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开往西安的慢车

当时是6月初，北平披上了春天的绿色蕾边，数不尽的杨柳和挺拔的松柏令紫禁城成为一个梦幻之境；许多清凉的花园里，人们难以相信，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屋顶之外，还有一个苦难、饥饿、正在遭受着外国侵略的中国，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而在这里，生活优裕的外国人在自己小小的安乐窝里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打着马球、网球，终日无所事事地闲聊，全然不知这座伟大城市静默的高墙外的人间疾苦——许多人也确实如此。

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即使是北平这片绿洲也被那弥漫全国的战斗气氛所感染。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民众中间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尤其是年轻人，群情激愤。几个月前，在那弹痕累累的斑驳城墙下，我曾目睹上万名学生聚集在那里，不顾宪兵的棍棒，铿锵有力地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

中国红军宣布对日作战，他们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收复失地。北平所有的砖石城墙，都无法阻挡他们这一惊世之举所引发的巨大回响。这一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行动，立即遭到了蒋介石11个师的精锐部队的堵截。然而，他们无法阻止那些爱国学生，他们冒着被监禁甚至可能被杀头的危险，涌向街头，高喊那些被禁止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这天午夜，我爬上一列破旧的火车，身体虽然有些不适，但心里却格外兴奋。这是因为我即将进行一场探险之旅。我要去探索一个与紫禁城的古老荣光相隔几百年、相距千百英里的地方：我要去往“红色中国”。我之所以“身体不适”，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所有可以用上的疫苗。从微生物的视角观察我的血液，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支可怕的队伍：我的手臂和腿上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病菌的疫苗。这五种疾病正在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流行。而且，最近还有令人恐慌的报道称，陕西省最近发现淋巴腺鼠疫正在扩散。这种疫病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流行，陕西便是其中之一。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地名的意思是“西方平安”。西安是陕西省省会，位于陇海铁路西端的终点站。从北平往西南方向，得坐上两天两夜的火车，才能到达这个城市，一路行程颇为劳累。我计划从那里再往北走，进入位于中国大西北腹地的苏区。西安府以北150英里处的小城洛川，便是陕西苏区的起点。除了公路干线两侧的一些狭长地带和后文将提及的几个地方之外，共产党在洛川以北的地区，全部建立了红军根据地。大致的情况是，陕西红色根据地南起洛川，北至长城，东西两侧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浑浊的大河发源于西藏边界，向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以北处汇入绥远省——内蒙古，再继续向东许多英里，又转而往南，穿过长城，形成了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区域，就位于中国这条洪水泛滥的大河的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恰好就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最初疆域，真可谓历史的机缘巧合。数千年前，正是在这一带，形成了中华民族。

天亮了，我观察了一下同行的旅伴，见到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慈眉善目、胡子花白的老者，正坐在我对面啜着苦茶。那个青年人随即和我聊天，先客套了几句，然后不可避免地聊到了政治。我得知他妻子的叔叔是铁路职员，他拿着一张免票证坐火车。此行是要返回四川老家，他已经离家7年了。但他确定不了自己能否安然到家，据说在他家乡那一带有土匪。

“你是说红军？”

“不，不是红军，虽说四川也有红军。不，我说的是土匪。”

“红军不就是土匪吗？”我好奇地问，“报纸上总是叫他们‘赤匪’或者‘共匪’。”

“哦，不过你得知道，那些编辑必须管他们叫土匪，因为这是南京方面的指令。”他解释道，“他们要是称其为共产党或者革命者，那就说明他们是共产党的同伙。”

“不过在四川，大家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害怕红军吗？”

“嗨，这得看是谁了。有钱人是怕红军，地主、当官的和收税的都怕得很。不过，农民并不怕红军，有时他们还欢迎红军呢。”说到这儿，他有些顾忌地朝那位老者瞟了一眼，那位老者坐在那里留意地听着，却又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你看，”他继续说道，“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知道红军只是要利用他们。他们把红军的话都太当真了。”

“不过红军的话难道不是真的？”

“我父亲写信告诉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进行了土地改革。所以呀，他们和土匪不一样。他们有原则，这没错。但他们不是好人。他们杀了太多人啦。”

这时，那位胡子花白的老者忽然扬起他那慈祥的面孔，非常镇定地说出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来。“杀得不够！”他说，“他们杀得还不够！”我们俩禁不住惊愕地看着他。

不巧的是火车就要到郑州了，我得在那里换乘陇海线，不得不终止这番谈话。但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疑惑，不知这位温文尔雅的老者，是用什么切实的证据来支持他那令人震惊的观点。在接下来一天的旅途中，我一直很疑惑。我们随着火车，缓缓爬行在河南和陕西地形奇特的黄土山中——这列火车还比较新，很舒适。最后，火车驶进了西安府新建的气派车站。

