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改革加重印度社会危机

一 印度经济发展的沉疴

印度独立以来，其发展路途上的主要障碍如种姓制度、土地占有不均、极端贫困人口极多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印度独立后，前30年的时间里执政党一直是国大党，客观上说，国大党早年某些上层人物如尼赫鲁的确有部分的社会主义思想，但从根本上看，其主张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由于印度独立后的国家政权还是掌握在大资产阶级甚至是大地主阶级手中，在国大党内部一直就有强大的右翼反对派，即便是尼赫鲁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及相关政策也大多无法得以完全落实。印度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没有得以改善。虽然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发展水平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到1980年，印度在工业、农业、国防各层面及人口平均寿命、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已经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1991年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新自由主义也开始在印度盛行，旧的沉疴遭遇新自由主义毒药，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印度当前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第一是完成土地革命，迅速提高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发展农业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第二是建立自主型的以内需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满足人民大众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历史已经证明，在印度，依靠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完成这两大任务。事实上，自20世纪帝国主义形成以来，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的，亚非拉广大地区一直是旧殖民主义势力（以英国为核心）和新殖民主义势力（以美国为核心）进行控制、肢解、剥削的重点地区，尤其是那些拥有庞大的人口、独立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斯兰世界、拉美等（日本成为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美扶植它用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毫无疑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印度及整个第三世界。

二 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7～1977年[主要是尼赫鲁（1947～1964年）及其女英·甘地第一次执政时期（1966～1977年）]。在这个阶段执政的国大党试图重点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化工业，同时提出很多试图改善贫困农民生活的政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某些激进改革的目标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但是由于党内党外强大的右翼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政策的最终效果都不太理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农村土地改革问题，据印度社会学会前会长A.R.德赛分析，到70年代初，拥有15亩以上土地的地主阶级和富农占有全国60%的土地。[1]

在印度独立后的前30年里，依靠国有企业，印度迅速建立了包括冶金、机械、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化工、建材、煤炭、电力、原子能、精密仪器及各种轻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之前依靠私人资本无法建立的。但到80年代初中期，国有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净值中占1/4，其中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而印度的国有经济中有40%属于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这样印度的国有企业仅占15%。而由资本家阶级所有的经济占40%，其中包括一些规模庞大的垄断财团。封建地主经济及个体经济占35%，其中封建地主经济占国内净产值的15%，和国有企业实力相当。[2]在印度工业经济中，私人垄断财团占据统治地位，据1965年印度垄断委员会的报告，印度前75家垄断财团全部资产为260亿卢比，在印度全部私营企业总资产中占46.94%。[3]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以下简称印共（毛）］将当前印度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值得指出的是，印共（毛）认定的“半殖民地”，指的是印度独立后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下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依附关系。二战后独立的印度和其他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由于印度社会的确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如大量依靠地租剥削农民的地主及种姓制度等，所以印度社会可被认为是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国家。

印度的柴明达尔地主阶级在保留大量的自有地基础上放弃了许多土地的控制权，但是印度农民及国家给了这个阶级高达66亿卢比的巨额补偿，如此多的财富聚集到地主阶级手中，印度如何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印度城市工人大部分仍然在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中劳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没有废除甚至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大量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与工人竞争，导致工资低下，工人生活水平也极低。这样，占印度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农民的消费水平就无法提高，印度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便十分狭小。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印度的国有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工业的发展都很缓慢。除此之外，印度独立后新建的众多国有企业其性质从根本上看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由于无法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效率比同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发展水平低很多。

而中国的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主阶级的土地无偿收归国家所有并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劳动者，随后中国农业大发展，这相当于将地主阶级手中积累的财富转移给了国家及广大民众，而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又给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的土改首先使中国的土地资源满足了民众的生存需要，其次农业产出积累又支援了工业建设。所以在第一个30年里，中国的农业、工业、国防都将印度远远地甩在后面。

以农业为例，印度的农业条件比中国好，印度农作物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5%，而中国仅占10%。印度农业生产条件又比中国好，地处热带，一年四季都能生长作物。1950年农用拖拉机拥有量，中国为0.12万台，印度为0.75万台，中国只占印度的16%，而到1979年中国为66.7万台，印度为29.5万台，中国为印度的226%。印度1979年粮食平均亩产178斤，而中国为446斤，中国为印度的2.5倍。[4]

以工业为例，以1980年为基期（100），中国工业生产从1952年的5增加到1987年的204，增长了近40倍；印度从1950～1951年度的18.3增长到1986～1987年度的152.6，增长了近7.4倍。[5]如果从1949年算起，中国的增长率会更高。表2-1、2-2显示了印度和中国工业生产产量及年均增长速度之比较。

