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充分估计汉语内证材料的泛时和异域特点

内证材料这样重要，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其他方法和证据来补充呢？这是因为，语言的系统应当具有共时性，因此描写音系应当选择共时材料来进行。但是，汉语的书面文献材料很难完全共时和共域，往往有泛时和异域的材料介入其间。

上古音研究必然涉及“上古”时间外延的问题。传统古音学的“上古”指先秦两汉，我们遵从前人的主张。对于古音史，王力先生先后有“三点一线式”和“九点一线式”的框架。“三点”即先秦两汉为上古，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为中古，元明清为近古；“九点一线式”以先秦为一期，两汉自为一期。何九盈先生（2003）在《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中说：“这两个‘框架’现在都有读者，新旧‘炉灶’都在冒烟。”分为九期应该更细更科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为什么“三点一线”的炉灶还在冒烟呢？从研究语音史的角度说，当然分得越细越精确，但是考虑到文献材料有泛时和异域的材料介入，时代的划分略微长一些，反而更容易接近事实。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采用单一的方法，不用其他方法来参照，结论的证实性会受到局限。

先说谐声材料的泛时性。

研究上古音的谐声材料，一般以《说文》所收文字及其分析为主。《说文》于东汉时成书，而里面包括的是从商周到两汉造的形声字。甲骨文中已经有了27% 的形声字，周代是中国本土典籍大量产生的时代，也是形声造字的高峰时代，《说文》总收了商周典籍所用的形声字，占全部小篆的87%，但是，春秋战国时的语言分化速度很快，中原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差异已经较大，这些字不可能是一种地域、一个时代的创造，所以形声字的声符与所从字的读音只能大致相似。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表二《古十七部谐声表》即以《说文》声符归类，他提出的“同声必同部”被认为是上古音研究的重大发明。他在《诗》韵系联的基础上，以这个原则给九千多汉字进行古韵归部，得出的结论用于《说文》字义注释和界定声训，被认为是《说文》四大家中成就最高的，说明他的古音归部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所说的“同部”，也包括“转”的概念在内，那些声音的差异反映的正是谐声材料的泛时性和异域性。

再说词族形成的历时性与表音字符的沿袭性。

汉语词族是在词义不断增多的推动下分化或孳乳而形成的。一个词族的各个同源词，其产生时代贯穿于从殷商到两汉一千多年的时段里，这从现在能看到的文献中是可以证实的。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语音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所以，严格说来，系联同源词所用的上古音，应该分成若干阶段。用统一的音系去系联同源词，例外很多，经常发生“无所不转”的现象，其实，那些例外常常是不同时间层次的反映。

但从词的派生往往依赖原来的母字而孳乳新字的角度看，表示词的古音线索的字符，从殷商到两汉一直是相承的。文字的稳定性高于口语语音许多，不管实际语音发生了多大变化，书写形式的延续性可以帮助我们做好系联工作。问题在于当文字返回语音形式时，语音的关系有时仍然会有超规律的情况。例如，传世文献中的“位”，古文字中多作“立”。汉代的训诂家就指出“古立、位同字”。《周礼·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这种情况在两周金文中常见，如，《毛公鼎》：“甹朕立……余一人在立。”“在立”即“在位”。近些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文字也常见。如，《诗》“静共尔位”，《郭店楚墓竹简》作“情共尔立”注13，上博楚简作“静龏尔立”注14。《易·萃》“萃有位”，《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位”也作“立”。“位”和“立”如果用先秦的语音标准去衡量，是不易被承认的。又如，“百姓”的“姓”本作“生”，卜辞有“多生”一语，郭沫若谓“多生盖犹言百姓”。注15《广韵》“出生”之“生”为审母二等，“百姓”之“姓”为心母。要上推起来它们的古音是不同的（王力生心准双声），但声符相同。又如，古文字“史”“事”本同字，后来分化为二字。《广韵》“史”字读生纽，“事”字读崇纽。这些现象反映出不同的语音层次，用一个简单的韵表是难以容纳的。

再说古代文献语言的模仿性。

汉语书面语沿用先秦的文言，不随口语变动，这样就产生了文献语言的模仿性。而历代的训诂材料都是用文言训释文言，想要靠文献注疏材料来分清语音发展的层次，是很难准确的。汉人注释先秦古文常用的读如、读若、读为等，训诂家往往以先秦的音义关系为标准来衡量。如，《考工记·鲍人》：“卷而摶之。”郑众注云：“摶，读为縳一如瑱之縳，谓卷縳韦革也。”《考工记·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郑众注云：“紾读为抮转之抮。”《考工记·梓人》：“则春以功。”郑玄注云：“春读为蠢，作也，出也。”这类注释，作注的是汉代人，而说明的是先秦时两字之间的音义关系，跟汉时各组之间的语音关系如何、读音是否变化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在书面语里，有时同一个词可用古音不同的字表示。如，《周礼·弁师》：“王之皮弁，会五采玉。”注：“会，缝中也。读如薄借綦之綦。綦，结也。”“薄借”《礼记·丧服传》注作“不借”，同是郑玄注而一作“薄借”一作“不借”。

文献语言的模仿性还表现在汉字的字用也带有因袭性。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修德振兵。”正义曰：“振，整也。”“振兵”就是“整兵”。“整”音转为“振”，当是先秦某方音现象。《小雅·采芑》：“振旅阗阗。”《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入曰振旅，治兵礼毕，整众而还。振，整也。旅，众也。”“振旅”即“振兵”，亦即“整兵”。《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阵）。”注：“春习振旅，兵入收众专于农。平犹正。”“平列”之“平”训的是“振”，故又曰“平犹正”，“正”与“整”古音义同。“整”古耕部字，“振”古文部字，耕部字舌根鼻音易转为舌尖中鼻音，发生耕真通转；真部又转至文部。《说文》“鄭”从“奠”声，以现在的古音标准看，“奠”在文部，“鄭”在耕部。这种方音现象是局部的，但经典文献却是通行的。不能认为各个方言中都把“整”读作“振”，但这种用法在先秦两汉的许多文献中都出现，说明历代文献语言具有模仿性，有时不可简单根据它们的通用情况来分别其时代和地域。

这种复杂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考古与审音的工作一定要过细，而上古音的分期不可过于理想化，在资料的分析尚未达到完全清晰的状态时，以宽泛为宜。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内证为主的同时，古韵研究也不应当拒绝其他方法的尝试和外证材料的应用。只有多方参照，相互比较，上古音的研究才能逐步接近语言实际。

在分期宽泛的同时，音韵史的研究仍要特别关注更细致的分期。在可能的情况下，不但先秦和汉代可以分开，先秦至少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我们曾认为黄侃的“古本音”指的是先秦早期的音，指出：“黄侃古本音……指的是‘上古’的起点时代的雅音（政治中心的共同语、读书音）。”意思是说，根据音理，从文献语言材料看，最早只有十九纽。但这不能扩大化理解为上古一千多年的众多方言中的实际语音都是十九纽。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