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佛海路线”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佛海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又兼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的要职，是蒋介石重要的股肱与喉舌。但是他私下里总是说非常的不得意。周佛海从年轻的时候就野心勃勃，想入阁拜相，想成为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他在《扶桑籍影溯当年》一文中说：“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的领导者，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

周佛海与蒋介石有一个最大的矛盾，他认为，蒋介石不拿自己当国士对待，驱之为家奴，这对一个有野心的文人来说，他受不了，骨子里还是有那种傲气。而陈布雷同样也是蒋介石的“文胆”，但他没有做官的欲望，无欲则刚，因此蒋介石拿陈布雷当先生对待。

为防止日本飞机空袭南京，周佛海早已在西流湾8号的家里修了个地下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机经常空袭南京。一群达官贵人，其中有熊式辉、陈布雷、顾祝同、高宗武、胡适、梅思平、陶希圣等就跑来周家躲警报，钻入地下室，闷久了就发牢骚、说怪话，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专门与抗日唱反调的“低调俱乐部”，与汪精卫的对日妥协和平理论不谋而合。后来蒋介石得知，就告诫陈布雷、胡适等退了出来。

南京失守前，蒋介石与国民党抵抗中心迁往武汉，此时的战局，对中国极为不利。在周佛海看来，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战败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只要一鼓作气，就能打到武汉。果然，日军在1938年10月就占领武汉、广州。蒋介石西迁重庆。周佛海认为如果日本再努把力就能攻下重庆，那时蒋介石就会完蛋。所以抵抗不是出路，应该另辟蹊径。

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失望，认为战必大乱，和未必大乱，希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在这一点上周佛海与汪精卫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两人殊途同归，臭味相投，搞到一起。

蒋介石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不排斥与日本方面接触。尤其是1938年初，在汉口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上，竟一致同意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与日方谋和。但是阴差阳错，未能实现。周佛海与汪精卫商议，并且得到蒋介石同意，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以搜集资料作幌子，与日方暗中谈判，进行谋求“和平”的活动。蒋介石还专门批了每月8000元给高宗武作活动经费。周佛海则胆大妄为，私下让高宗武直接去日本与日方决策人物谈判。高宗武同首相近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密谈后，确定以汪精卫作为收拾局势的对象，直接把蒋介石扔在一边了。陆军大臣板垣还写了信，提出谈判的条件交给高宗武带给汪精卫。不料，汪精卫看后又将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日本人要和二把手谈判，没一把手什么事了，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谁让高宗武这个混蛋去的日本？”立即下令停发了高宗武的经费。

可是，周佛海认为既然日本人已经看上了汪精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踢开蒋介石单独行动。于是周佛海又派了梅思平与高宗武一起去上海，参与对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

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谈，还签订了《重光堂密约》，由梅思平将密约藏在夹袍内带回重庆交给汪精卫。汪见了如此苛刻的密约，犹豫不决，为什么呢？原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周佛海却非常坚决，推了汪精卫一把，说：“如果你不同意，咱们现在就散伙。我去蒋先生那里认个错，还做我的官，你就看着办吧。”加上陈璧君的推波助澜，最终促使汪精卫下了决心，让梅思平赶回上海，在《重光堂密约》上签字。此时，周佛海与汪精卫策划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

那么问题来了，周佛海跟随蒋介石多年，就舍得抛弃名誉地位，跟着汪精卫盲人骑瞎马地临深渊而乱闯吗？汪精卫毕竟是个毫无实权的政客，周佛海下这么大赌注值得吗？

相比之下，汪精卫逃离重庆的初衷，只是想以在野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与日本讲和之建议，因为在抗战阵营内提出和平主张只会造成党内的分裂。而周佛海却与汪精卫想法不一样，他离开重庆的目的，就是要在南京建立一个新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与日本谈判来推行和平运动。这就是“周佛海路线”。这样，他就可以实现做一流政治家的目的。

周佛海的个性是多变与善变，在离开重庆前也做了两手准备，万一汪精卫不听他的建议，大不了再回蒋介石阵营，做个深刻检讨，挨顿臭骂，背个处分也就完事了。因此，他在离开重庆之前，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请陈布雷转呈，除了说明不得已离渝苦衷以外，同时发誓一定要报蒋介石的大恩。

1938年底，周佛海与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陈公博等先后到达河内。之后，他又径直去了香港，组织伪政权班底。

得知周佛海投靠了汪精卫，蒋介石非常震怒。为了挽救周佛海，蒋介石派了中央社的社长萧同兹到香港铜锣湾去找周佛海。萧同兹与周佛海两个人都是耍笔杆子的，又是湖南老乡，关系非常好，蒋介石希望萧同兹把周佛海劝说回来。但周佛海利欲熏心，已经和蒋介石渐行渐远。得知萧同兹来访，就躲了起来，萧同兹等了几天等不着，没办法，只得回去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气恼地说：“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蒋介石对周佛海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周佛海早已下定决心另攀高枝，重起炉灶。他不遗余力地鼓吹“实现和平运动，组建新政府”的主张，终于被汪精卫接受。尤其是军统在河内刺汪却误杀曾仲鸣之后，原本打算去欧洲的汪精卫，立即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从越南回到上海不久，在周佛海等人的陪同下，去东京与日方谈判，构架汪伪政府的蓝图，得到日方的首肯。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总军师”地位也从此确立。

1940年3月，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周佛海虽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公博之下。他不仅身兼伪财政部部长和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而且还兼伪警政部部长，直接掌握着汪伪政权的特务、警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