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环境质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环境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均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前文所述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同样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因素的产业结构与环境质量之间也存在互动影响，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集聚，必将增大环境压力，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也必然增加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进入门槛。

在产业结构影响环境质量方面，Stephen Ryan（2004）研究了产业在集聚过程中不同部门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差异。Rhys Jenkins（1998）从贸易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环境污染密度与工业增长之间的关系。Peng et al.（2005）建立了不同行业以及产业结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系数指标，并以丽江市产业结构变革实践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存在的显著影响。唐德才（2009）通过建立行业和区域的面板模型，从霍夫曼系数、产业集中度、加工化系数的工业化演进过程以及劳动、资本和技术的角度考虑，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与环境污染密度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中，能够降低环境污染密度，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不断集中则加大了环境污染的密度。万永坤等（2012）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质量互相耦合的机制与演变机理，并指出产业结构的类型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种类和数量，进而决定了环境的质量。王青等（2011）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各产业产值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影响着环境污染，工业产业是污染排放的最大因素。贾惠婷（2013）基于中国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确实存在，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作为调节变量会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能源效率则表现出显著的“反弹效应”特征。

在加强环境保护和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梅国平等（2013）规范研究了环境规制通过进入壁垒、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提出了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外延式和内涵式发展路径，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在（7.05，7.36）内时，产业结构变迁处于内涵式发展阶段，小于7.05时，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大于7.36时，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优化升级，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还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谭娟等（2011）基于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政府环境规制与第一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政府环境规制是引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李强（2013）依据鲍莫尔模型（Baumol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的存在会提高服务业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的比重，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原毅军等（2014）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规制的基础上，就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了检验，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及空间异质性。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能有效驱动产业结构调整，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非正式规制强度指标总体上与产业结构调整正相关，表明非正式规制的经济效应在中国已初步显现。

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趋紧的环境约束和转型压力，加强倒逼约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解决保增长、促减排这一“两难”格局的关键路径。其中，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环境倒逼产业调整的重要方式。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从保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需求转变。林伯强（2013）认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将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将影响GDP增长速度、能源结构、能源价格、产业结构。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影响机理是Madison（1987）提出的“结构红利假说”，即能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总量和效率两个方面。

1.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费总量

Kahrl、Roland（2009）利用投入产出和能源增长模型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模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Aranda et al.（2012）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得以升级，并最终减少了能源消耗。张意翔和孙涵（2008）检验了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重型化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认为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间接证实了产业结构优化将会减少能源消费。

2.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能源消费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

Vanden et al.（2004）对1997～1999年中国2500个大中型能源密集型企业进行研究，得出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结论。Guangtao G et al.（2008）利用中国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关系建立多元目标优化模型，发现在技术和产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使单位GDP能耗下降2.7%。刘佳骏等（2011）从空间视角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发现合理的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提高贡献较大。

关于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袁富华（2010）认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与能源消费同步增长。杨子晖（2011）认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是现阶段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性要素。因此，实施节能减排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杨子晖，2010）；在低碳减排约束下，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速度将逐步降到8%以下（袁富华，2010）。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剧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杨子晖，2010），“转方式、调结构”成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径。

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重点方向。基于Kaya恒等式（1989），采用LMDI分解、投入产出结构性分解及夏普里值分解是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主要方法。通过分解分析发现：能源强度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陈诗一，2011；林伯强等，2009；林伯强等，2011；张友国，2010；王锋等，2010；林伯强等，2010；Ming Zhang et al.，2009）。收入是现阶段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林伯强等，2009；林伯强等，2011；王锋等，2010）。工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变化具有重要影响（林伯强等，2009；李锴等，2011）。贸易因素对碳排放也产生影响（李小平等，2010；李锴等，2011；刘华军等，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