表2-1 1949年中国和1946年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较

表2-2 中国与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第二个阶段是1978～1989年[主要是人民党（1977～1980年）及国大党执政时期（1980～1989年）]。在这个阶段，印度改善了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引进外资和大力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甚至给垄断财团松绑。比如在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时期（1980～1984年），政府将确定垄断财团的标志从2亿卢比提升到5亿卢比，使很多大财团免受《垄断及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的制约。[6]在80年代，印度的市场化改革没有消除整个社会的痼疾。

第三个阶段是1991年至今。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家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但是由于印度国内存在广泛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左翼力量，印度国大党在早期一直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但是国大党早期的左倾姿态或多或少是对印度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一种威慑和制约。从1991年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逆转。1989～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巨大的混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1991年7月初，拉奥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资产阶级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拉奥总理1994年2月在柏林洪堡大学所做的讲演中指出：“我们正在对过去45年的政策实行转轨。我们将要实行一种市场导向的国内经济和自由的贸易体制。”[7]其具体政策有：以市场自由化推动竞争、国企逐步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降低关税以推动贸易自由化等，以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入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

印度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其GDP持续增长，但是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印度学者乌特萨·帕特内克的研究表明，1991年印度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均大幅下降，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失业率上升，大众消费严重萎缩，饥民不断增加。更令人震惊的是，与1991年相比，2005年印度每5口之家的粮食消费减少了110千克，这就反映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少数富裕人群的粮食摄入量急剧上升，而大多数人粮食摄入量的下降远远超过了这个上升量。国家营养物质摄入量抽样调查报告显示，1993～2005年，不仅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有所下降，其中4/5的农村人口的蛋白质摄入量也呈急剧下降趋势。2005年印度农村贫困线仅为每月356卢比，平均每天还不到12卢比（约26美分），在自由市场上就连1千克大米都买不到。[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建议，在WTO框架下积极推动所谓的农业国际分工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导致产生很多恶果。由于印度所处的南亚地理纬度，其气候和英国差异较大，早在殖民地时期，印度就是英国重要的农产品原料来源地，为英国种植鸦片，向英国输出小麦，而印度农民因缺少粮食而大量饿死。印度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殖民地时期的状态。

为了刺激农产品出口，2002～2007年印度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产品出口的措施，比如由中央和省政府提供援助设立农业出口区，放松对农产品的配额限制，给出口企业大量补贴等。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印度虽然饥荒不断，却是农产品净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美国大量出口粮食，可以说是因为粮食生产绝对过剩；而印度的粮食和农产品则是相对过剩。2004～2006年，欧盟对印度的农产品出口额为2.5亿欧元，从印度进口的农产品高达13亿欧元。[9]2007年，印度向美国出口农产品12亿美元，进口4.75亿美元。[10]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印度的很多土地被用来生产发达国家需要的产品，如新鲜水果、蔬菜、食用油、鲜花、咖啡等，印度的富人及发达国家的丰富需求被满足，但印度粮食的国内供应明显不足，粮食价格超出了底层贫民的购买力。一方面，贫民在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大量的粮食在国内囤积无人购买，廉价出口到发达国家。

从表面看，印度的农产品出口企业获得一定的利润，大资本家及政府都获得一点好处，但是底层人民深受其害。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这种自由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荒谬的经济体制。在新自由主义潮流影响下，印度对本国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以为粮食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但是国际粮食市场是由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在农产品尤其是大宗粮食的价格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没有定价权。如果一个国家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低附加值原料及初级产品，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那么这种“自由贸易”本质上是一种对外输血。

显然，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解决印度贫民的吃饭问题，反而使之雪上加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理念便是放弃政府的责任和职能，甚至将人民的吃饭问题也交给市场解决。比如，2002～2003年，印度遭遇20年不遇的旱灾，人民的购买力下降致使粮库积压了6400万吨粮食，在很多人忍饥挨饿的同时，用于出口的公共储备粮却创历史纪录，总计达2200万吨。[11]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唆下，印度政府没有有效地利用公共储备粮，使人民度过灾荒，反而将粮食大量出口来获得利润。图2-1反映了1991～2004年印度人均粮食供需情况。

图2-1 印度人均粮食产量和可供消费量（特点年限的三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王丽娜：《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的根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第28页。

