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

环境污染程度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前文提到的内生经济增长作用因素外，还受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治因素、政策法规、技术水平、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角度考虑环境污染状况变化的文献有：Roca（2003）认为环境质量更多地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是环境质量由恶化走向改善的决定因素。

从政策法规方面考虑环境污染状况的文献较多，主要是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环境污染的影响两方面进行探讨。通过总结，可以发现支持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遵循成本说”。该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为环境污染存在外部性，为了改善社会福利，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污染治理费用。因此，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治理污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在技术状况和需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生产率和利润率下降。第二种观点是“创新补偿说”。该种观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创新，而创新不仅能够抵消遵循成本的损耗，而且能够带来技术扩散和结构升级效应；不仅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还能够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与第一种观点有关的主要文献如以下所述。Jorgenson、Wilcoxen（1990）实证分析了无环境规制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环境规制导致GNP水平下降2.59%；从具体产业来看，在化工、石油、黑色金属以及纸浆和造纸产业中，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较大。与Jorgenson、Wilcoxen（1990）的研究不同，Barbera、McConnell（1990）对影响美国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造纸等产业经济绩效的具体因素（其中包括环境规制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污染治理投资可以带来上述产业生产率下降0.1～0.3个百分点。Gollop、Roberts（1983）将环境规制纳入电力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当中，对美国56家使用化石燃料生产电力的企业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受空气污染法律等环境规制的影响，在1974～1979年，这些企业的年生产率增长水平降低了0.59个百分点。Gray、Shadbegian（1995），对美国造纸与纸浆、炼钢业和石油提炼的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大小与污染治理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不会给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Jafe et al.（1997）认为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认为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一是企业直接减少污染所消耗的成本；二是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会间接造成企业的某些生产要素价格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Walley、Whitehead（1996）在赞成Jafe et al.（1997）观点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由于企业面临着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做出错误的战略调整，即减少有发展前景的创新项目投资，增加减少污染的项目投资。

与第二种观点有关的文献认为，“遵循成本说”主要从静态的角度看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由此存在实现一个目标会以另一个目标为代价的“两难”格局。因为在假设技术、资源配置和消费者需求固定的前提下，企业已经做出最优选择，环境规制的引入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从而削弱被规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具备实现“双赢”格局的可能性，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同时“推进”的现实性。Poter et al.（1991、1995）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为实现上述可能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转折点。Poter et al.（1991、1995）指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被规制企业在变动约束条件下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改进技术水平，刺激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在部分乃至全部抵消企业“遵循成本”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它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此后，许多学者对波特假说进行了论证和检验。Lanjouw、Mody（1996）使用美、日、德3国20世纪70年代企业环境专利数据作为环境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研究了环境技术的发明、扩散与污染治理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专利数量与污染治理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随着污染治理支出的增加，环境专利数量也相应增加，但是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只是会有一段1～2年的滞后反应时间。

国内研究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有以下这些。张成等（2010）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体为：①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②环境规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格兰杰成因，随着滞后期的加大，格兰杰成因更加显著；③环境规制从长期来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比短期更为明显。张成等（2011）建立了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数理模型，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得到如下结论：①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逐步提高，即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正U形”关系；②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正U形”关系。涂正革、肖耿（2009）根据中国30个省区市1998～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产出和污染排放数据，构建了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模型，对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特别是环境管制和产业环境结构变化对工业增长模式转变的影响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在中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污染排放总体上增长缓慢；实现中国工业高速增长和污染减少核心动力来源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环境管制的抑制性作用有限。另外产业结构优化对实现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不容小觑，它将成为中国工业增长模式转变的动力源泉和中坚力量。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通过产业环境结构优化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及工业增长模式转变，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呈减低态势。王兵等（2008）采用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考察了APEC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考虑环境管制（即污染排放受到限制）因素后，APEC国家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环境管制对实际产出影响显著。谢涓等（2012）研究表明：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两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环境规制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从区域类型来看，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性的正向作用，经济增长也会对环境规制产生显著性的正向作用；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谢涓等（2012）的这些结论引申的含义包括：①环境规制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渠道依然存在很多问题，0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②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依然存在以环境换发展的现象；③不管是在经济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都会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环境质量，因此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增加了环境规制的强度，从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熊艳（2011）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在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正U形”关系。此结论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遵循成本说”和“创新补偿说”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张红凤等（2009）基于山东经验选取了污染密集产业的区位商、带动值和经济增长贡献率3个指标，并应用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下的污染密集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山东环境规制严格于全国，并取得了一定的规制绩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拐点位置因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减轻“两高一低”问题给环境规制带来的压力。

