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术

在器官资源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之前,不断拓展器官来源是器官移植领域的永恒主题。跨越ABO血型障碍的肾移植可部分缓解肾脏供器官短缺问题,为长期等待的移植受者带来了福音。自2006年12月我国开展此类手术以来,常规进行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ABO-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ABOi-KT)的移植中心数量和病例数都在不断增加[1]。为了进一步规范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技术操作,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学专家从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ABOi-KT)受者的选择、亲属活体供者的选择、受者的术前准备、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凝血功能紊乱的监测与治疗、并发症及处理等方面,制定本规范。

1 ABOi-KT受者的选择

ABOi-KT适用于终末期肾病患者,其适应证和禁忌证与ABO血型相容肾移植(ABO-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ABOc-KT)基本相同[2-3]

1.1 适应证

ABOi-KT尤其适用于短期内难以找到ABO血型相容的肾源、透析治疗效果差、或并发症多、危及生命且不能接受其他肾脏替代疗法的尿毒症患者。

适应证:①各类肾小球肾炎;②遗传性疾病,如多囊肾、肾单位肾痨、家族性出血性肾炎(奥尔波特综合征)等;③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草酸尿症、痛风、卟啉病等;④梗阻性肾病;⑤药物性肾损伤;⑥系统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管炎、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等;⑦溶血尿毒综合征;⑧先天性疾病,如马蹄肾、先天肾发育不全等;⑨不可逆的急性肾衰竭;⑩外伤所致双肾或孤立肾丧失者。

对于ABOi-KT受者,初始ABO血型抗体(抗A-IgG、抗A-IgM和抗B-IgG、抗B-IgM)滴度水平高低不是独立风险因素;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等原发病复发率相对较高,此类受者接受血浆处理及使用利妥昔单抗可以降低复发风险;抗肾小球基底膜病一般认为应该待抗基底膜抗体消失后进行,但血浆处理可降低相关抗体滴度,利妥昔单抗可以抑制相关抗体产生,因此,可以在告知受者及家属风险后进行移植;1型糖尿病并肾衰竭,如ABO血型不相容,也可以行胰肾联合移植[4]

1.2 禁忌证

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完善,ABOi-KT的禁忌证正在逐渐减少,尤其是绝对禁忌证[5]

绝对禁忌证:①广泛转移或未治愈的肿瘤;②严重精神性疾病及存在难以解决的心理、社会问题;③不可逆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无条件进行多器官联合移植;④不可逆脑损伤等严重神经系统损害;⑤药物滥用者;⑥急性活动性肝炎;⑦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⑧未控制的严重感染、活动期结核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CD4+T 细 胞 <200/ml,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400 copies/ml];⑨各种进展期代谢性疾病;⑩活动期消化性溃疡。

相对禁忌证包括:①已经治愈的肿瘤;②慢性肝病,如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或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③HIV感染;④预存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抗体、补体依赖淋巴细胞毒性试验(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CDC)阳性;⑤药物滥用史;⑥泌尿道严重畸形、神经源性膀胱等;⑦严重营养不良或者恶病质;⑧有证据表明患者依从性差;⑨缺乏家庭及社会支持;⑩活动性感染;k终末期肾脏疾病原发病处于活动期;l原发性高草酸尿症、肾单位肾痨等合并有肝功能异常的先天性疾病,建议行肝肾联合移植;m严重的、难以控制的蛋白尿等;n腹主动脉及髂动脉疾病等。

此外,既往有ABOc-KT史,不是ABOi-KT的禁忌证;而有ABOi-KT史的受者再次肾移植,建议选择血型相容的供者。CDC阳性受者,可通过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和使用利妥昔单抗等处理,实现跨越血型和配型障碍移植成功,并获得较好预后。

2 ABOi-KT亲属活体供者的选择

排斥反应的发生是导致移植器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供、受者的选择,合适的组织配型以及完善的术前准备,是提高移植受者或器官长期存活的关键因素。

2.1 ABOi-KT亲属活体供者手术的适应证

①心理状态有完全自主行为能力,能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心理健康,完全自愿,不存在经济上的附加条件,是一种高尚的行为。②年龄18~65岁。③无肾脏疾病,如肾炎、肾病、感染、结石、肿瘤、畸形;拟摘取的肾脏大血管正常,无畸形、硬化和明显狭窄;肾功能良好,内生肌酐清除率>80ml/min。④无心脏、肝脏、肺脏疾病;无高血压、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无恶性肿瘤;无传染性疾病,如AIDS、梅毒、肝炎等;无精神心理疾病;无凝血功能障碍[2]

