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思考与讨论

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是翻译学界多年来讨论和争议颇多的话题。杨自俭（2003）曾经就此讨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实践？凡理论都直接来自实践吗？还有没有其他来源？如果有，那是什么？翻译理论中有没有理性的逻辑推理成分？理论的功能到底有几种？”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翻译学界众多研究者的思考与讨论。王佐良（1989）认为，翻译最需结合实际，同时又包含了许多深奥的理论问题。……译作都带有一定的试验意味，在原文的体裁、风格或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正是由于翻译包含了这些试验，它才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再创造”魅力；沈苏儒（2007）认为，我们的翻译研究必须要开创和建立一种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风；孙正聿（2009）认为，翻译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翻译现象，还可以规范翻译活动，不仅可以指导和认识翻译实践，而且可以超越翻译实践；赵家祥（2004）指出，实践有合理与不合理、正确与错误、自觉与盲目之分，如果能在事前对实践活动的目的、方法、步骤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从理论上加以审视、论证和预测，在思维中加以预演，则可能减少失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吕俊（2003）认为，翻译理论具有认识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方法论功能、批判功能及对实践的指导功能6种功能；穆雷（2015）则认为，翻译理论研究本身总体而言包含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部分，它们各有其针对性，解决不同的问题，具备不同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并不一定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翻译实践，而是一方面通过修正应用研究的成果继而间接地应用于翻译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提高人们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的认知水平；韩子满（2003）认为，不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同样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不能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不是好的理论或者是根本无用的理论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关于本学科翻译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国内译界近年来探讨颇多的话题。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主要来源有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等，而西方翻译理论也有多种来源，如语言学、文艺学、哲学、社会学、符号学、认知科学、文化研究等，那么相关学科理论自然便成为翻译学科理论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源。孙艺风（2010）认为，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无疑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但也需要仔细分析跨学科及学科交叉的性质、模式、特征，以求合理有效地借鉴、整合和利用；穆雷（2015）认为，相关学科理论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养分，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挪用借鉴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张美芳（2005）指出，引进、借鉴不是目的，目的是如何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实践进行创新。如何结合，需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体系。

本书研究认为，翻译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社会实践及行业翻译规范等），首先需通过“翻译实践→（积累）翻译经验→（再指导）翻译实践”这个反复实践的环节，然后将“翻译经验”进行理性的思考、整理与提炼→上升为“应用翻译理论”→此理论可以总结、归纳、提升和修正“翻译经验”，只有如此反复摔打、修正和提炼，此“理论”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指导“实践”。因为只有在适合的“理论”指导下，翻译实践才会更理性，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才会更科学，自己的译作才会更完美。本书研究指出，翻译理论应与前人对翻译的认识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揉为一体，找出其相通点而不是任由彼此格格不入，并相互借鉴、启发和影响，这种互动关系才是促进翻译学科发展、拓展理论研究维度和视野的有效途径。但理论借鉴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理论借鉴并非简单的挪用借鉴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需先消化，即在尚未弄懂其来龙去脉前，切记不能盲目跟风和套用；二是需要借鉴前人通过思考、论证并已经推导或升华的、较成熟的认识和理论；三是在借鉴的同时，需要根据翻译理论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再次验证、补充和修正，旨在从整体上丰富原理论的内涵（穆雷，2012，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