以上是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的角度对文献进行的总结。从产权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献有：Antle、Heidebrink（1995）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权衡的视角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存在的特殊路径。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低收入水平下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环境的恶化；而当达到一定的收入门槛时，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将随之提高。

从FDI投资状况研究环境污染所受影响的文献有以下这些。包群等（2010）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背景下，考察了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收入效应的综合作用：一方面东道国利用外资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引起污染问题，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外资的流入虽然提高了东道国居民收入水平，但收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污染的治理。研究还发现在环境质量满足正常商品假设正常商品的情况下，外商投资与东道国环境污染成“倒U形”曲线关系，并与外商投资的部门无关。许和连、邓玉萍（2012）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TWR）实证分析了2000～2009年我国各省域的外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空间影响差异，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产出水平、FDI等经济行为存在不可忽视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导致环境污染在时间、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FDI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断增强并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产出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普遍存在“N形”曲线关系。许和连、邓玉萍（2012）通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0～2009年FDI以及环境污染在我国各省域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动态跃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FDI和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两者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同时，他们还发现，一般情况下，FDI高值集聚区与我国环境污染的低值集聚区相对应，反之亦然。在实证研究部分他们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对FDI和我国环境污染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增加有助于改善我国环境污染状况，但不同来源地的FDI会造成不同程度差异。其中来源于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对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能够起到积极正向作用，而东亚、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资对其作用不明显。邓玉萍、许和连（2013）利用全国2003～2010年278个地级市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分权体制下的FDI竞争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影响到地区环境质量：①FDI本身的生产活动直接对当地环境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主要是由于外资带来了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和治理经验提高了国内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由此导致污染排放量的降低；②FDI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产出或规模来间接作用于环境，这主要表现为政治晋升和经济激励下的分权体制弱化了FDI的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对GDP的过度关注使得区域恶性引资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都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部分地区顺利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难度。朱平芳等（2011）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构建了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以各自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指出了地方政府可能存在为吸引FDI而进行环境政策博弈的情况。朱平芳等（2011）进一步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同时，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在FDI低水平的城市，环境规制对外资进入存在遏止作用；在FDI水平最高的城市则影响较弱；在FDI中高水平的城市则显著的存在环境“逐底效应”。李子豪、刘辉煌（2012）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结合我国220个城市2003～2009年的数据，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在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另外，人力资本的门槛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

除此之外，有诸多文献将若干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比不同影响因素的大小和作用方向，代表性的文献如下文所述。涂正革（2008）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要素资源投入、工业产出和污染排放数据，对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计算，衡量了环境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并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差异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①区域间环境工业协调性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发展与环境关系较为和谐，但是中西部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陕西、山西、广西、甘肃和宁夏5个地区工业与环境关系严重失衡。②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更大的意愿和能力治理工业污染，从而促进环境技术效率提高；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人均产出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环境技术效率提高43个百分点。③通过工业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改革促进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在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方面需要加大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力度；鼓励外资进入，但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投资项目进行限制。于峰等（2006）将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指标，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除西藏、山西和贵州以外的其他省区市1999～2004年的样本数据。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会因经济规模扩大、产业和能源结构的变动而加深，受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的创新与推广而减轻。彭水军、包群（2006）通过将环境质量作为内生要素并引入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构建了3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环境污染外部性、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开发以及内生技术进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结论表明，在环境污染的约束下，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