2.2 ABOi-KT亲属活体供者手术的绝对禁忌证

①广泛转移或未治愈的肿瘤;②严重精神性疾病及存在难以解决的心理、社会问题;③不可逆的器官功能衰竭;④不可逆脑损伤等严重神经系统损害;⑤药物滥用者;⑥急性活动性肝炎;⑦内生肌酐清除率 <70ml/min;⑧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35kg/m2;⑨年龄 <18 岁[4]

2.3 ABOi-KT亲属活体供者手术的相对禁忌证

①已经治愈的肿瘤;②慢性肝病,例如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或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③HIV感染;④药物滥用史;⑤泌尿道严重畸形,神经源性膀胱等;⑥严重营养不良或者恶病质;⑦有证据表明依从性差;⑧缺乏家庭及社会支持;⑨活动性感染;⑩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疾病;k内生肌酐清除率70~80ml/min;lBMI>30kg/m2;m患其他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泌尿系结石等。

在知情同意原则下,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阳性供者分别可以移植给HBV、HCV阳性受者。由于PE及双重滤过血浆置换(double filtration plasmapheresis,DFPP)能去除ABOi-KT受者血中的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HBsAb),因此建议在HBV、HCV阳性供肾移植给阴性受者前,检测受者血浆处理后外周血中HBsAb抗体滴度,并参照ABOc-KT指南执行;或仅在紧急情况下,符合知情同意原则,才移植给阴性受者。

3 ABOi-KT受者的术前准备

3.1 手术当日对血型抗体滴度的要求

对于抗A-IgG、IgM和抗B-IgG、IgM抗体滴度,移植当日一般应控制在以下范围内:①成年受者,抗A-IgM≤1:16、IgG≤1:16;抗B-IgM≤1:16、IgG≤1:16。②儿童受者,抗 A-IgM ≤ 1:64、IgG ≤ 1:64 ;抗 B-IgM ≤ 1:64、IgG ≤ 1:64[6]

血型抗体滴度检测在ABOi-KT围术期中非常重要。目前,推荐检查方法包括盐水介质凝集试验、胶体介质凝集试验、酶处理红细胞的凝集试验、抗球蛋白试验及其改良方法抗球蛋白试验、低离子凝聚胺试验等。对于血型抗体滴度较低且符合移植当日抗体滴度要求的受者,有报道认为可以不做血浆脱敏处理,移植前应用低剂量利妥昔单抗即可实施移植,但需特别谨慎。

3.2 手术当日对凝血功能的要求

由于ABOi-KT受者术前多次应用PE和/或 DFPP去除血型抗体,以降低受者血型抗体滴度水平,导致因凝血因子丢失,使受者血液呈低凝血状态,如果补充液是白蛋白,程度可能更为严重。凝血系统功能紊乱可引起出血、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和/或栓塞等严重并发症,是移植手术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现在临床上主要关注的指标包括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D-二聚体和血小板数量与功能。

因此,手术当日对凝血功能要求包括: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 24~46s;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 11~21s;FIB 1.2~4.0g/L;D-二聚体 <0.3mg/L[7];血小板计数≥ 50×109/L。

3.3 组织配型

与ABOc-KT相比,虽然ABOi-KT似乎增加了血型抗体带来的风险,但在HLA位点错配、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on antibody,PRA)、CDC、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等方面均未见更高要求的文献报道,故临床进行此类移植时,参考ABOc-KT进行组织配型即可。DSA的存在是独立危险因素,与术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及移植物失功的发生率呈正相关,但对移植受者生存率没有影响。ABOi-KT供受者HLA的错配位点应≤3个;CDC<10%;PRA<20%;DSA阴性(Luminex平均荧光强度<1 000);PRA反映的是受者体内存在DSA的概率,部分受者PRA高,但经CDC及Luminex显示DSA阴性的,仍可以接受移植[8]

3.4 血浆处理

ABOi-KT受者术前处理的中心环节是尽可能清除体内的抗A、抗B血型抗体,以避免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和DIC。主要从3个方面入手:①降低体内预存ABO血型抗体滴度水平;②抑制体内ABO血型抗体反弹;③调整好受者的凝血功能状态。

