[67] 刘剑：《“古今之争”中的莱辛及其〈拉奥孔〉》，《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科学版）2009年第12卷第4期，第46～50页。

[68] 罗杰鹦：《鸟瞰他山之石——莱辛〈拉奥孔〉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历程》，《新美术》2007年第5期，第28～39页。

[69] 罗杰鹦：《鸟瞰他山之石——莱辛〈拉奥孔〉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历程》，《新美术》2007年第5期，第36页。

[70] 参见陈冰、葛桂录《“诗画同律”和“诗画异质”——苏轼和莱辛诗画观的历史文化内涵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第71～74页；刘润芳《从〈阿尔卑斯山〉看中西诗画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07～111页；宋雄华《中西诗画论之文化基因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第132～138页；徐伯鸿《略谈“诗中有画”问题研究中的两个误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7期，第68～70页；吕睿《中西诗画观的异同比较——以莱辛与苏轼的诗画观为例》，《昆明师范高等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33～35页。

[71] 宋雄华：《中西诗画论之文化基因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34页。

[72] 刘润芳：《从〈阿尔卑斯山〉看中西诗画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0页。

[73] 蒋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93～100页。

[74] 蒋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99页。

[75] 张黎：《莱辛〈汉堡剧评〉成书的背景及其方法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第5～7页。

[76] 王在衡：《市民主义文论〈汉堡剧评〉》，《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22～28页。

[77] 在德国，《汉堡剧评》研究基本上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相比之下，对《汉堡剧评》中表演艺术部分的重视就不如国内。

[78] 比如：曹俊峰《狄德罗和莱辛的戏剧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第29～32页；谷荣林《狄德罗与莱辛：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先驱》，《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5～22页。

[79] 胡健：《莱辛论戏剧表演艺术》，《戏剧艺术》1985年第2期，第75～78页；冯钢：《先驱者的光芒——论〈汉堡剧评〉的表演艺术观》，《戏剧》1998年第1期，第11～15页；吴喜梅：《小议莱辛论戏剧表演艺术》，《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96～97页。

[80] 近年来，《汉堡剧评》中的莎士比亚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李伟民《莎士比亚戏剧：一种艺术创作原则——莱辛对莎剧审美价值的认知》，《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2期，第82～85页。

[81] 吴喜梅：《小议莱辛论戏剧表演艺术》，《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96页；胡健：《莱辛论戏剧表演艺术》，《戏剧艺术》1985年第2期，第75～76页；冯钢：《先驱者的光芒——论〈汉堡剧评〉的表演艺术观》，《戏剧》1998年第1期，第15页。

[82] 就笔者所见，专门探讨莱辛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阐释的研究文章仅有张葆成《莱辛释亚里士多德悲剧功用论》，《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第99～103页。

[83] 〔德〕梅林：《论文学》，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26页。

[84] 〔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第一卷（古典主义时代），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92～233页。

[85] 〔美〕维塞尔：《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内在问题的探讨》（英文书名为：Lessing’s Theology. A Reinterpretation），贺志刚译，林和生审校，华夏出版社，2002。这本译著被收入刘小枫主编的“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

[86] 对此书的评价可参见邓晓芒撰写的前言（《莱辛思想再释》，同上，第1～8页）和刘锋的书评《20世纪上半叶莱辛神学思想研究管窥》，《国外文学》，2002年第3期，第125～128页。刘锋的书评其实是对国外20世纪上半叶莱辛神学思想研究的概述（主要集中在莱辛神学思想中理性与启示、内在性与超验性的矛盾上），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87] 《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下册），刘小枫选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三篇论文分别为：〔德〕伯恩斯《〈智者纳坦〉中的理性之家》（第23～29页），朱雁冰译；〔德〕玛施勒《为什么要读〈恩斯特与法尔克〉》（第30～44页），郭振华译；〔德〕施奈德《谄媚者与历史哲人》（第45～55页），卢白羽译。

[88] 〔美〕克劳斯·L.贝格哈恩：《以批评为启蒙，以批判为批评——莱辛的文学批评》，胡蔚译，《国外文学》2012年第1期，第3～10页。

[89] 〔德〕狄尔泰：《体验与诗——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胡其鼎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7～145页。

[90] 〔德〕汉斯·昆：《启蒙进程中的宗教》，载〔德〕汉斯·昆、〔德〕瓦尔特·延斯《诗与宗教》，李永平译，三联书店，2005，第75～93页；〔德〕瓦尔特·延斯：《纳坦的思想一直就是我的思想》，李永平译，三联书店，2005，第94～111页。

[91] 〔德〕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朱雁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313～331页。

[92] 比如在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就可以借阅到的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莱辛作品指南》），Barbara Fischer和Thomas C.Fox编，Camden House出版，2005，以及《拉奥孔》研究的权威著作David E.Wellbery，Lessing’s Laokoon. Semiotics and Aesthetics in the Age of Reason（《莱辛的〈拉奥孔〉——理性时代的符号学与美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