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呐喊·自序》中的“异地”

鲁迅第一篇写及南京求学生活的文章是《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距其1902年从南京赴日留学整整二十年，距其1912年随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离开南京前往北京整整十年。《呐喊·自序》第三节写南京求学生活，曰：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药方，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2]

这段话鲁迅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经常引用。但是，结合鲁迅南京求学生活的实际情形来看，其中存在着若干问题。其一，鲁迅用英文字母（N与K）代指南京与其就读的学校，没有写出真实的地名与校名。在这里，南京是作为“N”和“异地”存在的。这是一种回避。其二，所谓“K学堂”，从K的发音与下文所列课程来看，是矿路学堂。就是说，鲁迅写自己学历的时候回避了初到南京时考入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第二重回避，否定性的回避。其三，鲁迅将“到N进K学堂”置于“困顿”“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脉络之中来叙述，与事实有出入。十八岁的周樟寿去南京求学，主要原因是“困顿”。1925年5月，即写《呐喊·自序》两年半之后，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3]晚年（1934年）所作《自传》中有同样的表述，所谓“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4]鲁迅自述的“困顿”之外，还有周作人的解说，曰：

鲁迅心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结果自然只好进公费的水陆师学堂，又考虑路程的远近，结果决定了往南京去。其实这里还有别一个，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里有一个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换句话说便是“轮机科舍监”。鲁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暂住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很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太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5]

总体看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于自己南京求学生活的叙述是选择性、重构性的。他对城市、学校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对去南京求学原因的讲述则有“传说化”倾向。[6]“困顿”、不满于“世人的真面目”、“走异路，逃异地”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导致的是否是“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思想性、探索性的行为，是个疑问。对于十八岁的贫困青年周樟寿来说，重要的是江南水师学堂不收学费并且发生活费，他到南京投奔（“寻求”）的本家叔祖周椒生和绍兴的保守分子一样保守，并非“别样的人们”。实际上，1922年鲁迅写《呐喊·自序》的时候，对于二十四年前自己是否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并不敢确定。他用“仿佛是想”一语将自己的叙述相对化了。既然是“仿佛”，即并非确凿的事实，是否“想”过，是当时所“想”还是后来所“想”，也是未知数。

那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为何要对自己的南京求学生活做掩饰性、选择性、重构性的叙述？——这是《呐喊·自序》的写作目的决定的。《呐喊·自序》是作家鲁迅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写的序，他要在这里塑造自己的作家形象，自然会把个人历史“传说化”。于是就有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文学性的自我描述。在其“作家传说”中，“弃医从文”是关键，而不学医则无以“弃医”，学医又要有学医的缘由，所以，《呐喊·自序》对于“《呐喊》的来由”的讲述是从其父亲的病开始的，写及南京求学生活的时候，在学校的正式课程之外，突出了课余对生理学著作《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的阅读。

《呐喊·自序》的逻辑决定着鲁迅对“南京记忆”的选择与重构。这种重构是在去南京求学二十四年之后进行的，因此融入了鲁迅后来的生活体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有志青年的求索意愿，对于身在绍兴的贫困青年周樟寿来说尚属“仿佛是想”，但对于到达南京之后的周树人来说确实存在，并且成为“实践”。这“实践”之中有1898年10月的转考矿路学堂——他在这里知道了赫胥黎、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噶等“别样的人们”，有1902年的东渡日本，还有1911年的第二次离开绍兴。其中，第二次离开绍兴的体验尤其值得注意。1909年8月，鲁迅结束留日生活回国，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但不到一年即辞职回到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对于1898年离开绍兴的鲁迅来说，十多年后的返乡是个“失败”。鲁迅小说《在酒楼上》（1924年）中，吕纬甫与“我”有这样的对话——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我”回答说：“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7]这个“我”应当理解为离乡十多年之后回到绍兴的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一篇，写到绍兴的“革命”——“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鲁迅、范爱农等人因批评新政府，甚至受到新都督王金发的手枪威胁。恰在此时许寿裳邀鲁迅去南京，范爱农凄凉地对鲁迅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鲁迅在《范爱农》中写道：“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鲁迅的这次离绍赴宁，与1898年那一次相比，是自觉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就与故乡绍兴的关系而言，此时思想、事业方面的挫折与少年时代的屈辱感叠加，激化了鲁迅与故乡的矛盾。所以，所谓“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与其说是1898年十八岁的周樟寿离开绍兴时的意愿，不如说是1922年四十二岁的“鲁迅”对于自己半生道路的表述——文学性的表述。

鲁迅1922年年底写《呐喊·自序》的时候，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展示了鲜明的反传统姿态——即反叛性的“异”的姿态，因此，当他把南京作为“异地”来叙述的时候，实质上是在确认南京在自己思想形成史上的位置。“异”即“现代”。作为“异地”的现代的南京，即与作为“旧地”的S城绍兴相对立。对于来自绍兴的周樟寿来说，在清末开始现代化的南京就是这样成为“异地”的。无论是对于来自绍兴的十八岁贫困青年周樟寿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来说，洋务运动重镇南京都是“异地”。