ABOi-KT术前去除血型抗体的方法主要有PE、DFPP和血浆免疫吸附(immunoadsorption,IA) 3 种处理方式。

3.4.1 血浆置换

ABOi-KT进行PE的主要技术参数包括:①血流量70~150ml/min;②血浆分离量25~30ml/min;③血浆处理量2 500~3 000ml;④治疗时间143±7min;⑤抗凝血药用法:首剂2 000IU或3 000IU、持续500~1 000IU/h;⑥取血途径为股静脉。

对合并凝血功能紊乱、严重低蛋白血症,ABOi-KT术前血浆处理使用PE,并且使用AB型血浆作为置换液;PE后推荐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对于需要大量新鲜冰冻血浆(fresh frozen plasma,FFP)置换的患者(如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推荐预防使用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术后2周内监测血型抗体滴度,对于IgG或IgM血型抗体滴度≥1:32者,建议进行1~2次PE。2周后不再推荐进行PE等[9]

PE的主要并发症包括过敏反应、病毒感染、低钙血症、低钾血症、药物同时被清除等。

3.4.2 免疫吸附

与过去常用的PE相比,IA在疗效和安全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IA去除血型抗体较完全、彻底,回输给患者的是其自身的血浆,无须补充外源性血浆或置换液,可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还可避免血浆置换中较常见的枸橼酸盐中毒、凝血机制异常、过敏反应、低血压及低钾血症等并发症。此外,IA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特异性,不影响同时进行的药物治疗。但由于特异性血型抗原吸附柱国内生产厂家少,价格较昂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IA可能出现不良反应主要与体外循环过程、使用的置换液和抗凝剂有关,必须密切观察并给予正确处置。常见的并发症包括低血压、低钙血症、心律失常、过敏反应、感染、溶血、出血或凝血功能障碍。

3.4.3 双重滤过血浆置换

术前DFPP既可以有效清除毒性抗体,同时也明显降低血清补体水平,因此有利于预防术后超急性排斥反应和急性排斥反应。常见并发症包括出血、低血压、低蛋白血症、过敏和变态反应和血行传播病毒感染等,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常规血浆DFPP的技术参数包括:①血流量100~120ml/min;②血浆分离量25~30ml/min;③血浆处理量4 056±157ml;④治疗时间143±7min;⑤抗凝血药普通肝素钠用法:首剂2 000~3 000IU,持续500~1 000IU/h;⑥取血途径为股静脉。

应用DFPP会去除绝大多数凝血因子,特别是FIB,因此,现在一般与PE配合使用,以减轻由此造成的凝血功能紊乱综合征和低蛋白、低灌注综合征。

3.4.4 注意事项

①ABOi-KT术前血浆处理过程中必须监测凝血功能,包括血Ca2+、FIB、血小板、PT、APTT等;②ABOi-KT术前血浆处理过程中,可同时执行血液透析、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灌流等;③ABOi-KT术前血浆处理过程中避免肺水肿、心力衰竭;④ABOi-KT术前血浆处理过程中适当使用糖皮质激素,避免由于血制品输注导致的不良反应,如过敏反应等;⑤ABOi-KT术前血浆处理过程中推荐枸橼酸钠抗凝;⑥对于术前血浆处理后血型抗体滴度反弹较快的患者,推荐联合大剂量IVIg。

3.5 抗CD20单抗的应用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嵌合型鼠抗人CD20单抗。CD19和CD20分子是人B细胞特有的表面标志,存在于前B细胞、未成熟B细胞和成熟B细胞表面,其主要功能是调节B细胞活化。利妥昔单抗的应用已经在ABOi-KT中替代脾切除,成为常规的手段。

ABOi-KT受者推荐使用利妥昔单抗。根据CD19+B细胞的比例,使用利妥昔单抗可以选择以下方案,并可在使用过程中根据CD19+B细胞比例变化对方案做适当调整:①CD19+B细胞的比例在10%~15%者,按患者体表面积1.73m2计算,术前4周、2周和术前24h推荐分别使用利妥昔单抗100、100、100mg;②CD19+B细胞的比例≥15%者,按患者体表面积1.73m2计算,术前4周、2周和术前24h推荐分别使用利妥昔单抗200、100、100mg;③CD19+B细胞的比例在≤10%者,按患者体表面积1.73m2计算,术前4周、2周推荐分别使用利妥昔单抗100、100mg,儿童及体质量低的受者酌情减量[10]

