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用世已销横槊气，谋身未办买山钱。

镜中顾影鸾空舞，枥下长鸣骥自怜。

——文徵明《夜坐闻雨，有怀子畏，次韵奉简》

第二年，也就是弘治十三年（1500）春天，唐伯虎终于被释放回到苏州。昔日风流倜傥的才子已经“眉目改观，愧色满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纳”。他仰天长叹：

寒山一片，空老莺花，宁特功名足千古哉？

（见《唐伯虎全集》曹元亮序）

实际上，功名是永远地离他而去了。

而且，永远地离他而去的不仅仅是功名，家乡等待着他的并没有安慰与温暖。首先，是继室的反目。大概在徐氏夫人亡故以后，伯虎曾娶进一位继室。可惜没有文字资料记载她的姓氏，因为为时不久，且因夫妻反目而被斥去，所以祝枝山作《唐伯虎墓志铭》根本没有提及。只是在伯虎自己写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说到“夫妻反目”四字，尤侗《明史拟稿》有“尝缘故去其妻”一句，表露出其中端倪。显然，伯虎曾经是全家寄予了改换门庭的愿望的人，解元及第也曾经给全家带来了荣耀和骄傲；但是，现在伯虎永远与功名无缘，这也就意味着全家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酒店市民的劣根性也就表现出来。继室经常借故吵闹，就连僮仆也对出狱的主人爱理不理。这当然使伯虎感到十分难堪、敏感和悲伤，一年前，他还是女人们追逐争宠的对象呢！一怒之下，他将这位势利眼的继室休去了。

由于积年来赴南京、北京应试的花费，加上在京师吃官司的上下打点，唐家的开支是甚巨的，积蓄耗尽，小酒店也摇摇欲坠，本来已经衰落的家境也更形不堪。家计的艰难带来了兄弟的不睦，为了不连累家人，也为了减少烦恼，伯虎干脆与弟弟子重“异炊”，也就是不在一块儿吃饭了。小酒店交给了子重夫妇，让他们带着侄儿长民过活。长民是子重与姚氏所生，是唐家的独苗，伯虎十分喜爱，“兄弟骈肩倚之”。这样一来，唐伯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他所赖以为生的只有砚田丹青，所谓“四海资身笔一枝”。他向朋友叙述自己的境况是：“过去豢养的看家狗，也不认识我了，在门口对着我，做出要咬的样子。环顾室中，盆盂碗碟都破破烂烂的；除了身上之衣，脚下之鞋，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西风萧瑟，我独自一人，就像在异地做客一样。唉声叹气，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打算春天采集桑葚，秋天采集橡实，再不然，就寄食寺院，每天吃一顿施舍的粥饭，上顿不管下顿了。”（见《与文徵明书》）凄楚万状，无可排遣，他挥笔画了一幅《败荷脊令图》，图上题七绝一首：

飞唤行摇类急难，野田寒露欲成团。

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

脊令即鹡鸰，是一种水鸟。《诗·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以比喻兄弟友爱，急难相顾。伯虎这幅画画面格调阴沉，残荷寒露，烘托出萧瑟的氛围，一对鹡鸰在强劲的西风中艰难地飞行，令人联想到人生道路的严峻。题诗则寄托遥深，末尾一句更蕴包着无穷的辛酸：往日夫妻共枕的温柔，兄弟相聚的欢乐，在人生的风霜摧残下，都到哪里去了呢？物是情非，不堪回首，面对画面急难相顾的鹡鸰，能不感慨万千！

乡人们态度的转变也无异于往唐伯虎寒冷的心里插进了一柄柄冰剑。《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苏秦在秦国游说失败后回家，嫂子不给他做饭。后来他在赵国做了大官，回家时嫂子见了他就跪拜在地。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前倨后恭，是说先傲慢而后恭敬，是势利小人的行为，简直使人恶心。其实，前恭后倨一样是势利小人的行为，一样使人难受。在人们的生活中，往往那些捧场捧得最凶的人，等你失意时骂你也骂得最厉害。这种可悲的世态炎凉，古今中外皆然。从前，唐伯虎既是一个人人欢迎的丹青才子，又是一个前程万里的解元学士。他的每一篇制艺写出来，苏州、省城甚至京师的大小官吏都是一片叫好，全国的举子、生员们都争相转抄，作为范文程墨，流传遐迩。无论是虎丘山的踏青，还是秦淮河的泛舟，他的身前身后总追随围聚着一些慕名文士。他们恭维他，用好酒好肉招待他，行到山青水绿、云起霞飞之处，候到曲密歌繁、酒酣耳热之际，小心翼翼地拿出扇面请他大笔一挥，然后又是一番争夺、赞赏。现在呢，到处都是冷眼，都是不关痛痒的寒暄客套，甚至从自己曾经帮助过的朋友那里，也只能得到勉强挤出来的一丝笑容。

