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音类关系的确立比微观音值的构拟更为重要

上古音研究工作的内容一是音类的研究，二是音值的构拟。传统古音学主要关注古音的分类，但是，他们在进行音类关系研究时，头脑里是有音值观念的。音值问题没有十分明确的成果，一方面，跟现代比起来，由于当时缺乏一种描写音值的符号，用表示音节的汉字来记音，微观音值的探讨带有隐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就古音学的研究目的而言，音类关系比微观音值更重要。

传统上古音研究在进行音类研究的时候不可能不关注音值，讨论微观音值，有古典语音学作为学术基础。中国古代的语音学著作，唐《守温韵学残卷》就有五音清浊等第轻重的辨析，此后，以宋代的《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代表的韵图，清代江永的《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等都明确辨析音值——对于声母则说明、辨析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如五音、清浊，对于韵则辨析开口、合口（后来更分别开、合、齐、撮四呼）、四等洪细，用韵图的形式就是用结构的观念表现音韵体系；用对比的方法来分辨各种区别性特征。等韵学立出字母名称以后，用“唇音”“舌音”“牙音”“齿音”等术语来说明发音部位，用“清”“次清”“浊”“次浊”等术语说明发音方法。清代音韵学家还用“戛”“透”“拂”“轹”“揉”描写声母发音方法，用“穿鼻”“展辅”“敛唇”“抵颚”“直喉”“闭口”分析尾辅音；陈澧《切韵考》分析《切韵》声韵部类，并给每个音注上《切韵》反切。江永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等尤细。”注17就是在说明元音的舌位高低。这些都说明他们是有音值观念的。

有了古代语音学的基础，前代音韵学家对中古音的研究，不但研究音类，也研究音值。以黄侃的今音研究为例。其《音略》“钱夏韵摄表”阴声有（一）蔼摄、（二）阿摄、（三）依摄、（四）乌摄、（五）讴摄、（六）摄、（七）哀摄，是“纯粹用喉音收韵者”。阳声有（八）安摄、（九）恩摄，分别是阿摄、依摄之“加鼻收韵”；（十）鸯摄、（十一）翁摄、（十二））摄、（十三）甖摄，分别是乌摄、讴摄、摄、哀摄之“加鼻带颚收韵”；（十四）谙摄，“即蔼摄之加鼻音，亦即安摄之加鼻收唇音”，（十五）愔摄，“即依摄之加鼻音，亦即恩摄之加鼻收唇音”。入声有（十六）遏摄、（十七）麧摄，分别是蔼/阿与安、依与恩摄之促音；恶摄、屋摄、沃摄、餩摄，分别是乌与鸯、讴与翁、与）、哀与甖摄之促音；姶摄、揖摄，分别是蔼/阿与遏、依与恩与麧之收唇促音。注18把相配的阴阳入三声对齐，得到下表：

不难看出，传统古音学不但注意对音类的分析，在音值的描写上也是精确到音素的。

上古韵部的研究一直是与古音音值的拟测同为一体的。如对《诗经》古音的研究，原因就是今音与古音不同，读起来觉得不押韵，因而用“协韵”等观念和方法改读今音以合于古音。宋代的古音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进行的。清代段玉裁与江有诰讨论韵值，有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实例。段在给江有诰的信上说：

（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三分之本源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于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沈潜好学，必有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注19

