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心中的世界就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同时穿梭在两类关系中，一类是内在的主观关系，一类是外在的客观关系，且这两类关系会不断地相互作用，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在这些关系中的人，我们称之为客体，如内在客体、外在客体。此处的客体是相较于主体而言的，反过来讲，当我们将另一个人当成主体时，刚刚的主体也会成为对应的客体。

1.3.1 我们的内在客体关系

刚出生婴儿的世界是混沌的，是没有内外之分的。随着妈妈[16]的独特照顾方式在婴儿的头脑中留下印记，婴儿们会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假如妈妈多次拒绝给饥饿中的婴儿喂奶（这对婴儿来说，体验到的可能是一次次关乎生死的危机），婴儿可能开始形成第一个内在的主观关系：“别人总是拒绝我，我的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也可能因此形成一个内在客体：“拒绝性客体”。这种内在客体总是与生气、愤怒、哀伤等情感捆绑在一起。

如果妈妈总是担心婴儿会饥饿，随时随地地都在给婴儿喂奶，即使婴儿挣扎着想要远离奶源，妈妈依然视而不见，那么婴儿可能因此形成一个相反的内在的主观关系：“我接受了很多不能承受的好，我很痛苦，但是我挣脱不了”，也可能因此形成一个内在的“兴奋性客体”。这种兴奋性客体总是与焦虑、痛苦、绝望等情感捆绑在一起。

这样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并不总是客观、正确的，因为在早期的母婴关系中，婴儿对妈妈的语言和行为的理解能力十分有限，且很难将之与自己的感受和期待区分开来，所以婴儿常常曲解妈妈的语言和行为，在早期形成一个较为片面的内在客体妈妈的形象。

通常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发展，外界的持续互动和信息的增补会推动婴儿渐渐修正这个最初的形象。但是如果这个形象过于极端化，总是会引起孩子非常痛苦的情感反应，他们就会放弃面对和修正这一形象，取而代之地将这种内在客体关系模式压抑至潜意识深处以避免痛苦，并在意识层面保留一个“理想性客体”的样子，而这个理想性客体总是伴随着满足、美好的感受。但是压抑不等于消失，拒绝或兴奋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会以各种潜在的方式持续一生地影响人们的外在社交关系。

我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意识层面总是希望新的关系能够纯真而美好（理想性客体）。但潜意识中则总是期望新的关系和内在的固有的模式保持一致，以此来确认新的关系体验是我们所熟悉的，是不需要改变内在客体关系的，是不会引起太多焦虑的。例如，我们都非常希望发展一段偶像剧般的美好爱情，实际上却充满琐事，常常争吵、失望，与过往的情感经历并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希望与新同事保持和谐相处的融洽状态，实际上却是钩心斗角、恶性竞争，与上一家公司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不同……

案例：矛盾的妈妈

曹颖是一个有魅力的漂亮女性，接受咨询已经将近2年。她最初寻求咨询的原因是她隐约感到孩子的一些奇怪行为（总是喜欢长时间地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就好像不受控制一样）可能与自己有关。孩子的状况导致她想做一位好妈妈的愿望完全落空。

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分析，咨询师和曹颖都意识到她心中原来一直存在相互冲突的两种客体关系模式——兴奋性客体模式和拒绝性客体模式。这与她自己年幼时被过度喂奶（兴奋性）后又被突然断奶（拒绝性）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无意识地重复了这种客体关系。在经历剖宫产手术生下孩子后，本需要卧床休养的曹颖总是按捺不住，频频想要下床寻找正在被医生照料的孩子。她觉得她很渴望给孩子喂奶，并且在这个渴望中体验到一种兴奋感（兴奋性），这可以填补她躺在病床上时感受到的很深的孤独和煎熬，即使她的老公就在旁边陪伴着她（拒绝性）。

后来当孩子出现张嘴和伸舌头的毛病时，曹颖感到无比焦虑和害怕，意识层面上害怕孩子可能有智力问题、行为问题、会被孤立、会被排挤，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这些超负荷的忧虑促使曹颖带着孩子到处求医问药。

随着咨询的进展，曹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度担心孩子和过度行动化的背后是在极力回避内心中对孩子的愤恨感。孩子张开的大嘴激起了她内心中婴儿般原始的空虚、饥饿和渴望依赖的感觉。

曹颖的这种客体关系模式也在咨访关系中多次以移情[17]的方式得以重现。例如，咨询师马上要开始为期3周的一轮休假，和曹颖约定了休假前的最后一次咨询。在约定的咨询时间过后45分钟，曹颖才急匆匆地赶到咨询室，并很抱歉地解释因为工作太忙忘记了咨询时间。

