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最聪明的雅典人——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在于认识自我，美德即知识，提出探求真理的助产术和辩证法，本人无著作，其学说仅见于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

他是一个样子滑稽可笑的人，生就一颗高秃的脑袋，相比而言一张脸很小，圆圆上翘的鼻子和长长波状的胡须，长胡须似乎不是属于这张神气活现的脸上的。他的丑陋一直是朋友们的老笑话，而他提供他们享受这笑话的乐趣。他是个穷人，还有几分游手好闲者的样子——职业石匠，属于一种二流的雕塑家。他干活只是出于养活妻子和3个儿子的需要。他倒是更喜欢谈话。由于他妻子是个爱抱怨的女人，使用她如簧的巧舌就像马车夫使用马鞭一样，因此，他特别想离开家。

他习惯黎明之前就起床，草草地吃了早餐：蘸酒的面包，匆匆地穿上长及膝部的短袖束腰外衣，再披上粗布斗篷，便离开家，去寻找一家商店，或庙宇，或朋友的家，或公共澡堂，或者熟悉的街道拐角，在那儿他可以进行争论。他居住的这城镇，人人都热衷于讨论和争论。这个城镇就是雅典，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

不仅他的样子滑稽可笑，他的行为方式和见解也同样有趣，并且他固执地坚持着这种行为方式和见解。他的一个朋友曾问过特尔斐[1]市的神使，谁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令大家感到吃惊的是，女祭司提到了这个游手好闲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神使挑选我为最聪明的雅典人，因为我是唯一知道神使是什么也不懂的人。”

这种狡猾又有点恶作剧的谦逊态度，使他在争论中具有很大的优势。他假装本人不晓得答案，常常像一个地方检察官似的，对人问个不停，诱使他们做出令人吃惊的供认。

苏格拉底是见解清楚的福音传教士。他在雅典的街上四处走动，竭力鼓吹逻辑学——正如400年以后，耶稣总会到巴勒斯坦的村庄四处走动，宣传爱一样。也像耶稣一样，他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可是他对人类的思想的影响很大，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都比不上他。他习惯直接走到最著名的市民跟前，如演说家或重要人物跟前，问对方是否真的懂得自己在说些什么，譬如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常会以勇气或为国捐躯的荣耀作结论，来结束一场爱国的演说。苏格拉底会走到对方跟前，说：“原谅我打扰，但你讲的勇气是什么意思？”

“勇气就是在危险中坚守岗位！”将是这草草的回答。

“可是假如战略的需要，要求你离开岗位呢？”苏格拉底总会问。

“噢，那么，这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不必待在那里。”

“那么勇气既不是坚守岗位，也不是离开岗位，是吧！你说勇气是什么？”

演说家总会皱起眉头。“你把我问住了——恐怕我并不确切地懂得。”

“我也不懂，”苏格拉底会说，“但不知道勇气是否只是思维方式不同。那就是，不顾危险，做合情合理的事。”

“这听起来正确得多了。”人群中有人会说，而苏格拉底就会转向这位新的说话人。

“那么，我们要不要同意——当然，迟疑不决地，因为这是个难题——勇气是坚强的判断力？勇气是镇定自若。就这件事来说，对立面便是感情用事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理智被遮蔽了。”

苏格拉底凭个人的经验懂得勇气是什么，听众们也知道他懂得，因为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2]的德利乌姆战役[3]的冷静、坚强的行为，像他身体的耐力一样。他也具有道义勇气。人人都记得，他如何蔑视爱琴海阿金努萨的海战之后随之而来的公众的歇斯底里。当时10名指挥官因为未能营救曾经溺水的士兵而被判死刑。他坚持认为，不管有罪无罪，审判一群人是不公正的。

当然，上述的对话细节上是虚构的。但它说明了本质的东西，这东西是这位其貌不扬，但又令人着迷、有说服力的苏格拉底在文明史上的转折点。他教导说，一切好品行都是由理智控制的；实际上一切德行存在于理智战胜情感之中。

除了坚持清楚的思考在道义上的重要性外，苏格拉底采取了第一个大步骤来教导人们如何做。他介绍了“限定你的条件”的理念。他总是说：“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让我们先决定我们谈什么。”这句话以前在私下的对话中无疑已经说过，但苏格拉底把它定为行动准则。

