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同学派关于空间分工的观点

所有的经济现象都发生在地理空间中，分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空间维度。从与空间相关的分工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在斯密的贸易理论基础上演进和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二是在区分地域分工和制造业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域分工理论；三是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关于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与空间分布的研究；四是人文地理学领域关于空间分工和不平衡发展的研究。虽然经济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但考虑经济地理学观点与区域分工的紧密关系，同时考虑Massey（1978）等人文地理学者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思路不同，所以将两部分的研究分开论述。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观点

国际贸易理论把国家作为区域分析单元，考察国与国之间的分工问题。主要可以分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主要区别体现在对国际分工原因的解释方面。

（1）古典贸易理论。斯密将分工理论的观点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并提出绝对优势的概念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1776）。由于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一个所有部分都存在成本劣势的国家的分工问题，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只要它与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各种商品的相对成本不同，那么它仍可以通过“生产并出口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商品或服务，进口比较优势较小的商品或服务”而获益，也就是说，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商品的相对劳动成本（李嘉图，1817）。斯密和李嘉图的国际贸易观点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斯密强调生产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比较优势。

（2）新古典贸易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提出了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应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Ohlin，1933）。该理论后经萨缪尔森等人不断发展。要素禀赋理论无论在理论分析上，还是实际应用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3）新贸易理论。区别于古典与新古典理论仅从要素禀赋与供给（生产）角度考察贸易问题，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基于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在综合考虑市场结构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等因素之后，认为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也可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Krugman，1980）。新贸易理论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仅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适用。

20世纪70年代，国际分工的一个新的方面被加以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其新的特征是趋于“把制造业过程划分为一系列在世界上不同工业集中地点完成的部分的工序”，以便利用有利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廉价的运输费用、税收的好处以及政府所提供的对于外国投资者的优惠。这种多国形式的工序分工是从斯密、巴比奇、尤里和马克思的概念中继承而来的。

（二）传统地域分工理论的观点

托伦斯是第一个专门区分地域分工和制造业分工的经济学家（Torrens，1808），提出前者是“由于与不同的生产增长相适应的不同的土地和气候所引起的”，由此导致了产品的地区专业化。把地域分工的优势用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像制造业分工那样，可以扩大劳动生产力并增加国家财富。西尼尔也注意到地域分工，并把这一发现归功于托伦斯（Senior，1836）；马歇尔通过考察地方化产业区来分析地域分工（Marshall，1890）；陶西格把它称为“地理分工”，认为这种分工的利益得自“不同的地区由于气候和资源禀赋选择生产某种物品”，同时也得自一切形式的专业化所带来的一般效率的增加（Taussig，19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工与协作的论述使得苏联出现了一批地域分工的研究者。列宁（1899）将地域分工和19世纪俄国出现的经济区划结合起来，把按部门分工、劳动地域分工、生产专门化和经济区形成过程联结在一起，指出，“同一般分工有直接联系的是地域的分工，即各个地区专门生产某种产品，该产品又是某一类产品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巴朗斯基（1953）率先提出地理分工理论，认为地理分工就是一个地区为另一个地区生产产品，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交换其产品。阿努钦（1960）从纯理论层面探讨了地区分工问题，强调建立在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地域差异之上的地区分工，表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专门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生产联系。萨乌什金（1973）明确提出劳动地域分工的概念和理论，他反对生产力的均衡布局，重视自然条件的空间差异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的集中，认为生产布局在空间上的集中和运输的干线化是劳动地域分工的基础。

（三）经济地理学的观点

从色诺芬到配第，再到斯密，都提出了区位与集聚对市场规模进而对分工的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集聚现象以城市（群）或产业集群的形式普遍存在，区域空间结构以“中心—外围”的模式在不同层面的区域普遍存在。无论是区域空间结构的分异还是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所有表象都是微观主体空间选择行为的结果。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遵循这样的逻辑：（生产者与/或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引起了集聚，集聚产生“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这一部分对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关于集聚与“中心—外围”模式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古典区位论始于杜能（1826）在《孤立国》中的“农业区位论”，在预设“中心”市场和城市存在的情况下，解释了因距离不同而引起的“外围”农业分带现象，导出了农业生产的空间组织模式，即“杜能圈”。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讨论了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尤其强调了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与集聚因素的作用，但他并没有从更高的层面考察区位选择引起的空间结构问题。克里斯塔勒（1933）与勒施（1940）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会产生一个中心地区点阵，该点阵中的每个中心地区都为周围的农民服务，该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城镇为什么存在及其为什么能够在全国各地形成等级的问题，但是没有说明个体行为如何导致这种层级的出现，只是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描述，而不是解释。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等方面考察空间结构的微观基础（Krugman，1991）。该模型从更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向心趋势是如何出现的。规模经济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动；运输因素使其愿意布局于较大的市场周围；要素移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地后会使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从而使该地更具吸引力。

