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论观点和法兰克福例子

当代的根源论观点通常是由法兰克福的例子所促动的（Frankfurt 1969）。在这一类的例子中，行动者考虑做某个行动，但是脑神经科学家担心她将不会成功做出这个行动。因此，如果她显出将不会或可能不会做那个行动的迹象，那么脑神经科学家就会介入。但是事情的实际发展是，脑神经科学家维持了闲置的状态，因为行动者自己做出了这个行动。这里的想法是，即使这个行动者本不能避免做她做出的行动，直觉上说来，她仍旧是对这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

下面是约翰·菲舍的例子之一：琼斯只有在做决定之前脸红了，他才会决定杀害史密斯。[5]但是如果他没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脸红，就会触发布莱克介入，这将导致琼斯做出杀害史密斯的决定。假设琼斯在没有外部介入的情况下决定杀害史密斯，即使他本不能不做这个决定，我们可能还是会在直觉上认为，他为他的决定负有道德责任。

经常有人指出以下这一点，即在一个恰当建构出来的法兰克福例子中，行动者可能还是保存了不去做讨论中的行动的一般能力或者权力。（McKenna 1997；Vihvelin 2004；Fara 2008；Nelkin 2011b：66—76；但也见Pereboom 2001：27—28和Nelkin 2011b：68—70）[6]但是，由于这个介入的设置，行动者能否在相关的时间里成功地实践这一能力将不取决于他，根源论者与自由空间论者争论的焦点是：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实践这种能力（Clarke 2009）。如果当琼斯决定杀害史密斯时，他能否成功行使不去如此决定的一般能力不取决于他，那么合理的理解是，同样不取决于他的是他可以避免他实际所引发的责备。

要注意的是，在以这种更加精确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设定里，琼斯确实是拥有一个替代可能性的：他本来能够不脸红。但是菲舍主张，这样一种“闪烁的自由”（flicker of freedom）对于法兰克福例子的反对者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种闪烁的自由不够强健，从而不足以解释行动者的道德责任。我们可能会说，对于解释行动者对一个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来说，一个强健的替代选择才是在本质上相关的。关于“本质上”（per se）这一修饰词，我想要表明的是，一个替代可能性就是作为替代可能性，而不是仅仅因为它指示了某些在解释上相关的其他因素，例如，指示了因果决定论的缺乏，才与解释行动者的道德责任相关的。因此，在菲舍的观点中，以及更加宽泛地来看，在根源论观点中，法兰克福例子并没有展现出道德责任不要求替代可能性。相反，这些观点表明的是，道德责任不需要强健的替代可能性（Fischer 1994：13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