苏格拉底之前的三代人，希腊的哲学家们已研究过自然和星象，在了不起的追求学问的兴盛时期，诞生了我们所称的“科学”。苏格拉底把科学方法转向对生存艺术的研究上。在苏格拉底一生中，希腊城邦的奇异世界和希腊文化，向地中海盆地的四周延伸，并越过黑海到俄国海岸。希腊商船支配着地中海贸易。在伟大的商业城市雅典的领导下，希腊人刚刚打败了波斯军队。全世界的人都成群结队地涌向雅典。他们有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学生和老师。西西里岛的富人，送他们的儿子追随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聆听他独特的争论。这位老人拒绝收费。

所有在希腊出现的重大哲学学派和后来出现的罗马时代，都声称起源于他。柏拉图是他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我们依然生活在苏格拉底的遗产中。假如苏格拉底不为他的学说殉难，那么他的学说就不可能给这个世界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看来，只因“介绍一般的定义”而将人处死好像很奇怪。然而，如果你料想到，被固执地追寻至其逻辑结论的这种新技巧，将会对古老而受敬仰的感情信仰造成何等程度的伤害，那么苏格拉底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对于他年轻、进步的朋友们来说，苏格拉底似乎是最温和的人，然而他想必已被成千上万的老守旧者，甚至被许多考虑周到的、稳健的人，看作是个麻烦制造者。对苏格拉底有两项指控：他不相信全雅典城人都承认的诸神；他“腐蚀年轻人”。

苏格拉底的控告者们是什么意思，今天仍不完全清楚，但年轻人肯定爱戴这位老人。新思想的诱惑、独立思想的鼓励，把他们都吸引了过去，但是年轻人的父母害怕他们正在学习革命的教义。一个鲁莽的、反复无常的学生亚西比德[4]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叛变投敌。这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但是，因失败而感到痛苦的雅典人正在寻找替罪羊。

苏格拉底受到由501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的审问，并且被判死刑，差数仅有60票。很可能他们当中很少人期望他死。首先，他具有提出较宽大刑罚的合法特权，并可要求就此再投一次票。倘若他谦卑地痛哭、哀求，如人们通常的惯例一样，那么，无疑会有超过30人会改变他们的投票。但苏格拉底坚持理性。

“我相信的一件事，”他对前来监狱劝他逃跑的门徒说，“法治。正如我常常告诉你们的，一个好市民就要服从他的城市法律。雅典的法律已经判我死刑，那么逻辑推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市民，我必须死。”

这对他那些忧心如焚的朋友想必有点儿难以接受。“这也把逻辑做得有点太过分了吧？”他们反对道。但这位老人态度坚决。

柏拉图在对话《斐多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在世上的最后一夜。那一夜苏格拉底过得如同其他多数夜晚一样，跟他的年轻朋友们讨论哲学。讨论的题目是：人死后有来世吗？苏格拉底倾向认为有来世，但他没有定见，若有所思地倾听持反对观点的学生的异议。最后，苏格拉底保持镇静，没有让他的情感影响他的思考。虽然几小时之后他必须死，但他仍然镇定自若地辩论来世的种种机会问题。

当受刑的时间临近时，他的朋友们聚集在他周围，并开始为看到他们敬爱的老师喝那杯毒药作心理准备。当侍者把那杯毒药拿进来时，苏格拉底以平静的语气对他说道：“好了，这件事你在行，你必须告诉我怎么做。”

“你把那杯毒药喝了，然后站起来，四处走动，”侍者说，“直到你的腿感到沉重。然后你就躺下来，接着，你的心脏将会感到麻木。”

苏格拉底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照着侍者说的做，只停下来训斥他朋友们的啜泣和喊叫，仿佛他不是在做一件明智、正确的事似的。他最后挂念的是他忘记的一件小债务。他掀开一直盖在他脸上的那块布，说道：“克里托，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的钱——一定设法还给他。”

然后，他合上眼，重新盖上那块布。克里托问他最后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指示，他没有回答。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柏拉图以难忘的语言描述死亡的这一幕，说道，“生命的终结。他是我们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好、最公正、最聪明的人。”

马克斯·伊斯门

注释

[1]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出名。

[2]指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古希腊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的战争，以斯巴达获胜告终。

[3]德利乌姆是希腊的一个古海港，公元前424年皮奥夏人在此打败希腊人。

[4]亚西比德（前450—前404），古希腊雅典政客和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