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追求解释力为研究的重要目标

早期传统古音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是为解释经典文献服务，具体说，它是为训诂服务的。承认这点并不贬低它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人文科学是以认识自己为终极目的的，六经皆史，为解释文献典籍服务，就是为史料服务，也就是为还原自己的历史服务。人文科学同样是追求真理的，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就是要符合语言文字的客观实际。

（一）上古音研究首先要服务于对文献字、词及其意义进行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做到对文献思想内容的还原。

现代科学发展后，传统“小学”这个“附庸于经学”的特点，曾经被不少人否定过，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的话，这应当是一个最好的起点。汉语音韵研究一切好的品质，正是这个从语言文字实际出发又为解释语言文字服务的起点带来的。

“小学”为解读古代文献服务，清代著名的乾嘉学者戴震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他的著名的比喻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注2“六书”就是汉字造字的方法，轿中人就是经典中的道，语言文字是抬“道”的轿夫，也就是负载思想的工具。他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注3

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古代的小学，小学是为大学“学以致其道”打基础的，学道超越小学，就会蹈空。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音韵学解释文献、还原文献思想内容的功能。清人戴震曾举例说，是汉代人提出了“古音”的概念，他说：

古音之说，虽近日始明，然郑康成氏笺《毛诗》云：“古声填、窴、尘同。”及注他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注4

《豳风·东山》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传：“烝，窴也。”笺：“蠋蜎蜎然特行，久处桑野，有似劳苦者。古者声窴、填、尘同也。”毛传说“烝在桑野”当读作“窴在桑野”，郑笺说“窴在桑野”是“尘在桑野”。因为“窴、填”与“尘”古音同，“尘”通“陈”，都有故旧即陈旧义（《释诂下》：“尘，久也。”），“尘在桑野”就是久在桑野的意思。又《小雅·常棣》四章：“每有良朋，烝也无戎。”笺：“古声填、窴、尘同。”又：“常棣之华，鄂不韡韡。”笺：“不当作拊。拊，鄂足也。……古声不、拊同。”在这里，郑玄明确提出“古声某与某同”的论断，目的就是通过古音关系来解决古代文献的用字问题，从而解释文献的意义，正确阐发古书的思想。

（二）从解释具体意义提高到解释语言文字中反映的语音现象，从一些与今音不同的情况中看到材料的时代、地域差异。

语音随时代而变，后人阅读古代韵文感到不协，更加从音韵方面产生了解古音的需要，进一步促进古音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六朝、隋唐的“协句”“协韵”说，实际上接触到了语音演变、古今音异的问题。罗常培先生说：沈重等人的“所谓‘协句’、‘协韵’，与他家所谓‘取韵’、‘合韵’等，皆指古音而言，此唐以前人已知古今音异之证”。注5按照当时的读音，很多古代韵文无法押韵了，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才有了“协句”“协韵”之说。如，《召南·何彼襛矣》一章：“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华”与“车”为韵，《释文》：“车，协韵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读华为敷，与居为韵。”陆德明说“车”字“协韵尺奢反”，“或云古读华为敷”，不管是读“车”为尺奢反，来与麻韵的“华”协，还是读“华”为敷，来与鱼韵的“车”（音居）协，猜测古音的读法，就是为了解释以今音读《诗》感到不押韵的现象。通过这种解释，六朝、隋唐发展了汉代关于古今音异的思想。

音韵学与文字学、训诂学的明确分界，始于魏晋时代，到有清一代的乾嘉时期，音韵学不但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且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但是，上古音的研究仍然是在追求解释力的目的下发展的。“方音”“合韵”概念的提出，增加了新的解释角度。

顾炎武从《诗经》与《周易》《楚辞》的用韵差异出发，提出先秦有方音。他在《易音》中说：

真谆臻不与耕清青相通，然古人于耕清青韵中字，往往读入真谆臻韵者，当繇方音之不同，未可以为据也。《诗》三百五篇并无此音，孔子传《易》，于《屯》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于《观》曰：“观国之光，尚宾也；观我生，观民也；观其生，志未平也。”是“平、正”皆从“民”字读矣。于《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至屈、宋亦多此音，《离骚》以“名”从“均”读，《卜居》以“耕、名、生、清、楹”从“身”读，《九辩》以“清、平、声、鸣、征、成”从“人”读，而秦汉之书亦时有之。……今吴人读耕清青皆作真音。以此知五方之音，虽圣人有不能改者。

