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与行为表现

第1章　概论

1.1　研究背景

环境问题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宇宙本体论阶段、人类本体论阶段和生态本体论阶段（岳友熙，2007）。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类作为自然选择的产物，因其改造自然的能力，似乎成了能与自然抗衡的一个物种，世界资本也因此被划分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关于人造资本能否替代自然资本实现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并形成了“强可持续性”与“弱可持续性”两种对立范式（诺伊迈耶，2002）。但无论哪种范式都认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不了解自然生态自我修复的自然速率以及自然资源存量的利用阈值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由此产生了大量环境问题，如地下水水位下降、土壤侵蚀和沙漠扩张、气温上升、冰川融化、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对于社会经济和公众健康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以空气污染为例，空气污染组成成分中有一个近年来逐渐被公众熟悉的物质——PM2.5。PM2.5的中文名称为细颗粒物，它是指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定义为可吸入悬浮粒子。该物质能够在空气中较长时间悬浮，其在空气中的含量越高，则代表空气质量越差，空气污染越严重。由于PM2.5粒径小、覆盖面积大，同时易附带微生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因此易在人体肺部积聚，从而危害健康。目前，由于PM2.5污染物的出现和增加，各界更需要关注空气污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我国对PM2.5的监测与报告始于2012年。为了在更长时间跨度上比较我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的变化情况，我们使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利用卫星遥感气溶胶光学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AOD）估算地面的PM2.5浓度，即PM2.5卫星反演数据。1998—2016年我国PM2.5年均浓度、浓度极大值与浓度极小值的变化趋势见图1-1。PM2.5年均浓度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7年，我国PM2.5年均浓度呈现出震荡上升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顶点；第二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PM2.5年均浓度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在2013年有所反弹，并在随后再次下降。PM2.5全年浓度极小值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从趋势上看，PM2.5全年浓度极小值与PM2.5年均浓度一样，也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PM2.5全年浓度极大值的变化比均值和极小值的变化都更加明显，1998—2016年虽有波动，但仍然呈现上升趋势。从整体趋势来看，1998年应该是PM2.5浓度相对较低的点，而2006年应该是PM2.5浓度的拐点，2016年的PM2.5浓度还处于一定的高度。因此，下面将从1998年、2006年和2016年三个时间点分别描述全国PM2.5浓度的分布情况。

接下来，我们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成都等城市来观察PM2.5年均浓度在1998—2016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2所示，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上升较快的时期有两个，分别是2001年和2006年，并于2006年达到顶点，在2008年略有下降，2010—2016年的年均浓度在45μg/m3上下波动。

1998—2016年上海市PM2.5年均浓度、浓度极大值与浓度极小值的变化趋势见图1-3。2001—2009年上海市PM2.5年均浓度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2010年后开始下降，又于2012年再次震荡上升，于2015年达到近年来的顶点。与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相比，上海市PM2.5年均浓度较高。

1998—2016年广州市PM2.5年均浓度、浓度极大值与浓度极小值的变化趋势见图1-4。广州市PM2.5年均浓度在2000—2007年同样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并于2007年第一次达到顶峰，比北京市达到顶峰的时间晚了1年，但比上海市达到顶峰的时间早了2年。该市PM2.5年均浓度在2008—2016年呈现出震荡下行的趋势，但在2015年有一次明显的反弹。

1998—2016年深圳市PM2.5年均浓度、浓度极大值与浓度极小值的变化趋势见图1-5。深圳市PM2.5年均浓度在1998—2008年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并于2008年达到顶峰，随后深圳市PM2.5年均浓度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深圳市PM2.5年均浓度在2014年有一次反弹。总体来看，广州市与深圳市PM2.5年均浓度在1998—2016年的轨迹几乎一致。

1998—2016年成都市PM2.5年均浓度、浓度极大值与浓度极小值的变化趋势见图1-6。相对而言，成都市PM2.5年均浓度的曲线没有那么平滑，表现出要么上升得很快，要么下降得很快的特征。1998—2005年，成都市PM2.5年均浓度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并于2005年达到顶峰，随后至2016年呈现出波浪式震荡下行的趋势，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有两次反弹(1)。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研究政府、企业与公众的环境污染共治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课题以政府、企业与公众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方法，分析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不同利益主体在环境污染治理中互相作用的机理关系，为决策者提供一个更系统和更全面的机制，并基于对实证数据的检验，从所获得的基于数量关系的机制分析的结论中，提炼政府、企业与公众共治环境污染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