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两汉《书序》之流传与今古文之争[1]

◇赵朝阳　赵成杰[2]

摘要：先秦《书序》之结集当在《荀子》成书之后至秦国统一之前，即公元前238年至公元前221年；因其编纂受到荀子一派的影响，故其传播者也应是齐鲁地区荀子一派的儒生。据熹平石经可知，西汉《书序》不应传自伏生，当与孔安国密切相关。一方面，孔安国及其后人孔卬、孔衍、孔、孔子立、孔子元俱传古文《尚书》，使得这种传习成为一种传统；另一方面，非古文《尚书》学派如司马迁及倪宽等人，所学虽是今文，亦与孔安国古文尚书学息息相关，古文《尚书》出现以后，今文学家虽怀疑《尚书大传》之篇目，却因政治原因不愿承认《尚书》有缺。

关键词：书序　尚书　今古文之争

《尚书》百篇小序的作者、成书时间与流传情况，虽经历代学者之研究，却仍存诸多疑点。[3]但有些旧说，如《书序》为孔子所作[4]、东汉人作[5]、刘歆伪造说[6]等现已确知其非。在《书序》的研究中，关键问题仍是其产生时代及西汉今古文与《书序》关系之问题。本文试图钩沉文献，结合新发现的战国楚地竹书，对《书序》产生时代以及西汉流传经过进行再讨论。

一 先秦《书序》的形成及流传

在百篇《书序》产生之前，也有近似于《书序》“言其作意”之文句见于载籍，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命以《康诰》”事，与《康诰》所述大致相同；《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亦与《书序》体制类似。清华简的问世也为考察先秦时期《书序》的流传提供了借鉴，清华简《金縢》14号简背面题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应是清华简《金縢》篇的序言。[7]当然有些简背文字并不是篇题，而只是表明该篇文献的某种属性，处在这种篇题制度不定的时代，简背文字的长短并不能成为是不是篇题的关键因素。清华简《金縢》篇14号简背面所题文字很符合概括通篇大意的篇题形式，只是在未有精短篇题意识的情况下，写得略长，近似后世的小序。“某某之志”的格式也与典籍所载篇题格式一致。[8]这种前《书序》形态的篇题形式，自然也为小序的撰写提供了参考。

（一）《书序》的形成时间

百篇《书序》的形成时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程元敏《书序通考》论证《书序》产生于“秦王政十九年至秦二世二年”[9]；二是腾兴建考定《书序》成书年代在公元前289年到公元前213年[10]，其成书年代可能在《缁衣》产生之后，又据《史记》引《书序》有为避刘邦讳而改字的现象，而认定《书序》的成书时间在刘邦称帝之前，更属无稽。

《汉书·艺文志》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较今文二十九篇及逸《书》十六篇多出一卷，即总为一卷的《书序》。壁中《书序》的入藏时间必然是其成书下限，《经典释文·序录》：“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注云：“《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11]诸说皆出于东汉及以后，东汉以前未见。而壁中古文的入藏当在秦统一之后，孔壁古文的文字主要是鲁国文字，而又杂有少量楚国文字。[12]楚国灭鲁国之年为公元前255年，入藏之年即在此后；而古文本并未杂有多少秦体，说明是在秦令“书同文”之前入藏的。根据书体考定的入藏时段便在公元前255年至公元前221年。[13]