早在殖民地时期，英属印度（南亚次大陆）的执政者就奉行以亚当·斯密精神作为理论基础的“不干预主义”的饥荒政策，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执政者相信市场而放弃自己的职责；饥荒发生的时候，粮食仍在大量出口；即便是粮食丰收的年份，也会出现大饥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死亡人数高达300万～400万人，但就作物收成看，当年粮食供给比1941年高13%，而1941年没发生饥荒，1943年“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也不是一个灾荒的年”，该年大米净出口26.4万吨。[12]这种惯性在南亚次大陆得以延续。例如，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又出现了与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类似的情况。当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处于局部高峰，在饥荒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地区，“大米产量却增加了（分别增加了22%、17%和10%）”，“人均粮食供给量均出现了令人欣慰的增长”，而且“尽管存在着严重的饥荒，1974年孟加拉国进口的粮食却少于1973年”。[13]

阿马蒂亚·森指出，在印度历史上，殖民政府倾向于“让市场机制去解决粮食向受灾地区流动的问题”，不幸的是，市场由于“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因而常常使市场机制的倡导者失望”，在许多饥荒中，“市场机制促使粮食从遭受饥饿的地区向其他地方流动……饥荒正在蔓延，而受灾的国家和地区却正在出口粮食”。[14]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即便是在农业全面增产的情况下，仍可能出现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扩张型饥荒”。这是因为各个阶层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特性的不同，他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也不同。“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15]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正是各阶层经济特性和经济权力的巨大差异，地主、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工人和雇农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导致了各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饥荒持续不断地发生。

印度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在与中国的对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大饥荒之中：1961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当年粮食总产量13650万吨（不包括薯类）[16]，当年人口6.5859亿，人均粮食207.26公斤。[17]而印度1991年至2004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55至183公斤之间，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比中国1961年还要严重的大饥荒之中。

从1947年到2012年，印度独立已经65年了。然而，印度社会今天的两极分化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印度独立之前。在2008年3月福布斯公布的富豪排行榜中，印度共有53人入选，其中4位亿万富翁位列前八名，这些富翁的财富总和高达3346亿美元，占印度GDP的1/3。与此同时，在今天印度最发达的城市孟买，有600万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中，他们每天需要排队等候送水车送水。这些人没有厨房和厕所，每天早上6点钟后，男人和女人分时分段地蹲在火车道附近“方便”。今天，印度农民占全国人口的60%，工人占15%。在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里，仍有3.5亿人生活在贫困的乡村和城市的贫民窟中，全国有1/4的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18]世界银行2008年的全球贫穷报告指出，全世界共有14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而印度就有4.56亿人，占印度人口的42%，约占全世界贫困人口的33%。[19]2010年10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之中，人数多达4.21亿，比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的总人口之和还要多。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正在力争将食物所有权写进宪法，但印度的经济学家和国大党内部的市场派极力反对，他们主张抛弃现有的政府福利分配系统，一切靠市场解决。[20]

当前，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影响了国大党等印度主流政党，甚至影响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老牌的捍卫人民利益的政党。面对今天国大党右翼市场派奇谈怪论大行其道，面对今天印度的社会现实，假如老甘地及老尼赫鲁健在的话，想起当年他们力主镇压的那些主张激进革命的共产党人，是否会从内心里泛起一丝愧疚？

三 从印度软件行业的真相看印度经济

进入21世纪后，印度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其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于20世纪50～80年代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其沉疴仍无法解决，而且一系列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1991年以来，印度发展最成功的产业是计算机软件产业。1988～1989年度，印度软件产业的收入不到5000万美元，到1998～1999年度已经高达39亿美元，1999～2000年度则已经高达57亿美元。2003年，印度软件行业销售总额达160亿美元，其软件产品的80%用于出口，出口地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但印度的软件业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美国相关行业的高级打工仔，其产品知识产权归美国所有，印度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提供廉价的信息行业劳动力。印度软件人才薪水只有美国软件人员的1/6。[21]印度的软件业本质上是“软件外包业”，所谓软件外包，就是美国大的软件公司为了更好地专注于核心业务和降低成本，将软件项目中的部分工作外包给提供外包服务的印度企业来完成。所以，印度的软件行业是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外围产业，它带来的仅仅是几十万软件从业人员待遇的改善及一小撮资本家的暴富。

