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像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什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覆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例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生发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坑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坑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覆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河，更好像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
事情发生了以后开了好多粮子[4]到我们街上来，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的热闹。但在我们小人们以为热闹好玩的时候，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他们便要剿灭我们沙湾场，说沙湾场一场的人都是窝匪。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
全街的绅粮们不知道告了多少饶（恐怕还送了不少的“程仪”），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许专抄杨三和尚的家。杨三和尚的家是在场上，就在我们住家的斜对面。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许了专抄杨三和尚的家，但他们的头脑真是聪明，他们要叫差人点起火来，就来烧毁那杨家的房子。这和烧毁全场有什么区别呢？栉比着的街房中无论怎样有灵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烧毁一家？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顶戴。他们朝衣朝冠的屡次求情，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毁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一般的人说，这是青天大老爷们的无量恩德，同时不用说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铜顶子的光耀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周折，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杨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说是壮观了。堂皇的一列三间、一连三进的房子，连拆带烧整整费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边上，好像火烧连营八百里一样连烧了二十几大堆。我们小人们不消说很愉快，老人们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高谈他们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他们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门一步的女人们、四乡附近的农夫们，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热闹。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羼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揽生意。那简直就像五月间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们乡里人说：五月里王爷菩萨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萨大约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祇。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5]，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们的天颜，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满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璤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像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年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什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6]，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会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在年青时候采办过云土[7]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什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