段玉裁古音支脂之三部分用的结论，为一大发明，而三部之所以相异，它们在音值上有何区别，段玉裁一直不能说明白，到老了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些探讨，反映了传统上古音研究在研究音类关系的同时，并不忘音值的探求。宋吴棫分古音为九部，其中《广韵》支脂之微齐灰以及佳皆咍诸韵古音通为一部，就是他把这些韵的字的古音都拟读为相同的音的结果。如，“皆、佳、该”都是“坚奚切”，“丘、开”都是“祛其切”。注20清儒的古韵分部一直与拟测音读相伴而行——古韵分部与古音拟测是密不可分的。顾炎武先由平水韵而恢复至《唐韵》；再正《唐韵》，由《唐韵》恢复至上古音。其中孰正孰变，不只是分类，更是改正反切，恢复其上古音值，所以顾炎武的音韵学成果，与《诗本音》相配合的是《唐韵正》，把《唐韵》反切中不合古音的一个个改正过来，恢复其古音读法，最后才得出古音十部的结论。江永《古韵标准》将真元分立，幽宵分立，侵谈分立，他的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在音理上区别音之侈弇。戴震古音九类二十五部的韵目字，用的是影纽字，以强调韵目字的韵母的音值，如“阿、乌、垩”“翁、讴、屋”之类，并且在与段玉裁讨论古音分部时说“真以下十四韵皆收舌齿音”，“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注21，指出其收尾辅音的发音部位。他的阴阳入三声相配，用今人的说法就是：元音相同、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不同的韵相转。专门研读梵文三年的章太炎，作《二十三部音准》，根据汉字谐声、《广韵》音系和各地方音构拟古音。黄侃的古本音说，也就包含音值的拟测，所以王力先生、俞敏先生都曾用音标表示黄侃用汉字所拟测的古音二十八部音值。王力先生并且说：

我在《汉语音韵学》中说：“古韵学家只知道分析韵部，不知道研究各韵的音值。”这话说得不对。古代音韵学家所谓“古本韵”，就是先秦古韵的音值……注22

虽然传统古音研究不但注重音类关系，而且在音类关系的研究中实际上不能也没有不论音值，但是传统小学以文献阅读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宗旨，决定了上古音研究是以音类关系研究为最重要目的的，音值构拟实际上也是以音类关系作为依据，以反映音类关系为重要目的的。因为：第一，由于记音工具缺乏，微观音值的描写很难复原到当初的状态；第二，音韵研究不需要模仿古人说话，只需要在确立古声韵的部类以及字的古音地位后，解决文献阅读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对于上古音研究来说，工具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能揭示语音事实、探求语音规律越好。即使没有《二十三部音准》的拟音，章太炎《成均图》的二十三部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因为《成均图》不光有韵部，还有韵部之间的相互关系。段玉裁以来各家对古韵部安排的次第，都显示了韵部之间的关系。王力的二十九部（战国三十部），如果没有拟上音标，是否就会令其《古韵表》显得粗疏呢？也不是，因为韵表已经排列了各部之间、纵横之间的次第远近关系。现在有的人把古音拟得很复杂，但是，本来材料上证明两部关系很近，经他一拟反而看不清关系了，这种“细而差”的拟音，远不如“粗而准”的拟音有用。

实际上，有了声音关系，便足以说明古代文献中诸多语言文字问题。上举《豳风·东山》传：“烝，窴也。”笺：“古者声窴、填、尘同也。”毛传解决了《诗》中“烝”读作“窴”，说明了二字古音有演变关系，郑笺说明了“窴”与“尘”古音的相同关系，这里虽然主要只是古音关系的说明，即使我们不去考究郑玄这里对“窴”与“尘”的音值意见是什么，不去构拟它们是什么音，也可以知道，“烝在桑野”就是“尘（陈）在桑野”，即久在桑野。同样的道理，段玉裁不知道支脂之三部音值上的区别，但他分别了它们古音部类的不同，不但使得此前阳声耕真蒸的分别（顾炎武古音十部已分别），入声锡质职的分别（江永入声八部已分别）能与阴声整齐相配，在经典阅读上更是可以解决大量问题。

重视声音关系而不一定要求出其准确音值或加以音标，是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决定的。汉字的谐声、重文以及文献中的异文、读若等，从形体上本来就能直接显现声音关系，包括字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声类与声类的关系。黄侃总结了推求古音变化的材料和方法，其中有些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