与马歇尔（1890）提出的集聚的三个因素（共享劳动力市场、专业性中间产品投入、知识溢出）相比，“中心—外围”模型实际上只考虑了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指中间产品投入或者说前后向联系），而且是实践中相对不重要的。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前后向联系对企业区位的影响已经不再重要，通过有效的全球市场，企业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低成本的原材料等要素投入，而且也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可获得性。实际上，知识溢出的集聚作用非常大。Englmann & Walz（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知识溢出的存在为高技术企业在核心区域集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而知识溢出作用相对不重要的传统产品则在外围区域生产。如果人力资本也倾向于集聚在核心区域的话，要求非熟练劳动力的常规性活动则集中在外围区域，核心和集聚的差异性增长路径也会加强。Kahnert（1998）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知识溢出促进生产活动集聚的作用，研究表明，具有高知识密度的创新生产机构（需要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往往集中在核心区域，而标准的、常规的生产机构通常集中在外围区域。假设在集聚生产函数中学习报酬并不递减，则集聚中的知识溢出可以作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Glaeser et al.，1992），同时可以解释由于不同的增长方式导致的区域间持续存在的差距。

（四）人文地理学的观点

随着多区位企业的发展，英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Massey（1978）首次提出空间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这一术语。针对当时英国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她试图利用空间分工来解释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区别于传统地域分工的概念，Massey明确提出空间分工的两种类型：区域间产业分工以及区域间职能分工。Massey（1984）指出“单个公司不断成长为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分离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可以建立跨区域的层级以利用空间差异”。“在科层的最底端，即大规模生产和流水线生产过程，往往建立在易获得半技术工人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工资水平较低、工会组织较弱。”“生产的第二阶段，指那些没有被包含在流水线工作的过程，这些工作依然集中在具有熟练工人的老的中心地区。”“最后，在科层的最上端，中心大都市集中了管理部门、研发、设计，集聚了大量的管理和技术阶层。”

经济学中的许多分支都以能否实现微观化或是否具有微观基础作为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Massey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职能分工的微观基础。克拉克（Clark，1981）从公司组织的角度研究企业如何通过空间分工确保自己对雇佣关系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分工成为资本用来改善它与劳动关于生产过程的地方冲突的一个有效策略。弗罗贝尔等将对多厂企业的研究拓展到全球尺度，思考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国际劳动分工（Frobel et al.，1980）。斯科特将空间分工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认为随着企业的成长，生产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分解，会出现管理和控制职能集中于中心城市而生产功能趋于分散的过程（Scott，1981，1982）。斯科特利用企业理论的方法，通过一般化地构建职能一体化与分离、空间一体化与分离的不同二维组合，考察了企业选择不同职能与空间组织形式的微观基础（Scott，1988）。

Massey之后，运用空间分工解释不同国家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文献也开始出现。在联邦德国，Bade（1986）研究了空间分工引起的经济转型，Bade et al.（2004）研究了联邦德国空间分工演进的情况。在美国，Duranton & Puga（2005）度量了美国城市部门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的演进情况；Ettlinger & Clay（1991）在空间分工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商务服务业在不同区域的就业情况，试图通过说明常规和非常规活动的空间分离特征，解释美国区域经济新的“核心—边缘”（海岸线—内陆）格局。Bagchi-Sen & Pigozzi（1993）基于美国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企业生产部门和管理部门的空间分离，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降低。Oinas & Malecki（2002）则将空间分工理论运用到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空间创新系统的概念，特别强调创新主体的外部联系，并以此解释区域发展不平衡。

本书的空间分工理论框架正是借用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空间分工概念，以区别于传统地域分工仅包含产业分工的观点。但是Massey等人的观点侧重于考察分工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在接受区域经济不平衡普遍性的基础上，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