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大汉子孙

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6个月后，西北地区出人意料地爆发了危机，张学良少帅的大军和“匪军”结成了联盟，而就在不久前，他还以剿共部队副司令的身份奉命剿灭他们，这个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但就在1936年6月，外界对于这些出人意料的发展仍然一无所知，就连蓝衣社宪兵总部——蒋介石直管的西安府警察，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掌握正在发生的情况。300多名共产党员被抓捕，关押在西安的牢房，宪兵队还在继续搜捕。西安的局势极度紧张，到处是间谍和反间谍人员。

不过，对于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发生的事件，以及当初交付给我的秘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缄口不言了，可以在这里进行讲述。

在到达西安府以前，我从未见过红军的人。在北平用隐形墨水为我写介绍信给毛泽东的那个人，是一位红军指挥员，但我们从未谋面。这封介绍信是由第三人——一位老朋友交给我的。但除了这封信，我在西北地区要与红军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办法。他们让我到西安的一家旅馆去，找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位姓王的先生上门来联系我。但对于这位所谓“王先生”的情况，我一概不知，只知道他会设法安排我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苏区——他们是这样向我承诺的！

我在西安旅馆里住了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一位面色红润、体形圆胖的中国人。他体格健壮，气宇轩昂，身穿灰色绸长衫，从敞开的房门径直走了进来，用一口纯正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模样像个富商，自我介绍说是姓王，报上了我在北平的那位朋友的名字，还用其他办法表明，他正是我等待的人。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发现仅仅是这位王先生，就值得我来西安府一趟。每天，我都和他聊上四五个小时，说说旧事，以及对当下时局的认真解读。我完全不曾料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上学，在基督徒中颇有声望，还曾独立办过教堂。我后来才知道，共产党方面都称他王牧师。他和上海许多成功的基督徒一样，也是青帮成员。从蒋介石到青帮头目杜月笙，他没有不认识的。他曾经在国民党当过大官，不过我还是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王牧师在放弃了教职和官职之后，转而与共产党合作。至于合作了多长时间，我并不知道。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正在努力争取各类文武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而王牧师则充当他们之间秘密的、非正式的“大使”，在这些官员的办公地点奔走活动。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工作是成功的。当时张学良已经私下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理解，要阐明这种理解从何而来，以下这些背景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在1931年以前，张学良还是主宰东北3000万民众的地方军阀。他名气很大，为人慷慨，思想摩登，喜欢打高尔夫球，会赌钱，又吸食毒品，有着矛盾的性格。他从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手中继承了官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认可，还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头衔。1931年9月，日本出兵东北，张学良就此走起“霉运”来。当日本发动侵略时，张少帅正在长城以南的北平协和医院医治伤寒，他孤身一人是无论如何也应对不了这场危机的。很大程度上，他依靠南京，依靠和他结为盟友的“大哥”蒋介石。然而，蒋介石缺乏足够的力量打击日本和共产党，又极力主张依靠国际联盟。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方面的命令，结果丢失了故土，退却的部队仅仅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南京方面的宣传显示，这个“不抵抗政策”似乎是张少帅的主意；但有记录显示，这是政府的明确指令。由于这一牺牲，蒋介石得以在南京继续维系他那风雨飘摇的政权，并开始向共产党发动新的围剿行动。

这就是在中国被称为“东北军”的军队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内陆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历史再度重演。当时张学良不在医院，其实他是应该在医院的。南京方面仍然没有向他伸出援手，也没有准备进行反抗。蒋介石为了避免对日战争，默许热河也落入日本之手——结果果然如此。张学良代人受过，驯顺地当了“替罪羊”。群情激愤，必须得有人引咎辞职以安抚民众。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张学良——结果是后者屈服离职。他以“进行考察”之名到欧洲去了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他见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不是他会见了麦克唐纳，而是他几年来第一次戒掉了毒瘾，恢复了健康。几年前，和许多中国将领一样，他在作战间隙中染上了鸦片瘾。戒掉鸦片瘾可不容易；他的医生曾经向他保证，可以通过注射的方法为他戒掉鸦片。不过，他虽然摆脱了鸦片烟瘾，但在完成疗程后，他又已然沉溺于吗啡之中。