据许书以推音之变者，一据重文，二据说解，三据读若，四据无声字而细索其音，五据有声字而推其变。

据重文者：重文之字，取声多在同部；而亦有在异部者，则其变也。是故玭之重蠙，比在今韵灰属，蠙在今韵先属，此可悟灰、先相转也……

据说解者：说解兼用叠韵、双声，而用双声者，即可得韵之变。旁训溥，上唐而下模，唐、模固对转也。祈训求，上痕而下咍，痕、咍固相转也。（存、思两字，一自咍入痕，一自痕入咍。）……

据读若者：《说文》取读，大氐用彼时之音，而古音与汉世之异，于斯可得其本。在同部者，不必论矣。转入异部，即可知韵转之理。如读舂麦为之，而舂麦之实应作，此可知寒转入曷矣。蠸读蜀都布名，而布名之字实应作，此可知由曷转入寒矣……

据无声字者：《说文》之字，有本有声而不言声者。道，从辵，从首，实首声也……

据有声之字者：如祼从果声，而读古玩反，是由歌转寒。玭，从比声，而读步因反，是由灰转先。玟，从文声，痕也，而转灰，读莫杯反……注23

王力先生也曾纯用声类说明字词的古音关系。他说：

“仍”字古音在蒸部。《广韵》如乘切，蒸韵。等韵曾摄，日母，开三。《说文》：“仍，因也，从人，乃声。”按“乃”古音在之部，之蒸对转。注24

“伊”字古音在脂部。《广韵》於脂切，脂韵（平水支韵）。等韵止摄，影母，开三。《说文》：“伊，殷圣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小徐本作“从人尹”，云：“俗本有声字，误也。”今按有“声”字不误，“尹”在谆部，脂谆可对转也。注25

因声以求义的工作，最集中地体现在同源词研究中。同源关系判断的声音标准，传统是根据声音关系。韵的方面如段玉裁的十七部、王念孙的二十一部、章太炎的二十三部、黄侃的二十八部、王力的二十九部（战国三十部），皆足以说明声音关系。声母方面如黄侃十九纽、王力三十三纽。声与韵同时验证，可以说明声音关系。王力的《同源字典》，也以声音为纲，分为三个层次：以韵尾不同分为甲、乙、丙三大类，八小类；以二十九个韵部为第二个层次；各韵部之下再依三十三个声母列出同源词组。可见，先弄清了声音关系，音值拟构只是对一个音的多边关系加以外化，今人所增加的，主要是作为工具的音标。

何九盈比较过传统词源研究与高本汉的词源研究，他说：

高本汉之前，中国学者研究语源不用国际音标，只能用比较模糊的声类、韵类、声转、音转来说明其语音关系。高氏对所收每一个字都标注了起首辅音、中介元音、主要元音、韵尾辅音，并建立了“转换的法则”。……人们常批评《文始》音转过宽，谁知高本汉的“转换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高本汉的构拟只顾头尾，不顾中间。他说：“我对于元音没有加以区分。从西藏语上所得的经验指示着我们，这种语言的演化有很多的‘元音变换’，因之在同一语根之内容有极多变异的韵素。我也要判定中国语里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现象。”（张世禄译《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1937）这种判定，相当主观，依据这种判定得出的所谓“法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1935年王力先生发表《评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指出：“高氏没有把上古音值研究得一个使人深信的结论的时候，他的字谱实嫌早熟。”（《王力文集》第20卷33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我以为即使高氏把上古音研究好了，他也很难把汉语语源问题研究好，因为他的文字训诂功底实在欠缺。注26

我们理解，这段话不是讨论古音研究要不要构拟，也不是讨论用什么手段和工具来说明同源词的古音关系，只是客观地说明“用比较模糊的声类、韵类、声转、音转来说明其语音关系”的学者与用音标说明古音关系并建立“转换的法则”的学者在文字训诂功底上的差别，最终会影响到同源词研究的结论。这与我们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传统古音研究最重要的是古音部类的分合，音标的构拟对于词源研究乃至上古文献的释读，都有可能会帮上一些忙，但也有可能因为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而“以音标而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