伯虎是性情中人，心热如火，他最讨厌虚伪。科场之狱，他看出了“朋友”都穆的不义道，发誓不与都穆相见。后来，有一个士子与唐、都两人均相好，想使他们复交，于是，他等到有一天伯虎在友人楼上饮酒，连忙告诉都穆，并且先跑去对唐说：“都穆就会要来的。”伯虎一听，神色俱变。都穆以为友人已与伯虎说通，就急忙上楼，突然会见。伯虎一见到都穆，立即从楼窗中跳下来，逃回家去。那位士子很难堪，又恐怕伯虎摔伤了，就跟随到伯虎家中探视，只见伯虎大叫：

咄咄！贼子欲相逼耶？

（见《风流逸响》）

对于过去那些形迹颇密的朋友的无情无义，伯虎抚今追昔，感到非常伤心，他有首七古《席上答王履吉》就记述了这种心情：

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

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

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

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

区区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彦不敢当。

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矢沧浪。

感君称我为奇士，又言天下无相似。

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与君斟酌之！

真正的道义之交并不是没有，像此诗所赠的王履吉即是一位。王宠，字履吉，苏州人，书法家，精小楷，师法王献之、虞世南，尤善行草，其书婉丽俊逸，疏秀有致，诗文亦有时誉，与唐伯虎、文徵明等都是好友。伯虎出狱后，他曾作《九日过唐伯虎饮赠歌》，肯定“唐君磊落天下无，高才自与常人殊”，为唐的“鲸鲵失水鳞甲枯”而痛惜，相与勉励“江东落落伟丈夫，千年嵇阮不可呼”。除王宠以外，徐祯卿、祝枝山、文徵明等好友都对伯虎的命运满怀同情，为他抱不平。尤其文徵明，情深意挚地致书伯虎，鼓励他振作起来，与命运搏斗。

当时，伯虎已深深地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痛不欲生。诚然，妻子的离去、弟弟的分炊和世人的冷眼都使他凄然心伤，但都不能说是绝望的痛苦，“哀莫大于心死”，此时，对于伯虎来说，最大的悲哀应该是功名的永绝。往日江南解元的青云之志、天下之怀，转眼之间便成为泡影。他曾对亲戚和朋友们说：“一个人如果努力，建立功名于一时，这是他的际遇。我不能把握自己，使自己有所建树，没有可从而努力的际遇，而传世的美德又怎么能够存在呢？这就像经过霜打的梧枝，已经没有必要苟活下去了。”（见《吴县二科志》）现代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永绝仕途对于一个封建士子那种肢解般的痛苦。当时唐伯虎确实坠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的深渊，以致在十八年后，亦即正德十三年（1518）中秋前夜，他梦见自己俨然已是翰林学士，在朝廷上“草制”，亦即为皇帝代拟文书，醒来仿佛还记得其中的两句：“天开泰运，咸集璚管之文章；民复古风，大振金陵之王气。”朝臣叹羡，无限风光。在二十多年后，科场的角逐在梦中出现，还使得他心有余悸：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

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

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

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邯郸景，即黄粱梦。唐沈既济《枕中记》载，清贫的卢生在邯郸客店中做梦，在梦中历尽荣华富贵。梦醒，主人炊煮黄粱尚未熟。后用来比喻虚幻的事和欲望的破灭。末两句是说，睡梦中科场春风得意，忽然传来寒山寺的阵阵钟声，惊醒之后，自己还是睡在破旧的房里，一灯如豆，情何以堪！此诗作于科场折戟的二十多年以后，思绪尚如此魂牵梦绕，隐痛尚如此铭心刻骨，可见在当时，对伯虎的思想震撼之巨大。科举仕进，是封建时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前程，失去当然痛苦；对于伯虎来说，科举仕进尤其是一个眼看就可以到手却又不幸失去的前程，失去则更是绝望的悔恨！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必要再生活下去了。他整天浑浑噩噩地饮食起居，有时独自徘徊，有时蒙头闷睡，就像一个昏死的骑士，倒伏在马背上，任由马匹驰驱。所谓马匹，我是指他的才华、他的学识以及唐家五世积德行善的生命力。骑士虽然昏死，幸运的是，马匹是强健的。

俗话说：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愈合剂。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东风拂煦，昏死的骑士渐渐复苏了。痛定思痛，他想寻求解脱，他才三十岁，年轻的生命总是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摆布的。有人曾夸张地说过：四书五经塑造了封建士人的灵魂。这句话当然失之笼统和绝对，但四书五经充满了自进之道，只要你接受过儒家教育，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时期，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四书五经的一些精义妙语总会在你脑海闪现，使你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其所规范。当唐伯虎挣扎过来，重新探寻人生自我价值时，当然首先想到的是“三不朽”。