对PRA阳性受者,推荐联合使用利妥昔单抗、DFPP或(和) PE,必要时可使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或抗人T细胞CD3鼠单抗(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human CD3 antigen of T lymphocyte,OKT3)等多克隆抗体或单克隆抗体。

3.6 抗体滴度的术前检测和术后监测

ABOi-KT术前检测和术后应监测抗A-IgG、抗A-IgM、抗B-IgG和抗B-IgM血型抗体。术前分别在配型时、接受利妥昔单抗前后、接受免疫抑制剂前后、AI、PE和/或 DFPP前后监测抗体滴度[6]。术后2周内,每日监测抗A-IgG、抗A-IgM、抗B-IgG和抗B-IgM血型抗体的变化。

4 ABOi-KT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在手术前1周开始使用经典免疫抑制三联治疗。通常以他克莫司0.05~0.10mg/(kg·d)、吗替麦考酚酯1~2g/d或麦考酚酸钠1.440g/d、甲泼尼龙20~80mg/d。术后3d内甲泼尼龙推荐使用高剂量,一般为500mg/d。之后逐渐减量,直至病情稳定后低剂量维持。ABOi-KT受者术后30d可采用与ABOc-KT相同的免疫抑制方案。

对于存在高危或高致敏因素的患者(如PRA水平高、再次移植、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等),使用ATG和/或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受体单克隆抗体进行诱导治疗;对于无高危或高致敏因素的患者,采用钙神经蛋白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联合1种抗增殖类药物加糖皮质激素的三联免疫抑制方案,作为免疫抑制维持治疗的初始方案,并将他克莫司作为CNI的一线药物;对糖皮质激素的撤除方案普遍持谨慎态度,在没有严重并发症的情况下不主张完全停用糖皮质激素,而倾向于小剂量维持[11]

5 ABOi-KT凝血功能紊乱的监测与治疗

5.1 凝血功能监测

由于大多ABOi-KT受者的肝功能是正常的,很多移植中心在PE和DFPP后,往往以白蛋白作为替代液,因此,可能导致凝血因子丢失,血小板减少。通常可以通过APTT和PT分别检测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功能情况。Ⅹ、Ⅲ因子的丢失可能不能被这两种方法检测到,导致APTT和PT处于正常值范围的出血。

术前常规检测PT、APTT、血小板、D-二聚体、血浆钙离子浓度,如果有出血证据,则可输入新鲜AB型血浆或冷沉淀,有条件的中心可根据检测凝血功能异常的具体情况,补充相应凝血因子或凝血酶原复合物;术中、术后监测血浆钙离子水平、血常规以及凝血功能相关指标。

血浆处理过程中必须监测凝血功能;血浆处理时、处理后24h内或移植72h内,应高度注意可能出现的消耗性凝血功能紊乱和/或血栓性微血管病。

外科性术后出血,则行手术止血;凝血因子丢失所致出血,则输入新鲜AB型血浆、冷沉淀,建议尽可能减少止血药物的使用;纤溶亢进致凝血功能紊乱出血,输入新鲜AB型血浆、冷沉淀和血小板时,同时使用肝素钠抗凝。

低温和酸中毒可加重凝血功能障碍,整个手术期间,建议使用电热毯等保温措施,维持体温不低于36℃,并维持内环境酸碱平衡。

5.2 血栓性微血管病

血栓性微血管病(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TMA)是一组急性临床病理综合征,其主要特征是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下降以及微血管内血栓形成。肾脏受累时多引起急性肾衰竭。经典的TMA包括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和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尽管病因和发病机制多样,最终均可导致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诱发微血栓形成[12]

临床上TMA发生高危受者主要包括:①肾移植术后高风险发生排斥反应的受者,特别是ABOi-KT受者;②受者合并有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血管炎等伴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等基础疾病;③既往存在静脉血栓、脑血栓、动脉栓塞、心肌梗死等血栓栓塞性疾病者;④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所致低血压者;⑤先天性抗凝血酶Ⅲ缺乏或合并大量蛋白尿导致抗凝血酶Ⅲ从尿中丢失过多者。