1929年我在奉天（今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当时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军阀。他看上去精神还算不错，身材瘦削，脸色憔悴发黄，但思维敏捷活跃，精力充沛。他公开反对日本，并且急于创造将日本逐出中国、实现东北现代化这两大奇迹。几年后，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在北平的一位医生对我说，他每天用的“药”要花费200元——这种药是特制的吗啡，理论上可以“逐步减少，戒掉毒瘾”。

不过，就在张学良去欧洲之前，他又开始在上海治疗毒瘾。当他1934年返回中国时，他的朋友们惊喜地看到：他体重增加了，身体结实了，脸上有了血色，看起来像是年轻了10岁。人们在他身上又找回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的领导者的影子。他思维敏捷，注重实际，此时又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他在汉口重掌东北军的指挥权，当时东北军已调到华中与红军作战。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的部下仍然拥戴他，热切地盼望他回来，这足以说明他的威望之高。

张学良养成了新的生活习惯——6时起床，努力锻炼，每天操练读书，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除了指挥军官之外，还直接听取普通军官的意见。当时东北军有约14万人，军队开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怀疑派渐渐开始相信，少帅再度成为值得瞩目的人物，他们开始正视他回国时立下的誓言：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收复东北、为人民雪耻的使命之中。

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整段关系中，他对“大哥”的忠心从未动摇过，曾三次将“大哥”的政权从垮台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对于“大哥”的政见和诚意一直深信不疑。他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收复东北，未经抵抗，绝不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然而，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建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且吞并了察哈尔的一部分，还要求华北脱离华南，南京方面对此已部分默许。这令少帅属下的官兵极度不满，特别是在被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作战，对日本却不发一枪时，这种不得人心更是表现出一种不祥之兆。

在南方与红军进行了几个月的作战之后，张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认识：他们正在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能力出众、舍身为国、一心抗日的指挥员领导的；“剿共”的过程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如果继续进行反共作战，就不可能抗日；而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军却将在毫无意义的战事中很快损兵折将、溃不成军。

然而，在张学良将他的司令部迁至西北后，他曾向红军发动了大举进攻。他一时间打了几场胜仗。不过，到了1935年10月和11月，东北军遭到了惨败，据说整整损失了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还有一个师（一一〇师）也损失了部分兵力。大批东北军士兵“投奔了”红军。许多军官也当了俘虏，被扣押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被释放回西安时，带给少帅有关苏区精神面貌和组织管理的动听叙述，他们特别提到，红军有诚意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平统一中国。这些话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各师呈送的报告称，整个部队已经蔓延着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的口号感染了整个东北军的各级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深受左派的影响。许多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西安，为他效力，其中就有一些共产党员。1935年12月，日本在北平提出分裂要求后，他在北方发话，只要是抗日学生，不论政治信仰，都可以来西安府效力。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宣传抗日者正遭到南京政府特务的抓捕；但在陕西，他们却得到鼓励和保护。张学良部下的一些年轻军官也深受进步学生们的影响。被俘军官从苏区回来后，报告了那里公开的抗日群众组织如火如荼的发展，还讲述了红军的爱国宣传有多么深入人心。此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多地将共产党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敌人。

王牧师告诉我，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36年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一见面便对他说道：“我来向你借飞机去苏区。”

张学良惊得跳了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竟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知不知道，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毙了？”

王牧师是有备而来。他解释称，他跟共产党方面有接触，知道不少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了共产党方面政策的变化，谈到了中国需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还说，红军知道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执行这一政策的，因此，他们愿意做出巨大让步，只要能促使南京方面进行抗日。王牧师提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面，请张学良和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起初很震惊，但后来仔细地听着这番话。他曾经一直想利用共产党；而他们显然也认定可以利用张学良。那很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他们或许可以互相利用。

最后，王牧师乘坐张少帅的私人飞机去了延安，去了中国苏维埃地区，带回了谈判方案。没过多久，张学良亲自飞到延安，会见了周恩来。在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讨论之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他们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是有可行性的。

东北军与共产党协议履行的第一步，包括停止在陕西的敌对状况，未经提前知会，双方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驻代表到西安府，他们穿上东北军的军装，到张学良的参谋部展开工作，协助他开展军队政治训练。他们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军校，张学良的下级军官在这里进行集训，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还有关于日本如何侵占东北以及中国为此损失了什么的详细统计研究。大批进步学生来到西安，进入另一所抗日训练学校，少帅也常常在那里演讲。东北军借鉴了类似于苏俄和中国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张学良撤换了一班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迈的高级军官，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来替代他们，这批年轻军官被视为建设新军的支柱。在张学良“玩世不恭”时期围在他身边的那些道德败坏、溜须拍马的人，有许多也被东北大学热情洋溢、思想进步的学生取代。