《书序》的编写、汇集是在百篇《书》目选定之后完成的，通过对百篇之目的考察可以考见小序的编写时间。伪孔本百篇《书序》目次始于《尧典》，终于《费誓》《秦誓》。《费誓》《秦誓》二篇出现在《书》目之中颇为可疑。伪《孔传》：“诸侯之事而连帝王，孔子序《书》，以鲁有治戎征讨之备，秦有悔过自誓之戒，足为世法。”傅斯年、金兆梓、蒋善国皆谓《尚书》终于《秦誓》似是秦汉人所为，是以秦继周统，并非出自孔子之手。[14]程元敏以为将《秦誓》编次于篇末的原因是“《书》篇依时次序列，秦事最晚，乃终于秦穆”[15]。上述编次义例之说稍显不妥。一方面，《秦誓》不是由于时次最末而被采入，恐怕“秦继周统”之说更为有力，即有些篇目乃因秦制而加以改定。[16]另一方面，据《史记·封禅书》“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说明《秦誓》出现在百篇之末，极有可能是齐鲁儒生目及秦帝之势而将其加入，以迎合秦之霸统以继王道。

《书序》的结集自然是在《秦誓》被编入《尚书》之后，那么《秦誓》的编次时间就成了讨论的重点。《尚书》的编纂应与荀子一派有密切的联系[17]，《荀子》引《尚书》共28次，其中有16次见于今文二十九篇，而将《秦誓》编入《尚书》是为迎合秦帝，其结集当在《荀子》之后至秦国统一之前这段时间，也即公元前238年至公元前221年。

（二）《书序》的流传情况

前文已述《书序》的编定大致在战国晚期，距秦统一已然不远，这必然影响到《书序》的传播。因《书序》的编纂受荀子的影响，其传播者也应是齐鲁地区荀子一派的儒生。孔子壁中有《书序》一卷，表明孔子末孙曾传习之。不过壁中古文所出篇目有逸出百篇《书序》者，说明百篇本《尚书》可能只是初具雏形，并未划一。

故秦博士伏生承袭荀子，伏生传《书》也可能受到了荀子的影响。[18]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尚书》皆在百篇之中，而考其《尚书大传》所载篇目，《大战》《揜诰》二篇为《书序》所无。又《大传》“践奄”一词不见于二十九篇，而《书序》两见，程元敏据此认为是伏生曾见《书序》之证。[19]《大传》所述还有明显与《书序》相异者。《金縢》之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是说《金縢》所载为周公生前之事。而《大传》云“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并将雷雨示警之事定在周公去世以后。对于这种差异，程元敏解释为“夫《金縢》风雷变动，言天人相感，自来传说必多，而伏生治《书》，长于五行灾异，取以为谊，不足怪也”[20]。《大传》还有一处，不能确定与《书序》是否不同。《书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而《大传·殷传》系此祥于“武丁”之时，且非《咸乂》篇。或谓此祥大戊、武丁时皆有[21]，殊难断定。要之，若如程氏之说，则伏生确曾见过《书序》，只是并不全从《书序》。伏生是否传授《书序》，典籍并未明载。

二 今文《书序》不传于伏生辨

西汉鲁恭王因扩建宫室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载为“《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伏生二十九篇加上壁中逸出的十六篇，以篇为卷而得四十五卷。《汉志》所记为四十六卷者，王先谦云：“《释文》云‘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以一加四十五，是四十六卷也。马、郑序总一卷，盖本孔壁之旧，陆德明但见马、郑本如此，故据以为言也。”[22]桓谭《新论》不数《序》，故谓“《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尚书正义》载束皙云：“《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旧说以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书》云‘将始宅殷’，是与古文不同也。”[23]《汉志》所载及束皙所云，为孔壁中有《书序》一卷的明证。有些学者认为《书序》只出于壁中，如朱熹谓“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24]。清人戴震《尚书今文古文考》、王鸣盛《尚书后案》等亦主《书序》为伏《书》所无之说。[25]

与壁中有《书序》的明确记述不同，今文是否传《书序》则典籍未有明确记载。持今文有《书序》之说者，均是根据其他证据推论而得，如清陈寿祺专门撰写《今文尚书有序说》列十七证以明之[26]。皮锡瑞约略陈氏之说为：