一到西安府，我便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几年前，陕西还未被红军控制，杨将军还是这些地区独掌大权的统治者。他早先当过土匪，后来通过中国许多精干人物步入仕途的终南捷径加官晋爵，据说也同样通过那条康庄大道发了大财。但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地区其他一些大佬分享权力。因为曾经是东北地区统治者的“少帅”张学良，于1935年率领他的东北军进驻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片地区围剿红军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为了监视少帅，蒋介石又派来亲信邵力子。邵力子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平衡。而在所有人的背后，是手段老辣的蒋介石在牵着线，他竭力将自己的独裁统治向西北地区延伸，不但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要肃清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军队。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是一出精妙的政治军事三幕剧，至于剧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定只有他自己才能领略。正是这个错误的估计——他急于达到目的，且认定对手愚蠢，还有些盲目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后在西安府沦为阶下囚，听候上述三方处置。

我在一座刚刚落成的高大宅院里见到了杨将军，这所有着许多房间的拱顶建筑，也就是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据说耗资5万美元。当时他没带家眷，独自住在这里。杨虎城和这个过渡年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苦于家庭纷争，因为他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是他年轻时娶的有着三寸金莲的女子，是父母在蒲城给他订的婚。第二位夫人则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活泼的现代女性，年轻漂亮，已经生了5个孩子，思想先进，据说以前曾是共产党员，是杨将军自己选中的。两位夫人也都为他生了儿子，都是他合法的妻子，但她们相互嫉恨。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当这座新宅子落成之时，她们都不肯搬进那座高大宅院，她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除非对方不在这里住。

在局外人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一位夫人离婚，或者再娶第三位夫人。但是杨将军似乎没有下定决心，于是他还是一个人住着。他的这种境况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少见。同样的难题，蒋介石在和那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富家小姐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宋美龄是基督新教教徒，不接受一夫多妻。最终，蒋介石与第一位夫人（他儿子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并且给了另两位旧式夫人一笔补助金，解除了婚姻。传教士们高度赞扬这一决定，打这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不过，这种解决办法是来自西方的新奇思想，许多中国人听说了直皱眉头。至于平民出身的杨将军，考虑更多的恐怕并不是自己灵魂的归宿，而是祖宗的传统。

千万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期当过土匪，他当将军就不够格。这种推理在中国是不成立的。在中国，一个人年轻时当过土匪，常常意味着他具有刚毅的性格和意志。翻开中国历史会发现，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曾经一度被称为“土匪”。事实是，许多最十恶不赦的无赖、流氓和叛徒反倒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即《论语》中的伪善，中国经典里所说的城府——从而获得显赫的权位，虽然，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常常借用没有心机的土匪的力量。这种情形，到现在也还是差不多的。

杨将军个人的革命史表明，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可能也曾有过崇高的梦想，想要改变世界。不过，在他掌权之后，却没有找到任何办法，而且听惯了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唯利是图者的进言，也渐渐感到疲倦和困惑。不过，即使他有过这样的理想，也不会和我推心置腹。他不愿意多谈政治，而是客气地派了一个秘书陪我游览这座城市。而且，当我见他的时候，他恰巧患着严重的头痛和风湿症。在他深陷种种烦乱的情况下，我不便坚持向他提出令人恼火的问题。相反，我对他面临的困境抱有极大的同情。于是，在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后，我就“识时务”地告辞了。我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去他那里寻求一些解答。

邵主席的官邸十分宽敞，在花园里，他接见了我。我刚从尘土飞扬、热浪滚滚的西安街头走过，一进花园，顿觉凉爽宜人。上一次见到邵力子，还是在6年以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引荐我拜访了蒋介石。自那以后，他在国民党里擢升很快。他有才干，受过良好教育，现在蒋介石任命他为省主席。然而，可怜的邵力子和其他许多担任省主席的文官一样，在省城那座灰色的城墙之外，并没有多少权力——城外的地盘正在被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

邵力子曾经当过“共匪”。事实上，他还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在那个时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件时髦的事，没有人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青年才俊都加入了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会让你掉脑袋。后来他退了党，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是中国最具魅力的绅士之一。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已经没多少了。在陕西的只是一些残部。”

“那还在接着打仗吗？”我问道。

“没有，现在陕北几乎没什么战事。红军正在向宁夏和甘肃转移。他们好像在尝试跟蒙古取得联系。”

他回避了这个话题，谈起了西南地区的局势，那里的起义将领们正要求对日作战。我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应该与日本开战。“我们能打吗？”他反问道。然后，这位信奉佛教的省主席原原本本地向我谈了他所理解的日本问题——但不让我公开发表——就像当时其他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会把自己对日本的观点告诉你，但不能见诸报端。

然而，就在此次采访几个月之后，可怜的邵力子就因为这一对日战争问题——和他的“委员长”一道，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进步青年弄得下不了台。这些青年们不再同他们讲理，也拒绝接受“或许有一天”这样的回答。而邵力子那位娇小的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也曾经是共产党员——甚至被困在角落里，她只好奋力抵抗。

可是，在我们当初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此表达出什么预感。等到我们交流了彼此的看法，几乎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也该告辞了。当时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已经从邵力子那里探听到了。他证实了我在北平的朋友告诉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事已经告一段落。这样看，如果安排得当，应该有可能去到前线。于是我开始着手做起种种准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