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压力。

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出生在埃利亚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具体时间不详，盖瑟里克去世那年进入白骨修道院（当时只是一个低级的省级修道院）。在他职业生涯中某个未知的时间点，从白骨修道院搬到了箭头修道院。根据记录，他在AUC667年成为了箭头修道院的教长，但这里提及的也可能是他的表兄安提皮诺·斯克里弗拉，两人是同等级的僧侣。他于不久后的AUC682年去世。大致如此。他一生都在研究瘟疫，通过箭头医学图书馆以及金河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毁灭性瘟疫大爆发中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整个过程中，他创立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假设、探究、实验、证明、总结；奠定了现代医学炼金术的基础；确定了多血质和胆汁质的具体位置；从他的笔记中得到了治疗沼泽热和埃利亚水肿等现在已经绝迹的怪病的方法，尽管他既没时间也没意愿要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践。现如今，几十万生命应该感激斯克里弗拉，要不是他，他们早都死了。莫伊夏和布勒米亚的大多数地区将不适宜人类居住。

他的著作分两部分。科学著作——《疾病起源》《调查》《关于瘟疫》——是清醒、科学、客观的，单纯记录事实和数据、实验的结果，并谨慎地提出防范的结论。其他著作——《忧郁症》——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从对世俗礼仪、制度惯例的辛辣讽刺，到你真的只能将其称之为真理、纯洁的种种，被他视为“糟粕”的各种激情辱骂。我不得不说，讽刺的部分要比感伤的部分更有看点，后者难免令人一头雾水。不过你要知道，他生活在矫饰主义的鼎盛阶段，口味难免有些跑偏。这么说吧，你不会为了消遣而读《忧郁症》，尽管其中一些对情欲和放荡的谩骂在哲学系一年级学生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这点我可是心知肚明。你能得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结论，他对人类的现状持悲观态度。而不太确定的是，他是否相信精神或肉体上的药物可以治愈这些，或者从长计议，弃旧迎新，索性来个大换血。

就这样，我在一间牢房里，和陪伴了我一生的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近在咫尺，唯一的同伴是一个水钟，时刻提醒我时间紧迫。这个瓶子，开还是不开，我要做出决定。再没有人能给我提供建议或帮助了。所有有用的资料和工具都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相关信息要么在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要么就直接刻在我的大脑里。对于一个迄今做过最重要决定是穿哪一双鞋子去上学的人，这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至于我。我和安提戈涅·斯克里弗拉一样（可能吧），是个穷人的儿子。我父亲是个园丁，我母亲在结婚前从事特种服务业。很可能，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那种消费娱乐场合。我因为歌喉而进入了银百合修道院，但六个月后便伤到了嗓子。所幸，在此之前，我已经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奖学金而进入了学院，并一直留了下来。我已经三十年没见过家人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在，说真的，我也不太在意。在我看来，我习惯安心在学院里维系着一种适度功利及有效合作的生活。追根溯源，我在天性、教养和性格方面都是一个恬淡如水的人，对于学院围墙外边广阔的世界，我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但话说回来，它又能为我提供些什么呢？

“我已经看过稿子了。”我告诉他们。

他们看着我，就好像狗看着自己残忍的主人——既准备好了躲避残忍的惩罚，也伺机在骨头丢过来时抢在其他狗的前边。

“怎么样？”

我花了点儿时间振作起来。颤抖到无法正常呼吸了，我不能在这种状态下解答。“毫无疑问，”我说，“斯克里弗拉找到了治疗红死病的方法，他推断出——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他的推断相当精彩——疫病是由瘴气经过腐败发酵产生，并通过粉尘或孢子在空气中传播。他留下了详细的笔记和案例研究。在AUC670年，库诺萨地区曾经爆发过一场小规模的红死病——我可以从自己的研究中证明此事——持续的时间非常短，而且致死率非常低。我现在可以断定是斯克里弗拉控制了那场疫情，他找到了治疗方法，而且行之有效。”

短暂寂静，屋内的一切都沉浸其中。这一刻，你甚至可以听到墙板后老鼠的动静。

“所以，瓶子……”

我举起手来。“手稿里没有任何有关治疗的配方。”我说，“要么是他没有记录下来，要么是他记在了别处，遗失了。现在完全有可能，瓶子里装的是一剂灵丹妙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只需在离城十英里的下风向，打开瓶子，城市就能得救了。标签上不是写着‘为了瘟疫’嘛。当然，书稿里并没有提及这个瓶子。”

方丈的样子好像他已经憋了很久的气，他说道：“继续呢，我想不止这些吧？”

“更多的数据？”我摇了摇头，“不，手稿的其他部分是一连串的炼金实验和计算。这部分还没完成。我猜测，他在完成这个项目或把它记录下来之前，便已经去世了。唯一能确定这些内容的方法就是一步一步地复制实验。我估计，这需要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有理有据地猜测这些实验究竟所为何事。不管怎样，它占据了斯克里弗拉的全部思想和所有精力。从AUC670年，他完成红死病治疗方法后开始，直到他去世，都未完成。”我停了下来，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显而易见的是，不管它是什么，斯克里弗拉都觉得它比治疗红死病更为重要。我认为，尽管我无法确定，他认为治疗红死病只是他伟大征程上的某个阶段。换句话说，治疗只是一个中转站，绝非最后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