所谓“三不朽”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历来，封建士人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为人称道而耐人寻思的是西汉时的三个好朋友：苏武、李陵和司马迁。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环境、起点都差不多，由于生活道路和个人条件的不同，为后世垂留下不同的价值。苏武字子卿，天汉元年（前100）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匈奴贵族多方威胁诱降，又把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苏武渴饮雪，饥吞旄，坚持十九年不屈。始元六年（前81），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官典属国。苏武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坚贞气节的楷模。李陵字少卿，为骑都尉，曾率五千之众，对抗匈奴十万之师，攻城略地，做出了一番“立功”的事业。司马迁字子长，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发愤著书，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他曾写有《报任少卿书》，倾吐了自己忍辱负重、志在“立言”的志愿。无疑，当时蒙垢含耻的唐伯虎是以发愤著书的司马迁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本来就厌弃礼法，思想出格，此番又身败名裂，“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与文徵明书》），当然永世与“立德”无缘了。至于“立功”，虽说他少年时崇拜鲁连、朱家等“布衣之侠”，间或也发出过“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与将军借宝刀”（《题子胥庙》）的感慨，但也只不过是想想而已，说说而已，一介书生“筋骨柔脆，不能挽强执锐”，“为国家出死命，使功劳可以纪录”，并不能真的划策建勋，“立功”也是谈不上的了。最后，就只有走“立言”之路了。一则唐伯虎不仅是能诗会画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而且也是覃学深思、诗书满腹的学者。他能以第一名入府学，一举获得江南解元，经学功底之深厚可想而知。据祝枝山说，伯虎“其学务穷研造化，寻究律历，求扬马玄虚、邵氏音声之理而赞订之，旁及风乌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间”（祝枝山《唐伯虎墓志铭》）。大概伯虎颇有天文律法和音韵训诂方面的学养，曰“赞订之”则应该还有著作，惜乎不传于世了。现在传世的《唐伯虎全集》除诗、词、文外，只有《唐伯虎画谱》三卷，是伯虎辑唐以来的画论而成，似乎不是祝枝山所指。二则伯虎当时的境遇，很像受宫刑大辱后的司马迁，故而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司马迁所选择的“立言”事业。我们应该感谢文徵明，在唐伯虎最痛苦的时候写了封信给他，以英雄相许，激励他不要自甘沉沦，使得伯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封类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与文徵明书》，一抒积愤，我们才有可能窥见彼时彼地伯虎的思想。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坦诚地向朋友谈了自己的打算：

我私下考察古人的情况：墨翟因被拘囚，后世才会传下薄葬之礼；孙膑因受刑失去膝盖骨，才去著有《孙膑兵法》；司马迁因遭受宫刑，才完成了《史记》百篇；贾谊因被贬流放，才能创作出卓绝出众的辞赋。我不自量力地打算，希望能追随这些古贤人之后，以符合孔子“不因为一个人的不好而鄙弃他的好的言论”的宗旨。我准备剪裁、修改从前的见闻文字，汇集学术上各种派别的作品并加以注疏，解释演绎儒家经典，研究阐发诸书深奥的含义，以成一家之言。这样，将著作留传于热心管事的人，托付于知音者。在我死去以后，有心甘情愿喜欢我的著作，而原谅我的缺点的人，将我的言论传诵，对我的思想探究，他一定会为我拍打着瓦器，高举着酒杯，击打着节拍而放声歌唱哩！啊！我的朋友，对于男子汉来说，盖棺才能论定，要看他的言论、著作还是否存在。我素来放浪慕侠，不能达到立德的境地。想要振作建功，计谋和行动都能力低下，立功就更谈不上了。如果不借助纸笔表现自己，又会有什么成就啊！

“托笔札以自见”，也就是立言。这种想法虽然在后来被另一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所推翻，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在当时已透露出生的意志，表现伯虎从绝望的深渊中企图向上攀缘。

从科场冤狱到出狱归吴，这一年内，唐伯虎从耀眼的风华跌到惨淡的落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的内心也经历了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冲突。他留下了一篇传世之作《与文徵明书》，这篇文字置之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中也毫不逊色，并且文风与伯虎其他艺术作品（包括诗、词、文、画）的妩媚流畅迥然异趣，前人评为“慷慨激烈，悲歌风雅，眼底世情，腔中心事，一生冲宇宙凌海岳之气，奋在几席”！短短一千余字，却是伯虎一年多时间内心境最敏感的记录。然而，这毕竟只是穷途的挣扎，而不能算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