不过，这种改革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展的，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的半自治地位使这种保密成为可能。尽管东北军已不再与共产党作战，但在陕晋交界处以及甘肃和宁夏，仍然有南京方面的部队，那些地区仍在进行一些战斗。关于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协议，没有半点风声透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却也无法了解到确切内容。偶尔有卡车载着共产党的人抵达西安，但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的军装，所以从表面上看不出异样。偶尔还有卡车离开西安前往苏区，也没有引起谁的注意，这些卡车与东北军开往前线的卡车也没什么不同。

在我到达后不久，王牧师向我透露，我到前线去也得乘坐这种卡车。坐飞机的计划泡汤了：这样做很有可能让少帅陷入尴尬境地，因为如果有外国人被扔在前线没有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无法管住嘴巴不说出去。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位东北军军官——或者说是一位身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青年来拜访我，说是带我去西安城外的汉朝古城游览。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候在旅馆门前。我上车后，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人，戴着墨镜，穿着国民党官员的中山装。我们驱车出城，前往汉朝皇宫遗址。到了那里，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那便是声威赫赫的汉武帝坐在宝座上君临天下的地方。你在这里仍然可以见到两千多年前古代宫殿上的残砖碎瓦。

王牧师和那位东北军军官有些话要谈，他们走到一边说话去了。之前，当我们的车子还行驶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那位国民党官员一直缄默不语地坐着。此时他向我走来，摘下墨镜和白色帽子，我看出他很年轻，一头浓密的黑发，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黑黝黝的脸上露出淘气的笑容。他摘掉墨镜后，你会发觉他那制服只是伪装，他不像是常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像个经常在室外行动的人物。他中等个头，看上去力气不大。但他向我走来，握住我的胳膊时，双手像铁钳一样有力，我吃惊地后退了一步。后来我注意到，他的动作有一种美洲豹式的优雅，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依然透着轻盈矫健。

他把脸挨近我，咧开嘴笑着，敏锐而炽热的目光盯着我，一双手像铁钳般地握着我的两只胳膊，然后晃了晃脑袋，滑稽地努了努嘴——眨了眨眼！“看看我！”他低声说道，就像藏着秘密的孩童一样高兴：“看看我！看看我！认出我了吗？”

我不知道这人是什么情况。他不知为何如此兴奋，以至于他的兴奋感染了我。但我又很尴尬，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认出他了？我这辈子还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只好抱歉地摇摇头。

他将一只手从我的胳膊上松开，指指着自己的胸口。“我想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吧”，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邓发！”他往后退了退，看看我对这个“爆炸性新闻”有何反应。

邓发？邓发……哎呀，邓发是中国红军情报机关的头号人物。还有，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他的脑袋！

邓发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觉得当前的情况很有意思，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他这个鼎鼎有名的“共匪”就在敌营的心脏，对四处密布的特务嗤之以鼻。他见到我的时候乐不可支——不住地拥抱我——一个自愿前往“匪区”的美国人。他愿意尽其可能地配合我。我要他的马吗？哦，他这匹马多好啊，是红色中国最好的马了！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了很多，都可以送给我。他的日记？他会捎信给仍然留在苏区的妻子，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更多东西转交给我。他后来真的信守承诺。

这样一个中国人！真是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赤匪”！

邓发是广东人，工人阶级出身，曾经在轮船上当西餐厨师，经常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他曾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当时，他的胸口被一个反对示威游行的英国警察打伤，肋骨折断了。再后来，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国民革命，1927年以后，他去往江西，加入了红军。

我们在那个坡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谈着话，脚下就是绿草掩映下的皇城遗址。这些共产党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我们四个人安全碰面的场所，似乎很奇怪，但是又不无道理。就是在这里，在两千多年以前，汉武帝治理着一个统一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实现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后世的中国人从此都骄傲地称自己为“汉族子孙”。

就在这里，邓发告诉我他们安排谁送我去苏区，一路上怎么走，到了红色中国要如何生活，并让我放心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

“你不怕掉脑袋？”我在坐车回城的时候问他。

“不比张学良更害怕。”他说道，“我就和他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