（1）以欧阳经三十二卷，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2）《史记》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显然兼取伏书；（3）张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4）《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5）《书传》云“遂践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6）《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亳姑序》；（7）《大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此出《高宗肜日》之《序》；（8）《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诰》之《序》；（9）《大传》曰“夏刑三千条”，此本《甫刑》之《序》；（10）《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臩命》，《序》又有《嘉禾》《揜诰》，在二十九篇外，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11）《白虎通·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大誓序》及《武城序》之文；（12）《汉书·孙宝传》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君奭》之《序》；（13）《后汉书·杨震传》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14）《法言·问神》篇曰“《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书》不过半，唯今文为然；（15）《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诰》唯今文有脱简；（16）《论衡·正说》篇曰“按百篇之《序》，阙疑者七十一篇”，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疑者七十一篇”；（17）杜预《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与《尚书序》说太甲事乖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

皮氏直言《书序》出自伏生。对于此十七证，皮氏深然其说，谓“十七证深切著明，无可再翻之案”，并再倡今文《书序》胜于古文之说。[27]上述十七证中，前三条为今文有《书序》说者最重要的证据[28]，然其他亦有辨明的必要，正如康有为所云“近人主今文有《序》者甚多，以陈氏之说最为强辨”[29]，故今分别辨析于下。

第一条。20世纪60年代新出土有熹平石经残石，据遗字可知确为欧阳《尚书》，且有今文二十九篇的《书序》一卷。[30]蒋善国据此残石，云“《夏侯尚书》末也当有二十九篇小序，惟不计卷数”[31]。据新、旧汉石经残石实际只能知道欧阳《尚书》有今文部分的《书序》[32]，而且据大、小夏侯《尚书》二十九的卷数而言，应该并无《书序》，因为如果欧阳和大、小夏侯均传《书序》，班固不可能只注明欧阳《尚书》为三十二卷[33]。既然只有欧阳有《书序》，便不能说“夫三家《尚书》有序，则伏生所得不得谓无序”[34]，更不能据此一家之《书序》说今文传《书序》。欧阳之《书序》，程元敏认为是从孔壁中献上之《书序》采编本经所有部分而成。[35]《史记·儒林传》载伏生教欧阳生，欧阳生教倪宽，倪宽通《尚书》后，又受业于孔安国。又《汉书·儒林传》云：

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馀侍中，贵幸，至少府。……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而欧阳《尚书》所从出的倪宽曾从其受业，那么欧阳之《序》很有可能是由倪宽取材于孔安国。[36]

至于第二条，司马迁曾从整理壁中古文的孔安国问故，王国维谓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37]，故《史记》所述《书序》当来自孔壁中。对于此点，程元敏亦有详论。[38]《史记》述《书序》说义不同之处极少，致异的原因，“或因昧于史实，或舍《书序》别采《左传》为说耳”[39]。《史记》述《书序》文字不同者较多，程元敏将其原因总结为：今本《书序》脱字；《史记》脱字；古今字及今古字；人名地名音近写异；以训诂易字。[40]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字问题是今古文之别，司马迁之世，今文《尚书》立于学官，司马迁所学自当是今文，而又从孔安国学古文，所以自然造成《史记》述《书序》时今古文兼用。这些今文用字采自今文二十九篇以及伏生《尚书大传》。另外，今本（伪孔本）《书序》已非古文旧本，篇次、文字皆有异，故而将《史记》与之相较，异处未必就是今文。而《经典释文》所录古文家马融、郑玄本《书序》（间或取今文）多有与《史记》相合者，如《金縢序》“武王有疾”，《经典释文》云“马本作‘有疾不豫’”，同于《史记》；又如《康王之诰序》“康王既尸天子”，《经典释文》云“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与《史记·周本纪》所述相近，凡此益可证《史记》述义多出于壁中古文。

