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斗狠上海滩

一朝权在手，周佛海忘乎所以，为了日本与伪政权的利益，不惜危害本国。那么他究竟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情呢？

1.逃出抗日阵营，参与汪精卫“艳电”发表，与日方遥相呼应，动摇抗战决心；

2.多次前往日本，与日方商谈卖国协定，签订卖国条约；

3.在上海召开第六次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决定成立伪政府；

4.身兼多重伪职，总揽军政、经济大权，破坏抗日财政与经济。

周佛海在伪财政部部长任内，最显著的事情是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准备金不足的所谓“新法币”，强令旧法币一律停止使用，而以二比一的比例兑换新法币。严重地坑害国家与百姓，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密令上海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抵制“新法币”的发行，一律拒用，不得购买外汇；邮局拒绝收汇，市面上拒绝使用。

一方要推行，而另一方要禁用，矛盾陡然升级，双方大开杀戒。

1941年1月30日，军统特务暗杀了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推销主任，不久又有杀手在伪中储行营业大厅扔炸弹并打死1名警卫，接着军统又狙击了伪中储行上海分行调查处副主任。周佛海下令报复，命令李士群“76号”特务闯入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打死职员11人，之后“76号”特务包围了中行别墅，共抓走职员130人，后在中外各方的共同营救下，陆续释放了123人。不久，军统特务混入大华医院杀死伪中储行副主任。周佛海闻讯，命令“76号”在属于重庆方面的中国银行职员中，以三比一的比例大开杀戒，死伤2名主任和1名职员。军统再次报复，刺杀了伪中储行稽核1人。周佛海再次命令报复渝方银行人员，并下令关闭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这样，在各为其主的旗号下，周佛海的“76号”与戴笠的军统之间矛盾也更加尖锐。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忍气吞声，下令军统方面不再实行暗杀，军统局长戴笠请在香港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出面调停。交通银行经理部主任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专程前往南京，求见周佛海，为“四行”疏通，希望允许开业，并将蒋介石的来电让周佛海过目。周佛海得意地说：“我并未压迫四行撤退，如果渝方不加害我中储行行员，这些都不成问题。我给你们一个面子，可以允许四行在下个星期一复业。”这场血淋淋的金融大战，最终周佛海占了上风。从此，军统特务的刺杀活动悄然无声，“76号”也停止对四行行员的迫害。伪储行、中储券在“四行”的围剿中，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稳住阵脚。

周佛海大发国难财，用伪法币换真法币，再用真法币换取外汇，在国际市场套汇，购买战略物资，在沦陷区强制收买棉纱、棉布，再高价卖到大后方，最后到百姓手中，能达到200%的暴利。严重地破坏了抗战经济，坑害了中小资产者和老百姓，资助敌国坑害本国。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周佛海在与蒋介石和戴笠的大斗法中占尽上风。但是，就在这一年年底，周佛海再次起了投靠蒋介石的念头，又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戴笠取得联系。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外部大环境发生了变化。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舰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本宣战，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头脑很清醒的周佛海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与英美结盟，中国的抗战不仅不会失败，很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感觉到他退出抗战阵营这条路走错了，他开始后悔了。

周佛海在日记中曾表述：“今日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