虽然曹颖很清楚之前双方约定的咨询规则——在没有提前请假或申请更改咨询时间的情况下，固定的咨询时段就是属于来访者的，无论来访者是否出现，同时也会照常收取咨询费用。非紧急情况下，想要临时约定咨询，则需要按照预约流程进行。但是曹颖依然在咨询时间即将结束时，黏人地表达了对咨询师的延时需要，并询问咨询师是否可以为她留下来，再聊半个小时。当咨询师按照咨询规则拒绝了曹颖时，她被激怒了，并大声指责咨询师是一个只知道骗钱的坏人，冷漠无情，一点儿都不真诚，没有关心到来访者的感受。听到吵闹声的前台女孩过来制止了曹颖的叫喊。

从曹颖的表现可以看出，咨询师显然激起了她内心中对咨询师的需要和对即将到来的分离的焦虑。当曹颖的兴奋性客体关系无法在咨询师这里得到满足时，她便需要以极大的内在力量压制拒绝性客体关系及其伴随的负面感受的出现。但是当曹颖因为错过咨询时间而无法完成咨询时，她的拒绝性客体关系模式被自动激活，她希望咨询师通过破坏规则的方式接受她的请求来避免这一部分负面感受的涌现。但是咨询师拒绝了，所以曹颖的拒绝性客体关系以移情的方式全面爆发。

在这次事件之后，制止她的前台姑娘被她理想化为一个懂得理解、保护她的善良人，而咨询师则成了一个令人讨厌、奸诈、令她失望、不能满足她的需求的坏人。后来，咨询师和曹颖花了很长的咨询时间对这种移情过程中出现的拒绝性客体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探讨后，曹颖才重新开始相信咨询师是一个真正想要帮助她的专业人士。

通过曹颖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内在关系的雏形源自早期的外在的客观关系。人们的内在关系逐步成型后，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外在关系的体验，使其失去客观性。甚至很多人一生都在无意识地不断制造某些相似的关系模式，在生活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们总是能够听到有人这样说：“为什么这么倒霉，我找的对象都是暴脾气，都对我不好”“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自私”“不要出去，别人总是在等着看你笑话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潜意识时刻都在担心内在的不良的客体关系模式[18]会被激活，进而引发巨大的痛苦体验，所以我们会很快采取一些相反的手段来压制不良的客体关系模式。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过分热情和友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那他其实有可能是在压抑内在的攻击性或拒绝感[19]；夫妻双方可能以性亲密行为来掩盖针对对方的愤怒和不满，这显然是在通过制造亲密关系的方式来压制拒绝性客体关系模式。同理，一个人也可能以远离社交的方式掩盖其对亲密关系的极度渴求，而这是在通过制造疏离关系来克制兴奋性客体关系模式。

1.3.2 我们内在的评价系统

我们提到的评价系统一般可分为两种维度：内在评价和外在评价。每种维度又都包含了两个方向：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国外学者Watson和Friend在1969年提出了“负面评价恐惧”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人们对他人评价的忧虑和恐惧，对负面评价的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性评价的预期。[20]这种负面评价恐惧指代人们在演讲、聚会、会议等情景中产生的一种广泛性社会评价焦虑。过往关于社交恐惧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此，并普遍将负面评价恐惧看作社交恐惧的核心特征。

案例：厌食又暴食的曼曼

曼曼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微胖的20岁大学生。她穿着普通，但眼神清澈、有礼貌、情绪稳定，偶尔谈到难过之处也会掉眼泪。咨询中她有很强的表达欲，很希望咨询师能够理解她的苦恼。她决心为自己活一次——从现在就读的大学退学并再次参加高考，重新考取自己真正心仪的大学和专业。

曼曼认为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都是被设定好的，小到穿什么衣服、几点写作业，大到报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全都是父母安排好的。作为独生女的她从来没有任何话语权，从小她便是妈妈骄傲的谈资，别人眼中的乖乖女。

所以，她退学重考的决定毫无意外地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曼曼是一个远离人群，自闭，总是大吵大闹，爱臭美，自私冲动，只考虑自己，完全不顾及父母的苦心和感受，做决定幼稚而不考虑后果的“病人”。

曼曼说：“我从小就是一个胖胖的女孩，我觉得还好，但妈妈总是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嘲笑我‘这么胖，将来会嫁不出去的’。小学时我并不在意，但是到了初中，也许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就开始注重形象，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让我很不舒服。虽然我相信妈妈是没有恶意的，世上没有妈妈会真的嫌弃自己的女儿，但我依然很不舒服，所以开始疯狂节食，跨度最大的时候体重从120斤暴瘦到了70斤。”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曼曼感觉那时候的自己就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每分每秒都在极力压制所有吃东西的欲望，不停地给自己打气：“我就是要瘦下来！”那时候，曼曼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孩子，甚至不能算一个人，而是一个高度紧绷的机械。