第三条，张霸造“百二篇”奏上以与中书相异而被黜之事，为《汉书·儒林传》、《论衡·佚文》及《正说》所载。“百二篇”之数[41]，《儒林传》谓是“分析合[42]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佚文》篇谓“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据二书所载，张霸是据百篇《书序》之目，而造作百篇之文，又采《左氏传》为首，以《书序》为尾则是仿照“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43]的旧例。如此则张霸确曾见及百篇之《序》，那么是否就是为伏生所传呢？陈寿祺的推论是：

如所采《书序》出古文，是霸见孔壁之本矣，宁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书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献之于朝哉？且霸见孔壁之本，则见其中逸《书》二十四篇，捃拾较易，乃不并取以为《百两篇》，而转取《左氏传》，何哉？故知霸所取《书序》，出今文也。[44]

古文《尚书》原本天汉后即秘于中，非校书者不得见，所以张霸并未见原本《书序》及逸《书》二十四篇，但张霸采古文《书序》未必非要见孔壁之本不可。“霸未见中秘所藏之孔安国所献壁中《书序》原本，乃得自民间传抄本。”[45]司马迁、倪宽、都尉朝等皆从孔安国问学，《史记》多取百篇之《书序》，从出于倪宽的欧阳《尚书》亦节取本经部分之《书序》，而都尉朝则继续传授古文《尚书》，这说明壁中《书序》很有可能自此以传抄的形式流出。时间更晚的孙宝（《汉书·孙宝传》）、扬雄（《法言·问神》）等皆见《书序》，证明民间确有出自孔壁的抄本流传。

第四条，陈氏据《书正义》所云推测石经《尚书》有百篇之《书序》，即为今文之《书序》。据汉石经可知，确有《书序》，不过只有欧阳《尚书》本经部分之《书序》。且前已述此《书序》亦出自孔壁中，并非伏生所传。

第五至十诸条，是伏生见及《书序》并加以引述之证，非伏生传《书序》之证，于此程元敏已有详述。[46]前已述伏生亲及《书序》创作、传播之世，必然有所闻见，但是传授《书序》一事，典籍无征。汉定，伏生求其所藏之《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见《史记·儒林传》），并不见《书序》的影子。又伏生弟子所录《尚书大传》一书，是伏生在“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舛差”（《尚书大传》之郑玄《序》）的情况下之残余记忆。如果伏生确曾传授百篇《书序》，那么《尚书大传》必不至于残缺至百篇之目多不存。凡此均可说明，伏生曾见《书序》，而并未传之，或是同二十九篇之外的数十篇偕亡亦未可知。

第十一条，康有为云：“《白虎通》虽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征引，即如《爵篇》引《书·亡逸篇》，《社稷篇》引《尚书》逸篇之类，独非古文邪？……虎观诸儒如贾逵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学亦杂糅古今，其引古文何足怪也。”[47]《白虎通》所引之《书序》，自有可能出自古文《书序》传抄本。

第十二、十三条，《汉书·孙宝传》《后汉书·杨震传》亦同，不过因为所引之《书序》在二十九篇中，亦可能得自欧阳《尚书》学。

第十四条，《法言·问神》“书序之不如《易》也”之“书序”，陈氏解为“《书序》”，故有此论。实此“书序”当为“《书》序”，即《尚书》各篇之序次。扬雄之意为《易》序每卦先后皆有意义，而《尚书》篇序并无意义，所以致使亡阙而不自知。若如陈氏解为“《书序》”，篇目俱在，今文《尚书》之“不备过半”，习者岂能不知！这也说明今文之不传百篇《书序》。

第十五条，所引《法言》亦是《问神》篇，是扬雄亲见百篇《书序》，故而能知今文《尚书》之不备。扬雄与刘歆为友，而刘歆曾校书中秘，扬雄自能见及古文《书序》。扬雄所谓“《酒诰》之篇俄空焉”，是说不见《酒诰》之序，而非如陈氏所说是指《酒诰》之脱简。

第十六条，王充“按百篇之《序》，阙疑者七十一篇”之说，实当指欧阳《尚书》之《书序》而言。前已述，欧阳《尚书》节取壁中古文《书序》本经部分，置于篇尾以传，后刊于熹平石经。