TMA的预防重在抗凝,治疗重在抗排斥反应、抑制补体激活和溶栓,主要措施包括血浆置换、使用利妥昔单抗、激素冲击、他克莫司减量、使用补体C5抑制剂艾库组单抗。

6 ABOi-KT并发症及处理

6.1 外科并发症

ABOi-KT外科并发症的发生率与ABOc-KT没有显著区别。可发生出血、血栓、输尿管梗阻和输尿管瘘、移植肾动脉狭窄、动静脉瘘、移植肾自发破裂、附睾炎和睾丸鞘膜积液等。

6.2 排斥反应

通常在临床上观察到患者血清肌酐升高和尿量减少时,需要考虑排斥反应的发生。移植肾脏穿刺病理活组织检查是诊断排斥反应的重要依据。ABOi-KT的排斥反应发生率和ABOc-KT没有显著区别。但术后48h至2周是ABOi-KT排斥反应的高发期,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此时间段ABOi-KT排斥反应的发生率高于ABOc-KT。C4d染色对ABOi-KT的体液排斥反应诊断没有指导意义[13]

6.3 感染

由于ABOi-KT通常在手术前采用血浆预处理,包括多次血浆处理及利妥昔单抗的使用等。部分研究证实,ABOi-KT受者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单纯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BK病毒感染及肺炎的发生率高于ABOc-KT,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使用利妥昔单抗会增加感染风险。细菌感染考虑降低糖皮质激素用量,病毒感染考虑减少他克莫司用量。出现中性粒细胞减少、免疫球蛋白比例低下等情况时,应首先考虑对应地使用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和输注丙种球蛋白[14]

CMV感染的发生率较高,大多表现为不明原因的发热、白细胞计数和血小板减少、全身乏力、酸痛,以及轻度的肝、肾功能损伤。确诊推荐使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确定血浆中CMV拷贝数[15-17]。除在CMV阴性的供、受者之间进行移植外,推荐预防性使用更昔洛韦或缬更昔洛韦,必要时可以使用CMV超敏免疫球蛋白。

6.4 其他系统并发症

与ABOc-KT相比,ABOi-KT不会增加消化系统、心血管、代谢、骨关节、生殖系统等方面并发症。

6.5 肿瘤

肾移植术后大量使用免疫抑制剂,使肿瘤的发生率明显增加,约为同龄普通人群的100倍。但ABOi-KT与ABOc-KT相比,两者在肿瘤的发生率上没有区别[15,18]。停用或减用CNI是治疗术后肿瘤的基本措施,或可将其替换为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剂。

当患者出现快速发生或复发的鳞癌时,或全身多处出现皮肤癌变时,必须考虑改换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有些患者以苯丁酸氮芥或环磷酰胺代替硫唑嘌呤,皮肤变化可以恢复,但常导致移植物被排斥。

7 术后管理

ABOi-KT术后随访与ABOc-KT相似[19]。术后2周免疫适应已建立,血型抗体滴度检测不再必要。ABOi-KT术后定期随访,积极鼓励受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适量运动、平衡饮食、根据需要减轻体质量;注意评估受者抑郁和焦虑状况。

ABOi-KT在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目前已经常规开展,移植物存活和患者预后与ABO血型相容的肾移植相比,均没有差异,甚至更优[16,20]。而最近ABOi-KT供器官已经成功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拓展,因此,推广该术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移植器官短缺的现状。在ABOi-KT成功开展后,ABO血型不相容的心脏移植、肺移植、肝移植等均得以成功开展[21-23]。此外,因ABOi-KT应用的血浆处理技术也改善了HLA高度致敏患者的预后,让肾移植跨越HLA的障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王 毅 蒋鸿涛)

参考文献

[1]王毅, 罗志刚, 桂培根, 等. 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保留受者脾脏的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一例 [J].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07, 28 (11): 694-695. DOI: 10. 3760/cma. j. issn. 0254-1785. 2007. 11. 017.

[2]中华医学会. 临床诊疗指南: 器官移植学分册 (2010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3]Mital D, Hammes E. Indications for renal transplantation//Saclarides JT, Myers AJ, Millikan WK. Common surgical diseases: an algorithmic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 [M]. New York: Springer, 2014: 239-242.

[4]王毅.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临床诊疗指南 (2017版)[J/CD]. 中华移植杂志 (电子版),2017, 11 (4): 193-200. DOI: 10. 3877/cma. j. issn. 1674-3903. 2017. 04. 001.

[5]ANDREWS P A, BURNAPP L, MANAS D, et al. Summary of the British Transplantation Society/Renal Association U. K. guidelines for living 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J]. Transplantation, 2012, 93 (7): 666-673. DOI: 10. 1097/TP. 0b013e318247a7b7.