他认为：《诗经》时代中原地区耕、真是不同的韵部；孔子齐鲁方言以及《楚辞》代表的楚方言中耕、真常有合韵，这种合韵正是方音的表现。

江永进一步提出，不只是《骚》《易》用韵与《诗》韵有方音的不同，就是《诗经》中也有方音。他在《古韵标准》“平声第一部总论”中说：

《诗》中亦有从方音借韵者，东冬钟既借侵，亦可借蒸，皆转东冬钟以就侵蒸，非转侵蒸以就东冬钟也。要之，此皆方音偶借，不可为常。

读音和押韵违背了常态，是时代变化和地域差异的反映。站在统一、规范的角度衡量“方音偶借”，就是一种“合韵”。规律之外，还有新的规律，不论是用古今音变，还是用方言分歧来解释“合韵”现象，都使我们一步步接近了上古汉语语音的事实。音韵学的解释力，在这里更好地显示了出来。

（三）对字词语音关系的解释，也就是对汉字构形系统、词源系统的解释，是古韵学解释力的进一步拓展。

“古音”概念的最初提出就是缘于对上古汉语事实解释的需要，古音研究的发展就是缘于对众多上古汉语事实的综合、全面解释。古代汉语语言文字材料是古音学的土壤，对语言文字现象的解释是古音学发展的动力，从这块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古音学，是为了解释汉语言文字现象，也只有从汉语言文字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古音学，才能真正解释这些现象。人们以前往往说，清代古音学的发达推进了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发展，殊不知清代音韵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以训诂和文字材料来推进的。正是古音学和语言文字解释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辩证关系，成就了乾嘉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高峰。乾嘉学者哪一个不是从解释上古语音现象的宗旨出发来发展自己的音韵体系的？戴震的九类二十五部与《转语》、王念孙的古韵二十一部与《广雅疏证》、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与《说文解字注》，都是以语言文字材料进行古音研究，又以自己的古音体系解释汉语古代文献和汉字中存在的语音现象的。

语音相同相近的关系除去偶然的情况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词语渊源上的联系。从汉语同源词的两两系联，到成群的局部系联，再到网络状的词族系联，人们一直在探讨汉语词汇之间在不同阶段的渊源关系。这种探讨，使音韵学的解释语言现象的目标从文献解释的目的，提升为语源学的目的。

词源关系的探讨一开始就以语音为线索，所以，上古语音关系是词源研究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初的词源关系研究是零星的，因为，在古音学还没得到很好发展的时代，是不可能有条件进行较为全面、较大规模的词源关系研究的。到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时代，古音体系的框架基本构成，就有可能进行较系统的词源关系研究。他们把自己建立的古音体系，首先施之于文字训诂学中的音近义通现象。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成而后注《说文》，王念孙用他的古韵二十一部疏证《广雅》，都是以当时古音学的最高成就解释古代文献中的音义关系，达到因声求义的顶峰。

在戴、段、二王的训诂学之后，章太炎要开拓的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源系统研究。词源系统的研究需要一个古音系统的支持。在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音二十二部基础上，章太炎从“脂”部中立一“队”部，成为二十三部，并创制了《成均图》。上古文献和字书中表现出词的同源关系，不是同一时、地的产物，用一个统一的音系去解释，语音关系会很纷繁，因此，清人开始用“转”的概念来描写各部类之间的多元关系。这些各种各样的“转”如何从现代语音学的音理上解释？它们之间是散乱的还是互有关系？章太炎综合清代古音学体系对各部之间关系的安排意见，使韵类的多重的复杂关系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之中，解释了上古汉语同族词的孳乳与变异。

王力的《同源字典》弁以《同源字论》，其中的《韵表》和《纽表》就是解释同源词语音关系的标准。跟章太炎一样，除了声、韵的部类划分，他还建立了声、韵的系统，据以确定对转、旁转、通转、准双声、旁纽、邻纽等语音的远近亲疏。这些都是为了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的复杂的语音关系，来解释复杂的词族关系。

古音研究的这种追求对语言事实的解释力的传统，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古音研究如果不能解释古代文献中反映的各个层面的语音事实，它的科学性是很难得到证实的，方法再“现代化”，也难以论定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