第十七条，杜预所述尤不足辨，杜预时，古文《书序》流传已久。正如康有为所云：“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书》之人，故凡《书》即归之伏生耳。……且两汉人皆无谓伏生有《序》者，预时代在后，从何得此说邪？”[48]

三 两汉《书序》之流传与今古文之争

辨明了今文与《书序》的关系之后，才能进一步概括西汉《书序》的流传。根据前文所述可知，《书序》首先出现于孔子壁中，由孔安国加以整理、传授。孔壁原本《书序》，《汉书·刘歆传》载：“天汉之后，孔安国（家）[49]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50]

（一）西汉《书序》传习的主要类别

第一类，《书序》随古文《尚书》在孔安国家世代相传。《后汉书·儒林传》云：“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家自安国下世传古文《尚书》，其后人自当多传之。《史记·孔子世家》载“安国生卬，卬生”，《孔子家语》载安国尚有孙孔衍，则孔衍与孔（《孔丛子》作“仲”）当为兄弟。又，《孔丛子·连丛子上》载：“（孔）仲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以《诗》《书》教于阙里数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书。时刘歆大用事，而子元校书七年而官不益，或讥以为不恤于进取，唯扬子云善之。”要之，终西汉之世，孔安国及其后人孔卬、孔衍、孔、孔子立、孔子元俱传古文《书序》。

第二类，《书序》随古文《尚书》学流传。《汉书·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51]、平陵涂恽子真。”还有一些人传古文《尚书》学，但是授受不明。《初学记》卷十八引谢承《后汉书》载：“董春，字纪阳，会稽余姚人。少好学，师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书》。后诣京房授《易》，穷极圣旨，条列科义。”据此，则西汉后期尚有王君仲、董春师徒传《书序》。此外，张霸按百篇《书序》造“百两篇”献上，《汉书·儒林传》载“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则霸父及张霸、樊并皆见及百篇《书序》。霸父或学古文《尚书》学者，故能传古文《书序》。

第三类，非古文《尚书》学而习《书序》的司马迁及倪宽。司马迁本习今文《尚书》，又从孔安国问古文《尚书》学，得见古文《书序》，故《史记》多述之。而倪宽本从欧阳生学，后又受业于兼通今古文的孔安国，其所学虽是今文，但亦必染孔安国古文《尚书》学，故节取所学今文《尚书》本经所有之《书序》，而置于书尾以传。据《汉书·儒林传》，倪宽又传与欧阳生子，世世相传，终西汉之世，直至欧阳政。《汉书·儒林传》又载，蕳卿为倪宽门人，则蕳卿也可能见过《书序》，不过只是节录本。《汉书·儒林传》载，欧阳高又传《书》学于林尊，林尊又传于平当、陈翁生，平当门下传平晏（《汉书·平当传》）、朱普、鲍宣；陈翁生门下传殷崇、龚胜、龚舍。又哀、平时人杨宝亦习欧阳《尚书》（《后汉书·杨震传》），不知所出，《传经表》《尚书综述》均系于陈翁生门下[52]，俟考。另外，汉元帝刘奭兼从欧阳地馀、孔霸受《尚书》（见《汉书·儒林传》《汉书·孔光传》《后汉书·孔融传》《经典释文·序录》），得欧阳、夏侯两家之学。《经义考·承师》载，明成化中所出陈宣碑云“卿承家学欧阳《尚书》”[53]，不知所授。

以上三类《书序》的流传均直接与孔安国有关，还有一些通过其他方式闻习《书序》者。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校书中秘，亲及百篇《书序》，刘歆于所撰《世经》中还曾引述《伊训》《太誓》《洪范》三篇之序。[54]扬雄《法言·问神》曾据《书序》立论，知其亦见百篇之《书序》，其与刘歆友善，殆从歆处见及。此外，《逸周书·序》作者、《尚书纬》作者及汉成帝时人孙宝俱曾见及《书序》，当是见自壁中传抄本。[55]《书序》随古文《尚书》至西汉末时，传习已久，流传已广，所以渐有不知授受的盖豫、杜林等人传习。