[6]MURAMATSU M, GONZALEZ H D, CACCIOLA R, et al. ABO incompatible renal transplants: good or bad?[J]. World J Transplant, 2014, 4 (1): 18-29. DOI: 10. 5500/wjt. v4. i1. 18.

[7]VAN AGTEREN M, WEIMAR W, DE WEERD A E, et al. The first fifty ABO blood group 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s: the Rotterdam experience [J]. J Transplant, 2014: 913902. DOI: 10. 1155/2014/913902.

[8]THAMMANICHANOND D, INGSATHIT A, MONGKOLSUK T, et al. Pre-transplant donor specific antibody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J]. Asian Pac J Allergy Immunol, 2012, 30 (1): 48-54.

[9]TYDÉN G, KUMLIEN G, GENBERG H, et al. The Stockholm experience with ABO-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s without splenectomy [J]. Xenotransplantation, 2006, 13 (2): 105-107.

[10]蒋鸿涛, 秦国庆, 刘罗根, 等. 早期低剂量利妥昔单抗在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中的应用 [J]. 广东医学, 2017, 38 (19): 3014-3018. DOI: 10. 3969/j. issn. 1001-9448. 2017. 19. 027.

[11]GALLIFORD J, CHARIF R, CHAN K K, et al. ABO incompatible liv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with a steroid sparing protocol [J]. Transplantation, 2008, 86 (7): 901-906. DOI: 10. 1097/TP. 0b013e3181880c0f.

[12]HALAWA A.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cute renal graft dysfunction: a challenge we face. the role of novel biomarkers [J]. Ann Transplant, 2011, 16 (1): 90-98.

[13]HAAS M, RAHMAN M H, RACUSEN L C, et al. C4d and C3d staining in biopsies of ABO-and HLA-incompatible renal allografts: correlation with histologic findings [J]. Am J Transplant, 2006, 6 (8): 1829-1840.

[14]BIGLARNIA A R, NILSSON B, NILSSON EKDAHL K, et al. Desensitization with antigenspecific immunoadsorption interferes with complement in ABO-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 [J]. Transplantation, 2012, 93 (1): 87-92. DOI: 10. 1097/TP. 0b013e31823bb689.

[15]ZIEMANN M, THIELE T. Transfusion-transmittedcmV infection-current knowledge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 Transfus Med, 2017, 27 (4): 238-248. DOI: 10. 1111/tme. 12437.

[16]NODOMI S, UMEDA K, KATO I, et al.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epatoblastoma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J]. Pediatr Transplant, 2018, 22 (7): e13273. DOI: 10. 1111/petr. 13273.

[17]RÖMKENS T E, BULTE G J, NISSEN L H, et al. Cytomegaloviru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6, 22 (3): 1321-1330. DOI: 10. 3748/wjg. v22. i3. 1321.

[18]HALL E C, ENGELS E A, MONTGOMERY R A, et al. Cancer risk after ABO-incompatible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J]. Transplantation, 2013, 96 (5): 476-479. DOI: 10. 1097/TP. 0b013e318299dc0e.

[19]KIM M H, JUN K W, HWANG J K, et al.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bleeding in ABO-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 [J]. Clin Transplant, 2015, 29 (4): 365-372. DOI: 10. 1111/ctr. 12525.

[20]KONG J M, AHN J, PARK J B, et al. ABO incompatible living 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highly uniform protocols and good medium-term outcome [J]. Clin Transplant, 2013, 27 (6): 875-881. DOI: 10. 1111/ctr. 12249.

[21]URSCHEL S, WEST L J. ABO-incompatible heart transplantation [J]. Curr Opin Pediatr, 2016, 28 (5):613-619. DOI: 10. 1097/MOP. 0000000000000398.

[22]KIM J M, KWON CHD, JOH J W, et al. Changes in T cells after ABO-incompatible liver transplantation [J]. J Invest Surg, 2017, 30 (4): 235-241. DOI: 10. 1080/08941939. 2016. 1236158.

[23]BERGENFELDT H, ANDERSSON B, BUĆIN D, et al. Outcomes after ABO-incompatible heart transplantation in adults: a registry study [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15, 34 (7): 892-898. DOI: 10. 1016/j. healun. 2015. 01. 008.

刊载于《器官移植》,2019,10(5):53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