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闷闷，其民惇惇。其政察察，其民。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1]
参考释义
政治清明，人民就淳朴、忠诚；政治黑暗，人民就狡黠、抱怨。福因祸而生，祸因福而来，谁知道福祸更替相生的根源呢？邦国的治理是没有绝对正确的方略的，必须适时而变，正奇、好坏是会互相转化的。人们对此的迷惑，已经有长久的时日了。因此，为政者要与民众同舟共济，深植于民众之中，不伤害民众，推行任何政策（即便未来有光明的前景）都不能实行强制手段，而是顺应自然。
说东谈西
本章在帛书版《道德经》与通行本《道德经》中差异较大，本人的理解也与大多数版本的解读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说文》中说，“惇，厚也”，“其民惇惇”可以理解为人民淳朴、忠诚。
《说文》中说道：“方，并船也……割，剥也。谓残破之。”“方而不割”有为政者要与民众同舟共济的意思。既然与民众同舟共济，一些法令即便在为政者的眼中有光明的前景，也不能强行推进，而应该是顺其自然，这样才能体现为政者深植于民众之中的本意。如果强行推进，怎么能体现自己深植于民众之中呢？如果这些法令规章适应了民众的需求，民众就会顺应自然地执行，如果不适应，就需要改正，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深植于”这三个字的含义。
老子在这一章中，深入地讲解了辩证法和方法论。
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比拼的不仅是土地的大小，更是民众的多少，为政者只有深植于民众之中，民众才能不断聚拢，国家才能强大。所有的政策要适时而变，但万变不能离根本，那就是与百姓同舟共济，顺应百姓的要求，这是变与不变的核心，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走向强大。为政者的所有法令要清晰，国家的发展要顺应自然，为政者要以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国家与个人都一样，福与祸是辩证的关系。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好事与祸事，这是相伴相生的，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圣人通过正身，让所有的事情都演化为中性，也就没有了好事和坏事。比如：今天将钱包丢了，这可以算作祸事，但这也督促自己努力工作，将金钱损失补回来，将来可以得到更多，因为内心变得更强大，能力也得到了升华；再进一步，丢钱包是“舍”，虽然这是被动的“舍”，但如果理解为“可能可以帮助一下贫困的人”，就可以感悟到主动“舍”对自己的意义，让人的境界和修为得到升华，这些都可以将祸事变成好事。“舍”，有人会认为接受者是得益的，事实上，舍出人是同等得益的，甚至得益更多，因为“舍”的过程能让人达到更高的境界，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可是人生最难的一件事）。再比如，小时候（或某些时期）生活很困难，吃不饱穿不暖，普通人会当成是坏事，但成大事者却不这么看，认为这是成大事的阶梯。《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通过上述感悟，就会理解到，世界上本没有好事与坏事，简单地将一件事理解成好事与坏事，不过是俗人的思维。通过修身达到更高的境界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中性的。
人生的根本差别就是如何看待福与祸、舍与得的差别。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也就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才能居之；财富是天下人的财富，惟有德者才能居之；物华珍宝（千千万），也惟有德者才能居之。得到这些之人，不应兴高采烈，不应骄狂不已，不应忘记自己曾经的贫困，更不应忘记很多人还处于贫困之中，才有资格承载自己的所“得”。
人能够做的，就是恭敬、认真地对待别人的“舍”，然后将自己的所“得”再真诚地传递给其他人，就能成为“德者”的一员。
正是不变，奇是变，这也是辩证的。没有正就没有奇，没有奇也就没有正。同时，正与奇又是相互转化的。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时候，本身没多少兵马，却大开城门，正到了极致，而对于足智多谋的司马懿来说，就是奇，因为他不会相信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以三军统帅之身、在没有多少兵马的情况下，却大开城门迎战。所以正到了极致是奇。相反，奇到了极致就是正。有些军事家一生用奇、计谋百出，但战场风云变幻，有时却需要堂堂正正地正面出击，此时，对于对手来说就成了奇，因为他们根本就预料不到。
老子有别于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自始至终讲的都是自己去怎么做，从不要求别人怎么做。与老子类似的还有明朝的王阳明，王阳明奉行的是“此心光明”，只论自己的内心，修行自己的内心，而不去要求别人怎么做。真正高尚的人，总会让自己的智慧造福社会，福泽他人，然后让别人去发光，而自己甘愿隐身乡野。所以，真正的光芒既是柔和的，又是隐淡的，但它又在所有人身边。
让周围的人群发光，你就是巨人。
注释
[1]源自《帛书老子校注》中的乙本，中华书局，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