（二）今文学家对《书序》问题的摇摆

孔臧《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至然也。何图古文乃自（有）百篇邪？”[56]伏生二十九篇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而得二十八篇。《论衡·正说》：“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刘盼遂云：“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宿有斗星也。”[57]孔壁古文《尚书》及《书序》出现以前，今文家仅传习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以为完备，虽有《尚书大传》多载二十九篇外之目，然并未引起今文家的怀疑。

壁中古文《尚书》被发现后，由孔安国家献于中秘，但古文亦有抄本传习。至哀帝时，刘歆校书中秘，欲立古文《尚书》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今文《尚书》学博士讲论其义，而博士或不肯置辞以对。刘歆遂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责其“以《尚书》为备”“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汉书·刘歆传》）。

章太炎据刘歆责今文博士“以《尚书》为备”之说，谓今文“如有《书序》，则不至以《尚书》为备矣”[58]。那么，今文“以《尚书》为备”的原因是今文无《书序》吗？《书序》自壁中出后，首先由孔安国整理，又经欧阳生弟子倪宽节录入欧阳《尚书》中，则倪宽之弟子自然知道有百篇之目。前文已述《书序》自壁中出后，流传渐广，尤其至汉哀帝之时，今文《尚书》博士必然知道二十九篇有缺。西汉的官方学术一向是以帝王所好为转移，汉武帝时民间得《泰誓》，武帝悯于“书缺简脱”，使博士集而读之，又增入伏生所传的《书》中。哀帝时，今文久立于学官，正当今古文之争，若承认《尚书》有缺，势必因古文《书》出而使既有的政治利益遭到破坏。故有公孙禄责议立经古文的刘歆“颠倒五经，毁坏师法”（《前汉纪·孝平皇帝纪》），师丹奏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类似的情况还有，儒生一直讲习的辟雍、封禅、巡狩制度，至哀帝时今文博士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汉书·刘歆传》）。实际上，今文学家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而是迫于君主的淫威，且有汉武帝时赵绾、王臧欲议明堂、巡狩、封禅等制未就而自杀的前车之鉴，自然不敢妄议。[59]

结语

本文通过对百篇《书序》的考察，认为《秦誓》被编入《尚书》是为了迎合秦帝之势，《书序》结集的时间当在《荀子》之后至秦国统一之前（前238—前221）。又据《史记》《汉书》等典籍的记述，考察了《书序》在汉代的流传情况，认为伏生并未传《书序》，《书序》实出自孔子壁中，汉石经所附今文《书序》当为倪宽自孔安国处节录传出。另外，今文学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愿承认《尚书》有缺。由于文献不足，《书序》产生和流传中的诸多学术问题仍然难以清晰地描述出来，如《书序》的编纂者以及在汉代具体传授情况等问题，仍需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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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清人笔记所见《尚书》类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XS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45。

[2]赵朝阳，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尚书》学；赵成杰，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尚书》学。

[3]程元敏：《书序通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4]两汉皆谓《书序》为孔子所作，并无异辞。如司马迁、班固、马融、郑玄等皆持此说。

[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83—1986页。魏源疑东汉卫宏曾造古文《书序》。[《书古微》卷六，《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68页]

[6]崔适及康有为均谓《书序》为刘歆所伪造。[崔适著，张列点校《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2页]

[7]刘光胜：《清华简与先秦〈书〉经传流》，《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8]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

[9]程元敏：《书序通考》，第587页。

[10]腾兴建：《清华简与〈书序〉研究》，《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

[11]（唐）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0页。

[12]张富海：《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326页。

[13]赵成杰、赵朝阳：《周秦〈书〉经之文本特征及其学术变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4]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15]程元敏：《尚书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16]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5—146页。