印度的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印度信息技术的好处。从1991年到2001年，经过超高速的发展，印度的软件业几乎成了印度的民族骄傲，然而其背后是这样真实而冷酷的数字：据印度注册总署（Registrar General of India）2012年3月公布的2011年住宅普查数据，印度约有2亿民众连收音机、电视、电话、电脑和交通工具等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这些人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6。63%的印度家庭拥有传统有线电话，53%的家庭拥有手机，只有6%的家庭同时拥有手机和有线电话。大约20%的城市家庭和5%的农村家庭拥有电脑或手提电脑，只有1%的农村家庭和8%的城市家庭拥有上网的能力。[22]

大力发展依附于美国的软件业及力推国企私有化是1996年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主要经济举措，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印度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摆脱了长期维持在3.5%以下的“印度速度”，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率。虽然GDP高速增长，但这些增长仅仅惠及了一小撮国内外的大资本家，最多不过是几十万中产阶级，而广大的几亿人民的利益被抛置在一边。印度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的民众认为信息技术给百姓带来了实惠，81%的民众认为信息技术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穷人需要粮食、水电和住房，人民党党魁奈杜却总是在大力提倡使用电脑和手机。2004年的全国大选中，有“计算机部长”之称的奈杜在他一手缔造的“软件之都”海德拉巴土邦遭遇滑铁卢，被迫辞职。[23]于是，“鼠标”的效率败给了“泥块”的公平，国大党重新执政。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高增长的一个支柱是出口产业（面向发达国家），其次便是房地产业。出口产业中软件业和纺织业的出口占大头。软件业产值占印度GDP的7%，出口量约占印度出口总额近40%。[24]纺织业约占全国GDP的4%，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的35%。[25]而2007年印度楼盘价格上升了40%。正是由于印度长期两极分化，广大工农消费水平低，所以印度经济包括两个重要行业都不得不高度依赖出口，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很深。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印度经济的这种脆弱性明显表现出来：印度官方数据显示，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2月，印度出口行业的岗位减少了约100万个，到3月底，出口行业失业人数达150万。金融危机使得IT业订单减少，软件学校生源锐减，海德拉巴学习电脑软件的青年从5万名一下子减到2万名，生源缺乏，500个IT学院中有1/10已经被迫关闭。[26]2008～2009年印度纺织工业陷入困境，几乎所有公司的销售都处于低迷状态，一些公司的需求几乎减少40%～50%，导致印度机械生产下降30%。[27]2008年4月至10月印度纺织行业已经亏损了40亿卢比（约8637万美元），许多小型纺织公司纷纷倒闭，造成40万人失业。[28]

相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受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大。从2008年4月至12月，印度工业生产增长3.2%，远远低于2007年同期的9.2%。截至2008年12月，七大主要工业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科技服务和商务外包、金融和经纪服务、建筑、房地产以及航空业等，已经裁员25%。由于多年来印度信奉新自由主义理念，放弃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印度无法采取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内需、带动就业和拉动经济发展。[29]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印度的GDP增长率依然较高，其官方公布的2009～2010财年GDP增长率为7.4%，2010～2011财年GDP增长率为8.5%。由于印度工业、农业等基础产业和真实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不发达，因此印度经济中第三产业（服务贸易业）占GDP的比例高达60%以上，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也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从中可见人民大众从印度经济增长中收益不多。与此同时，舆论也普遍认为印度的经济数据虚高。2010年9月，印度宣称当季度的GDP增幅达到8.8%，超过了上一季度的8.6%。澳大利亚网站NineMsn金融频道分析，印度的出口量已经降到年内最低，而个人消费的增长率从先前的2.6%跌落到0.3%。微观数据证明印度的消费增长缓慢，进出口均不升反降，然而印度公布的总GDP增长率却有所提升，所以人们怀疑印度GDP增长率统计造假。日本分析公司野村证券（Nomura）根据市场所计算出的印度GDP的真实增幅，只有3.7%，比8.8%要低得多。[30]

到2012年，后劲不足的印度经济逐渐遭遇更大的困境，即便是表面的GDP高增长率也无法轻易维持。2012年6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刊登的封面文章《别了，印度奇迹》称：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5.3%，为7年来最低，各方预计相当长一段时期印度经济将疲弱无力，2004～2008年将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的“印度奇迹”已成遥远的过去。卢比大幅贬值、私人投资枯竭、GDP增速放缓，印度奇迹似乎已成幻象。[31]

总之，当前印度媒体及西方媒体全力包装的以印度软件外包行业为代表的印度经济神话是印度社会的一个标志或缩影，它是印度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交配产生的一个怪胎，它展示了1991年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印度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崛起”真相。

印度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其实是这样的发展趋势：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少数人在加速暴富，另一方面底层的贫困在加重，整个国家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依附性在加强。此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印共（毛）游击队的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