这也导致了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曼曼内分泌系统紊乱，出现了例假停经等症状。妈妈带她看了医生，医生警告她不可以这样减肥。妈妈在回家的大街上冲着曼曼斥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减肥？你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曼曼崩溃地吼道：“还不是你嫌弃我胖！”妈妈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你自己要减肥，爱臭美，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后来，曼曼很希望父母能够明白他们的话语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父母拒绝倾听这些话，并认为曼曼就是想推卸责任，不断地揪着父母莫须有的罪行为自己的不当决定找借口，试图让他们同意她退学而已。一遍遍的沟通失败后，曼曼和父母僵持在家里，她放弃了节食和返回大学，开始不加节制地狂吃，似乎要再以此证明：“看！这才是我真实的样子！”

同时她拒绝一切社交，认为自己现在像个丑陋的游魂，她担心被亲戚朋友嘲笑：“现在为什么这么胖？”“为什么不去上学了？”“为什么不听爸妈的话？”担心自己会被拿去和表姐、堂妹们对比，所以她将自己关了起来，每天只是不停地吃……

曼曼父母的控制和爱让她无法喘息，无法长大，他们不愿意放手，所以曼曼很难独立，很难成熟地为自己做决定。曼曼的内在住着一对兴奋性的客体父母，这让她既渴望空间和边界，同时又没有能力完全脱离父母的控制和爱。所以她看似要为自己而活，但是这个决定依然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这是自相矛盾的。

曼曼不断听到的是妈妈的贬低，只有努力保持好成绩、乖乖听话才是好孩子。她无法保持一个高自尊的状态，甚至形成了一个“我很丑、我很胖、我能力很差、我一无是处”的内在自我形象。她感觉自己需要拼命伪装才能不被别人看到这样的自己。她总是担心被人嘲笑，被人嫌弃，所以她对别人的眼神很敏感，又会刻意回避别人的眼神。

但是这样子太累了，于是曼曼就尽量避免与人群接触，保持高冷和不屑的样子，从初中到大学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最严重的时候，她惧怕与同学接触，又不愿意回家，就在大学附近租房子一个人住，除了上课，她避免一切社交。曼曼说：“那段时间我浑浑噩噩，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此外，吃成了一个矛盾的载体，潜意识中，吃是证明她独立于父母的一个工具，但是吃同时也成了她确认自己是一个“不被喜欢的胖女孩”的强化剂。所以她无从选择，总是在节食与暴食之间徘徊无措。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一般不会凭空产生，人们往往经历过或者目睹过相关的事件，并会在自己的内心留下相应的印记，相关的事件甚至会被加诸到自己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中，导致社交焦虑和恐惧的进一步加重。

除了负面评价恐惧，人们其实还常常产生一种相反的焦虑，即对他人对自己的正面或积极评价感到焦虑，这被称为“正面评价恐惧”。斯科特·T.华莱士和林恩·E.奥尔登[21]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有些人如果在社交中表现良好，得到积极反馈的话，会开始担心别人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期待或要求，而这将导致最后的负面评价结果的产生。也就是说，对于这部分人，仅仅强调他们在社交中没有出错，没有不良表现时，他们会比较平静；但是如果给予他们积极的赞美和反馈，他们反而会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感受更多的社交恐惧。

根据保罗·吉尔伯特[22]提出的心理进化模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理解这一现象。他认为社交恐惧与人类交往过程中的竞争有很大关联。社交恐惧的初衷是约束自己不去挑战群体中的权威或上层人物，避免被他们负面评价，以此来减少冲突，尽可能地保证自己在群体中的安全。所以从某种角度看，社交恐惧是一种人类进化的机制，它可以促使人们采用非暴力的、非冲突的方式展开人际交往。

在这个模型中，自我感觉处于劣势或者地位低下的人可能害怕地位的提升，因为这种提升可能把他们带到“权力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冲突和被毁灭的可能。他们也可能害怕“高处不胜寒”，他们担心在将来无法保护他们现有的资源。保罗将这种现象叫作“害怕做得好”。

在早期社会中，人们过着等级森严的群居生活，想要生存下去，就要适应环境，回避负面评价会是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还需要尽量回避来自他人的正面评价，因为这可能激起其他群体成员的危机感，那些人可能因为担心他们的地位被撼动而“先发制人”。因此，负面评价恐惧和正面评价恐惧都是人类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在充满着竞争的群体社会中，会起到适应环境的功能。

由此可以推测，社交恐惧者对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忠告：不要轻易引起他人的注意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恐惧者会将周围人看作自己的观众，这些观众随时随地都在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同时他们会将这些观众视为自己内在不良客体的化身，认为这些观众本质上是喜欢评论或操控舆论的，很可能对他们指手画脚地评价一番。所以，对于社交恐惧者来说，最恐怖的感觉来自周围的观众，最焦虑的结果来自观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