[17]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8]蒋善国：《尚书综述》，第16页。

[19]程元敏：《书序通考》，第59—60页。

[20]程元敏：《书序通考》，第62页。

[21]程元敏：《书序通考》，第61页。

[22]（清）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页。

[2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24]（宋）朱熹：《晦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1页。

[25]（清）戴震著，赵玉新点校《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页；（清）王鸣盛著，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尚书后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

[26]（清）陈寿祺：《左海经辨》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382页。

[27]（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9—80页。

[28]马楠：《周秦两汉书经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第14—15页。

[29]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23页。

[30]许景元：《新出熹平石经〈尚书〉残石考略》，《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31]蒋善国：《尚书综述》，第62页。

[32]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55页；屈万里：《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屈万里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33]三十二卷之数者，合伏生本二十九篇为二十八篇（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加上后得之《大誓》三篇，再加上《书序》。

[34]范文澜：《群经概论》，《范文澜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35]程元敏：《书序通考》，第63—64页。高中正先生于此说续有考论。（高中正：《文本未定的时代——先秦两汉“书”及〈尚书〉的文献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第51—55页）

[36]《汉书·儒林传》：“夏侯胜，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蕳卿。蕳卿者，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胜至长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传。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按，大夏侯受《尚书》自张生，自无《书序》，虽又受业于倪宽门人蕳卿，殆仅受经。而小夏侯出于夏侯胜，又事欧阳高，殆学《尚书欧阳章句》三十一卷，而未学无训注之《书序》。

[37]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38]程元敏：《书序通考》，第80—82页。

[39]程元敏：《书序通考》，第80、81页。

[40]程元敏：《书序通考》，第82页。

[41]《尚书纬》云“以百二篇为《尚书》”，其与张霸“百二篇”的关系，孔颖达谓：“或云百二篇者，误有所由，以前汉之时，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而为纬者附之。”[（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尚书正义》，第11页]张西堂云：“依清儒的考订，纬说非起于哀平，在哀平以前，既已有纬说，则正恐张霸之伪百两篇，是依附纬说而来，纬说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中候》后来流行于世，其篇数既实在，而与百二篇配合，较有理由。张霸之伪百两篇依附纬说，也是较有理由的。张霸之伪百两，在当时即已发觉，造纬说者，又何必依此伪说呢？”（张西堂：《尚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8—69页）按，张说较有理据。

[42]“合”字王引之谓是“今”字误。[（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39页]

[43]（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第五十九《书论二》，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688页。

[44]（清）陈寿祺：《左海经辨》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75册），第380页。

[45]程元敏：《书序通考》，第32页。

[46]程元敏：《书序通考》，第55—63页。

[4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27页。

[48]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28页。

[49]《汉纪》载：“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立于学官。”按，有“家”字是，孔安国未及见巫蛊之祸。[（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3308页]

[50]（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9页。

[51]《经典释文》“王璜”上有“琅邪”二字。

[52]（清）毕沅：《传经表（附通经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蒋善国：《尚书综述》，第83页。

[53]（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八十四，《四部备要》（第一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54页。

[54]程元敏：《书序通考》，第34—35页。

[55]程元敏：《书序通考》，第31—33页。

[56]此书载于《孔丛子·连丛子上》，王引之谓其“取象”之说不可信[（清）王引之：《伏生〈尚书〉二十九篇说》，钱文忠、虞万里、杨蓉蓉整理，朱维铮审阅《经义述闻》（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然《论衡·正说》所载，自当可信。

[57]（汉）王充著，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页。

[5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92页。

[59]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0页。今文学者并未觉知《书》之有缺，如《法言·问神》“《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葛洪《抱朴子·明本》“每见凡俗守株之儒，营营所习，不博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