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夹袍中的密约

梅思平于会谈结束后当即去了香港，11月25日又从香港乘飞机出发去重庆，为防止途中发生意外，梅思平把双方达成的秘密条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汪精卫拿到这个文件后，认为必须高度保密，绝对不能外泄。陈璧君害怕放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不安全，特地把它装进一只小皮箱，亲自上了锁，由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到自己胞妹陈淑君在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人宿舍的房间内。当时只说暂时寄存，随时要取回，没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当天晚上陈璧君还是睡不着，第二天又亲自去把这个小皮箱取回来，并告诉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夜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可见陈璧君等人做卖国贼心虚，忐忑不安已经达到了极点。

梅思平带回了日汪双方达成的“密约”和近卫第三次声明的草稿，这对汪精卫来说已到最后下决心的关键时刻了。汪精卫虽然热衷于对日谋和，不惜叛离抗日阵营，但对于日方提出的如此苛刻的条件，诸如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古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地域”等一系列亡华、灭华条件，汪精卫也害怕了。他在26日上午批阅了梅思平带回来的材料后，感到这份协议太卖国了，于是后悔了。当天下午，汪精卫改口了，对周佛海、梅思平说，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与日方还须重新商量。27日下午，周佛海、梅思平又去汪公馆，与汪精卫及陈璧君商议可否承认“重光堂协议”及照此行动时，汪精卫犹犹豫豫的，再次掉了链子。周佛海日记中记载：“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问题甚多。”

梅思平十分着急，认为回去没法向今井武夫等人交代。周佛海劝他不要着急，采取以退为进之计。于是周佛海对汪精卫说：“既然您有顾虑，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立即散伙，我回去向蒋先生承认错误。”

这是周佛海以退为进的做法。果然，汪精卫见周佛海等要打退堂鼓，便又改变态度，说：“部分条款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意思是卖国条约别一下子卖完，留有余地，慢慢再卖。

11月29日下午，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思平赴港饯行。由于担心汪精卫再变，参加宴会的人都没再提这个问题。宴后汪精卫送梅思平到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回香港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生性尖刻，高傲自大，做事果决。有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至于败事。怕老婆成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正是由于老婆的淫威，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2月1日，梅思平踌躇满志地到达香港，对日本代表今井武夫答复的要点是：“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汪兆铭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汪方希望日本内阁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三、汪兆铭在昆明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由于蒋介石突然返回重庆，汪精卫误以为与日谋和的事情泄露，在12月8日没敢行动，一直等到18日，汪精卫、陈璧君等10余人才逃出重庆，经昆明去了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诱降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诱胁蒋介石接受条件。

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带着汪精卫起草的响应近卫声明电文稿，到香港与梅思平、林柏生碰头，交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刊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下令通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均被免职。月底，梅思平与陶希圣一起去河内见汪精卫。汪说：“此事并无关系。抗战要牺牲，和平亦要牺牲，抗战要流血，和平亦要流血，此次系和平运动，并不就是和平。蒋委员长体谅与否，不去管他。”之后，汪精卫派梅思平与周佛海去上海宣传和平主张，集合赞成和平的人士参加和平运动。

3月21日，汪精卫在河内寓所被军统派出的杀手刺杀，汪精卫幸免于难，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汪派人物受到惊吓不小。而且，国民党中央又明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并开除这些败类的党籍，撤销他们的职务。梅思平不禁心惊胆战起来，打不着狐狸再落一身臊，就太划不来了。汪精卫从河内到了上海后，梅思平去见汪精卫“请教”办法，汪自己也感到不安。

梅思平趁机提出，今后要冒最大危险来致力“和平”，把生命已置之度外，可是老婆孩子要有个妥善安排才好。言下之意，先弄些钱花花再说。

汪精卫只好给每个“首义”分子各发5万元港币算作“安家费”。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八个“首义分子”，并组成了“最高委员会”。

6月初，梅思平跟随汪精卫赴日本，分别与首相平沼、前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及陆海军大臣谈判，商量成立政府之事。但日本的态度并不积极。

汪精卫回国后着手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打着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旗号，名正言顺地搞伪政府。可是国民党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最低限须300人以上，如凑不足人数即为非法”。梅思平以过去在国民党“CC派”中的老关系，和周佛海、丁默邨等忽悠来许多国民党老党员，加上褚民谊也七拼八凑，也只勉强凑到240人，后来汪精卫又增补100名。一时间，虾兵蟹将、歪瓜裂枣、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凑数，身为“伪六大”秘书长的梅思平，和丁默邨趁机收罗亲信，扩充私人势力，甚至让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的人也冒充党员，一下子成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总算凑足了人头。8月28日上午，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案》等提案。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汪精卫担心英美各国关心欧战，更不关注中日战争，汪精卫急于和平，加快了建立伪政府的步伐。9月5日，汪精卫在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召开了伪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和伪中央监察委员会，陈璧君、褚民谊都是常委；决定在“还都”建立伪政权的同时，成立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

梅思平在周佛海的支持下，以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坐上伪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宝座，又以伪行政研究会名义，招来一批无德文人和失意政客撑门面。一时间，梅思平呼风唤雨，弄权伪廷，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